张再：我所知道的 “中苏友好协会 ” 始末

“中苏好友协会总会 ” 于1949年10月5日成立，到 “文化大革命 ” 后期名存实亡，历时大约20个春秋。“中苏友好协会 ” （简称 “中苏友协 ”） 对新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是空前的。多位国家领导人成为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 ”的领导人，全国各省、市、县都有分会，而且由当地主要领导主持协会工作。

1949年新中国尚未成立，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业还没有完成，便被中央组织部调去参与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筹备工作。总会成立后，我在办公室担任秘书，主管行政、财务和对外联络工作。对外联络工作渠道繁多、关系复杂。如每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纪念 “十月革命节 ”、庆祝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大会等，这些活动从筹备、接洽、招待到收尾，我都参与经办，是主要的工作人员。多次近距离与中共中央及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导接触。1954年后，我由于主管《中苏友好报》的发行工作，需要到全国各地调查、征求意见。其中，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1954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那天，《中苏友好报》与 《莫斯科晚报》互换报纸版面，在两地印发，并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由于各地友协和邮政系统的全力宣传，《中苏友好报》的发行量最高曾达到20多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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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参与 “中苏友协总会”筹备工作的人健在的不多了，且身体多有不便，而当时总会积累的大量资料，在“文化大革命 ” 期间基本散失。我作为当事人，有责任和义务把这段历史告诉后人。

说到 “中苏友好协会 ”，不能不提“中苏文化协会 ” 的影响。“中苏文化协会 ”，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促进中苏文化交流与两国友谊的社会团体。1935年10月，该协会由徐悲鸿、张西曼等人筹组，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其章程规定：“中苏文化协会 ” “以研究及宣扬中苏文化并促进两国国民之友谊为宗旨。” 1938年，“中苏文化协会 ” 迁到重庆。在抗战期间，协会得以迅速发展，会员人数达到5万多人。协会经常组织座谈，讨论中苏关系和国际问题，出版苏联政治、经济、文化丛书，并创办了 《中苏文化》月刊等。

至于为何用 “中苏文化协会 ” 名称，1949年，郭沫若在 “中苏友协 ” 发起人大会上致词时说：“那个组织在某一段时期，在某些进步人士运用之下，也起过进步的作用。那个旧时期的 ‘中苏文化协会’在成立时也曾打算用‘中苏友好协会’的名义的，但因反动派不高兴中苏友好，因此选用了‘文化协会’的名目。”

1957年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左起：第六人为代表团团长胡愈之，第十一人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总干事戈宝权，第十五人为 《中苏友好报》编辑部主任欧阳惠

在 “中苏文化协会 ” 历史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力图施加影响。在抗日战争期间， “中苏文化协会 ”迁到重庆，继续宣传社会主义的苏联，推动进步文化活动，鼓舞人民抗日意志。当时，“中苏文化协会 ” 的会址则成为革命者活动的据点，是当时重庆的文化人经常聚会的场所，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南方局的同志经常到那里参加活动，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也是利用 “中苏文协 ” 的会址与国民党官方人士、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的，可说是盛况空前。后来，阳翰笙曾撰文肯定 “中苏文化协会 ” 的历史功绩，指出：“中苏文协在抗战时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9年12月21日是苏联领袖斯大林六十寿辰，延安为此召开祝寿大会，并经吴玉章提议发起成立 “中苏文化协会 ” 延安分会。新中国成立前夕，郭沫若等一大批民主进步人士来到北平，积极宣传“中苏文化协会 ” 的作用和成就，倡议成立 “中苏友好协会 ”。

事实上，在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 ”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一些城市已经成立了 “中苏友好协会 ”，并对城市政权接管和巩固起到过重要作用。1945年8月22日，苏军解放旅大。由于旅大刚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共两党都力图控制这座城市。为此，国民党特务乘机挂出国民党支部的牌子，中共地下组织也非常活跃，彭真指示韩光 （后为旅大市市长）不急于挂牌，先发动群众，与苏军接头，搞好关系，于是成立了 “中苏友协 ”。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妇联、青联等组织也相继成立，与国民党相抗衡。为了与苏军建立良好关系，?“中苏友协 ”利用俱乐部举办演讲、展览、放电影、开联欢会，并开展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不久，哈尔滨、沈阳、东北大区也成立了 “中苏友协 ”，而且不断扩大，迅速形成哪里解放哪里就成立 “中苏友协 ” 的局面，这为以后成立全国规模的 “中苏友协 ” 产生了积极影响。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是 “一边倒 ”，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对 “中苏友好协会 ” 的成立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刘少奇在论述 “中苏友好协会 ” 的宗旨时提出，“中苏友好协会 ”的目的，“就是要增进与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与合作，苏联人民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中国人民将要走的道路 ”。

1949年5月,?“中苏友好协会 ”总会筹备处成立，由钱俊瑞负责，张仲实具体操作，住宿、办公均在南河沿BOKC(原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今北京市对外友协住地 ）和翠明庄 (原中央组织部招待所),8月迁入御河桥2号 （今正义路 2号 ）,全体干部响应钱俊瑞 “大干 50天成立友协总会 ” 的号召,全力以赴投入到总会的筹备上来。

1949年7月16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爱国民主人士齐聚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苏友协 ” 发起人大会,698人出席。大会选出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吴玉章、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黄炎培等 51人为主席团成员。会议通过成立 “中苏友协 ” 的筹备章程,并推举刘少奇、宋庆龄、郭沫若等 81人为筹备会委员,宣告 “中苏友好协会 ”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还通过致苏联政府的致敬电。

电文说：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大元帅：?

我们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很早就开始了反对外国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斗争。但是直到十月革命后,中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现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领导之下,经过近三十年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今后我们中国人民将进行艰巨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把自己的祖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我们在兴奋愉快地庆祝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不能忘记伟大的列宁和您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给与中国人民的启示和鼓舞,不能忘记苏联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同情和帮助,不能忘记苏联在战胜德日意法西斯中的决定的作用,不能忘记战后苏联对世界民主和平阵营的坚强领导。在今后继续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人民民主和永久和平的斗争中,您所大大发展和充实了的革命理论,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将是中国人民建国的强大武器。我们向您致热烈的敬礼！并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表示庆贺！

我们发起成立 “中苏友好协会 ”的目的,是在建立和发展中苏两国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联系,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建国的丰富经验和科学文化,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为争取世界永久和平而奋斗。?

中苏两国人民友好万岁！

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

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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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苏友好协会 ” 代表团访问莫斯科

长期居住在上海、一直为促进中苏友谊而操劳的宋庆龄,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于8月28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来到北平,参加全国政协和 “中苏友协 ” 的筹备工作。当日下午4时15分,从上海驶来的火车刚刚停稳在前门火车站,毛泽东即大步走上车厢与宋庆龄握手,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

筹备会议于9月6日在北京饭店举行,宋庆龄、朱德、郭沫若、周恩来、林伯渠、李济深、邵力子、陆定一、李立三等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推举宋庆龄为筹委会主任,通过 “中苏友好协会 ” 章程草案及有关事项。

1949年10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了 “中苏友好协会 ”总会成立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宋庆龄、朱德、吴玉章、董必武、张澜、陈云、高岗等出席,各界知名人士及代表 1000多人参加会议。宋庆龄致开幕词,刘少奇作题为《中苏两国人民永远不朽的友谊与合作万岁 》的长篇报告。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会长 （据王光美回忆,中央原打算安排宋庆龄为 “中苏友协 ” 首任会长,但考虑到中苏两国关系的复杂性,才决定先让刘少奇担任此职 ）,宋庆龄、吴玉章、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黄炎培为副会长?钱俊瑞任总干事；同时选出丁西林等 197人为理事。“中苏友协 ” 总会的成立,将中苏友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专程前来参加成立大会的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马尔科夫也相继致词,表示祝贺。何香凝、张澜、吴玉章、邵力子等也发表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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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协 ” 章程规定：组织机构共分五级,即全国设总会,大区设总分会,省、市、自治区设分会,县市设支会,乡村设支分会,各基层友协组织均按当地和本单位的名称,简称为某机关、企业、学校 “中苏友好协会 ”,如济南市所有机关、学校、厂矿的大门口,都挂有白底红字的中苏友好协会的牌子。各地中苏友协分会、支会会长均由当地党委主要领导担任,如彭真为北京市 “中苏友协 ”会长,陈毅为上海市 “中苏友协 ” 会长。“中苏友协 ” 总会历任会长是刘少奇、宋庆龄、屈武、伍修权,担任过副会长的有宋庆龄、吴玉章、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张澜、黄炎培、林伯渠、林彪、程潜、沈雁冰、邵力子、李四光、刘宁一、李德全、廖承志、乌兰夫、李烛尘等。“中苏友协 ” 总会设秘书处、组织部、联络部、服务部、研究出版部、图书资料室,各部门除配有专职干部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也参加了领导工作。如阎宝航为服务部主任,李德全、曹禺为副主任；萧三为联络部主任,丁瓒、陈家康、陆璀、戈宝权为副主任；钱俊瑞兼组织部主任?王昆仑、辛志超为副主任；张仲实为研究出版部主任,曹靖华、沈志远、樊弘为副主任；宦乡为秘书处主任,赖亚力为副主任;王之相为图书资料室主任。

总会设总干事 1人,对会长负责。首任总干事为钱俊瑞。总干事下配备若干专职副总干事,驻会主持日常工作,丁秀、赵仲池、廖经天、林朗、李希庚、胡韦德先后担任驻会副总干事。根据 《中苏友协章程 》规定,总会每三年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样,1951年、1954年、1959年召开过三次大会。其中,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54年 12月28日举行,各党派、各阶层代表 355人出席。会议内容为报告工作、修改章程、选举领导机构。在修改 《中苏友协章程 》第二条时,将友协 “介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与科学成就 ”,修改为 “介绍和推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科学技术成就 ”。大会选举宋庆龄为会长,林伯渠、林彪、张澜、李济深、吴玉章、程潜、廖承志、李四光、马寅初、邵力子等 19人为副会长,钱俊瑞为秘书长,同时选出丁玲等 60人为理事。

总会机关是部级单位?行政编制80人,党组受中共中央群直党委的领导。日常管理由总干事钱俊瑞全权负责?遇到重大事项,由他本人直接向刘少奇汇报,请求中央指示。总会的机关报是 《中苏友好报 》,1952年10月创刊,郭沫若题写报名,总编辑为 《人民日报 》原副总编辑廖经天。报上的文章短小、生动,插图较多,是向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帮助学习苏联的重要工具,各级党委要求基层单位都要订阅 《中苏友好报 》。中共中央还批准该报与 《人民日报 》、 《工人日报 》、 《中国青年报 》四种报纸向国外发行。

总会成立后，全国各地 “中苏友协 ” 迅速组建各种相应机构。截至1955年，成立中苏友协 65处，专职干部 652人，支会 119900个，俄文夜校 78处，友好馆 （厦 ） 28处，会员达 3800万人。为全面推动学习苏联运动，从 1953年起，又在全国启动团体会员工作，原则上不再吸收个人会员，只要对苏友好，就可以集体入会。因为学习苏联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于是解放军、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都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了“中苏友协 ”，使会员人数猛增至6800多万人，与工会、青年团、妇联并列，成为全国最大的群众团体。

后来，中共中央为加强对 “中苏友协 ” 的领导，于 1953年3月3日发出 《关于改进中苏友协工作的指示 》，明确规定?今后各地友协的工作由各地党委宣传部门直接管理，“中苏友协 ” 总会的工作，除对外工作外，均由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因此，?“中苏友协 ” 总会挂靠在中宣部国际处，党组也受中宣部党组领导。中宣部的领导陆定一、习仲勋、张磐石、姚溱等都指导过 “中苏友协 ” 的工作。同年4月，在 “中苏友协 ” 总会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工作会议上，习仲勋部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此后友协的工作就是集中精力进行宣传教育。6月，?“中苏友协 ” 总会发出《改进中苏友协工作的补充通知 》，要求各地认真贯彻中宣部的指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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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协 ” 成立后，首先是全面介绍与宣传苏联，推进学习苏联运动。这主要包括：第一，出版了大量报刊及文字材料。如总会的 《中苏友好 》杂志和 《中苏友好报 》、东北的《苏联介绍》、上海的 《苏联知识 》等，约计70多种。同时，编印了大量小册子单行本发送到厂矿和农村。据不完全统计，共提供各种宣传材料1820多种，达 4600多万册。第二，举办苏联图片展览。各地友协将苏联提供的图片和画报，剪裁编印成各类主题的图片展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中城市的街头、公园、学校、厂矿、图书馆等群众聚集的地方，都有“中苏友协 ” 设置的图片橱窗或画廊。

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10月，在苏联展览馆 （今北京展览馆 ） 举办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全部展品1.15万余件,规模大、样品多、影响深远。展品在北京展出后,还相继到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巡回展出，直到1956年7月才落下帷幕，观众达1125万余人。第三，放映苏联电影。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影片禁映，国产片又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故大量进口苏联影片。截至 “文化大革命 ” 前，约计四五百部。这些苏联影片，大都为反映苏联革命时期、卫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优秀作品。在举办 “中苏友好月 ” 活动期间，全国各地都举办了苏联电影展?放映了《列宁在十月 》、《带枪的人 》、《攻克柏林 》、《斯大林格勒大血战 》、《乡村女教师 》等影片，全国 67个大中城市共放映影片4.6万多场，观众达 4000万人次。其中上海有 540万人口，观众竟然高达590万人次，盛况空前。周总理先后出席了苏联电影展开幕式和为 “中苏友好月 ” 与影展结束举办的宴会，并为影展题词：“学习苏联电影事业的经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第四，举办俄语夜校。各地中苏友协会同当地教育部门举办各种形式的俄文学校、进修班、学习班，并通过电台广播和函授?进行俄语教学，培养俄语人才。第五，举办报告会、座谈会。各地 “中苏友协 ” 还广泛举办报告会、座谈会，宣传苏联，学习苏联，让中苏友好深入人心。截至 “文化大革命 ” 前?共举办各种报告会 20多万场?听众达1.5亿人次。第六，编印宣传材料，推动基层学习苏联。各地友协编印大量通俗易懂的小册子和画册，发给厂矿和农村，作为学习苏联的形象教材。此外，“中苏友协 ”还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苏友好协会保持工作联系，相互寄赠一些书刊、照片、电影，以及相互介绍情况，交流向苏联学习的经验，并先后应邀派代表团出席波苏、捷苏、保苏、蒙苏、匈苏友好协会的代表大会。

其次，组织一系列重大活动。每逢十月革命节 （11月7日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签订日（2月14日 ）、苏联建军节（2月23日 ），以及列宁诞辰 （4月 22日 ）、斯大林寿辰 （12月21日 ） 等苏联重大节日，“中苏友协 ” 总会都会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庆祝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都会应邀出席并讲话。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 70岁寿辰，怀仁堂举行盛大庆祝晚会，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吴玉章等领导及首都各界知名人士 1000多人，冒雪早早来到会场。怀仁堂红灯高挂，喜气洋洋。刘少奇会长宣布祝寿大会开始，并致电斯大林：“您的生日也已成为全世界进步人类的狂欢节日，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大示威。” 文艺团体表演精彩节目，全场高呼 “斯大林万岁 ”。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9日上午，60万人在天安门参加追悼会，毛泽东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向斯大林敬献了花圈。“中苏友协 ” 总会机关全体人员聚集在一起?边听广播，边嚎啕大哭。“中苏友协 ” 还派出巡回宣传车，随带一些影片和资料，到南方各省广大农村进行宣传以示悼念。

最令人难忘的是，自1952年11月到12月6日，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35周年，全国各大城市举办了盛况空前的 “中苏友好月 ” 活动。11月6日，在怀仁堂举行开幕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吴玉章、李济深等出席，在京苏联专家及各国驻华使节也都应邀出席，专程来华访问的苏联红旗歌舞团也参加了开幕式。会后，苏联艺术家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毛泽东、周恩来等上台与演员握手。“中苏友好月 ” 活动声势浩大、形式多样、覆盖面广，是展示中苏友好的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全国各阶层影响深远。每次重大活动结束时?全场与会者都要起立高呼 “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 “毛主席万岁 ”、 “斯大林大元帅万岁万万岁 ”。

再次，促进交流，介绍新中国。长期以来，苏联人民对中国了解很少，中苏之间的交流也极不平衡，郭沫若解放前在 《中苏文化交流 》一文中，将中苏两国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形象地比喻为 “洪流与溪涧 ”。他说：“就拿中苏两国间的文艺关系来说，由苏联介绍到中国来的作品可以说洪流，由中国介绍到苏联去的作品可以说只有一条溪涧。” 因而，“中苏友协 ” 成立后，加大对苏联宣传的力度，经常寄赠给苏联有关单位和团体资料、图书、照片、电影等。如 1953年一年中，共选中文书籍 110余种、6000余册、外文书籍 70种、440余册，中外文期刊 50余种。更重要的是，1954年 “中苏友协 ” 创办了《俄文友好报 》，国内编译制版，空运莫斯科印刷发行，每期发行 7万多份，受到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莫斯科街头曾排起长队争相购买，成为苏联人民了解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媒介。与此同时，还在苏联举办各种展览，组织代表团访问苏联。1957年起，每年都要同苏联对外文协签订合作计划，全面介绍新中国各项建设成就，并号召小学生给苏联小朋友写信，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通过几年来对苏联的大力介绍宣传，基本消除了人们疑苏、反苏思想，统一了人们的认识，中国人民把苏联称做 “老大哥 ”、 “可靠的朋友 ”，将苏联等同于共产主义，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中苏友协 ” 在中宣部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党的一个重要宣传部门，工作中受到中共中央各有关部门及各民主党派的高度重视和密切配合。总会机关办公地点在东交民巷，办公条件优越，人才济济，财政拨款充裕。当时配发给协会的灰色小轿车车号排为第7号，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当时在宣传中工作中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就是号召中国人民无条件地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对此，胡乔木曾说，苏联那种模式确实对中国影响是非常大的?从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我们党建党建国照搬苏联模式的基础，使我们走了极大弯路，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在两国友好时期，提起苏联的援助就是无私的、长期的；两国出现分歧后，则变成不是无偿的、单方面的。不仅如此，当时把是否亲苏几乎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衡量干部政治可靠与否的标准。1957年 “反right ”斗争中,不少人因重提中苏之间的敏感问题而被打成 “right分子 ”。

斯大林问题是中苏关系的焦点，直接影响了两国关系的走向。当时对斯大林的看法只有歌颂和赞扬。钱俊瑞说，?“斯大林是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创造者和司令员 ”。1956年 2月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动荡。毛泽东说，“秘密报告的发表，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 ”，并对斯大林作 “三七开 ” 评价。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发表后，?“中苏友协 ” 自然深受其害，总会机关议论纷纷?人心开始涣散。对于是否像以前那样继续宣传苏联，在总会领导层出现了分歧。以廖经天为首的驻会领导认为，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中苏友协 ”有必要改变过去那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搞宣传苏联、学习苏联的做法。不久，中宣部批转了廖经天起草的 《关于改进中苏友协工作的报告 》。《报告 》要求各地友协?要适应形势的发展，迅速转变工作职能，把宣传内容主要侧重于介绍苏联的科学成就，如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建成的第一座原子发电站等。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同中国签订的专家合同，废除科技合作项目，撤走了全部专家，?“中苏友协 ”的境遇日渐困难，一些重要工作逐渐被外事部门所取代。尽管如此，在两国重要的节日、纪念日期间，双方都互派代表团进行访问，举办图片展览，交换资料，都不愿首先中断关系，?“中苏友协 ”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纽带。1963年，在两国关系处于困难时，中国在莫斯科举办了 “人民公社在前进中 ” 的图片展览，苏联则在北京举办了 “七年计划在行动中 ” 的图片展览。但是，由于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同中国签订的一切合作项目，?“中苏友协 ” 的工作受到严重影响，介绍苏联、学习苏联的宣传活动，不得不停下来，?“中苏友协 ” 作为一个宣传机构的使命几乎走到了尽头，其组织结构也作了相应调整，总会机关人员编制由 80人减少为 40人。

1964年2月，中宣部将“中苏友协 ” 的工作移交给国务院外事办公室。8月，外事办公室又将“中苏友协 ” 交由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领导。1966年4月，对外文委将各地友协全部划归文委领导，与各地对外友协合署办公，工作重点转移到中苏民间交流上来。

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发展到公开论战?两国围绕以往所有分歧在全世界面前展开了一场全面的公开论战。1962年苏共在东欧 5个国家共产党会议上攻击中国共产党，并得到 40多个兄弟党的赞同和支持。于是，中国发表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吹响了反击号角?两党开始全面论战。“中苏友协 ” 不可能袖手旁观?参加到论战之中。

《俄文友好报 》在苏联影响较大，也引起苏联政府的注意。中国代表团访苏期间，赫鲁晓夫接见代表团时指出，《俄文友好报 》在苏发行是否合适。代表团回国后，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后说，?“哪有到别的国家办报的 ”，故而该报停止出版发行。但在苏工作人员对苏方十分不满，未及时撤离，继续参观访问，以示抗议。苏联派到中国来打算办 《中文友好报 》的工作人员也同样不撤不离。代表团负责人回国后作访苏报告时，继续吹捧赫鲁晓夫，称其如何关注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陈毅副总理知道后，十分生气地说，?“糊涂反动 ”给予相应处分。

1966年庆祝十月革命胜利 49周年，?“苏中友协 ” 应邀派出以 《真理报 》评论员马耶夫斯基为首的代表团，于11月2日到达北京，在参加十月革命节晚会后，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参加访问，并与红卫兵、大学生及作家座谈?受到热烈欢迎。但马耶夫斯基等在访问期间，多次挑起争端。“中苏友协 ”陪同参观的人员多次提出忠告，他们拒绝接受，先后四次中途退场，四次拒绝履行商定的活动项目，五次提出抗议，最后竟然提前回国，中断参观访问。

在中苏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的形势下，?“中苏友协 ” 原来的宗旨和工作方针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必须加以改变，对此，陈毅指示：“中苏友协 ” 不是党的宣传机构，而是对外文化交流部门，今后在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的定位———维持睦邻友，而不是50年代那种结盟关系。

随着中苏关系日益恶化? “中苏友协 ” 举步维艰?陷入半瘫痪状态，干部纷纷调离，剩下几十人留守待命，应付日常工作。到 “文化大革命 ” 后期，总会机关全体人员下放干校劳动，干脆摘掉了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 ” 的牌子，大部分文件、资料和图书，也被大卡车拉走销毁，西长安街 2号办公地址亦被挪做他用。各地中苏友协也采取相应措施?合并到外事部门。从此，?“中苏友协 ” 名存实亡。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解冻，?“中苏友协 ” 恢复了活动。但此时的 “中苏友协 ” 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组织，1992年更名为中俄友协，完全成为对外友好协会的一个分支机构，与原 “中苏友好协会 ” 没有关系了。

“中苏友协 ” 为贯彻 “一边倒 ”方针，对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和推动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新中国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正如薄一波1952年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中苏友协、工会、青年团等组织共同形成了人民政府的极为广大的坚强的社会支柱。” 50多年过去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已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而苏联已不复存在，但半个世纪前各地修建的中苏友好馆许多仍然屹立在原来的地方，诉说着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