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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子文长期担负组织部门的领导工作，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历史上任职时间最久的一位部长。很长一个时期，他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因此和刘少奇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对安子文，刘少奇一直很信任和器重；而安子文对刘少奇也始终抱有深厚的感情，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安子文是陕西子洲人，1925年6月，不满16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秋担任中共中央的交通员。1930年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科科长。1931年1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3月在天津再次被捕，后转押于北平草岚子监狱，参与组织狱中斗争。1936年秋，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经请示中央同意，要求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安子文等一批中共党员履行相关出狱手续出狱。安子文后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兼管北平学委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安子文离开北平辗转到达太原，在北方局组织部工作。太原失守前夕，刘少奇率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从太原撤到临汾刘村。为了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刘少奇特地找安子文谈话，让他随彭真到沁县和薄一波一起开展工作。这是安子文第一次与刘少奇见面。
1937年11月底，安子文任中共太岳区工作委员会书记，随彭真从临汾出发到达沁县。此后，安子文与薄一波等同志遵照党中央和刘少奇的指示，在八路军总部的指挥下，以太岳山脉为依托，参与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
1942年10月20日，刘少奇根据党中央指示回延安途经太岳区到达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沁源阎寨村。第二天，日军飞机在沁源城及附近进行轰炸，并撒下活捉薄（一波）、陈（赓）、安（子文）的传单。就在这样与敌周旋的紧张环境中，刘少奇听取了薄一波、陈赓、安子文关于太岳根据地的工作汇报，对以革命的“两面政权”同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离开太岳区后，刘少奇于11月21日给薄一波、陈赓、安子文专门写了封信，深刻阐明了在敌占区斗争中如何正确使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既相“联系”，又有分工，而不是“混同”在一起的问题。刘少奇的来信对太岳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1943年春，安子文奉调赴延安。同年7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教育长。10月起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主持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安子文初到中央组织部，就在刘少奇、任弼时的直接指导下，负责选调大批干部随同主力部队去东北开展工作的任务。他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们制定调配方案，提出调配措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圆满完成了调配任务。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决定由刘少奇任书记、朱德任副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并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任命安子文为中央工委秘书长。根据中央决定，安子文率领中央各部机关及直属单位人员组成的中央工委大队，跟随刘少奇、朱德离开陕北，向华北转移。途中，安子文作为中央工委的“大管家”，具体组织、精心安排，保证了人员和重要文件的安全到达。
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后，聂荣臻等希望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地区。刘、朱致电中央后，毛泽东复电同意。1947年5月初，安子文率中央工委大队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按照刘少奇、朱德指示，安子文带领工作人员对西柏坡及周围村庄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勘察了解，并向中央工委作了详细汇报。经中央工委研究，决定将驻地确定在西柏坡一带的村庄。西柏坡驻地确定后，作为中央工委秘书长的安子文，又为中央工委各机构的选点部署、人员进驻、办公及住房的腾用修缮、增建等，付出了辛勤努力。经过紧张施工，7月，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工委指导全国的土改工作。针对农村土改发现的一些问题，安子文向刘少奇如实汇报，使中央工委及时采取措施，制止了一些地方出现的乱打乱斗的“左”倾偏向。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为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基本纲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作为中央工委秘书长的安子文兼会议秘书处秘书长，自始至终地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
1948年5月，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中央工委和后委的工作即行终止，中国革命的统帅部完成了从陕北向西柏坡的转移。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地向前发展，新解放区迅速扩大，为接管新区准备干部的极其繁重的任务，落在了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的肩上。其间，由于任弼时一度因病休息，中央组织部的很多工作是在刘少奇直接指导下开展的。在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及被征调地区的党组织共同努力下，为夺取全国政权所需干部的准备工作多次圆满完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到全党的面前。作为中央组织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安子文为此殚精竭虑，作出了不懈努力。“文革”以前，我们党的组织路线基本上是适应于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的要求的，党的干部队伍是比较纯洁的，是有战斗力的，这是在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也凝聚着安子文的心血。
建国之初，由于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身兼多重要职，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安子文负责。同时，安子文还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朱德为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周恩来为第一书记)等职务。
◆1949年12月，毛泽东、刘少奇对安子文报告的批示。
1949年12月1日，为了加强中央组织部的领导班子，安子文向中央请示：“王从吾同志来后，我提议他任组织部第一副部长，我任第二副部长……。为了工作，我请中央同意我的这个建议”。毛泽东、刘少奇分别于12月5日和12月12日作出批示。根据刘少奇对安子文的一贯了解，最终确定安子文任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王从吾任第二副部长。
12月9日，中央电告各地：“以后干部的调动，均统一于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在刘少奇、周恩来的具体组织下，进行了从中央到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成员挑选、配备和审报工作，为执政党在组织人事方面组建领导班子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主席团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以及安子文等21人组成，安子文为秘书长。刘少奇受中央委托，首先就党的组织上的若干重要问题向大会作报告。安子文就干部的教育、培养、提拔问题作了专题发言。这次会议，为我们党进一步提高党员思想觉悟，提高党员标准，纯洁巩固党的组织，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刘少奇的直接指导下，安子文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安子文（后左一）、刘少奇（前左一）与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的中共代表合影。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到来，抽调干部加强中央机关和向工业战线调配干部的工作，又落到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的肩上。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安子文会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研究提出一个加强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他们建议除健全中央现有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联络部、中纪委、中央办公厅的机构之外，另增设工业部、财政贸易部、交通运输部、政法工作部、农村工作部等一些部门。并就干部选配提出先搭起架子再逐步充实机构的办法的意见，得到中央的批准。同时，根据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从1952年起的三年内，据不完全统计抽调到工业部门工作的干部共有16万多人。
1953年1月7日，针对党内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安子文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学习会上作了《为消除党组织内的消极的和不健康的现象而斗争》的报告。1月21日，安子文将报告送刘少奇“审阅修正”。刘少奇对这个报告很重视，自己先进行了修改，并转毛泽东：“主席：安子文同志此文写得好，我看可以发表。其中说到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最好您能看一遍。”毛泽东对报告作了个别文字修改并批示：“退安子文”。安子文的报告于2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又专门印成小册子发行。
6月，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高岗、饶漱石（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会议上大搞所谓“批薄射刘”，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高、饶对中央组织部在任用干部问题上和党的建设的某些问题进行指责。会议期间，饶漱石还向安子文施加压力，逼他在会上发言。安子文坚决拒绝作表态性发言，抵制了高、饶向党的进攻。
◆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作报告。
7月中旬，全国财经会议还未结束，在中央组织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饶漱石蛮横无理地指责安子文。面对突然袭击，安子文不为所动。这次部务会议后，饶漱石又开了几次会整安子文。饶漱石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中央组织部与会同志的强烈不满。后来毛泽东在批评饶漱石时说：你不要认为你做过大区第一书记，你还没有在中央工作过呢，为什么你斗争一个“吏部尚书”(指安子文)不给中央打招呼！
9月16日至10月27日，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安子文在工作报告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肯定了成绩，对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也作了检查。饶漱石则偏离会议方向，在讨论安子文的工作报告时，他和一些人故意夸大中央组织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大批安子文，并进而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在刘少奇主持下，多次召开会议解决中央组织部的团结问题。刘少奇明确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安子文在反对高饶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中，始终立场坚定，为粉碎高饶反党活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8年5月，安子文（前左一）陪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
1956年11月，中央决定安子文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之后，他为贯彻党的八大路线，在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泽东、刘少奇等对安子文和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是继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一次最严重的争论。事后，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找到刘少奇，善意地提醒:“刘少奇同志你要顾大局，你要认真地检讨，你为什么打断主席的话?要尊重毛主席啊。”刘少奇似乎感到自己的问题，专门向毛泽东做了检讨。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期间，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从此错误地开展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被江青诬陷为刘少奇的“二掌柜”的安子文自然在劫难逃。
8月19日晚，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中央组织部干部大会上，安子文被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在被“打倒”的二三天后，他就被人带走“监护”起来，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被拉出去批斗。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文件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叛徒集团”。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
被打倒后，安子文被隔离监禁了近9年，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1967年4月，康生为了陷害刘少奇，派专案人员找安子文说：“现在有件头功等着你，只要你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安子文问：“这位首长是不是康生？”来人回答：“是。”安子文义正辞严地回答：“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从任何材料中看到过刘少奇有叛变行为。”他还说：“钓鱼台我去过，红旗车我坐过，现在我不想去钓鱼台，也不想见康生。”
1968年1月，安子文被投入秦城监狱，备受摧残虐待。一天，康生又派专案人员找他说：“头功已经有人立了，你若能补充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立二功也有很大好处。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这里既然能进来，也能出去。你难道不想和你老婆孩子团聚吗？”安子文冷冷地说：“我不仅想和亲人团聚，更想为党工作，可是不知道的事情不能瞎说。”来人说：“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接着，就历数刘少奇的所谓“叛变”经历。安子文听后轻蔑地说：“你既然都知道了，就自己去写吧。”又一次使来诱供的专案人员碰了一鼻子灰。
1969年初，中共九大召开前夕，康生第三次派专案人员找安子文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九大快开幕了。你若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决不会亏待你。当然，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不可能了，但是做个中央委员还是可以的。”安子文说：“我的确不了解刘少奇有叛变问题。如果了解，我在中央组织部时早就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了。”来人还让安子文再考虑考虑，并说：“这是最后的机会。”安子文果断地回答：“不用考虑了，我不知道。”三次诱供失败后，康生恼羞成怒，要求对安子文施以严刑，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对此，安子文横眉冷对，从容地说：“军阀和国民党的刑具我见过，敌人的监狱我坐过四次，不戴手铐脚镣我是这样讲，戴手铐脚镣我还是这样讲。”
1975年5月，安子文被流放到安徽淮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子文被平反。1979年1月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不久，因长期遭受摧残而潜伏在身体内的各种疾病就全面爆发了，身患不治之症。安子文卧病在床，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剧痛，继续为党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1980年春，安子文在家中病榻旁与夫人刘竞雄在一起。
?1980年4月，安子文病情更加恶化。此时，得知刘少奇追悼大会即将举行，他怀着对老领导的深情厚谊，坚持以口述的办法完成了纪念刘少奇的长篇文章《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发表在1980年5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通过对刘少奇一系列建党活动的追忆，结合自己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及《论党》等著作的体会，阐述了刘少奇建党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安子文在文章最后一部分，分析总结了他对刘少奇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原则问题的理解。文章说：我个人领会，在执政党的建设方面，少奇同志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个中心点上：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要有一个好的党章，并且认真地付诸实践。他经常提醒我们：党要管党，不要党不管党。少奇同志所关注的主要原则问题是：执政党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执政党必须对自己的党员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执政党必须管好自己的干部。执政党必须严肃党的纪律。执政党必须认真而不是形式地执行民主集中制。执政党必须同非党组织特别是国家机关建立正常的关系。执政党一定要搞好党风。文章最后指出：“少奇同志所深刻阐明和坚决维护的建党原则，是他留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纪念少奇同志，就有责任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把我们党建设好。”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安子文与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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