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记忆：贵州解放75周年专题
大定县的接管建政工作
一、解放初期的大定县委
大定县是贵州省原设的一个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1949年以后隶属贵州省毕节专区。1958年2月16日改名大方县，与大方县的行政区域并不完全相同，尚包括纳雍县、金沙县、黔西县的部分区域。
1949年春，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抽调干部南下新区工作时，湖西地区抽调的干部被编为冀鲁豫南下支队三大队。
1949年3月底，南下支队随二野五兵团南下，4月下旬渡过长江，5月到了赣东北，三大队负责接管景德镇市。
1949年9月，冀鲁豫抽调南下干部又奉命随二野五兵团进军贵州。
西进行军途中，在湖南邵阳召开的西进支队领导人会议上，确定了到贵州后各大队接管地区和各地委、专署、军分区的负责人名单。西进支队三大队和从部队转业的一些同志负责接管毕节地区。确定赵欲樵任毕节地委书记，孟子明任专员，侯国祥任军分区司令员。
11月上旬，到达芷江进行短期休整，毕节地委决定了黔西、大定、金沙、织金、毕节等5县的领导班子。大定县的各级领导班子，是从地直机关、各中队和西南服务团(由在江西新吸收的青年学生组成，团长罗伯行)中抽调人员组成的，进军途中又根据情况变化进行了调整和充实。根据毕节地委的安排：中共大定县委由张晓光、蒋彤和王学臣3人组成，张晓光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蒋彤任县长。县委会设3个部，王学臣任组织部长，王广魁任宣传部副部长，朱伟民任社会部副部长。
11月下旬，西进支队到达贵阳，赵欲樵、孟子明、侯国祥率领三大队继续向毕节挺进。12月2日到达黔西，毕节地委在这里派出了黔西、大定、金沙、织金四县的接管班子。
12月3日，张晓光和蒋彤带着部分干部和警卫连(实际只有一个排)从黔西先行，于12月4日赶到大定，受到中共羊场坝特别支部、大定支前委员会、进步知识分子和工农商学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经县委研究，于12月5日，贴出安民告示，宣布大定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紧接着，将全县原有的4镇16乡划为6个行政区：一区辖大方镇、六龙乡；二区辖响水镇、双山乡、锅厂乡；三区辖高店乡、绮丽乡、乐公乡；四区辖理化乡、凤仪乡，甘棠乡、吉粲乡；五区辖百纳镇、普底乡、沙厂乡、大山乡；六区辖瓢井镇、达溪乡、八堡乡、长石乡。
由于干部力量不足，只派出一区至五区的接管班子，建立区委和区人民政府。1950年1月，县委又决定将一区的班子全部迁去六区，在飘井成立人民政府，仍为一区。将六龙乡划归四区，设置城关镇，隶属县人民政府，由此形成五区一镇。
1950年4月，由于匪情严重，地委决定暂时放弃威宁、水城、纳雍、织金、赫章等6个县城，这些县的党政军机关分别撤到毕节、大定、黔西。这时一四一团也从水城移驻大定，县委的力量得以充实和加强。主传珍(纳雍县委书记兼县长)任县委书记，张晓光任第一副书记，周化民(金沙县委副书记)任第二副书记，委员有蒋彤、王学臣、吴清卓(一四一团政治委员)、杜伦才(一四一团团长)。
1950年6月，暂时放弃的县城相继收复，主传珍回纳雍，周化民去水城。地委根据省委、省军区关于“军队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的指示精神，明确吴清卓兼任大定县委书记。7月，县委在整编工作中，将全县五区一镇改划为城关、响水、双山、坡脚、马场、理化、鸡场、六龙、百纳、达溪、瓢井、长石、沙厂等13个区，并先后成立了区工委和区政府，大定的行政区划从此基本稳定。
1951年1月，蒋彤调任黔西县长，地委任命张晓光任大定县县长，李登峰为副县长、县委委员。3月，吴清卓升任毕节军分区党委委员。6月，地委调吕栋任大定县委书记，明确朱伟民、王玉升为县委委员，调李登峰到赫章任职。1952年10月，吕栋升任副专员，地委任命张晓光为大定县委书记，陈德凤任县长，袁迺勋、李效敬参加县委班子。
大方 宣慰府之秋
二、各项工作在摸索中前进
贵州省委确定接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摧毁旧政权，建立革命秩序，恢复生产，支援战争前线。因此，我们到达大定后，首先建立了县、区人民政权，组织社会力量和留用人员征借粮食，稳定秩序，安抚人心，资遣散兵游勇，安置投诚人员，收缴反动政权的武器及社会上的非法武器，同时布置了征粮任务。
1949年年底，省委又进一步明确了解放后第一阶段工作的总方针：“依靠基本群众，争取与团结各阶层中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士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肃清敌人残余势力及匪特活动，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工商业，完成征收任务，开展贸易税收工作，为发动群众搞好生产作准备。”1950年，县委就是按照这个总方针部署大定工作的。
解放之初，潜伏的匪特慑于我军声威，未敢轻举妄动，封建地主阶级不了解我党的具体政策亦在窥测等待。当时，社会治安从表面上看还是较好的，到处是一派欢庆解放的热烈景象，广大人民沉浸在解放翻身的幸福之中。但为时不久，匪特人员乘我军主力部队入川作战、进滇歼敌，只有少数武装留驻大定参与接管和维护社会治安、广大乡村尚未完全占领、群众尚未完全发动之机，纷纷蠢动起来，四处奔走串联，造谣欺骗，煽动蛊惑，收编土匪，使解放前啸聚山林的经济土匪立时变成了政治土匪。他们公开打出反共反人民的旗号，开始进行骚乱。交通沿线、偏僻乡村，不断发生抢劫杀人事件。
1950年春节前后，匪患更加猖獗，聚集在百纳、大山、长石、瓢井一带的土匪相继四出骚扰，攻打我区人民政府，杀害我工作人员及进步群众。隐藏在绮丽、乐公、高店、理化、吉粲、甘棠一带的残敌也在窥视动向，阴谋暴动。逃匿的国民党大定县预备兵团副团长欧觉民，秉承反动县长文传声的旨意，纠集匪众，也在县城附近频繁活动，狂妄挑衅，跃跃欲试。
面对甚嚣尘上的匪情，大定县委决定，立即成立县剿匪指挥部，各区成立指挥所，区以下设联防小组，以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全面开展剿匪斗争。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猖狂进攻和扑灭敌人的嚣张气焰，县委决定将一区撤退到锅厂，五区撤退到六龙，暂时放弃瓢井和百纳。
同时对全县剿匪工作进行了认真讨论和部署，要求干部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做好充分准备，树立必胜的信心，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决消灭敢于来犯之敌，保卫各级政权。在具体剿匪中，坚持贯彻“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认真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缴枪不杀，立功受奖投降从宽，再犯从严”的具体政策。
1950年3月，县委组织地方武装配合解放军一四○团对盘踞在戛那山的土匪进行围剿，经过10余天的奋战，活捉匪首单少武、肖以文以下170余人，击毙匪首李万昆以下39人，迫使唐少洲、王新跃两股土匪50余人投诚，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及物资。4月，一四一团移驻大定执行剿匪任务。不久，实行“军队地方化，领导一元化”，该团政治委员吴清卓兼任县委书记，团长杜伦才担任剿匪委员会主任，进一步充实了县委班子的力量，促使剿匪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50年6月，一四一团大破天险杨家洞，揭开了西线剿匪的序幕。当月底，程济苍、唐启昆、陈大章、卢俊益、聂稚熙等匪首纠集千余人袭击锅厂，张晓光带着一区干部和武工队、公安人员奋勇作战，将敌击溃，粉碎了敌人“打开北大门，威胁大定城”的阴谋。
随后一四一团抽调146名干部和10个建制班，与30多名地方干部和1543名武装自卫队员组成“三结合”的剿匪工作队，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土匪斗争，先后进行了截击新一军、奔袭百纳场、摧毁方家坪、转战油杉河、扫荡瓢儿井、合围木空河、清理大山脚等战斗，除掉了罗湘培，生擒了高汉清，打垮了安开阳，活捉了程济苍，俘虏了欧觉民，公审了文传声。经过一年的剿匪斗争，歼匪3481名(其中匪首172名)，匪患基本消除，净化了大定全境。
解放初期，由于各项工作都在摸索中前进，因此，县委在领导方法上坚持了三点：1.实行点面结合。从五大任务的完成到土地改革的开展，县委都首先在六龙进行试点，通过总结点上的经验，用以指导面上的工作；2.坚持中心与一般结合。如当时开展的反封建斗争，要求以五大任务为中心，而五大任务又须以清匪反霸为重点，三大运动则以土地改革为中心，一切工作要紧密结合中心工作来进行，服从于中心，服从于全局；3.注意领导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与群众的结合。大定当时的干部中，南下的同志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但数量很少；部队转业的同志有战争的实践，却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青年学生没有革命斗争和实际工作的锻炼和考验，但有热情和干劲。因此，接管与建政工作一开始，县委就要求跳出老区工作的习惯圈子，尽快适应新区的各项工作，熟悉新区的各种情况，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胆培养新干部、使用新干部。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农民代表会、少数民族代表会，培养群众之中的积极分子，解决团结教育群众的问题，解决干部少、特别是骨干少的困难。
奢香古镇花海梯田
三、密切联系和发动群众
大定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旧社会由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长期处于经济极端贫困、群众生活十分悲惨的境地。大定各族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势力有着深仇大恨，渴望得到翻身解放。但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威胁恐吓，群众不了解我们，开始也不敢接近我们。于是，在县、区人民政府建立后，县委立即组织力量在城镇、乡村广泛地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约法八章》《政协宣言》、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并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人民群众很快解除了顾虑，认识到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从而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纷纷主动亲近我们，向我们控诉土匪、恶霸的种种罪行，为我们带路、送信、提供情报等。
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立即建立了相应的组织。1950年4月，先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大定县工作委员会”，发展了第一批团员。到1952年年底，共发展团员3114人，建立了基层支部112个，为党的建设积蓄了后备力量。1950年7月，根据广大妇女的要求，成立了“大定县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各区、村都发动积极分子建立了妇女组织，使解放前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妇女翻身做了主人，不再受歧视、受凌辱了。9月，在各区、村农民协会普遍建立的基础上，成立了大定县农民协会，共有会员11万多人。1951年3月，城关区率先成立纺织、制鬃、搬运、商店、建筑等5个基层工会，接着成立了大定县总工会，大力发展工会会员，组织工人参加反封建斗争，参加“三反”“五反”运动。
在全县剿匪斗争中，武装自卫队员起到很大作用，部队行军、作战，他们主动担负了带路、送信、侦察敌情、守卫山头、搜查散匪、辨认匪首、护送伤员、执行追捕等任务。县委领导这支群众武装配合剿匪部队，对活动于区与区、县与县之结合部的残余股匪成功地进行了三次大合围，共歼匪首135名、匪众1248名，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474支及大批物资。
剿匪斗争中涌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长石区女民兵班在游凤鸣、孟启莲的带领下，参加了进军油杉河摧毁土匪老巢的战斗，然后又帮助当地建立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农协组长谢树清和会员丁少刚、孙忠海组成一个剿匪小组，在一个黝黑的夜里活捉了横行作歌20年的惯匪头子韩素洲;坡脚区治安委员胡顺忠等3人自备钱粮，徒步往迈千余里，将3名恶霸地主抓回;张大村妇女张先云发现反共救国军司令程济苍的行踪，以采摘茨莓为掩护，暗中盯梢，弄清其隐藏地点及行动规律后，即向武工队报告，将这个穷凶极恶的匪首抓获归案。
经过大规模的军事清剿之后，大股土匪基本被消灭，而溃散的土匪有的险姓埋名化装潜逃，有的藏匿山洞伺机作案。为了彻底根除匪患，各区、村将协会员、自卫队员、儿童团员组织起来，站岗放哨查路条，搜山寻洞查匪踪走村串寨查户口，昼夜巡逻查客店，形成了群众性的清匪运动。散匪无地自容大部分胁从分子投降自首，罪孽深重的反动头目也一个个被先后抓获。从而除了隐患，使人民群众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在进行清匪运动的同时，我们开展了反霸斗争。县委在六龙试点，公审处决了“搜山狗”陈必刚、“打鱼子”陈颂腓之后，全县东南西北的“四王”和一些大恶霸地主先后被人民政府依法镇压，大大鼓舞了群众反封建斗争的积极性。在反霸斗争中，广大群众纷纷起来揭露控诉地主、恶霸的罪行，清算地主、恶霸的违法行为，开展了减租减息、退押金退帮工帮粮的斗争。虽然有些地主或明或暗地进行反抗，把金银和财物隐藏起来，但在群众的揭发和斗争下，还是无可奈何地按人民政府的规定把地租减了下来，把收取的押金退还给了农民。
紧接着，全县又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在具体工作中，县委坚决贯彻执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把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对各族人民加强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教育。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全县7.7万多户33万多农民获得了应有的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改变了劳动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实现了土地还家、耕者有其田。农民分得土地之后，生产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互相合作，以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县委趁热打铁，及时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引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组织互助组,举办供销社,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社会主义道路到1952年年底，全县共组织互助组8336个，参加农户5万多家，全县13个区都建立了供销合作社，发展社员近10万人，并分别召开社员代表大会，选举理事会、监事会组成人员，实行民主管理。
岔河水库
四、搞好统一战线
解放初期，大定县委非常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在广泛团结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开明士绅、社会贤达、教育工作者、旧政权工作人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对各项任务的完成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对于旧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们号召他们及时到县人民政府报到，进行登记，办理移交。然后将他们集中起来参加学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区别情况量才录用，使之各得其所。对于各乡、保、甲长，则要求他们安于职守，继续为人民政府工作。
对于一些知名教育工作者、工商界人士，则根据他们的学识和专长安排使用，从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们，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1950年年初，县委组织的366名征粮队员中，小学教师就有128名。
在各界民主人士中，有许多人不仅学术造诣很深，而且社会名望也较高，比如陈育德，他虽然出身地主，思想却比较进步，1932年在上海政法大学读书时曾加入过共产党，从事过地下工作，后被国民党逮捕入狱，饱受折磨。1937年他病释回家，脱离了党组织，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在教育界有很大影响；王国谟，是厦门大学的毕业生，抗战时期辗转流亡到大定从事教育工作，思想进步，对共产党有一些了解，在大定教育界也有些影响；杨伯瑶，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彝族上层人物，因不愿在国民党政府里为官而闲居在家，比较开明，在群众中有较好的影响；金国光、陈奎章，两人也是彝族中的上层人物，有爱国思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县委对上述人物很重视，不仅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请他们参加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而且吸收他们参加了革命工作。如：任命陈育德担任县民政科副科长，王国谟担任县税务局副局长，金国光担任县剿匪指挥部副指挥长，杨伯瑶担任瓤井剿匪指挥所副指挥长，陈奎章被选为县联合政府委员会副主席，这些人在各项工作中均发挥了很大作用。
大定是一个多民族的县，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27%。红军长征路过此地时，曾在八堡、安乐等地组织过苗族独立团、彝族游击队，许多少数民族青壮年参加了红军。红军北上后，少数民族的抗捐抗粮斗争连年不断。大定解放后，少数民族同胞纷纷结队到县城欢迎人民解放军。当时由于干部力量不够，六区人民政府没有建立，当地的苗族同胞多次派代表来到县里，请求派干部去，领导他们翻身。根据群众的要求，县委及时将一区班子迁去飘井，成立区政府，实现了苗族人民的愿望。
在日常工作中，县委非常重视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要求干部反对大汉族主义，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注意吸收少数民族知名人士和积极分子参加工作，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1950年9月，成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以加强少数民族工作，密切县委、县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
1950年12月，中央慰问团第三分团在费孝通同志的带领下，来到大定慰问各族人民。在慰问大会上，费孝通团长代表中央向大定少数民族同胞赠送了毛泽东主席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和纪念品，大定少数民族的代表也把用苗文、彝文写的锦旗和苗族服装交给费孝通，委托他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1951年3月，县委专门邀请49名少数民族代表开座谈会，讨论党的民族政策，商议今后民族工作的方针。
1951年5月，全县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120名少数民族代表出席了会议，占代表总数的35%。在这次会议选举产生的县民主联合政府委员会的26名委员中，有7名少数民族委员，占27%。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大定少数民族积极参加了解放初期的各项斗争涌现了很多积极分子。1951年年底，全县少数民族参加县、区、村工作的有246人，参加农民协会的有5万多人，参加武装自卫队的有730人，选送到各级党校培训的有23人。
五、加强党的建设
大定的党组织，具有光荣的历史。早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当地就有一些进步的知识青年离开家乡，走向社会，寻求革命真理，在外地参加了党的组织。红二、六军团创建黔大毕根据地时，大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民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贵州省工委领导下的大定地下党支部和川南地方工作委员会古蔺中心县委领导下的羊场坝特别支部，先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下，团结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大定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蔡应达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大定的地下党组织，对大定的解放是有功劳的。
大定解放时，中共羊场坝特别支部热烈欢迎解放军，积极支援解放军。接管大定的班子到达后，羊场坝特支的同志积极要求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大定的很多情况。1950年2月，地委、县委、航发厂护厂部队党委和第四区分委的代表与特支党员在羊场坝举行了会师大会。从此，羊场坝特支的党员分别纳入县属各级党组织，羊场坝特支也从此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当时，大定的共产党员共有100多人，是毕节专区党员最多的县。
1951年12月，中国共产党贵州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指出：“要在完成土改的地区，结合复查、生产、建设，进行系统的党的知识教育，在城市和农村各项斗争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特别要注意吸收产业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入党。”根据省党代会精神，县委把整顿党的组织、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搞好党组织建设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1952年5月，第一批吸收了在各项工作斗争中表现突出的六龙村农民积极分子吴国顺、黄德香、黄永详、周洪清、马少明，王敏珍(女)等6人入党。
1952年7月，省委组织工作会议又明确提出：“在城市中，主要吸收产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在农村中，主要是对两年来反封建、土地改革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贫雇农领导骨干和积极分子，抓紧教育，进行建党；在机关中，以‘三反’‘五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为对象，审慎地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无论是农村、城市还是机关，吸收新党员，都要严格手续按党章办事。”7月至11月，县委在抓组织整顿、党员整风的同时，举办了3期农民积极分子训练班，进行党的知识教育，共培训农民积极分子1025人为农村建党创造了条件。这一年，全县新吸收党员359人(其中农村292人，机关67人，少数民族52人)，党支部发展到61个。
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使党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从而为能够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 END ——
(原文作者张晓光系冀鲁豫区南下干部，时任大定县县委书记)
张晓光同志简历：
张晓光 1909年3月生，江苏沛县人，1938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学文化。
1938年10月至49年2月任沛县五区农救会主任，中共沛县五区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湖西五县游击大队警卫连指导员，中共湖西地委组织部组织干事、宣传部干事，冀鲁豫三专署邮政分局局长、民政科长。
1949年3月至同年8月随军南下到赣东北任婺源县委副书记、景德镇中市区区委副书记、浮梁专署民政科长。
1949年9月至54年8月西进到贵州后任中共大方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
1954年9月至63年11月任中共毕节地委秘书长、毕节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1963年11月至82年6月任毕节专署副专员、革委会副主任、“一打三反”办公室主任、政法委书记、中共毕节地委委员、毕节专署副专员。
1982年7月离休，1994年4月去世。
2024.11.2.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大定县的接管建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