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边区干部 战斗岁月篇
“提着脑袋干革命”
——梁冀光口述南下故事
梁冀光，女，1924年生于河南省南乐县，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和丈夫李冀峰一起报名参加南下支队，随二野五兵团南下赣东北，又参加西进支队进入贵州。曾任东垣县(后改为东明县)区妇联主任，贵阳市五区区委组织部长、副区长、区长，贵阳市郊区副区长、区委副书记、区妇联主任，贵阳市云岩区委副书记，贵阳市南明区委副书记，贵阳市民政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贵阳市二轻局局长；贵州省国防工办政治部主任、工会主席，贵州省人事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省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5年离休。
老伴儿李冀峰参加革命早，1939年入党。我是1942年出来参加工作的，现在算算也有几十年了。我们南下的时候才20多岁，老头儿今年87，我也86了。我们是1949年来的，老头儿在前梯队，我跟着大部队。那时候，我们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孩子都寄养在老百姓家里，最小的孩子还不足两岁，把孩子交给别人时，我都不敢看。我母亲死的早，我还有一个老父亲在家，因为我是独女，所以离开家的时候也有些放不下。但是一想到革命，一想到毛主席的号召：“解放全中国”，就什么都顾不上了。邻居们也笑话我，说我是中了共产党的迷了，我反驳说，我是迷了，我比你们信神信鬼还迷哩。
我把父亲安顿好后，临别时我跟村里人说，我走了，还不知道哪一年能回来，回不回得来也不知道，如果死在路上，你们记着就行了。我还告诉父亲，你也别操心了，我走了以后有人管你，政府会养着你，1年300斤粮食，300斤柴。给你多少就算多少吧。当时父亲也流泪了，拄着拐杖站在门口送我，冲我摆摆手，口里念叨着：“你走吧，妮儿，走吧。”直到老父亲去世，都没有赶回去。工作忙啊，请不下来假……
冀鲁豫老区解放后，我在东明县委工作。1948年，全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党中央决定抽调部分干部到还未解放的新区参加工作。为响应党的号召，我们夫妇主动报名参加南下支队。在菏泽，我们进行了大约1个月的军事训练和时事政策学习。因为北方都是大平原，而南方地势相对比较崎岖，行军路上又大多是田坎路，因而我们每天早上5点都要背上自己的背包，进行急行军6公里以上的训练。经过集训后，我们从菏泽的晁八寨出发，经过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最后到达贵州。一路上，我们从平原到高原，攀越雪峰山，徒步行程8000多里。在行军的路上，天上飞机轰鸣，地上还有国民党的大炮在响。
我们在行军途中经常迷路，特别是进入江西以后，一直在下雨，还都是瓢泼大雨。同志们全身上下都湿透了，鞋子灌满水，走得也特别辛苦。最苦的是行李浸了水，越背越沉。提到那个时候，艰苦得很。走在路上，摔跤也摔得厉害，有的还摔到井里头。特别到了夜晚，在田坎上看不见路，全都从山坡上滚下来，爬上去又继续走。一路上都有伤兵、有死人，有的还对着我们喊：“求求老总，给我们一枪吧……”现在回想起来，那情景真是特别惨。
每个人带的粮食浸了水不能吃，也舍不得扔，因为一路上实在没有吃的，而且我们还有命令，不到最后关头，谁也不能动这些米袋子。我那个时候是连里的指导员，休息时还要下路去找村庄，找吃的，找住的地方。实在借不到粮，我们只好上山掐曲曲菜，后来连野菜都被我们吃光了，只好吃麦苗，吃高粱秆子。很多同志因为太疲累都病倒了，但是因为没有医生，也只好拖着。现在提起来，真是难过得很。
从合肥到安庆这一段路最辛苦，全靠两条腿走路。在桐城一带，路特别难走，鞋子走烂了不说，脚上全打了泡，走起路来非常疼。途中经过村庄时，连人影都看不见，当时国民党撤离的时候散布了很多关于解放军的谣言，说我们只会烧杀抢掠。但是这所有的困难对我们来说都不在话下，因为大家解放全中国的情绪都很高涨。那时候，我们心里都想着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活捉蒋介石!
南下途中有两件事，我终生难忘。
1949年4月9日，经过合肥时，我们正赶上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大大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在湖南的时候传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所有同志们都高兴得不得了，这更是为我们的进军大西南注入了精神力量。那个时候虽然苦，但是心里都特别甜。
说起来还有一件趣事，因为南下干部在上饶才接到了西进贵州的命令，因此当时在江西吸纳了很多当地的干部和学生。那时有一个姓庄的女孩子特别想跟着我们一起走，但是她年纪很小，才12岁左右，根本不到入伍的年龄，于是她就偷偷躲到我们要渡江的船舱里，到开船的时候，她才钻了出来，后来她就跟着我，做了我的小通讯员。
由于进军贵州的路途遥远，又是急行军，组织上决定让一部分病号、身体弱的女同志先留守在湘潭，其余同志按划定的路线，继续随部队前进。当时组织上说我性格泼辣，让我留在湘潭做工作。我当时心里有些想不通，我又不是负担，又没有掉过队，我为什么要留下?后来老领导刘钊还亲自找我谈话。那个时候服从命令是绝对的，因此我就留下了，当时一共留下了几十个人，后来越留越多。我们返回到长沙，住了一个月零三天，期间进行了休整、编队，对部分思想开小差的同志做思想工作。当时二野和三野合并了一个医院，以便让生病的同志得到妥善的治疗，我就留在那个医院做一些管理工作。
但是我心里一直想赶紧跟上大部队，快离开的那天，心里特别兴奋。我们队长还跟我说，到了独山，有一小段铁路，可以坐上火车了。那是啥火车啊，其实就是拉煤的车，大家伙都睡在煤上，一下车全身都是煤，正赶上下雨，人人都变成了大黑脸，你笑我，我笑你的。就这样，在1950年的1月，我终于来到贵阳。
老伴李冀峰是1949年11月18日到贵阳的。那时候西进支队前梯队全靠步行。从上饶到湘潭后，经过邵阳、芷江、黄县、玉屏、镇远，后来在独山缴获了国民党的运输队，这才坐上汽车。后来一直开到贵州省政府的大门口。
老李进到贵阳时，新华路上有些老百姓自发地站在街道两旁欢迎解放军，同志们心里都热辣辣的。那时候贵州很穷，好些人家里大姑娘没裤子穿，没盐巴吃。孩子不吃饭，就用石头假装块盐，在汤里晃一晃哄孩子。
老李原先是在五大队二中队，后来在邵阳的时候，组织上把他调到省直属机关队伍，到了贵阳后就开始了《新黔日报》的创办工作。贵州剿匪最紧张的那段时间还要士兵站岗、放哨，但是工作环境相对下到地方的同志来说，条件优越很多了。
那个时候贵阳真不像个样子，都没有条像样的大马路，只有省府路、新华路是石板铺的，其他都是土路，两边连棵树都没有。白天是扬灰路，晚上一下雨就成了水泥路。路上只有黄包车和马车，最好的房子也只有三层楼高。贵阳的妓女也很多，一到晚上就站电线杆，其实她们也都是穷苦老百姓，实在没饭吃了，才出来干这见不得人的营生。
我先是到五区做军代表，后来做区长。当时我的工作地点就在贵阳附近。因为是郊区，土匪的情况比市里要严重些，大街上到处是盲流，有很多都是国民党留下的兵痞。因为要剿匪，工作开展之初非常困难。我随身一直带着一支德国造的小枪，里面有5颗子弹。因为我是区长，目标大，总被一些特务、土匪盯上，办公室的门缝里经常塞满了纸条，说要活捉我，要砍我的头，这种情况遇得太多了。所以我有时住机关，有时住老百姓家。
说起那时候剿匪，简直比解放贵阳时还要危险，还要辛苦。解放军大部队解放贵阳后就开拔到四川去了，所以土匪就趁我们干部人少，对一些工作地点进行集中包围，好些同志都遭遇了这种危险。从山东一起来的杜竹林的夫人任守范，就是在遭受包围时为了掩护其他同志撤退，被土匪开膛破肚，当时她还怀着孩子。
我们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晚上不敢单独出门。为了活捉土匪头子曹绍华，我提出做诱饵，骑着毛驴从图云关出发，一直走到了十三秀才坟，那段路是羊肠小道，便于土匪下手，当时有两个班的同志在暗中保护着我。本来计划十分周详，结果因为当地一个伪保长认出了我，走漏风声，导致土匪们没有上钩。后来还是我亲手把这个伪保长给毙了。
组织上为了照顾我，把我从郊区调到云岩区，我就回到了市里。到了1953年，我们才把寄养在山东老百姓家里的女儿们给接了回来，一家人这才团聚了。孩子刚见到我时，大点儿的那个跟小的说：“你妈来了。”当时家里照顾孩子的保姆还说：“你俩不是一个妈呀?”孩子到了八九岁读小学了，还没叫过我一声“妈妈”。
1953年和1960年的时候，我的老父亲来贵阳看过我们，后来因为工作繁忙的关系，我一直没能回山东看望他老人家，父亲临死的时候，只有我的一个叔伯弟弟陪着他，他就一直问我弟弟：“你姐姐来了没有?”弟弟只好哄着他说：“快来了，你等着，快来了。”父亲就我一个女儿，因为母亲死得早，父亲把我拉扯大，非常不容易，他就想再看我一眼，可惜我没能满足父亲的心愿，没见上父亲最后一面，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当时在贵阳工作，又碰上了“文革”，根本没有机会回山东，老伴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也没陪在她老人家身边。到贵阳20多年后，老两口才第一次回山东。回去的时候，哪儿都不认识，我们已经成为彻彻底底的贵州人了。
想想这几十年的日子，苦的时候也有，甜的时候也有，看着这过去的大泥地变成了宽敞的柏油马路，马车变成了遍地的小汽车，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当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革命理想都实现了，而且还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想想我们也算是幸运的，因为好些战友和同志在南下的路途上、在建设新贵州的历程中付出了生命。那时候我们提着脑袋干革命，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对得起那些牺牲了的同志。
回顾我们参加革命以来，起步在中原，落脚于黔山，也算是无愧于心了。
GAO JIAN 根据《南下文集》（人物卷）刊载资料整理
2024.07.14.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提着脑袋干革命”——梁冀光口述南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