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二九”运动中走出的共和国外交官补遗（四）

（一）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认定

（二）父亲与“一二九”、父亲与李德伦的故事

（三）世纪之交——记我父亲与李德伦先生的情谊

补遗外交部参加过“一二九”的干部—— 陆璀、 程之平、刘春、岳欣

第一个应该要数陆璀了。陆璀是1978年调到对外友协任常务理事的。当时王炳南出任会长。副会长兼中美友协副会长。对外友协从正司级上升为副部级单位。对外友协相对独立，但又是外交部的下属单位。陆璀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外交部管辖的干部。陆璀能到友协工作与王炳南的相助分不开。

陆璀是“一二九”运动的名人。12月9日那天，陆璀手持铁话筒喇叭，在西直门外高声宣讲的照片成为“一二九”运动最著名的照片。“一二一六”陆璀又因爬城门而被警察抓住殴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称其为“中国的贞德”。一时间，陆璀名声大噪。

陆璀原是东吴大学的，1934年转到清华大学三年级，“一二九”之后被清华开除，但出任全国学生联合救国会宣传部长，代表中国学生到瑞士、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宣传，后来认识了饶漱石，两人结为夫妇。之后，饶漱石任新四军政委，陆璀在华中局工作。解放后，陆璀在全国妇联任国际部部长，地位相当高。1955年，饶漱石在中组部长任上被定为“高饶反党集团”二号人物。陆璀也锒铛入狱。

1956年放出，陆璀任北京市东城区区委书记。后来，陆璀与饶漱石离婚。几年后，饶漱石嫁给以前的秘书——诗人朱子奇。陆璀1994年离休，之后又多次向中央提出为饶漱石平反，未果。

陆璀与外交部的另一层关系是她的女儿嫁给了前驻巴西、阿根廷大使徐中夫的老三——徐东曙。两家结为亲家。

陆璀2015年去世，享年100岁。

程之平，山东人，1915年生。他在外交部里不怎么起眼儿，但确实是“一二九”出来的老同志。程之平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同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初参加民先，同年入党，1938年到延安，在党校学习后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后来调中央情报部一室。程之平抗日时期基本在中枢从事秘密工作，抗战胜利后到东北，任《哈尔滨日报》特派记者、北满分局社会组组长。社会部是中国共产党内专门对付敌特、审查甄别干部的要害部门，权力极大。进了社会部就基本上进了政治保险箱。程之平在东北民主联军交际科工作过，任过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科长；随军南下，到北京城后，又调到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北京饭店招待所所长，专门跟各类首长、有名望的民主人士打交道。程之平英文极好，能用英文撰写各种报告、政论文章。外交部在筹备成立时，他是第一批调入外交部的干部；外交部成立后，在龚澎手下任情报司科长；1950年起任情报司副司长。

后来，程之平出任过驻缅甸参赞；回国后在亚洲司当副司长，主管中缅边界谈判；“文革”前几年，身体不好，因肝病住了北京医院。正好那时我二哥孟新海也因肝炎住院，没事儿呆不住，老往程之平的病房跑，混得特别熟。在江西干校，我们两家人有来往，回北京住招待所时也常常见面。

后来程之平当了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在北京饭店对面的楼里上班。我和我二哥一起去过他的办公室。程正在看外国的英文报纸，随便就给我们用中文说了一段。当时给我哥和我震了一跟头，佩服的不得了！   

1982年后，我们两家又同住东交民巷13号院，出来进去总能碰上。那时，程之平刚从驻马耳他大使任上回来。

程之平的夫人万淑芬对我们很和蔼。女儿程万红好像跟我四哥是育英学校同年级不同班的校友。程家还有个妹妹。

刘春，1918年生，原来在河北与山东交界的老家读书。其三伯父回老家，看到族中子弟刘春聪慧过人，就把他带到北平读书。

1935年，刘春在北平中国大学附中读高中，直接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3月加入“民先”。“民先”是1936年2月成立的，3月加入算是最早的一批。那时“民先”刚刚起步，还不是全国性组织。

徂徕山起义是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12月27日，日军过黄河占领了济南，12月31日占领了泰安。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带着一部分人在距离泰安城约20多里的徂徕山大寺，于次日早上举行抗日起义。刘春便是其中一员。抗日烽火迅速点燃，两三个月就发展到三四千人。我爸也在其中。后来，部队编为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刘春一直在主力部队任职，几乎天天打仗。刘春命大，没怎么受过重伤。

抗战胜利后，山东部队编为八个师，一部分跟着罗荣桓去了东北。刘春留在山东，出任山东八师的政治部主任，跻身师级干部。八师由鲁南的部队编成，铁道游击队就编在八师之中。

后来，陈毅率新四军部队入鲁，八师改编为华野三纵。刘春继续任政治部主任。三纵司令是何以祥。后来是孙继先，就是“十八勇士”过大渡河的领头营长。“十八勇士”在军史上万世流芳，到新中国成立时只剩下孙继先一个。三纵曾经兵出豫西打洛阳。主攻部队被华野总部授予“洛阳营”称号。2019年，国庆大阅兵中开路的100面军旗中就有“洛阳营”的旗帜。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是极高的荣誉。

刘春所在的三纵几乎参加了华东战场所有的大战。1949年，解放军整编为一、二、三、四共四个野战军。华野三纵编为22军，南下打下舟山群岛。刘春调任华东炮兵政委、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委。回国后，刘春任炮兵学院政委、军委炮兵政治部主任。

1955年军队授衔，刘春被授予少将军衔。能被授予将军军衔，超越了许多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干部。能评为将军，必定有超级出色的能力和战功。刘春是文武双全。有趣的是，解放军中抗日战争入伍的能评上将军的人极少，这些人大都又到了外交部工作，有刘春、王若杰、李耀文、仲曦东、刘振华，都是鲁中胶东出来的干部。

刘春还是刘振华的入党介绍人。“文革”中，刘春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部队当兵。那时刘振华是40军政委。1970年，中央准备恢复外交工作，周总理亲自点名，要沈阳军区副政委刘振华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文革”结束后，刘振华于1977年回沈阳军区任副政委。后来，刘振华调任北京军区政委，1988年评为上将军衔。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为刘振华颁发了纪念奖章。

李耀文是1970年4月从济南军区副政委任上调入外交部的；1977年调国防科委，任政委；1980年任海军政委；1988年在海军政委任上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

刘春1961年调入外交部，被派往老挝任驻老代表团副团长；1962年出任首任驻老挝大使；1969年任亚洲司长。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各国纷纷与中国建交。刘春于1972年出任首任驻土耳其大使；1976年任驻坦桑尼亚大使；1980年任驻埃及大使；任期未满调回国，任外交学院院长。刘春任院长期间，理顺了外交学院的工作，外交学院进入正规、快速发展的轨道。刘春还是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春在外交经历上最离奇惊险的要数在埃及任大使时的生死时刻。1981年10月6日，埃及举行盛大阅兵式，埃及总统萨达特戎装出席，驻埃及的外交使团也应邀参加。阅兵当中，突然从一辆炮车上跳下几个士兵，近距离扔了手榴弹，然后用冲锋枪朝主席团和观礼台猛扫。萨达特总统当场死亡，主席团、观礼台死伤众多。

当时，刘春大使就在观礼台四五排的位置，旁边是荷兰和波兰的使团代表。他们所在的位置是迎着刺客的。刘春在主力部队打了十几年仗，具备军人面对突发危险的快速反应能力。看见刺客冲向主席台，扔了东西，他立马躬身放低身体。手榴弹爆炸的一刹那，他就趴在座位下面了。这时，四把冲锋枪几乎同时向看台扫射。刘春身边的荷兰、波兰外交官一死一伤。他身后的中国专家组组长也受伤了。几名刺客狂扫之后，来不及换弹夹，撒腿就跑，结果一名被击毙、三名被活捉。

刘春抬头一看，知道刺客没子弹了，立马架着受伤的中国专家朝出口奔去。中国大使的司机也特别机灵，听见里面一乱，立刻发动汽车到门口等候，见刘大使架着满身是血的专家出来，第一时间开车门，进人，以最快速度离开爆炸现场。那时谁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中国使馆的车挂着国旗，没有被封锁。刘春的车立刻回使馆，第一时间向外交部汇报，经历了死里逃生，安全回营。

后来在外交场合的交谈中，一些高级外交官对刘春在突发危险事件中的快速反应能力表示十分钦佩。

刘春的中文极好，长于律诗，出版过个人诗集。

刘春于2007年去世。

刘春的夫人徐政也是三八式的干部，开始在华中行署当财务人员；后来调新四军军部当会计，而且是总会计，管钱。这个职务使徐政身边总有人保护，因为身边有几个驮子的黄金，走到哪儿都有马骑。

解放后，徐政在上海纺织系统工作，跟荣毅仁打过不少交道。后来，刘春调北京军委炮兵工作，徐政也调到北京，在纺织工业部任财务司长多年。刘春任驻外使节时，徐政没有跟去，仍然在纺织部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苏振华、倪志福到上海清理“四人帮”余孽。徐政是中央工作组成员，负责清理上海纺织系统。回北京后，她又牵头与中央机关各部委财务负责人筹备成立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职务不详，经常率领中国会计师协会代表团到各国访问，建立了中国会计师协会与世界各国的联系。

徐政于2011年去世。

岳欣，1914年生，“一二九”时就读于迁到北平的东北大学。东北大学是“九一八”之后从沈阳迁到北平的，是一所流亡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岳欣在“一二九”之前就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并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民先成立后，他第一批加入了“民先”，1936年4月入党。后来，东北大学跟着张学良搬到西安去了。

岳欣1938年到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后到马列学院学习；抗战期间一直在中央情报部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到冀东任社会部长，干公安工作；解放后，任过河北省公安厅侦察处长；1951年，调到公安部八局，历任处长、副局长、局长。公安部八局是政保局。岳欣多次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负责警卫安全工作。外国领导人来华访问的安全保卫工作也归岳欣管。   

6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一大批原西方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建的国家先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外交部的干部不够用了。1964年，周总理下令从国务院系统及全国各地调一批司局级干部到外交部受训，准备外派当大使、参赞。

50年代初的“将军大使”大部分离开了外交部。原来的参赞一级的外交官，有一部分提升为大使，一部分在扩大的外交部部机关内任职。外交部机关由建部时的五六个司局扩大到十几个。

50年代初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期，国家机关部门的建设也很健全。调入外交部的干部多数是从军队上调来的。处级以上或二秘以上的干部文化水平大都在中学以上，大学毕业的得有一半儿左右，小学程度的比较少，大部分文化水平在中国政府部门当中算是高的。这部分干部在30-40岁之间，都是抗日战争初期或更早期参加革命的，经受过10年以上的战争考验。来自军队的干部多是政治工作的干部，极少有军事主管直接调入外交部任职的。党员、有文化、10年以上的革命经历是入外交部的基本门坎。这些干部在七八十年代组成了外交部干部队伍的主干。

随着外交业务的展开，专业外语人才必不可少。外交部开始调入一批专业的外语人才，大都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如上海圣约翰大学调了一批年轻人进外交部当翻译。这些人后来成长为外交干部的中坚力量。同时，外交部开办了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并把中国人民大学的外交系要过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外交学院，以此来培养新中国自己的外交人才。

60年代初调入的干部，大都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了十几年，有丰富的经验。从级别上来看，九级和十级的为多，也有一部分十一级干部，文化程度、党龄、经历基本上同50年代初调入外交部的干部相同，只是级别稍微高一些。因为，周总理管辖的国务院系统各部委的高级干部解放后大部分只上调了一级，还不包括八级以上的干部，从地方上调来的干部在原单位升迁得比较快。这在外交部形成了有一部分干部级别较高、资历稍逊的情况。

岳欣1964年调入外交部后，在西欧司任副司长。外交部像岳欣这样的干部有不少，在地区业务司有职务，但不负责处理具体业务，主要是跟着学，熟悉外交业务的流程和操作，熟悉一段时间就外派任职了，也有直接发到外交学院进修班学习的。

岳欣熟悉外交业务半年多后，于1965年出任驻芬兰大使；“文革”后，于1974年出任驻多哥大使。外交部与岳欣熟悉的干部不多。他家的子女我们也不认识。岳欣后来好像回公安部了，任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看来公安部的老人儿还认他，有人脉基础。

岳欣于1991年去世，比较早。

作者 | 孟京生

图片 | 作者搜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