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的反特斗争

20世纪60年代的拉美，还是新中国在外交上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是美国的“后院”，台蒋在拉美13个国家设有“使馆”，敌特势力活动猖獗。

1964年春天，智利新上台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府同意我国在智利建立商务代表处，这是新中国在拉丁美洲又一个重要的外交突破。在以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长林平为首的新中国派往智利商务处的六名工作人员中，包括了我和丈夫黄志良。

可就在我们前往智利的前夕，发生了我国九名工作人员遭巴西军政府诬陷而被捕入狱的事件。由此可见，对新中国的派出人员来说，当时的拉丁美洲局势风谲云诡，工作环境十分险恶。我们在回国途中曾险遭绑架，至今不能忘记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所在地，宁静的小院四周潜伏着不宁静的气息。

中国驻智利商务处是个不享受外交特权的非官方机构，我们又是带有赤色标记的“中共人员”，一到达那里，便成了当时美台谍报部门监视和追猎的目标。针对这种情况，代表处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得在室内随意谈论国内情况，遇有国内指示需要传达，就组织大家到公园去“散步”，或到郊外去“野餐”，外出时必须有两人以上同行。虽然我们的行动因而受到了很大限制，但大家都能自觉地用纪律约束自己。

当我们在那个遥远的国度送走了第四个春天时，我怀了第二个孩子，领导决定让我们回国。长期工作在这样一条特殊战线，多么向往着有朝一日回到祖国的怀抱，能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行走！想到我们果真很快就可以回国，和孩子、亲人团聚，心情自是十分激动。

正当我们高高兴兴地打点行装时，突然收到了一封敌特机关直接写给我们两人的信。信是用中文写的，但写信人却自称“你们的美国朋友”。信中以颇知内情的口气吹捧了一通我们的“经验和学识”，列举大陆的种种“暴政”和“不幸”，劝告我们“弃暗投明”“投奔自由世界”，并约定在我们回国途中，他们在阿根廷首都国际机场“接应”我们。

当时正值国内“文革”时期，国外的敌对势力利用我国内暂时的经济困难和极“左”思潮造成的混乱，对我驻外人员疯狂进行策反，煽动我人员“弃暗投明”。

我代表处成员更是常常收到此类策反材料。有时我们出差，一住进旅馆，便会有人打来策反电话。他们曾多次在我们的住处安放过窃听器，派人到处跟踪我们。

为了破坏我们在南美举办的第一个国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的招待会，他们大量散发假请帖，蓄意制造混乱……所以收到这样一封信并不感到意外。问题是我们刚订好回国机票，他们就立即得到了消息，其速度之快倒是令人吃惊，使我们不敢掉以轻心。

于是我们立即将此事报告了代表处的领导。领导十分重视，专门研究了对策。考虑到我怀孕已有七个月，回国的时间不能推迟，为了防止发生不测，决定采取将我们的行期突然提前的办法，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就这样，我们不动声色地等到原定行期的前两天，突然通知航空公司将原订机票提前两天，改为当天下午动身。

作者刘静言（左三）和智利朋友在一起（摄于1965年）

飞机飞越安第斯山，两小时后降落在阿根廷首都国际机场。播音器里传来了轻柔女声：“飞机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停留两小时，请旅客们到机场候机室休息。”我立即警觉了起来，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敌特机构约我们见面的地方。依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为了不给敌特可乘之机，我们不下飞机。

此时，我们目送着所有的旅客走下舷梯。志良告诉航空小姐，因太太身体不适，不下飞机了，请谅解。那位小姐含笑应允了。偌大的机舱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人，显得空荡荡的。透过舷窗，我静静地看着一群地勤人员正在机场上忙碌。

突然，从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请问两位是黄先生和太太吗？”

回头一看，只见我们身边站着一个身穿蓝色西服的中年东方男子。没有等我们回答，他躬身把一封信递过来：“黄先生、黄太太，这是你们的朋友给你们的信，他们已经在下面等候你们了。”

我们两人心中一怔，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心想：“果真来了！”

“对不起，你弄错了，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朋友。”志良回答。

“我想我没有弄错。他们就是前些天给你们写信的朋友，已经在下面恭候你们多时了。”来人以温和的口气坚持着，“这是他们的信，请你们过目。”

“不必看了。告诉他们，我们并不认识他们。”我淡淡地说。

“他们说是你们的朋友，是如约前来接你们的，还是请你们下去见见面吧。”来人还在继续坚持。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认识那些人，更没有约过什么人在这里见面。你请回吧！”

“我这也是受人之托……二位可要想好了，机不可失呀。”那人还赖着不走。

“我们不想下去，先生，请你不要再纠缠了。”我提高了声音。说完后，我们掉头望向窗外，不再理睬他。

“你们……真的不肯下去？那我只好去告诉你们的朋友了。”来人的语气中带有几分威胁。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作者刘静言（1966年摄于圣地亚哥街头）

“怎么办？来者不善，他们恐怕不肯善罢甘休的。”我望着志良说。

“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飞机。”我点头，同意志良的想法。特务们干策反、破坏、绑架这类勾当都是见不得人的，不敢光天化日之下当着公众的面干，因此我们一定不能离开集体或人群，这样敌特就不容易得逞。

第一个送信的人走了也就几分钟，又来了一位穿着法航制服的小姐。法航的空姐一向享有服务周到与态度和蔼可亲的美誉，然而，这位小姐却与众不同，她面带寒霜，用西班牙文大声对我们说：“现在飞机在机场停留，任何旅客不得继续留在机舱内，请你们立即下去。”

哦，明白了，他们在变换花招，要强迫我们下飞机。

“我已经向另一位小姐解释过了，我太太身体不适，需要留在飞机上休息。”志良向那位咄咄逼人的空姐解释，但得到的回答依然是冷冰冰的两个字：“不行！”

“你不要逼人太甚！你去把机长找来，我们要当面跟机长谈，机长有责任保障旅客的安全！”志良忍不住愤然站起。

“我们要找机长说话！”我也站起来和她理论。

在我们强烈的抗议声中，那位“空姐”的气焰低了下去，显然她不敢去找机长，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这时，我们想到的是，下面来的那伙人能量不小，显然，他们在南美有一个跨国的情报网，从我们通知航空公司换机票到飞机降落阿根廷机场，总共不过四五个小时，而他们竟能及时掌握情况变化，迅速调整行动计划，还能随时调动各种身份的人配合行动。此时的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我们要防备了，他们可能硬行绑架！”志良脸色凝重地分析面临的形势。

我的脑海中迅速闪现出国际上发生过的绑架外交官的情景：强行绑走，或使用麻醉剂使人失去理智后架走，然后再伪造一份“声明”……也许，真正考验的时刻到了。”我心里想着，和志良交换了一下目光，是的，我们决不会让他们得逞！

作者夫妇

（1964年摄于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院内）

正当我们思索对策之时，机舱入口处传来了“嘎吱嘎吱”的皮靴声，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出现在机舱门口，他们向舱内扫了一眼后，径直向我们走过来。

“我们是阿根廷的国际警察，要查看你们的护照。请把护照拿出来！”

此时的阿根廷，正处于右翼军人统治之下，反攻气焰十分嚣张。

“你们是阿根廷警察，我们是过境旅客，乘坐的是法航飞机，连飞机都没有下，你们凭什么要查看我们的护照？”

“我们是国际警察，有权这样做，请出示护照吧！”

看着两个警察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们心里明白，这些人是真要硬干了，他们是想夺走我们的护照，然后再以“无合法证件”为由拘捕我们，再把我们交给在下面等着的那伙人。

“不行！你们去把机长找来，我们要问问机长，你们是些什么人，到底是干什么来的。”

我们坚持着不肯出示护照。此时我们心里想的是，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我们弄下飞机去，要坚持，坚持到旅客们回来就是胜利。

显然，两个“国际警察”也知道拖时间对他们不利，便连威胁带吓唬地要我们交出护照。这时，我们故意提高声音，叫着找机长。

正在相持不下时，我透过机舱，看见去休息室的旅客三三两两朝飞机走来，我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旅客们回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我们在飞机上刚结识的一对智利人夫妇，此时此刻，在我眼里他们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救星。

“看吧，旅客们都回来了！”我高兴地叫喊了起来。

“你们要是再纠缠，我可要叫喊‘有人绑架旅客’了。”志良冲着两个警察大声说。

那两个家伙也发觉了形势的变化对他们不利，感到再纠缠下去恐怕他们自己也不好脱身了，恶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转身急匆匆地从机舱入口处溜走了。

我一下子倒靠在椅背上，深深地舒了口气，心中荡漾着胜利后的轻松和喜悦。

飞机继续飞行了将近10个小时，降落在巴黎奥利机场。见到了我国驻法国使馆前来接我们的同志，我这才含着激动的泪水，和志良一同走下了飞机。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