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十三）

由于晋察冀军区在各军分区和部分主力团都设立了摄影组和摄影干事。形成了摄影网，所以这一次除去我们派下去采访的记者之外，各军分区和主力团都拍摄了大量照片，派人送来。经过编辑部汇总编选后，章文龙、赵启贤在一天下午，就给我送来了以反扫荡为主题的画刊和画报的版面。

这期画刊、画报编辑得很不错，内容充实，反映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中英勇斗争的画面鲜明有力，对敌人烧光、杀光、抢光的暴行揭露深刻。当反扫荡斗争结束之后，群众充满信心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照片也给人以鼓舞。我同意了他们的编辑方案，对个别照片和说明略加改动外，把稿件初步定了下来。我说：“沙飞同志整天惦念着画报出版的事，咱们现在把编好的稿件送到医院，让他开开心好吗?”章文龙和赵启贤因为这些天忙于赶编画报，无暇去医院看望沙飞，听了我的建议，自然都很高兴。因为稿件还要送军区领导审定，我让王清江带着马匹先走一步，我和文龙、启贤抄小路前往和平医院，边走边讨论。我们一致的意见是，为了争取尽快出版，先把画刊发稿，待大机器安装好后。马上开始印刷画报。这样绝大部分版面印刷得差不多了，才集中优势力量，印刷群英大会的版面，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使画刊、画报尽早同广大读者见面。话还没说完，我们已经到达医院了。沙飞见我们这么快就送来编好的稿件，简直是喜出望外，高兴极了。沙飞很明白，这件事本身，反映了画报社同志们的精神面貌，同志们在困难面前是勇往直前的。沙飞甩掉身上的被子，就要从床上坐起来，我们忙把他轻轻地按住了，扶他慢慢地背靠着枕头，把被子盖到腹部，穿上棉衣。他高兴地细心翻着一页页版面和照片，连连点头说：“嗯，好，好!”，他边说边在几处文字上做了一些改动后说：“编得好，我同意发稿。“

章文龙说：“潘部长很关心画刊、画报的出版，已给少华同志来电话问了几次，是不是把稿件送给他看一下?”

“对，对!”沙飞点着头，“我太高兴了，差点把这件事给忘了。“我对王清江说：“让赵启贤同志骑我的马，你送他去见潘部长。“并对赵说：“我们的打算，请你当面向潘部长汇报，事情办完后立刻赶回，让印厂连夜制版印刷。“

同沙飞谈了一会儿，我和章文龙步行回到了洞子沟。为了保证印刷进度，我们又派人去通知张一川：照片制版要立刻准备好，以便接到稿件后马上工作；另外，铅版印刷的设备也要尽快做好检修。

当天傍晚，我和章文龙亲自到印刷厂。张一川厂长陪我们去看了看车间的情况：设备早已安装完毕，康健正带着工人们忙着把编辑部事先送来的一批较好的照片制版。铅版车间也一切就绪，几个青年人和高华亭正伏在机器上调试。这几台印刷机就是沙飞组织何重生同志等技术工人们研制的轻便铅版印刷机。当初是为了适应行军、打仗的需要。使这台机器可以拆装后由两个人背起来转移，开始只能印两种颜色，每天只能印四百张画页，而现在它不仅可以完成彩色套印，并且每天的印数也提高到几千张。所以，这“小家伙“已不能等闲视之了。

天黑以后，赵启贤和王清江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潘自力部长、李荒副部长、丘岗科长都看了这期画报的稿件，感到很满意。后来潘部长还带赵启贤同志一起去见朱良才主任。朱良才看过稿件十分高兴。

这样，反扫荡以后的第一张画刊、画报终于在敌人撤走不久就问世了。画报通过各种渠道发行到延安、重庆、昆明和海外，同时也秘密地送进了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和上海等敌占区，在各个解放区当然流传得更为广泛。这期画刊、画报的迅速发行，使敌人的种种宣传不攻自破，引起国内外的很大反响。

《晋察冀画报》第五期封面、封底，1944年3月于洞子沟出版。晋察冀画报社陈列馆藏品

过了两天，工作安排停当了，我和王清江又一次去医院看望沙飞。一进门，正碰上殷希彭和黄钢两位大夫。

“看见你们出版的画刊了，真好。“殷希彭同志一看见我就说：“祝贺你们啊!”

原来画刊的第一批样品印刷出来之后，我曾派王清江送给沙飞几份。沙飞看过后，没有意见了，随即把它们分别送给了殷希彭同志以及他的病友们传阅。

“拿什么祝贺啊?”我开玩笑地说。

“拿什么?”黄钢同志插进来说：“当然是拿好消息了!”

“是不是沙主任的伤情有好转?”王清江有点沉不住气。

殷希彭和黄钢相视而笑。“好是好了一点“，殷希彭同志说，“冻伤部位的皮肤已经开始红润，看来截肢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不过会不会有其它问题还要再看一看“。

黄钢同志接着说：“你们画报社的杨瑞生同志老是闹着出院，刚才查房的时候我们已经同意了，不过以后还要常来医院换换药。“

我向两位医生表示感谢，而王清江早迫不及待地跑到沙飞那儿通报好消息了。

我走进沙飞的病房，发现军区宣传部的李荒副部长正坐在那儿同沙飞闲谈。我行了个军礼，又同他握了握手。李荒同志是东北人，抗战前在北平大学上学，参加过学生运动；他为人正派，文化水平很高，对摄影事业非常关心。李荒同志问了问画报社的情况，又同我们谈了一会儿，然后说：“宣传部的同志都要来看沙飞，又怕那么多人医院不让进，所以让我作代表了。你们聊聊吧。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多联系。“

告别了李荒同志，我和沙飞又谈起他的伤情。我告诉他：“院长和主治医生目前都很乐观，认为你的冻伤正在迅速好转，再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和治疗，腿部功能是可以恢复的。“沙飞半开玩笑地揉了揉僵硬的大腿，对我说：“这就叫天生我材必有用，要是光能读万卷书不能行万里路，还搞什么摄影?”–在他受伤和治疗期间，沙飞同志始终是这样充满着信心，这对于治疗工作的最终成功，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提到杨瑞生同志出院的事，沙飞特意关照说：“突围的时候他离何重生同志只有几步远，亲眼看到何重生倒在敌人的枪弹之下。这些日子他很难过，总像是憋着一股劲。我建议他接替何重生同志的岗位，我相信他一定能干好。“

我同意沙飞的意见，准备回去后立刻请张一川同志照办。虽然何重生同志牺牲了，但是还有康健和其他同志协助杨瑞生，所以我们照相制版部门的技术力量仍然是很强的。

这时，赵银德同志走了进来，沙飞让他从病床旁边的柜子里取出几封信，他略微看了看信封，把其中一封信压在枕头下面，其余的两封则递给我。信封上已经写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潘部长亲启“的字样。

“这是关于罗光达同志调动工作的建议，另一份是调李鸿年去北平工作的请示报告“，他指着那两封信说：“上次我们讨论以后，我趁这几天精神好的时候写了出来，你再看看吧。“我把信看了一遍，说：“这两件事已经讨论过，我没有新的意见，就让通讯员尽快送给潘部长吧。“沙飞点头表示同意。

第二天上午我们准备召开追悼会，我向沙飞汇报了具体安排，由于当晚还要赶回去做些准备工作，所以稍微坐了一会儿便告辞出来。

我叫上王清江，刚走到医院门口，只见杨瑞生已经捆好背包，坐在门口等着我们。看样子，今天是非把他带回去不可了!于是王清江替他扛起背包，我们一同返回画报社。

快开晚饭的时候，裴植、李志书率领的队伍带着设备到达洞子沟。队伍里还有几位女同志，记得吕红英等同志也在其中。

管理员安排好大家的宿舍以后，裴植和李志书来到我的房间，谈了谈上庄的情况和运送设备的过程。看来一切都很顺利，我让李志书回印刷厂报到，裴植在明天上午的追悼会上当司仪。

第二天早饭后，晋察冀画报社的全体同志齐聚在一个北方农村的普通院落里，为反扫荡中牺牲的八位烈士举行追悼会。会场正中端放着烈士们的遗像，和几个用山花和树叶扎成的花圈。花圈上书写着“悼念、控诉、复仇“六个大字，周围挂满了同志们送来的挽联。庄严肃穆的气氛，仿佛又回到了与烈士们朝夕相处的岁月，回到了那场已经结束的残酷的反扫荡斗争。

追悼会由裴植主持，章文龙代表画报社致了悼词，接着赵启贤传达了军区领导对大家的问候、表扬和期望。最后由我作了简要的发言，除去悼念牺牲的战友，我着重总结了近一时期的工作，介绍了负伤同志的治疗情况，号召大家继续发扬反扫荡中的英勇斗争精神，化悲痛为力量，用更快、更好地出版画报的实际行动回击敌人。大会结束时．同志们全体起立。唱起了《国际歌》和《在太行山上》，那深沉悲壮的歌声。久久地回荡，使人们热血沸腾．预示着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一张始终被珍藏的照片记录了当时这个感人至深的场面。看到这张照片，每个在画报社战斗过的同志都会感到那些情景历历在目。

会后，张一川来找我，他们已将第一批画刊印刷完，正在进行第二批印刷；画报的块铅版已做好。现在继续做其它的，待铅版机安装好就可以正式开印了。杨瑞生的工作也已安排，大家同意由他来接替何重生同志的职务，负责照相制版车间；康健等同志表示要积极支持和协助杨瑞生。所以张一川准备立刻在印刷厂宣布这项任命决定。另外由于坚壁在上庄的大型印刷设备已经运到，我们决定让李志书负责，加紧铅印车间的安装。这一期画报的印刷虽然都已布置妥当，新的任务很快又会下达的，所以尽快把我们的画报社装备起来是刻不容缓的。

当天下午，潘自力部长打来电话，说是沙飞起草的那两份报告都已经看过，并且转送了朱良才主任。政治部领导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这两件事还要通过边区政府的主管部门，李鸿年进北平的问题则要由边区党委的城工部统一安排，所以还要等几天才能最后决定。关于画报的发行问题，潘部长和朱主任都很重视。他们知道仅靠画报社来发行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分别同军区司令部的参谋处以及城工部和敌工部取得联系，准备分几条渠道同时发行。现在各单位已经开始组织力量。我把画刊可以提前印好的情况告诉潘部长。他非常高兴，并要求我们留下几千份供军区群英会使用，其余部分每千份打成一包，停机后立刻送到宣传部，以便及时向各单位发出。有了这样的安排，我们的画刊、画报可以由城工部送进敌人占领的各大城市，可以由敌工部直接打入日伪内部，可以由参谋处通讯网发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再从延安送往重庆、昆明和海外。用不了多久，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读者就都能见到我们抗日军民的斗争风貌了!这在当时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难想见的；而对我们晋察冀画报社的全体工作人员来说，是最大的安慰和鞭策。

画刊顺利出版以后，我们又立刻投入画报的印刷工作，并组织了几个得力的摄影记者和文字编辑，准备采访即将召开的军区群英会。

一天，王清江送给我一封信，说是军区组织部介绍来的四位同志在门外要见我。我让王清江把他们请进来，一见面，才知道都是些熟人。其中的何谷芬和杨振亚同志是沙飞派到工兵部队学习的；由于画报社在反扫荡中有所减员，目前正急需人手，所以我和沙飞商量前几天曾打电话同工兵部队联系。希望调他们回来工作。没想到这么快就如愿以偿了。另外两位同志是黎呐和刘克己，他们都是1941年冀中军区摄影集训队第三期学员，杨振亚也是该期学员，毕业后留在冀中军区摄影科，黎呐负责编辑《摄影网》，刘克已从事暗房制作的工作。冀中“五一“反扫荡以后，他们被调到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现在毕业了，分配到晋察冀画报社工作。

为了他们的工作，我专门到和平医院去同沙飞商量，决定何谷芬和杨振亚担任摄影记者，刘克已继续从事他的老本行，协助宋贝珩搞好暗房工作。过去画报社的暗房大多没有专职人员，是由杨国治和其他摄影记者兼做；宋贝珩调来后，也一直是个“光杆儿司令“。现在把刘克己充实进来，胶片的冲印、放大就更有保证了。对于黎呐的工作安排，沙飞另有想法：他以前看过《摄影网》，认为这种小型刊物对组织摄影报道、相互沟通情况相当有益，所以打算让他把刊物继续办下去。我同意他的想法，黎呐本人对分配给他的工作也很有兴趣。另外沙飞谈起吕红英同志的情况，我这才知道她原来是罗光达同志的未婚妻。据沙飞介绍：吕红英原来在晋察冀日报社从事印刷工作，后来晋察冀日报支援给我们一批排字和印刷的熟练工人，她就调过来了。罗光达同志同她感情很好，所以沙飞考虑：将来如果罗光达调去冀热辽工作，似乎以早日完婚为妥，但是冀热辽根据地尚在开辟、发展之中，一般暂时不准带女同志去。

我见沙飞如此认真地考虑别人的婚事，便笑着说：“婚姻大事，还是要同本人商量，由他俩自己来决定较妥。“

沙飞也笑了：“好吧，等以后见到罗光达时，我还真得帮他商量商量。“

回驻地的路上，下起了大雪，举目四望，漫天皆白。沿着山沟和山坡顺势而生的树木、枝杈上都沾满了雪片，路上遇到一位老乡告诉我：等到明天早上，这就成了好看的“树挂“。四十多年以后，我曾在黄山拍下几幅“树挂“的照片，但是即使在黄山，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晋察冀的那个洞子沟。记得我顺便问过那位老乡，这村子为什么会叫“洞子沟“。他说：“这条沟山高沟窄，越往里走越窄，简直像个洞子；另外这山上确实也有不少山洞，所以人们就叫它洞子沟了。我们的村子是沟口上第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因沟而得名‘洞子沟村‘，叫着叫着，也就成了‘洞子沟‘。“跟那老乡一路聊着，不知不觉地已经进了村。

神仙山下洞子沟，晋察冀画报社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驻地，在这里出版了5-8期画报和多种画刊。1998年  顾棣摄。

为了保证对群英会的采访，我们决定在城南庄军区的驻地临时借几间房子，一方面便于采访者的集中住宿。一方面也可以为宋贝珩他们提供一间暗房。程管理员和宋贝珩为此专程前去联系，回来时不仅解决了房子的问题，还捎回了两个新消息：首先是一位膀大腰圆的青年军人，他叫田友全，原来在十分区主力团当班长，负伤后在北岳区养伤，伤愈后便留在军区管理处的饲养班工作。这一次，管理处把他分配到画报社，担任我的饲养员。另一个消息送来一批枪支弹药。程管理员说：因为画报社有许多工作要到外面去跑，所以军区认为警卫员的装备要好一些。特意发了两支“盒子炮“，让沙飞和你的警卫员使用；另外还送来五支马枪、十支步枪和两箱子弹。管理员还告诉我：管理处为了照顾沙飞同志的伤，准备把他的马换成一头骡子，以便骑起来更稳当一些。

经过医生们的精心治疗，沙飞的伤口最近愈合得很快。黄钢医生请示了医院领导，终于允许沙飞在一个星期后出院。

但是他一再嘱咐我：出院后暂不能让沙飞随便走动，医院指定他定期来画报社给沙飞换药和复查。为了能让沙飞得到比较好的护理，我们决定让画报社的卫生员先到和平医院学习几天，待沙飞出院时再一同回来。这个好消息不得不暂时保密，因为万一传到沙飞耳朵里．他恐怕连这最后的一个星期也不肯等了。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石少华（1918-1998）广东番禺人，生于香港，幼年随父母定居广州。1938年带着相机和一批胶卷奔赴延安，1939年6月在抗大三周年图片展中，他在延安拍摄的照片是这次展览的主体，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他将其所拍摄的约500幅底片留在了延安。

1939年9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曾任冀中军区摄影科长、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共开办了九期摄影训练队，培养了学员逾240人。他曾先后六次进入白洋淀拍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的战斗生活，还拍摄了地道战、地雷战、解放张家口等脍炙人口的摄影作品。

石少华是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的主要创建者，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他是中国摄影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中国学会和中国摄影协会第一、二、四届主席；是《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等杂志、中国图片社、中国图片档案馆和新华出版社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他也是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老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他曾任中国第三届全国文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