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十）

六

1943年11月27日早晨，军区保卫部吾光文部长派人送来一封急信。信上说：近来敌军调动频繁，根据各方面的情报，敌人扬言要在近期内向花塔山发动围剿。为了安全起见，军区决定由沙飞同志率领大部分画报社人员尽快撤离，两天内转移到柏崖村同吾光文部长会合，随后一起转移到军区驻地，同军区会合。留下的同志继续在花塔山同敌人周旋，保护画报社的印刷机器及器材。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柏崖村距花塔山营地大约60多华里，途中可以在老虎山稍事休息。尽管画报社大多数同志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如果黎明从老虎山出发，傍晚是可以到达柏崖村的。

我向沙飞建议，马上召集骨干会议，商量如何认真贯彻吾光文同志的指示。沙飞同意此意见。在会议上同志们充分发言，一致认为军区的决定很及时，说明军区十分关心画报社。吾光文部长自反扫荡以来，一直率领保卫部和一连警卫部队，在阜平以及花塔山下一带，以军区政治部名义同日军捉迷藏。“敌来我走，敌退我进“。他们的任务一方面是迷惑日军，使军区不被日军注意和发现，另一方面，就近指挥留守在阜平一带的军区直属单位，更有效地坚持反扫荡。

吾光文同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干部，他所率领的保卫部的同志大都作战经验丰富，而且大都配备有武器，加上一连一百二十多名武装警卫部队，具有较好的战斗力。所以由他们护送，同军区会合是安全的。相反，我们在花塔山已坚持了将近三个月，日军扬言要上山围剿，所以花塔山目前是不安全的。

我们经过认真讨论后，决定：一方面由沙飞、赵烈同志率领画报社绝大部分同志转移去同军区会合，并带上画报社的全部底片和资料。为了转移途中的安全，工兵班全体以及青年突击队的大部分同志，随沙飞同志作为负责掩护的战斗力量。为了联络方便，电话员带上电话机随沙飞同志转移。另一方面由我和张一川同志负责留守花塔山，留守人员有二十多位，其中除大部分体力强健的青年同志外，还有部分因身体有病，或因有家眷，不便于远距离行军的人员和业务骨干。编辑部方面，当时章文龙同志因痔疮复发，走动极为痛苦，所以由赵启贤同志陪同留下，他主要是照顾章文龙同志，同时也便于商量和筹备反扫荡后的画报出版工作。印刷技师方面，高华亭、康健同志都有家眷，所以也留在花塔山。

时间紧迫，会后，我们立即分头去做同志们和村干部的动员组织工作，商定当晚做好一切准备，转移队伍于次日黎明出发。

古代诗词中，抒写了多少令人断肠的离别场面，然而最深刻而痛苦，却又远远超越了一己私情的，应是战场上战友的离别。兵戎之间，永远潜藏着无法预料的危险和突变。许多亲密的战友，就是在短暂的离别中成为永诀。

那天晚上，沙飞显得有些伤感。他处理好手头的工作，沉思了一会儿，突然对我说：“困难和危险留给你们了．大队人马转移以后。只剩下你们二十几个同志来对付敌人了，万事都要小心。实在不行时，就尽快与我们联系，军区会想办法支援你们的。“

我给他倒了杯开水，安慰说：“你放心好了，我们在山上坚持了将近三个月，地形熟，不会出问题的“。

沙飞点了点头：“我相信你们，你留下来负责我放心，你在冀中坚持‘五一‘反扫荡的经验是宝贵的，但是事关重大，一想起来难免又要牵肠挂肚了。“他抬起头。真诚地看着我，“这次一别，大概要在反扫荡以后才能见面，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想了想，对他说：“你们下山以后还要去找军区，同志们连日劳累，又背着底片，任务也不轻啊。日本人惯于在黎明进行突袭，所以黎明前千万要加强警戒，做好战斗准备。你身体不好，要注意保重，工兵班要伴随在你和底片组的左右，以防万一。“沙飞紧紧握住我的手，留下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万一我遇到不幸，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如果你遇到不幸，我也会坚持到底的“。

深夜，天空飘起了雪花。我找来工兵排长和班长以及赵银德、曲治全和萧、韩两位侦察员，叮嘱他们在转移途中负责沙飞的安全以及底片的安全，有问题随时向沙飞、赵烈同志请示。第二天黎明，大雪纷飞，一眼望去，山上山下一片银白。晋察冀画报社兵分两路，一路跟随沙飞、赵烈向柏崖村转移；我和张一川率领另一路同志前往第二营地，以便与上庄村的地方同志互相接应。

这次转移之后不久，上庄以及花塔山周围各村的民兵便纷纷送来情报：敌人开始销毁文件、运送伤兵，看样子要撤。

算起来，这一次的反扫荡时间最长，转眼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我们何尝不想早一点回到战友们、乡亲们当中去，痛痛快快地欢聚一下呢?可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越是在这种时候，敌人往往就越疯狂，一点点松懈都可能带来不必要的牺牲。经研究，我们决定一方面配合地方武装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另一方面派人在上庄村的几个路口和花塔山下的交通要道上检查已埋下地雷的情况。另外，我们还帮助民兵准备好敌人撤离以后的抢救和善后工作，以便让老百姓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张一川则负责规划，随时准备开启坚壁着器材设备的洞口。

就在大家情绪高昂地分头工作的时候，通信员王清江给我送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坏消息。记得当时天刚朦朦亮，我穿起衣服，正在洗脸，王清江领着李志书走进我的房间。李志书是随沙飞一起转移的，我见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活蹦乱跳，而是呆呆地站在门口，便感到一定出了什么意外，心里不由一沉。

“出了什么事了?”我问。

“我们……”一贯口齿灵利的李志书却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在柏崖村遭到日军包围了。“”队伍怎么样?”

“队伍已经突围，撤到了田家沟一带。“

“沙飞同志呢?”

“沙飞……”李志书犹豫一下，“沙主任让我带来一封信。“

我看出他还有什么话没有直说，继续追问道：“沙主任人在哪儿?”

“他……”李志书见我问得紧，这才继续说：“他冻伤了脚，被送到主力部队去了。“

我连忙接过沙飞写给我的信，匆匆读了一遍。沙飞的这封来信至今仍保存在中国摄影家协会。而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不知怎么丢掉了最后一页。

沙飞给石少华的信

沙飞在信上叙述了他们的情况，写得很详细。

我们那天分手以后，他和赵烈把队伍带到老虎山。经侦察，老虎山一带没有敌情，于是沙飞一面派赵烈到下庄村与当地区政府联系，了解柏崖村方面的情况，一面率队伍越过河西台，继续前进。当日傍晚，画报社全体转移人员顺利抵达目的地柏崖村。进村后，没有遇到吾光文同志和他率领的队伍。于是找村干部了解情况。据村干部介绍，柏崖村最近没有来过日军，只是在今天中午时分，西南方曾传来一阵枪炮声．估计响炮的地方距此有20来里，大约一小时以后，枪声又渐渐停息了。

鉴于这样的情况，沙飞即派出侦察员分几路去了解敌军动向，另外又带人观察了村外地形。柏崖村背靠大山，面朝一条小溪，冬天溪水干涸。沙飞与大家约定：万一发生情况，立刻上山，沿山口分散突围，到大慈沟附近的山上会合。

那天深夜，派往赤马坞方向侦察的萧敬山同志遇到军区吾部长率领的接应部队。见面后才知道。吾部长的部队和军区抗敌剧社的同志们在白天曾于花塔山附近被日军三面包围，交火后迅速分两路突围，抗敌剧社前往小水峪沟一带，吾部长赶来柏崖村与我们画报社会合。沙飞把吾部长接进村，安排好大家的食宿和警戒，然后才去休息。

第二天黎明四时，沙飞即让警卫员通知大家起床、开饭，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幸而沙飞在队伍出发前，就向同志们规定了严格的战场纪律，转移途中无论多么劳累，必须在黎明起床待命，以防敌人偷袭。如果不是这样，那一次的损失可能就更大了。

那天同志们刚刚端起早饭，就听见村子四周突然响起急促的枪声。哨兵和吾部长带来的警卫连迅速投入战斗，但是终因情况变化得太突然，难以有效地阻击偷袭的日军。眼看敌人已经冲进了村子，沙飞还是念念不忘那四箱底片。他和警卫员赵银德每人背起两个箱子，不顾一切地冲向村后的大山。工兵班、青年突击队和同志们紧随着沙飞突围。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沙飞在信中写道：“我出村不远鬼子即追上，在我旁边捉去一背枪的战士……”仅此一笔，那种残酷、危险的场面便不难想见。但是为了保护底片，沙飞什么也顾不得多想。“人在底片在“，这朴素的信念可以说是当时画报社每一个同志心中的最高原则。

沙飞在几个同志的掩护下跑到山口，鞋子掉了，不顾一切地赤脚在雪地里奔跑。为了甩掉敌人，必须翻过一座500多米高的大山，山上到处都是积雪和荆棘，要光着脚翻过山去，显然是很困难的，但是当时已经没有其他选择。沙飞命令王英鹤率领工兵班同志以火力压制从两侧抢占制高点的日军，掩护画报社的同志们突围。沙飞忍着疼痛冲向山顶，当他爬到山顶时，那只光着的脚早已经连冻带扎，伤得不成样子了。跟在后面的个别敌人仍然紧追不舍，沙飞向敌人开了几枪，敌人倒下了，他顺势倒在山头的雪坡上，一直滚到崖下。　

历尽艰险，沙飞终于转移到大慈沟附近．找到了分散突围出来的十几个同志。不料，又遇到驻守在下关的敌人在撤退前来大慈沟烧杀抢掠，沙飞只好率同志们暂时撤到距下关敌军仅三四里的田家沟休整。由于田家沟离敌人太近，老百姓有些恐慌。为了不连累乡亲们，沙飞决定派韩侦察员带队，回到柏崖一带打扫战场，收容掉队的同志。另外，在翻越大山时沙飞一度体力不支。把两箱底片交给了画报社的李明，嘱他找一个隐蔽处暂时坚壁起来，但撤到大慈沟后却一直未见李明，所以他命令白连生、宋贝珩等同志分头去找，争取尽快找到李明和底片的下落。沙飞本人则因脚伤加剧，行动不便，曲治全小心谨慎地将沙飞暂时隐蔽在田家沟村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去找同志们回来接应。

清晨，敌人果然来到田家沟及其附近搜查。沙飞隐蔽在山洞里，做好了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那山洞离敌人不过二三百米，但是因为地形比较好，始终未被敌人发现。

在这次残酷的战斗中，画报社的赵烈、何重生、陆续、孙谦、张梦华等同志不幸牺牲了。他们的情况是后来在打扫战场时才陆续得知的。

赵烈本来已经随工兵班冲上了山，但他发现何重生、张梦华和孙谦同志没有跟上，便再度返回村里接应。何重生身体较弱，是由张梦华和孙谦搀扶着冲出来的，因为走得较慢，所以落在了大家后面。赵烈迎到他们时，回头向山顶望去，看到敌人已经占领了两侧山峰的制高点，用火力封锁了山口。刚从村东撤下来的吾部长也发现了这一情况，带领警卫连沿着干涸河溪边打边撤。赵烈当机立断，命令何重生、张梦华和孙湮立刻向吾部长靠拢，自己在后面掩护。眼看他们已经冲到了溪边的沙滩上，突然从村里窜出一股敌人，用步枪和轻机枪向河滩射击，他们在猛烈的枪弹中倒下了。赵烈，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好同志，牺牲时只有23岁。他从晋察冀画报社成立以来，始终担任画报社的政治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为我党我军的早期摄影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同志们在掩埋他的遗体时，从他的衣袋里找到了一个日记本。他在牺牲前几个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对于工农青年的爱，我是甚于爱一切的，……在他们身上，我寄予无穷的希望。在他们身上，我看到未来的新中国的党的青年革命者的典型。我想尽些力量去帮助他们，使他们能知识化。“看到这里，在场的同志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了。

柏崖惨案中牺牲的烈士赵烈（右）和何重生（左）。

同赵烈一起牺牲的何重生同志，是画报社的技术骨干。他原是北平的印刷技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不堪忍受亡国奴的耻辱，在北平地下党的帮助下同王秉中、杨瑞生、高华亭毅然投奔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晋察冀画报社成立时，组织上专门把他调到军区，充实晋察冀画报社印刷厂的技术力量。何重生心灵手巧，技术精湛，不仅用简陋的设备印出高水平的画报。而且还同沙飞一道，改造出一种便于携带的轻便铅版印刷机，行军转移时只要两个人就可以拆开来背在肩上。这种印刷机后来得到了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发明奖。何重生同志的牺牲，是画报社的重大损失。

陆续同志是跟在沙飞后面冲出村子的。他的眼睛患有深度近视，在黑夜里看不清山路，所以他刚一上山就被绊了一跤。就在他拣起摔掉的眼镜，打算跟上同志们的时候，不幸被敌人的枪弹击中，牺牲在山腰的积雪里。陆续原是北平的大学生，而且有许多亲属都在海外，但是日军占领北平以后的几年里，他亲身感受到作为亡国奴的痛苦，决心投身革命。就在这次反扫荡前不久，他和未婚妻一起来到了晋察冀，未婚妻被分配到边区政府，他则分配到画报社。陆续性格内向，为人热心，但不爱讲话，就连他未婚妻在边区政府工作的事。也只是向赵烈透露了一句，而从未讲过详情。就这样，他自从来画报社报到便始终没有再见过未婚妻的面，以至反扫荡结束以后，我们谁也不知道他的未婚妻究竟是哪一位，没能给予她应有的安慰。另外还考虑到，她当时还很年轻，如果通过组织去寻找她，必然惊动很大，这样做不大适宜，所以只在报纸上刊登了陆续同志牺牲的消息。四十年后才听说，陆续的未婚妻得到他已经牺牲的消息时非常难过，几十年来一直怀念着他。直到1987年秋天，我们在阜平为1943年在反扫荡斗争中牺牲的同志们树立纪念碑，她虽然已经到了离休的年龄，仍主动地以“陆续亲属“的身份和同志们一道，从北京赶到阜平参加仪式。她的真挚的感情和行动，受到同志们的无比尊敬，同时勾起了同志们对战争年代的许多往事的回忆。

 阜平烈士陵园的晋察冀画报社烈士英魂碑，晋察冀画报社政治指导员赵烈安葬在这里。 李君放摄

军区配备给我们的工兵班，在这次突围战斗中立下了大功，令人永远难忘。为了掩护画报社的同志和底片资料安全突围，王英鹤排长率领工兵班坚守在一个小山头，为沙飞等同志的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们打完了子弹和手榴弹之后，又用刺刀与敌人拼死搏斗，一直战斗到最后。起初大家以为工兵班的战士全部牺牲了，后来萧、韩两位侦察员去战场清理同志们的遗物，突然发现满身是血的王英鹤排长动了一下，过去一摸，好像还有一丝微弱的呼吸!他们连忙叫来担架，把王排长送回村子里抢救。王排长身体健壮。亲手用刺刀刺倒了好几个日军，后来他被刺倒在地上昏迷过去，敌人还在他身上刺了几刀。尽管这样，经过乡亲们的精心照料，他终于又苏醒过来，成为画报社的十二位工兵战士中唯一的幸存者。

敌人的这次偷袭为什么来得那么突然?为什么投入了那么多兵力?后来经过调查，我们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反扫荡以来，军区吾光文部长始终率领保卫部和一个警卫连坚持在内线，以军区的名义四处活动，与敌人周旋。由于他们的行动十分巧妙，而且又不断用电台、电话与各单位保持联系，所以敌人完全被迷惑住了，深信这就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指挥机关。吾光文同志是老红军，指挥作战的经验非常丰富，尽管敌人千方百计地跟踪他的电台，并且派出了大批汉奸特务到处打探，可就是屡屡扑空，抓不到这支部队。在反扫荡的两个多月里，这支部队神出鬼没地在敌人群中转来转去，吸引了大量的敌军主力，从而使军区机关得以在外线比较安全地指挥全军区的反扫荡工作。直到11月29日中午，敌人才在花塔山不远的地方与吾部长的队伍遭遇。双方激战了一阵，吾部长指挥队伍突围，甩掉了敌人。这时，日军最高指挥部已下达了撤出晋察冀的命令，但是这支日军主力部队的指挥官，认为好不容易才咬住了我“军区机关“，不甘心放弃这块嘴边的肥肉，于是便孤注一掷地撒开大网，派出便衣特务跟踪侦察，当他们得知军区指挥机关进驻柏崖村，于是悄悄地调集队伍，利用黑夜，包围偷袭柏崖村。

吾光文同志的部队经过一天的战斗和转移，已经相当疲倦了，但听见枪声响后，他立即赶到指挥所去组织有效的反击。

吾部长的妻子、两个孩子和一位名叫红梅的保姆，是随部队行动的。当时，大孩子刚刚两岁，小的才五个月左右。战斗打响的时候，吾部长留下一位警卫员照顾妻子和孩子，约定做好战斗准备，待情况弄清楚之后，派通讯员来告诉她们到指定地点集中，同部队一起突围。饲养员牵着一匹战马、一匹大骡子，来到院子里，战马是吾部长的专用马匹，大骡子的鞍子上，两旁都挂着一个用嫩树枝编成的扁圆形箩筐，行军时把两个孩子分别放在里面，在走累了的时候，夫人可以骑在骡子的鞍上，既可减轻行军的疲劳，同时也可以照顾左右两位孩子。一位饲养员在警卫员的协助下，把吾部长的文件行李装进马槽里，随即把行李背到室外，放在马鞍上，用绳子把行李捆好，就牵着战马到指挥所去了。

另一位饲养员在夫人的协助下，把夫人和孩子用的行李背到院里，放在大骡子的马鞍上，在院子里等候着。一切准备停当之后，警卫员即到门外，等候通讯员的来来临。

吾部长到达指挥所之后，吴科长把情况向他报告说：日军已把柏崖村的东、西、南三面包围，现已向北面的山头运动，企图四面包围我们，日军仍是昨天与我们交火的战斗部队。吴科长接着报告，画报社的同志们已由沙飞率领，向后山突围。吾部长观察了柏崖村四周的情况，眼看围上来的日军越来越多，敌我双方人数太悬殊了，于是下令用一个排兵力在村东阻击敌人，掩护全体人员撤退，任务完成之后即担任队伍的断后任务。吾部长又命令，把警卫连的几挺歪把子机关枪集中起来，同一排作为前锋，向村西猛打猛冲，杀出一条血路。队伍紧随一排突围。二排向吾部长和指挥所的两侧靠拢，随时听候调遣。安排停当后，吾部长吩咐身边的一位通讯员，去通知警卫员和夫人，马上向村西同部队会合，随部队突围。

阜平柏崖惨案烈士墓   李君放摄

事实证明吾部长的指挥是果断的，正确的，因为虽然日军的兵力数量大于我，但是四周包围，兵力分散，如果我们集中优势火力攻其一点，对方必定措手不及，突围的成功是有把握的。当敌人发现我们已突围的时候，从四周再集中兵力．还需要一段时间，而我军突围的队伍，已把敌人甩得远远的了。

战场上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当那位通讯员接近目的地时。刚巧遇上已突进村子里的一股日军，他们向通讯员开火，通讯员不幸中弹身亡。

吾部长率领的队伍，终于突围成功了。敌人陆续进村，发现我军已经突围，便挨家挨户搜查。由于通讯员的不幸牺牲，吾部长的夫人和警卫员同队伍失去了联系，他们一发现敌情，就勇敢地投入了战斗。当日军冲进院子时，警卫员和夫人开枪打死了几个日军。最后，他们两位中弹英勇牺牲了，坐在炕边照顾孩子的红梅，跳下了炕，拔出她身边供自卫用的一颗手榴弹，拉开引线，向窗外投去，只见院子里突然发出一股火光，接着就是手榴弹的爆炸声和一阵敌人的喊叫声，她从夫人的手中取过了手枪，随后又取出她最后一颗手榴弹。当她听到院外、院内有跑步的声音时，又用全身的力气，投出了第二颗手榴弹，院内又升起一片火光，她紧紧地拿着手枪，向外瞄准，这时日军已调来轻机枪向室内扫射，红梅和等待在院子里的饲养员，都相继中弹牺牲。残暴的敌人冲进屋子，看见土炕上爬卧着正在啼哭的两个孩子。又看见炉灶上的大锅里正烧着一锅滚烫的开水。便丧心病狂地举起两个孩子扔了进去。　

2009年4月，由沙飞研究会日本分会与沙飞影像研究中心共同组织的日本“寻找沙飞的足迹之旅”访问团到河北《晋察冀画报》遗址访问，他们来到柏崖村，余光文部长（即文中所提吾光文——编者）的女儿余泽军（小宝）向人们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她的母亲被害，弟弟被煮死，她是被老乡带到村外藏起来而保住了性命。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