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记者 刘青山
《国资报告》杂志2019年第10期
新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伴随着人民政权的足迹一路走来的，基因中自带红色烙印，始终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70年来的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国运兴则国企兴，国企强则国家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为我国发展打下的重要物质基础，就没有我国的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就没有我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岿然屹立。
从工农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我党我军在根据地、解放区成立了多家公营企业，为前方指战员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生活物资。
1928年5月，井冈山会师之后，为了给日渐壮大的革命队伍做军装，红四军成立了桃寮被服厂。1938年，我军在延安又组建了第一家制革、制皮件和制鞋工厂，即后来的际华3513公司。企业成立之初，全部家当就只有9孔窑洞、一口水井、9名战士。当时，职工们一边开垦荒山种地、拦河修坝；一边加紧生产，支援抗战。朱德、张闻天、李富春、林伯渠等中央、边区主要领导先后多次到厂视察，鼓励干部职工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保障部队供给。2019年9月10日，新兴际华集团将3513原址确定为该公司第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在太行山，八路军建起了黄崖洞兵工厂。在崇山峻岭间，一批只会拿韭菜叶当量具的工匠们，在这里学会了制图、操作机床，把一批批武器送往前线，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在陕甘宁边区，延长油矿、玉门油矿在战火中坚持生产，向前线运送了汽油、煤油、蜡烛、擦枪油等战略物资。1944年，毛泽东亲笔为延长石油厂题词：“埋头苦干”。
在山东玲珑金矿，工人们在中共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的组织下，在日伪军眼皮下，将小金粒洒在头发中带出，由专人冒着生命危险将黄金运往延安，累计运送黄金达13万两之多。
1938年，我党在香港成立了“联和行”，作为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站，以贸易为掩护，筹款、送物、运药，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8年，“联和行”改组扩大为“华润公司”，并分批将郭沫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众多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安全护送至解放区，参加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解放战争期间，华东野战军99师在粟裕的直接指挥下，转战于苏中地区。眼见战争越打越顺，老天爷却出了难题：三仓地区近三个月不下雨，军民吃水都出现了问题。在粟裕的带领下，99师在驻地周边挖出了5口10米深的水井，口口见水，滴滴甘甜。
上述企业、部队后来成为了新中国国有企业的红色源头。华润自不必说，新兴际华如今已是全球最大的军需装备企业，也是我军历次换装的主力企业；黄崖洞兵工厂后来孕育出中国兵器淮海工业集团、航天科技一院519厂、长治钢铁等多家国企；玲珑金矿成为山东黄金所属企业；99师则是中建二局的前身。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些企业、部队以独有的方式，为党领导下的历次战争胜利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没收的官僚资本、少量外国在华企业，包括洋务运动中成立的招商局、山海关造桥厂（现中铁山桥集团）、江南造船厂（现中船工业江南造船厂）等企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私营企业，包括上海的老凤祥金店，北京的同仁堂等老字号；新政权从日伪、国民党手中接手的相关企业，比如前身为日本芝浦株式会社奉天制造所的哈电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成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重要来源。此外，新中国成立后，又投资建设了一大批新的国有企业，包括中国一重、中国一汽等。出身不同的国有企业，共同担当起恢复国民经济的重任，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国内经济凋敝、生产萎缩、物资缺乏。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209公斤，人均钢年产量不够打一把菜刀，人均石油年产量不足3两，人均年用电量不够吹半天空调。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纷乱头绪中，毛泽东抓到了主要矛盾。
东北解放时，曾煊赫一时的鞍钢被战火破坏殆尽，厂区内荒草丛生，设备残缺不全。老工人孟泰站了出来，“跟共产党走，棒打不回头”。在他的带领下，工人们献交器材的队伍排出几里长。
半年时间，鞍钢恢复了生产。曾断言这里“只能种高粱”的日本专家感慨说：“共产党了不起！”
1949—1952年，鞍钢的铁、钢、材产量分别占全国的46%、64%和47%，托举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半壁江山。直到1988年，鞍钢一直位列中国企业工业产值和上缴利税排行榜第一名。从北京十大建筑，到武汉长江大桥、三峡大坝、京九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国家重点工程；从59式坦克、运载火箭、超音速战斗机，到世界瞩目的辽宁舰，都使用了鞍钢生产的钢材。
在鞍钢的支持下，中国的钢铁产量日渐攀升，已稳居世界第一钢铁大国多年，产量超过全球一半。
相比之下，中国人解决粮食问题的道路更加漫长、曲折。
201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949年的5倍。在人口总数增长近三倍的情况下，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在此过程中，分田到户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育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的推广运用，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水利工程一师奔赴淮河，一举消除淮河水患，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佛子岭水电站，为沿河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农业生产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支部队，就是中国安能的前身。
1958年，中国一拖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此后，东方红拖拉机型号不断丰富，产量不断攀升，一度覆盖了中国70%以上的机耕地，为提高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粮食产量做出了突出贡献。
对于农作物而言，钾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有了钾，花更香果更甜。但中国缺钾，曾严重依赖进口。2003年以来，国投在罗布泊投资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硫酸钾生产基地，彻底扭转了中国钾行业命运操纵在外国人手中的被动局面，为中国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中国农资行业的“国家队”和“主力军”，中化集团每年承担着国家化肥淡季商业储备任务，为保障旺季时节市场供应、支持淡季时节化肥企业均衡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化化肥年销量超1000万吨，估算可增产粮食1000亿斤以上。
粮棉争地，也是制约中国粮食产量的重要因素。1983年，中国石化组建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决8亿人的穿衣问题。据统计，中国石化每年生产的化学纤维可替代约2.3亿亩土地产出的棉花。
目前，随着多方努力，我国已经解决了吃得饱的问题。但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遵循这一指示，国有企业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继续努力。
作为执行国家政策性收购任务主体的中储粮，在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中储粮不断推广电子测温、机械通风、氮气气调、内环流控温等先进绿色储粮技术，确保粮食绿色、保鲜、营养，努力满足人们由“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放心”转变。
1960年，包括铁人王进喜在内的4万多名转业官兵、石油工人、科技工作者，涌向莽莽荒原，打响了战天斗地的石油大会战。开发三年，大庆油田生产原油占同期全国原油产量一半以上，中国人从此把“贫油”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
10个月建成的人民大会堂；耗时8年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新中国建成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在国有企业工人的努力下，一座座崭新地标，崛起在一片废墟的中国大地之上。
70年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到逐步建立起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有企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服务国家开放发展中承担了一大批示范性带动性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形成了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全方位的建设能力，有力提升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中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自身实力也不断增强。1949年-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由36.8亿元增长到3.4万亿元，增长了925.9倍。2018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78.7万亿元）、所有者权益（63.1万亿元）分别达到1978年的247.1倍和130倍。
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徐工集团考察时明确表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
开国大典阅兵式时，当毛泽东看到“万国牌”受阅武器通过天安门广场时，表示“愉快又不愉快”。因为当时的中国，“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甚至日用品也多是外国进口的，洋钉、洋灰、洋火充斥了中国市场。
1952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位领导同时在一份文件上签批，同意在哈尔滨筹建新中国第一家铝加工企业。
铝，是航空航天事业最常用的金属。代号为101的东轻公司肩负着为中国空军插上翅膀的重任。在中苏关系破裂，没有经验借鉴，没有文献可查的艰苦环境中，以新中国第一代轻合金模锻专家浦水根为代表的东轻人想尽办法，终于摸索出了同类产品的全套生产工艺流程，结束了我国不能模锻飞机大梁的历史。
有了自主研发的原材料，1956年7月13日，全部用自制零件组装的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56式”飞机（后改称歼-5）在沈飞完成总装。?
截至1959年5月转产新机型，沈阳飞机制造厂共生产了767架歼-5飞机。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使用歼-5飞机击落过F-84、F-86、RB-57A和F-4B等多种入侵飞机，很好地保护了中国的领空、领海。
在中国的西部，更多的国有企业科技工作者在为“两弹一星”默默地工作着，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隐姓埋名多年，终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用一次又一次的创新突破，为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提供了坚强的保护。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对此，邓小平表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1949年，中国蒸汽机车型号多达198种，来自9个国家、30多家工厂，中国因此被称为“万国机车博物馆”。直到1978年，中国客车时速仅为40多公里。“像风一样快”的日本新干线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以来，在中国中车、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通号等央企的协力配合下，中国全面掌握了高速列车制造、高速铁路铺设、高铁信号控制等全套技术，实现了客车时速从120公里到350公里的历史性跨越，高铁成为了中国的金名片。
科技创新无小事。在民品领域，国有企业也吃够了技术落后的苦头。
上世纪90年代，2672厂（新兴铸管前身）想进军离心球墨铸管业务。把控行业话语权近百年的外国企业提出，“先准备好5000万美金再来谈”，“只卖管子不卖设备”，甚至提出由他们控股。
五十多岁的厂长范英俊背上大号军用水壶和馒头，夹着铺盖卷上了机台。当年研发的参与者，新兴际华集团总经理杨彬说，“我们用了10年时间，实现了跟外国企业的平起平坐，后来基本把他们的产品赶出了国门，现在我们已经参与了国际标准的制定，在行业内掌握了话语权。”
2001年，不甘心做组装厂的格力电器想把国外技术买下来，经多番努力仍遭拒绝，这让格力人下决心“掌握核心科技”，研发了包括电机和压缩机在内的多项核心技术，实现了“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工作。习近平提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国有企业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不断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之重器相继问世，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
几年前，一张刘华清将军踮起脚尖认真观看外国航母的照片，让很多人热泪盈眶。肩负历史重托的中船重工埋头苦干多年，研制的我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已交付使用并初步形成航母编队体系化作战能力，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配套的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已转入海试，实现了我国航母发展从“用起来”到“造起来”的跨越，正在加快向“强起来”迈进。
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这是继三峡工程、青藏铁路之后，我国又一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也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技术最复杂、环保要求最高、建设标准最高的“超级工程”。
从举国之力加上苏联援助才能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到如今完全自主完成的港珠澳大桥，背后是以中交集团、中建集团、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架桥技术的飞跃式发展。
“我们通过科技创新打造核心技术群，支撑了这些重大工程。”中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起涛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交集团累计科研经费投入超过300亿元，取得了一批原创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带动了中国交通基建领域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
目前，中央工业企业已全部建立了国家级研发机构，研发经费约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总额的四分之一，获得国家科技奖励约占同类奖励总数的三分之一，在特等奖和一等奖占比更高。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移动通信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研成果。
“国企要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排头兵。”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国有企业正在以持续地创新突破，从小到大再到强的一次次蜕变，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支撑。
国有企业并非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特产物，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也出资成立了不少企业。但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中保看来，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与西方的政府企业有本质区别，“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全民所有、全民共享。”?
70年来，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是支持经济发展、公益事业、对外经济活动的重要力量。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中国人多少年来的朴素愿望。为此，电网、发电及其配套的装备制造、施工安装企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2000年，我国已解决了全国97%人口的用电问题，内陆省份已实现了户户通电。只有四川、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广西、云南等地的偏远山区还有一定数量的村庄和农户无电可用。
为此，电网企业启动了“户户通电”工程。然而，这些地区山高坡陡、施工困难、造价高昂、维护不便，从经济角度考量并不划算。
比如，在福建三明尤溪县中仙乡华西村，为了让两位老人用上可靠电，供电公司专门架设了800多米导线，组立了12根电杆。
再比如，四川若尔盖包座乡俄若村卡美寨有无电户47户249人，通电总投资393.55万元，户均投资8.37万元，可以给每家盖一座新房。
据计算，上述地区通电的户均投资4万元左右，按照农户月正常用电量50千瓦时的电费计算，100年也收不回成本。然而，电网企业表示，“只要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亏本也要干，牺牲也要干！”
得益于电网企业的不懈投入，电网工人的艰苦奋战，2015年，我国全国范围内实现户户通电。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增长884倍，人均用电量增长617倍。坚强的电网和充沛的电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有力保障。?
网络时代，流量、网速的重要性不次于电力。2015年5月国务院提出“提速降费”的要求以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持续推动业务资费下降和网络建设升级。对此，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表示，五年来，中国联通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降幅超过95%，固定和移动宽带平均下载速率提升近7倍，未来随着全球首张5G共建共享网的投运，网速还会持续提升。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更是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这一本质属性的具体体现。
2018年，国务院国资委率先启动了两批18家企业的划转工作，划转资本821亿元，其后又启动了第三批划转工作。
当前，已有53家中央企业和14家中央金融机构实施了划转，划转规模达到8600亿元。?
对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表示，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和由此产生的养老金缺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灰犀牛”事件，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是应对这一风险的重要手段。
带头推进节能减排，布局环境治理和保护产业，也是国有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
2019年8月22日，华电莱州电厂第四台百万机组正式投运，集“智能照明、智能吹灰、智能燃烧、数字煤场、现场总线、GIL封闭线路、汽轮机一键启动、烟气深度余热利用”等尖端科技于一体，排放标准全面优于国家标准，代表了世界绿色火电最先进水平。
这一项目，是中国国有能源企业不断提高排放标准，提高清洁水平的一个缩影。2019年初，国家能源局宣布，我国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十三五”总量目标任务提前两年完成，已建成世界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
与此同时，以三峡、大亚湾为代表的水电、核电，以及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占比不断提高。为中国乃至世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做出突出贡献。其中，仅国家能源集团所属的大渡河水电公司的累计发电量就达到4325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64亿吨，相当于减少标煤使用9324万吨。
2013年，中国石化宣布实施“碧水蓝天”环保计划。提出三年内投入近230亿元，实施803个环保综合整治项目。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一次性投入最密集、涉及范围最大的环保专项治理行动。
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山提出，“三峡集团要在水资源相关产业大显身手，两翼齐飞，不仅要做最大的清洁能源集团，而且要做最大的生态环保集团。”一年多来，三峡集团主导的多个环保项目已在长江沿线快速落地，并取得初步成效。
作为唯一家林业企业，中林集团确立了“做生态产业领袖，创世界一流企业”的发展目标，大力推进生态旅游和森林康养产业，面向全国湖泊输出干岛湖生态旅游和保水渔业的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
最值得一提的，是国有企业在当前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国资委中央企业扶贫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央企业结对帮扶了1429个县、968个乡、9041个村。可以说，央企扛起了对口扶贫的半壁江山。党的十八大以来，央企不断加大扶贫力度，在定点扶贫县累计投入无偿帮扶资金超过110亿元。
同时，中央企业立足自身优势，创新扶贫手段，不断提升贫困地区造血能力。比如，2019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共实施产业扶贫项目689个，帮助引进企业155个，企业投资21.22亿元，带动26.87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
由国资委发起，全部央企出资的中央企业扶贫基金，已完成募资314亿元，撬动各类社会资金近两千亿元。几年来，扶贫基金将产业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完善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探索了稳定脱贫、防止返贫的新路径。据统计，已投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带动48万人就业，每年提供收入35亿元，为贫困地区纳税26亿元，建起了搬不走的银行。
70年来，随着国有企业的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任的形象得到了更多国家的认可。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进出口公司（中化集团前身）配合国家外交需要，向阿尔巴尼亚等国出口石油产品及原油。此后，根据国家战略部署，中化又将石油陆续出口到日本、菲律宾、泰国、巴西、新加坡、美国等市场，不仅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也扩大了我国的政治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中铁牵头完成了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坦赞铁路的建设，为中国与非洲建立起了友谊的桥梁。
1982年起，中建集团在海外设立了中建美国、中建阿尔及利亚、中建南洋、中建中东等四家二级公司。其中，中建美国超过98%的在美员工为当地雇佣。作为中国建筑在北非市场的先行者，中建阿尔及利亚公司在经营活动之余努力融入当地文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促进中阿两国文化、经济、情感互通的同时，加速了企业的本土化进程，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再比如，中远海运集团投资并运营的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为希腊直接和间接创造了12.5万个就业岗位，贡献了15亿欧元税收；中国化学工程的项目遍布“一带一路”沿线50多个国家，每年带动沿线国家10万余人次参与项目建设。国家电网巴西美丽山二期项目为巴西当地1.6万人创造直接就业机会，创造4—5万个间接就业岗位，贡献22亿雷亚尔的税收。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许多投资大、收益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许多周期长、风险大的基础性研发，许多国防科技工业的重大项目，许多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抗击救援，许多脱贫攻坚、改善民生的项目实施，都是国有企业扛起来的。”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资报告）：从后勤保障到国之脊梁，国企社会地位70年演变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