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少华：风雨十年（九）

第二天清晨，才知道这只是一场虚惊，编辑部的同志听到枪声以后，立即分散到路过的玉米地里隐蔽起来，后来由于前面的部队已经走远，再加上情况不明，天色又黑，他们便撤回到原来的驻地，准备接上关系后于第二天夜晚另行出发。

赵烈为了得到最后的消息，一直等到编辑部的同志安全抵达马兰，才回来报信，害得沙飞又熬了半夜。

这一夜我们睡得很晚。也许是因为晋察冀日报社刚刚出了意外，沙飞总有点放心不下，拉着我把营地周围岗哨一一查过，才回到房间里休息。

第二天早晨，通讯员没有按时叫我们起床，等我睁开眼睛，天已经大亮了。沙飞看了看明亮的窗口，翻身坐了起来，看见王清江笑眯眯地站在门口，迎头就问：“小鬼，为什么不叫我们一声。“

“赵烈同志吩咐过“，王清江辩解说，“今天要让你们睡足，然后……”

“然后怎么样?”

“然后还有好事呢。“王清江笑着不肯说。

“好你个小鬼!”沙飞披起衣服走了过去说：“还不快点告诉我?”

“赵烈同志说，不管什么事也得等你们吃完早饭。“

“好好好。“沙飞装作无可奈何地冲我摆摆手。“我算是让这几个小鬼给管住了。“他一边系扣子，一边继续对王清江说，“老百姓铺子卖东西，还要你出一个价，我还一个价。这样吧，我们洗脸吃饭，你也把你的事说说。怎么样?”

王清江把打好的洗脸水往前推了推，又从饭包里取出几块干粮放在炉子上，不慌不忙地说：“裴植同志派李志书和刘国祥来汇报工作。已经等了半天了。“

“还不快请他们过来!”沙飞听说满山分队派人来了。非常高兴。

“这可由不得我。赵烈同志早把他们带走了。“

沙飞看了看面前的洗脸水和早饭。“这么说，这饭是非吃不可了?”他冲王清江点点头。“好，你现在就去找赵烈，就说我们已经睡够了觉，五分钟之内保证吃饱喝足，快请他们过来吧。“

我们匆匆吃过早饭，赵烈便带着李志书和刘国祥走了进来。沙飞和我连忙迎上去同他们握手。分别以后，他们看上去还是那么壮实，精神也很好。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到满山营地的情况是令人放心的。

李志书从怀里取出裴植同志的一封信，然后又详细汇报了那边的情况。

原来。画报社向满山地区疏散的同志早巳平安抵达，同时疏散过去的还有军区政治部其他单位的一些同志。军区派行政处吴处长统一负责。我们画报社的同志编为第二分队，由裴植任分队长。满山地区处于偏僻的群山之中。环境很好，没有敌情。同志们除去工作、学习，还进行适当的开荒生产，以减轻当地老乡的负担。

当时的晋察冀边区跨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等省，位于同蒲铁路以东，渤海以西，张家口、多伦、锦州以南，正大、德石铁路以北。整个边区又分为北岳、冀中、平西、冀东、平北等分区，其中北岳区地处太行山脉，最为险要。

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在这里无法发挥作用，只能使用步兵和少量骑兵，所以据点很少。满山和花塔山同属北岳地区，但是满山的位置靠近北岳西部，人烟稀少，气候也更加寒冷，因此那里的同志们肯定会在生活上遇到很多困难的。尽管如此，大家的情绪仍很高涨，积极筹备着下一期画报的出版。章文龙同志还特意捎话来提醒我们加紧向各个军区组织反扫荡的稿件，以便在情况好转后尽快出版“反扫荡专号“。

李志书和刘国样走了一夜山路，比较疲乏。沙飞嘱咐王清江把他们安排到张一川那里休息两天，然后再带上他给裴植的复信赶回满山。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日军的扫荡高峰已经过去，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最近一个时期可能比较平静。沙飞、赵烈和我分别到同志们中间去了解情况，决定利用目前的战斗间歇，抓紧准备下一步的工作。反扫荡以来，我们始终没有间断与各军分区和主力团的业务联系．自从上次通过军区发出电示，要求各部队的摄影干部利用一切机会进行采访以后，已有一批照片和文字稿件送上山来。为了保管好这些珍贵的资料，沙飞专门集中一部分力量，用从日军缴获过来的羊皮背包把画报社所有的底片和样片，分门别类地装好，以便在情况紧急时易于携带，不至散失。同时，沙飞还让我根据晋察冀日报社送来的新华社电讯稿编写出形势教育材料，做好思想鼓动工作。这一系列有条不紊的安排，使我感到沙飞在政治上比几年前更加成熟了。赵烈对此也深有同感，他开着玩笑说：“老沙到底是个共产党员了，对思想工作比我这个指导员抓得还紧!”沙飞听了这话，既不气也不恼，只是故意板起脸来说：“你倒忘记当初你们给我提的意见啦?”提到沙飞的入党问题，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聂荣臻司令与日本小姑娘  1940年   沙飞 摄

我们第一次会面以后，沙飞随部队参加了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与前线将士们同生共死，拍摄了不少珍贵的照片。后来聂荣臻司令员怕他在前线出危险，所以拍去电报，要沙飞随司令部行动。事有凑巧，他刚刚回到司令部，攻克井陉矿区的部队送来一个名叫兴子的日本女孩—那是战士们从废墟中救出来的。聂荣臻司令员在参加长征之前，他的唯一的亲生女儿曾失散了，至今下落不明。他对这个与父母失散了的日本女孩非常关心，亲自和警卫员一起给兴子喂饭，并于第三天写信给日军片山旅团长，要求他将兴子负责送交她的亲属，后来又委托一个当地的老百姓把兴子送到了日军驻地。沙飞目睹此情此景，深受感动，锐敏地用照相机进行了拍摄。这组照片很快便为军区敌工部所赏识，印成传单送往敌占区，《晋察冀画报》出版时也随即刊用。日本侨民和日军士兵看到这些照片，很多人都为八路军的人道主义精神深深感动，日军最高指挥部非常惶恐。这件事给沙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又一次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同时也更加真切地认识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个摄影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不久，他郑重地把入党申请书交给了组织。在战争年代，要求人党就意味着信仰和献身，因此一般来说，一个人既然已经投身革命，投身在火热的斗争中，经受锻炼，他成为共产党员的日子就不会遥远了。但是，对沙飞这样一个在找到革命队伍之前有过复杂经历。进行过种种探索和追求的人来说，则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经受更多的考验。因此沙飞直到1942年才被正式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讨论沙飞入党的时候，我还在冀中，后来听赵烈讲，当时同志们一方面对沙飞的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另一方面也诚恳而尖锐地指出了他的缺点，比如：他有时习惯于凭经验办事，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结果往往会影响效果，或者挫伤一些人的积极性。另外，也有的同志批评沙飞不够重视思想工作，而只是过多地依靠行政命令办事等等。沙飞后来常常根据大家的意见来冷静反省自己，解剖自己，并且再三为自己没能有机会进学校，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感到遗憾。但是熟悉沙飞的人都知道：他的一生中从没有迁就过自己的弱点和缺点，而是始终追求着事业上、思想上和人格上的不断成熟与完善。任何卓越杰出的人物，实际上都有着这样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

沙飞安排大家休整，他自己却并不打算“休整“，把各方面的工作安顿好之后，他又一次考虑开展冀东地区摄影工作的设想。冀东地区当时正准备扩编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包括河北省东部、辽宁省西部和整个热河省。我们一旦要进军东北，冀热辽根据地便是一个关键点。雷烨同志牺牲以后，沙飞一直想派罗光达去加强那里的工作，把摄影工作抓起来。我来晋察冀画报社工作的时候，罗光达同志已调任边区出版社社长。当时的出版社大部分工作是出版小学校用的课本，而且在反扫荡之前已经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所以沙飞认为把罗光达调回画报社，去开展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摄影事业，能够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

聂荣臻写给日军的信  1940年  沙飞摄

与此同时，根据王炳中的要求，沙飞起草了报告，建议把原来担任摄影记者的李鸿年同志调到北平的秘密联络站，又把派往工兵部队学习的杨振亚、何谷芬调回来代替李鸿年的工作。另外由于天气转冷，满山营地的同志们又在忙着开荒生产，沙飞担心章文龙、高华亭、罗成培和康健一家在那里不适应，决定让画报社的卫生员同他们一起回到花塔山来，统一分到第一营地，由张一川负责照顾他们。

1943年的秋天和冬天，似乎是很有戏剧性的；一方面我们在经受着反扫荡的考验，另一方面则是整个世界战局都在向有利于人类进步力量的方向转化。在太平洋战场上，几乎与我们开始反扫荡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于9月4日在新几内亚胡昂半岛登陆．十余天后击溃日军，占领萨拉莫阿和东城。在苏德战场上，苏军继库尔斯克战役后，发动了南部和中部战场的全线出击。先后克复了顿巴斯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希特勒法西斯军队节节失败。侵华日军虽然还在拼命挣扎，进行所谓“拉网式“扫荡，显然已如强弩之末，但日军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仍没有改变。尽管当时敌后抗日根据的环境仍然很艰苦，但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兵源不足，抗日根据地的军队、民兵不断出击，所以我们有时却还是可以争取到时间“休养生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除去督促各营地加强警戒，随时做好应变的准备之外，还安排大家系统地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反扫荡以后的摄影工作打好基础。另外，沙飞也多次与我谈起了今后的一系列打算和构想。我认为他关于摄影工作的一些重要思想是很可贵，也是很有意义的。

在普及与提高、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上，沙飞非常赞赏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观点，敏锐地意识到它对我军摄影工作的现实意义。他认为：经过我们一年多的努力而初具规模的晋察冀画报社，目前所面临的正是如何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如何用完美的形式表现内容的问题。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继续坚持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原则，一方面也必须不断提高照片的艺术水平。沙飞始终把画报当作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刊物，因此他深感我们目前的摄影作品在艺术形式上存在着欠缺，深感有些同志对于一般性报道的满足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久前，江波同志托人送来了《黎明钟声》的稿件，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沙飞决定在下一期画报用大版面刊出这幅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以引起大家的重视。另外，沙飞提出要把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办的摄影干部训练队在北岳区继续开办下去，在反扫荡结束后尽快恢复起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沙飞还主张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同志们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认真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作品要比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的深刻思想以及批判与继承、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等等观点。在后来的摄影干部训练队中，这些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纳入了教学内容，对我们摄影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新闻摄影与艺术摄影的关系，沙飞认为是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相类似的，所以他一贯反对把二者截然分开的倾向。沙飞认为画报需要新闻性很强的新闻照片，但也需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艺术照片。新闻摄影工作者把新闻摄影与摄影艺术对立起来，不考虑在可能的条件下，把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对历史是不负责任的。沙飞举例说：

我拍摄鲁迅先生和青年木刻家谈话的照片，当时我一方面是以摄影记者的身份拍摄的，但同时也以艺术家的心情拍摄的，所以我首先把鲁迅先生同青年木刻家谈话的亲切情景拍摄下来之后，接着又从各个角度，拍鲁迅先生的特写。这些特写目的是把鲁迅先生的神采风度、对青年一代的热情关心等等．根据我的感受，用摄影手段表现出来。其实作为新闻照片，第一幅就够用了，但这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拍完第一幅照片之后，一直没有放过这宝贵的历史时刻，继续细心地观察，认真拍摄鲁迅先生的特写镜头。不久，噩耗传来，鲁迅先生病逝了。回想起来，鲁迅先生这次社会活动，是他有生以来最后的一次了。他关心青年艺术家的健康成长，抱病参加这次活动。那天假如我不是如此认真地拍摄，一定是终身遗憾的，同时也有负于历史。

鲁迅肖像  1936年10月  沙飞摄

沙飞接着说：《晋察冀画报》出版以来，除了主要刊登摄影作品外，还刊登美术作品、诗和报告文学作品。所以除小部分因时效和新闻性很强，而质量稍为不足的新闻照片，我们仍要刊登外，较多的照片，应该尽可能是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作品，也就是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

另外沙飞同志还主张摄影工作的领导者应定期深入下层，参加拍照采访。当时我们两人约定：每年分别下去两个月，一个人不在画报社时，就由另一个人担负对方的工作。为了尽快把摄影稿件的质量抓上去，他还提议在画报社设立摄影科，打算抽调原来负责管理科工作的裴植同志担任摄影科科长。

长期在深山里坚持反扫荡，最大的困难就是解决吃饭问题。花塔山的老百姓生活都很艰难，有时还需要我们从储备的口粮中拿出一些来接济他们。所以要在这严寒的冬季继续筹办粮草，是非常困难的，吃菜的问题更是难上加难，由于长期吃不到蔬菜和肉食，许多同志患上了夜盲症，体力也大大下降了。虽然我们采取了不少措施，组织同志们多挖野菜，并且尽量照顾病号，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天。赵银德和工兵排的王英鹤排长领来两个身穿八路军军装的人，经询问，才知道他们是抗大一分校的侦察员，一位叫萧敬山，一位叫韩伟志。他们原来随部队在河的北岸活动，转移中与大部队失去联络，希望能被暂时收容在画报社，待反扫荡结束后再由我们介绍回抗大一分校。我们验证了他们的身份，又考虑到当时正需要有经验的侦察员，于是便留用了他们。

萧、韩二位同志上山后，担负了大部分下山侦察和联络的工作。据他们报告，由于我们的部队和民兵常常在夜间活动，地方政府为了不使我军的夜间活动暴露目标，最近正学习冀中的办法，号召老百姓杀狗。当地老乡没有吃狗肉的习惯，所以常常把狗杀掉以后挂在室外冰冻起来。沙飞听到这个消息，便与我们商量是不是设法买一些狗肉上山，为同志们补补身体。在我们家乡广东，人们都把狗肉叫做“香肉“。是过冬的上好补品。沙飞自告奋勇，愿意亲自下厨房烧肉。但商量好，暂时向同志们保密，待大家习惯以后，再如实告诉大家。当天晚上，管理员就随萧、韩二位同志下山。买来一些狗肉，随后又给沙飞作帮手，烧了满满两大锅。对大家来说，很久不知肉味，所以每人分到的那半碗肉简直胜过了最美的宴席。后来我们才如实告诉大家所食的是狗肉，但它们早已下肚在胃里消化得一千二净了。不久，同志们也习惯了，尝到了狗肉的香味，以及滋补的好处。过了很久，沙飞亲自烧狗肉的故事仍然在晋察冀画报社传为美谈。

（未完待续）

原文刊自石少华之子石志民博客

石少华（1918-1998）广东番禺人，生于香港，幼年随父母定居广州。1938年带着相机和一批胶卷奔赴延安，1939年6月在抗大三周年图片展中，他在延安拍摄的照片是这次展览的主体，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他将其所拍摄的约500幅底片留在了延安。

1939年9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曾任冀中军区摄影科长、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共开办了九期摄影训练队，培养了学员逾240人。他曾先后六次进入白洋淀拍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的战斗生活，还拍摄了地道战、地雷战、解放张家口等脍炙人口的摄影作品。

石少华是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的主要创建者，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他是中国摄影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中国学会和中国摄影协会第一、二、四届主席；是《中国摄影》和《大众摄影》等杂志、中国图片社、中国图片档案馆和新华出版社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他也是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曾任老摄影家协会的主席。他曾任中国第三届全国文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碾盘沟）：石少华：风雨十年（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