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际春：刘伯承邓小平的得力助手，唯一未被授衔的五大战略区政治部主任，被官兵亲切称为“老妈妈”

张际春是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在红军时期曾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任抗大政治部主任、代政委，在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二野、西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刘邓的得力助手。1954年，张际春调北京工作，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为新中国的宣传文教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建国初期五大军区的政治部主任中，张际春是唯一没有被授予军衔的一位。在长期的政治工作中，张际春细致入微、春风化雨般的工作，赢得了部队官兵的好评，称他是“老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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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部队中出色的政治工作者

张际春1900年12月20日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笆篱堡谢家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1926年11月，张际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敌人在宜章各地捕杀共产党人和农运骨干。张际春遭到通缉，在笆篱堡地区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从粤北进入宜章，举行年关暴动，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张际春遵照党的指示，立即在笆篱堡等地发动农民暴动，策动民团倒戈，打击敌人。朱、陈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后，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建立苏维埃政权，很快恢复了县工会、农会和农民自卫军等组织。张际春担任中共宜章县委农委书记兼县农协秘书长。

1928年3月，张际春随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向井冈山地区转移，4月下旬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1929年底，他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古田会议的起草工作并参加会议。1932年12月，张际春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

张际春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宣传家。他在担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长期间，谦虚谨慎，从实际出发，不尚空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艰苦的斗争环境里，张际春对部队文娱活动也很重视，自编自演讽刺剧《庐山之雪》，林彪、罗瑞卿亲自登台演出，受到部队的欢迎。

1933年冬，张际春调到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调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军长征开始了，张际春随红十三师行动。1935年7月，中革军委将红五军团改为第五军，张际春任第五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成立了红军大学，刘伯承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和政治主任教员。在红军大学，张际春始终坚定地同朱德、刘伯承站在一起，从党和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积极维护南下部队中红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之间的团结，使部队在南下失利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损失，并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展开了斗争。张际春以他渊博的学识和高深的政治理论基础，把政治课内容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张际春还动员同学们利用业余时间办战火墙报、出《红炉》校刊，反映学员的学习、生活、思想动态，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很有吸引力，对提高思想觉悟，增强革命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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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严师、慈母、好领导”的抗大政治部主任

1936年6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成立了红军大学，1937年，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教育长。1937年1月，张际春到陕北后进入红大第二期第一队学习，并任学员队的党支部书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际春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2月，张际春任抗大政治部主任，与副校长罗瑞卿一起负责抗大的实际领导工作。1939年7月，抗大从延安迁至太行山根据地，训练前线八路军干部。张际春与罗瑞卿率领总校机关人员和学员数千人，东渡黄河，经晋绥进入晋察冀，时经半年，历尽艰辛，穿过敌人数道封锁线，于1940年1月胜利到达太行地区。1942年9月，张际春代理抗大政委。

◆1937年春，毛泽东与朱德等在延安红军大学合影。前排左二起：毛泽东、朱德、林彪、何长工、周子昆。后排左一杨得志，三杨梅生，四陈赓，五贺子珍，六姚喆，八肖兴奎，九江华，十谭家述、十一谭冠三，十二刘型，十三张际春。

张际春十分重视解决现实思想问题。1941年至1942年期间，日军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进攻，抗大的教育条件更加困难。这些情况在干部和学员中不同程度地引发了一些思想问题。张际春召开各种会议，分析各种思想状况，研究解决办法。他给干部和学员作形势报告，联系他们的思想实际，讲清当前形势，承认存在的困难，指出光明前途，号召干部、学员安心工作和学习，努力做好学校本身工作，培养更多的抗日优秀干部，以增强抗战的力量。有一个大队的领导干部不团结，张际春就请他们到政治部，由他和机关的部长、科长参加集体谈话。个别同志仍不通时，再耐心交流，一谈几个小时，直到干部认识清楚为止。由于抓了现实思想教育，提高了教职员工的觉悟，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完成。

张际春身为抗大总校首长，但没有架子，和群众心心相印，关系很好。1941年春，他利用工作之余写了一首五言灯谜诗，其中每一句都包含着抗大一个干部的名字，请政治部的干部猜。这首诗是“瑞雪铺满道，晚霞照野溪，朔北漫游去，何处把身栖。”这说明张际春具有造诣很深的文学修养，而且表现了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高尚品德，真实地再现了抗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

◆1939年，罗瑞卿和张际春(右)、陈伯钧(左)合影。

张际春不仅对抗大同志的思想、工作要求很严，对同志们的生活也是关怀备至，处处操心，被大家称为和蔼可亲的“老妈妈”。1943年1月的一天，抗大接到中央命令，将要离开邢台返回陕北。这时沙旅和在太行鲁迅艺术学校工作的女朋友段方正准备结婚，由于双方距离100多里，战争年代道路受阻、交通不便，总校撤离邢台的时间又很紧迫。因此，回陕北之前举行婚礼根本来不及，可是一旦分手，远隔千山万水，又有敌人的封锁线，再次相会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回陕北的日期只有一两天了，沙旅焦急万分，一筹莫展。张际春知道后，马上给段方的单位写了一封请调信，并亲自把信交给即将前往鲁艺检查工作的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罗瑞卿策马行军，当天就到达目的地，把信交给鲁艺的负责人。鲁艺领导当即同意，段方立刻启程上路，三天后终于追上西进的抗大队伍。不久，沙旅和段方一同到达陕北绥德，举行了婚礼。建国之后，沙旅曾任41军副政委。

张际春一向重视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因而威信极高，被抗大师生誉为“严师、慈母、好领导”。宋任穷曾评价说：“张际春同志任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多年，他作为红大和抗大优秀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为培养造就大批治党、治国、治军人才付出了很大的心血，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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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际春与王克勤运动

1945年9月，张际春调任晋冀鲁豫军区及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从这时起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张际春一直同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在一起工作，是刘、邓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抗日战争胜利之初，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张际春根据毛泽东“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在刘邓首长的领导下，结合部队存在的和平麻痹思想，教育部队“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始终保持革命警惕和旺盛斗志。

◆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张际春一起研究作战部署。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大批被俘或起义的国民党士兵补入部队。如何教育、改造和使用这些解放战士，是当时人民军队面临的新课题。张际春对部队人员成分作了详细分析，认为老、新战士和解放战士各有所长。要提高部队战斗力，迎接更艰巨的战斗任务，就要使这三种战土互相取长补短。他以敏锐的眼力，从解放战士中发现了王克勤这个典型。

王克勤，安徽阜阳人，祖辈佃农，5岁时父亲被地主逼死，母亲带着他和弟弟讨饭度日；17岁被抓丁，在蒋军中当了3年兵，曾3次逃跑都被抓回打成半死，受尽了人间折磨。被俘后，经过诉苦运动，他亲眼看到解放区的农民都得到了土地，过着自由和丰衣足食的生活。他认识到人民军队的好处，下定决心要为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到底，使他家乡的穷人也过上好日子。于是他勇敢作战，尽心尽力地用他在蒋军中的生活体验和学到的技术知识，帮助新战士进步，并带领他们英勇作战，使战士感觉到，跟着他打仗，不怕危险，心里有主张。1946年10月，他光荣入党，当了班长。从此，他不但把自己在蒋军中学到的军事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战士，而且关心体贴战士，耐心细致地对战士进行思想工作，创造出以“思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为内容的带兵方法。

◆1947年元旦，刘伯承司令员（站立者前排左二）、张际春副政委等与前来慰问的太行山区慰问团合影。

1946年11月间，王克勤所在部队参加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的龙（龙固集）风（张风集）战役，并奉命在徐庄阻击敌人。战斗动员后，王克勤回到班里立即组织战斗互助组。他说：“咱们组织好战斗互助组，大家要听组长的招呼。我要是牺牲了，你们听副班长指挥；副班长牺牲了，由互助组长指挥。有谁挂了彩，大家要互救互助。”在徐庄坚守战中，王克勤班守在徐庄一个险要阵地上，是敌人主要攻击目标之一。由于组织得好，战斗互助及时，工事做得好，战术灵活机动，他们一天打退敌人几十次进攻，杀伤了大量敌人，牢牢地守住了阵地，全班竟无一人伤亡。而在险要阵地上的另外一个班，除班长外全部伤亡。战役结束后，王克勤被所在纵队评为一等杀敌英雄、带兵模范。他所领导的班也被评为模范班，全班涌现出4个英雄模范。纵队党委决定在全纵队开展学习王克勤的运动，推广他所创造的“三大互助”经验。这一经验很快就对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产生了明显的效果。1946年10月，这个纵队一次补充了2000多名解放战士，由于学习了王克勤的带兵法，一个月中只逃走3人，其他都表现很好。

张际春抓住这一典型，及时向晋冀鲁豫军区和野战军党委汇报，建议在部队中开展学习王克勤运动。军区党委对这一建议极为重视，以政治部的名义向部队发出指示，很快在军区所属部队开展了学习王克勤运动，为加强部队政治思想教育，提高部队战斗力，提供了新鲜经验。党中央和毛泽东很重视这一经验。1946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特地发表了《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这一运动，对于提高人民军队的战斗力，粉碎敌人的进攻，解放中国大陆，起了重大作用。张际春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领导部队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开展以诉苦、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进行阶级教育和形势任务教育，并积极推动部队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使部队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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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妈”张际春

张际春谦虚谨慎，品德高尚。他长期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对刘、邓首长极为尊重。刘、邓首长的指示，他都全力组织贯彻和实施。他出色的工作，经常受到党中央和刘、邓首长的赞扬，但他从不骄傲，极为谦虚。有一次部队搞展览，贴出了刘、邓、张等的照片，他看到后严厉地指出：“一个庙里有几个神？怎么能把我和刘邓并列！”并命令把他的照片取下来。

张际春艰苦朴素，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在涉过泥泞无路，浅则及膝，深则没肚，荒无人烟的黄泛区时，刘、邓、张等首长都与战士们一起徒步前进。当同志们看到他很疲惫，劝张际春坐一段车时，他都加以谢绝。他每到驻地，常常是与警卫员一起搭门板、铺稻草，打扫环境卫生。在大别山区，村小房少，他常常与部长们挤在一起睡地铺。1948年驻宝丰县柳林村时，有一位部队的同志到野政组织部联系工作，在村头遇到了张际春，来者向他打听组织部的地址。张际春说农村没有门牌不好找，我带你去吧！事后那位同志才知道他是“四号”首长（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张际春），不禁愕然地说：“我原以为他是伙夫、马夫哩!”他平日一心扑在工作上，常常不打招呼到各部门去，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使得警卫员有时“丢了”首长“很恼火”。类似这样的事，一直传为佳话。

◆1949年2月11日，刘伯承（左起）、饶漱石、张际春、邓小平、康生、谭震林、宋任穷、陈毅、粟裕出席在徐州大北望村三野司令部驻地举行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会议。

在刘邓大军中，刘、邓、张、李（达）首长是一个整体。在干部的心目中，刘司令员威严而亲切，大家爱听他讲话。他纵论战略战术渊博精深，阐述问题通俗幽默，善用民间歇后语。邓政委严肃冷峻，不开玩笑不发脾气，谈话作报告语气温和，字字如钢钉入木，不可摇动。张际春副政委是位著名的“老妈妈”。之所以称他为“老妈妈”，一是因他年长资深，他1900年生，1926年入党，1928年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上井冈山，而后参加长征；二是他仁慈心细，爱人如爱己。他对犯有这样那样差错的同志的批评，总是体贴入微，深入分析，说透道理，从不发脾气，最重的语言就只一句：“太不成话了。”他是部队首长，却同普通干部一样到连队跟战士一起行军、吃饭、打仗。他是刘邓大军司令部第三号首长，全军政治工作首脑人物。对上，他保证了刘邓军事谋略的全面实施；对下，他维系将帅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血肉之谊。不论军事干部政治干部，有什么苦恼，总想到他面前倾诉一番，求得内心平衡。他这位“老妈妈”的形象是根植在每个干部心中的。

张际春以刘邓首长的思路与精神来培育干部。周恩来曾说：“刘伯承是举轻若重，邓小平是举重若轻。”张际春则将刘邓的长处加以发挥，落实在日常政治工作中。他常向干部们讲：刘邓首长的军事指挥特点既是艺术，也是科学。不论宏观与微观，部署战略、战役、战术的行动，事前必须把账算准确。张际春常教育干部算军事账，经济账，重要的是算政治账。他善于在细微的事物上发现问题，提到原则高度，从而改进全军的重大决策。1947年初，豫北战役刚解放淇县，他派保卫科长张之轩进城赶印解放军的安民布告。县城只有一家石印铺，门上贴着告示：“自蒙贵军进城，物品尽拿一空，暂时停止营业，日后平静经营。”张之轩询问原因，才知店主的老花眼镜被民兵拿走，使他无法工作。张际春听了汇报，立即找到太行山一个分区带民兵进城的政治部主任，令其对民兵进行严格的纪律教育，找回眼镜归还店主，赔礼道歉。店主接过眼镜，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喊道：“真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于是立即收拾石板笔墨开始工作。

这件事对张际春触动很大，他向中央提出新解放的城市不准民兵进城的建议，得到中央的肯定，通令全国各野战军坚决执行。张际春为部队制定了规定：夜行军找向导，必须让人家穿暖点，带干粮、雨具，不能耽误农民生产。但张际春也不是个无原则的温情主义者，对于政治工作中的拖拉作风，他亲笔写了六个大字：“迟缓等于死亡！”张际春让《军政来往》编辑部同志用大号黑体字把这六个字印在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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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文教战线的卓越领导者

西南解放后，张际春任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干部管理部部长以及重庆军管会主任，同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副书记、常委、组织部长和农村工作部部长，还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张际春的工作非常繁重。他除了负责军队的政治工作外，还参与了建设西南的重大决策。他在进军西藏、改造和安置国民党投诚起义的90万军队和消灭土匪武装110万人等任务中，在减租退押和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中，为西南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9年10月，刘伯承、邓小平参加开国大典后，踏上进军西南的征途。这是邓小平（左二）、粟裕（左六）、陈毅（左三）、刘伯承（左五）、李达（左一）、张际春（右一）等在徐州车站。

正当张际春以饱满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为建设祖国大西南而奔忙的时候，党中央于1954年初调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是他大半生戎马生涯的重大转折，意味着要脱下伴随他多年的军装去承担党赋予的新的重任。这时，军委总政治部已着手进行评衔的各项准备工作。张际春的调任也意味着他不再被评军衔。张际春在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野战军和大军区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论资历和职务理应授予上将以上军衔。接到调令后，他没有考虑个人的进退去留和即将开始的评衔等问题，而是将自己分管的工作向西南局军区的领导和同志们一一做了交接和安排，并提出自己对建设大西南的总体构想。30年的戎马生涯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张际春惜别了朝夕相处的战友和同志，愉快地到北京奔赴新的岗位。

1955年9月第一次授衔时，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大战略区当中，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和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被授予上将军衔，唯独中原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没有授街。但张际春无怨无悔。

1954 年初，张际春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1956年，张际春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张际春长期参与领导全国的宣传文教工作，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努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同林彪在宣传工作中推行的形而上学、形式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教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张际春离开重庆到达北京后，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张际春向毛泽东表示：我多年作部队政治工作，对地方宣传业务不熟悉。毛泽东亲切地勉励他说：“就是要把部队政治工作的好经验，运用到地方宣传工作中来嘛!”他一直把毛主席的谈话作为鞭策自己努力工作的动力，在宣传文教战线上勤勤恳恳地工作。

张际春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形势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激励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搞好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9月25日，张际春在中共“八大”上作了题为《关于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发言，阐述了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张际春还经常召集宣教部门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新闻单位的负责人研究党的宣传报道工作。

“文革”初期，红卫兵闯到张际春家中无理取闹，要他揭发邓小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所谓问题。张际春耐心地向他们讲解了有关的历史，用刘邓大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光辉业绩教育这些人，有力地驳回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张际春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警惕性很高，他充分估计到当时情况的复杂性，凡是呈送毛泽东的重要函件，不仅自己亲自起草，还常常亲自送到中南海去，避免在传递过程中发生纰漏。

1966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派张际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 领导运动。他发现有坏人浑水摸鱼，借机反对周总理，于是立即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这引起了江青等人对他的不满，并立即对他进行陷害、打击。7月30日，陈伯达、江青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张际春的所谓错误。张际春接到开会通知，非常气愤，于是乘车到中南海邓小平家中，当面向邓小平汇报了他的想法，并表示要抵制开会。邓小平洞察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明确地对张际春说：“会还是要去参加，好的坏的都要听嘛！我是了解你的，真理是压不倒的！”

1966年9月8日，张际春的夫人罗屏心脏病突发病逝。此后，张际春一个人带着家中的两个小孩，处境极端困难。组织上嘱咐有关人员要注意张际春的安全，工作人员就将他身边的一瓶安眠药收了起来。他发觉后严肃地说：“请放心，我不是那种人，对党对人民要负责任。困难是暂时的，我还要继续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际春受到江青、陈伯达等人的迫害与摧残，身体越来越坏。当时他已年近七十，还常常要挤公共汽车去接受“批斗”。有一次，张际春从电车上被挤下来摔伤，从此身体每况愈下。1968年9月12日，张际春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

1979年1月24日，党中央为张际春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大会由邓小平主持，韦国清致悼词。悼词中指出：“张际春同志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是我党我军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在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期间，他为培养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人才建立了功绩。抗战胜利后，他是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得力助手，为取得我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加强西南部队和地方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领导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中，他坚持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宣传、文教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