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忘却的记忆》
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
第十二章 最后的队列
1.沉默的方阵
贵州80余县区，县县都有烈士陵园。
陵园里安葬的大都是1950年贵州剿匪时牺牲的二野五兵团的指战员和被土匪杀害的南下西进的干部们。
长眠在陵园里的烈士们，依然如生前一样坚守纪律，组成了新的队列，横成行，竖成排，就像他们生前出发的样子。只是，在点名时，再也听不到他们那富有青春朝气的应答。风吹松柏，发出低回而刚烈的声音，那是烈士英灵发出的回声。
坚强的人们啊，刚刚离开解放的冀鲁豫，刚刚聆听了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声音，刚刚看到五星红旗在新中国的天空中飘扬，就倒在了贵州这片土地上。
60多年前他们正年轻!从冀鲁豫大地出发时，他们热血沸腾，只知道向前、向前，并不知道自己生命的终点会停止在何处。
1950年1月14日，我五兵团司令员杨勇率兵团指挥机关参加成都战役后返回贵阳，途经遵义、乌江之间的刀靶水地区时突然遭到土匪的伏击。
4月下旬杨勇司令员到重庆参加西南局的会议，再次被土匪伏击。
兵团司令被土匪连续伏击，可见土匪气焰之嚣张。
贵州的匪患之严重，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贵州地区的匪患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西南地区是全国最后解放的地区，国民党剩余的部队都逃亡至此做最后的抗争。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就把西南作为反攻的一个根据地，进行了五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了1500多名匪干分子。
土匪大部分是国民党军政特警人员，还有不少是从北方老解放区，包括冀鲁豫边区跑过来的恶霸地主、还乡团，与共产党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台湾他们去不了，贵州是他们垂死挣扎之地。他们高喊“杀死北方人，杀绝土八路”，气焰十分嚣张，手段极为残暴。
解放之初，潜伏的匪军慑于我军声威，未敢妄动，地主恶霸也在窥视等待。表面上看，一片欢庆解放的热烈景象。后来我军主力由贵州入川，匪特便蠢蠢欲动，开始小股试探，逐渐集中，进而发展到攻城略地，妄图一举实现建立西南大游击根据地的图谋。
进军贵州，我们伤亡了84个干部战士，但是在剿匪的过程中却伤亡了4700多人。
邓小平同志曾说：“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大仗了。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的一场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
1950年3、4月份，全省性的匪乱达到了高潮。全省七十八个县，土匪控制31个县，我们占47个县，而且控制的也只是县城和少数乡镇，广大农村和山区基本上被土匪控制。
当时五兵团进军到四川参加成都战役，贵州的部队很少，大批的南下西进干部自己带一支枪，下乡发动群众去接管建政。这个时候土匪大暴乱，矛头就对准了南下西进的干部，结果干部伤亡2000多人，区以上的干部有51名。
南下英烈之一：
王以亮，时年30岁。
在仁怀烈士陵园，我们见到了原冀鲁豫边区菏泽城关区区长王以亮的墓碑。1949年12月他被任命为遵义地区仁怀二区区委书记，上任仅28天，遭土匪袭击牺牲。土匪割下他的头颅，悬挂在乡公所大门上。
南下英烈之二：
任守藩，时年21岁。
在贵阳烈士陵园我们瞻仰了冀鲁豫聊阳县南下干部任守藩烈士的墓碑1950年3月2日凌晨，四百多名土匪突然包围了贵阳白云区区委所在地，任守藩等13位同志为了掩护其他同志突围，先后牺牲。丧心病狂的土匪在任守藩中弹牺牲后，竟扒掉了她全身衣服，剖开了她的腹部，挖出了婴儿……
南下英烈之三：
梁尊敬，时年31岁。
在贵州织金县烈士陵园，我们见到了冀鲁豫单县四区区长梁尊敬的墓碑。梁尊敬来到贵州织金县三塘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长，3月23日遭土匪伏击，中弹受伤，被土匪剥光衣服，掷入山洞牺牲。
南下英烈之四：
李 仪，时年21岁。
在被土匪包围中英勇抵抗，打尽了最后一粒子弹，被冲上来的敌人砍下头颅，大卸八块。
他爱人守寡40多年，直到九十年代才首次来到这个地方寻访丈夫的英灵。
南下英烈之五：
张杏田，山东单县人，牺牲时任黔西县林泉区副区长。
1950年春，黔西土匪围攻区政府，张杏田身负重伤，被敌人扔进了溶洞里。
一直到了十年以后，农民在溶洞里面扫硝，发现了张杏田的遗体，把他抬出来的时候，他的手枪和皮带还都在。
南下英烈之六：
织金五区区长赵天耀。
1950年3月24日被土匪活捉，土匪就拷问他，问他投不投降。他说：“我不考虑投降。”土匪就一刀一刀地割他的身体，割一刀问投不投降，割一刀问投不投降。割了几十刀，一直没投降，最后还把舌头割了。赵天耀仍然啊啊啊地骂土匪，直到壮烈牺牲。暴徒将其剖腹挖心，暴尸荒野。
南下英烈之七：
王富海，原冀鲁豫边区六地委委员兼县委书记，南下西进后任中共镇远地委组织部长。
1950年4月14日，为了安抚刚刚从匪区撤退下来的同志们的情绪，他坚持来到黄平县境。
14日，保卫队的两个班护送王富海到黄平这边来，走到梨树凹坡下那个地方，400名土匪已做了埋伏。在周围的山头上开枪之后，王富海和卫队的同志分三次冲锋，结果王富海冲到梨树凹的右边时，在草房里面和敌人对抗，敌人居高临下。由于寡不敌众，保卫队中包括指导员杨永福同志和王富海同志在内的13名同志壮烈牺牲。
王富海是南下干部中牺牲的职务最高者。
南下英烈之八：
王先知，山东省成武县大田集镇四刘庄人。
从小由于家境贫寒，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因而不识字。但他向往光明，很小就参加了革命队伍。1949年3月，王先知参加南下支队，年底来到黔西县雨朵乡，负责征粮工作。
土匪暴动时县委要求各区乡干部及时撤回县城。
区委书记马占禹立即给王先知写信，告诉他说：“情况不好，你要速回区政府。”由于王先知不识字，便叫乡师爷念，谁知这师爷是和地主土匪一伙的，于是念信说：“情况很好，叫你安心工作。”王先知信以为真，没有离开雨朵。马占禹书记没有看见王先知回区政府，才想起他不识字。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马占禹又在信封内装上一把剃头刀送到雨朵，暗示王先知你再不回区政府，有可能被杀害。但一肚子坏水的乡师爷却又对他说：“组织上很关心你，是你的胡子长了，寄给你刮胡子用的，叫你安心工作。”就这样，王先知还是没有离开雨朵，继续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征粮任务努力工作。
1950年2月的一天中午，地主土匪假意请王先知吃饭。王先知已经察觉到了当时的严峻形势，无论他们怎么说都不去吃。结果他被多个土匪硬拖着往前走，刚一走到街口，早已在那里等待的土匪刘国全、刘正权等一拥而上，将王先知捆绑起来，并狠毒地朝王先知的屁股上捅了两刀。王先知不屈不挠，破口大骂土匪，众匪更加凶残，狠毒地将王先知从雨朵街上往村外拽，残忍地用杀猪刀一步一刀地割，一直割到离雨朵街两公里的长坑。王先知惨死后，凶手将其尸体丢入长坑。
南下英烈之九：
刘洪昌，冀鲁豫边区定陶县孟海区干部。
刘洪昌和爱人龚秀兰一同被批准南下，临行时他们把一岁的女儿托付给了老战友。进贵州时，刘洪昌在第一梯队被分配到普定县二区任区长，她爱人龚秀兰作为留守梯队随后前进。
1950年5月30日，刘洪昌一行6人到一个市场上征税。其中南下干部有4人，还有军大学生2人。在洪家堤坝，土匪头天晚上布置了6、700百人，等待征税部队进入埋伏。来自定陶的南下干部许玉山是财政助理员，他走在最前面，结果叫土匪一枪打到肚子上。刘洪昌就带着两个人往山上退，结果也中枪牺牲。
就在这一天，他的爱人龚秀兰已经随留守后梯队到了贵州。住了一夜，第二天就骑着马到花柱去跟刘洪昌会面。路上，她才得知刘洪昌牺牲的消息。
南下英烈之十：
王涌波，河南省南乐县前林家村人。
南下时任中共冀鲁豫卫河县委书记。南下途中，王涌波配有一匹马，自己却很少骑，几乎都让给了生病或脚伤的干部。
一次，全中队乘船前进，中途船搁浅了。王涌波第一个跳下船来拉纤，边拉纤边给大家讲周文王姬昌的故事。他说：“当年周文王拉纤八百单八步，后来建立了周朝八百又八年。我们今天拉纤，为的是解放大西南，为了人民坐江山。”
进入贵州玉屏县一个小镇时，由于反动派的谣言，镇上的群众都离家出走了。有个同志进入一户人家，发现屋内放着一小罐咸菜，就悄悄地把它打开吃了一些。王涌波知道后，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他说：“这是我党我军的纪律所绝不允许的，这样做同国民党有什么两样?吃了，一定要付钱!”
由于当时确实买不到菜，又找不到房主，王涌波给这家留下六块大王涌波同志亲自写了一张条子：“老乡，你家中无人，我们吃了这罐菜，现留下六块钱，请查收。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进支队一大队七中队。”
几十年过去了，这家人还保留着这个条子。
进入贵州，王涌波任中共息烽县委书记。1950年2月中旬，全县匪患四起。3月16日，王涌波率县大队一个排，前往养龙站区委所在地。当部队进入由草香至板桥的谷地时，遭到了1400多名土匪的攻击。
王涌波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冒着密集的弹雨冲上了一处制高点，以此为屏障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一百多具匪徒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我阵地前。由于敌我力量太悬殊，在冲杀中，六挺机枪被打坏。敌人依仗人多，终于冲上山顶。王涌波临危不惧，率领部队与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拼杀。战斗从中午打到天黑，子弹光了就用石头砸。
最后，王涌波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壮烈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33岁。
我们在仁怀市寻访时，正赶上民政局为当年保卫茅台的战斗中牺牲的散葬烈士进行集中归葬的工作。
仁怀市民政局副局长佘红霞领我们来到了起坟现场。
两位工作人员正在清理一具烈士遗骸，他们像考古人员一样轻轻地用毛刷刷去泥土。
这是一具非常瘦小的骨架，60多年了依然保存着比较完整的形态。烈士胯骨下面有一颗已经完全锈蚀的手榴弹，和骨头紧紧粘在了一起，连骨头也变成了铁黄色。颌骨下面的牙齿，白白的，像玉一样，一颗挨一颗，看得出很年轻，也就是十七八岁的样子。
工作人员边清理边流泪说：“这些人太不简单了，这么年轻，就牺牲在这儿了，连名字都没留下。”
烈士遗骸的脚骨已经看不到了，但在脚的位置有保留完好的一双鞋。鞋底是汽车轮子的外胎，鞋帮是车的内胎，用汽车外胎里的尼龙线缝制在一起，就像一双凉鞋。佘红霞泣不成声：“当时我们战士就穿这样的鞋来解放贵州的，来保卫茅台的。打仗时候非常冷，已经11月份了。”
遗骸装到匣子里去的时候，他们用红绸子裹住骨骸，然后上面又盖个小被子。“不能再让烈士受委屈了!”佘红霞局长说。
她买了一双新鞋放进匣子里，拿出了那双汽车轮胎鞋。她说：“我们要搞个纪念馆，把它收藏起来，留给我们的后人看一看，当时我们的前辈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那么冷的天气，穿这个东西，来解放贵州、解救人民的!”
在佘红霞办公室的一个箱子里，我们看到了她留存的另一些烈士遗物。她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搬坟的时候从烈士墓拿出来的，这个好像是我们烈士的皮带勾、钢笔还有一把小剪刀，你看还有这个五角星。我们要把它收藏起来，留给后人。”
在箱子的一角，笔者看到了一枚小小的黄色印章。笔者问：“这个私章是谁的?有字吗?”
“应该有字的。”
拿起印章，找来印盒，盖在白纸上，仔细辨认。
私章的名字是黄日新。
佘红霞：“黄日新?我们烈士名单上没有这个名字，可能是无名烈士里面其中一个。这枚私章是在几位烈士合葬的墓穴里最后发现的，没法确定是哪一位!”
印章找到了，英魂依然无归!
仁怀市中枢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
仁怀市中枢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铭文
GAO JIAN根据《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忘却的记忆》第十二章第一章节整理。 2024.08.12.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根据地》第十二章 最后的队列 1.沉默的方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