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903年生，湖北省黄陂县人。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以后长期做党的保卫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中央分局、中央局、华北局社会部长。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市委书记，上海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公安部副部长，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是我国保卫和公安情报工作的创建者与卓越的领导者。
1968年3月11日他以所谓参与罗瑞卿搞江青的“黑调查”的罪名被拘留审查，关押达7年之久。中央专案三办于1975年10月27日作出《关于许建国的审查结论》，将许建国“定为叛徒，清除出党”。许建国受“四人帮”诬陷迫害拘留，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折磨成疾，于1977年10月4日含冤病逝。
与江青的恩怨
1968年1月，正是三九时节，北京城北风呼啸，寒气逼人。被关在外交部一间没有暖气的小房间内、正接受隔离审查的许建国冻得瑟瑟发抖。他刚刚放下写材料的笔准备呵一口气暖暖手时，门锁突然开了，接着进来了5名穿警服的公安人员，许建国认出其中为首的正是他昔年在公安部任副部长一职时的一位副厅级下属方××，而且这个方××也正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于是他站起来，像原来一样亲切地喊了一声：“方××同志，你……”话音未落，以前一直对他恭敬有加的方××竟粗暴地厉声地喝道：“住口，你这个大特务，大叛徒，谁是你的同志！”然后他忽地拿出了一张逮捕证，“许建国，你已被逮捕了，现在你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
许建国愣住了，痛苦地、难以相信地望着方××。
“喀嚓”，一副锃亮的手铐铐住了许建国的双手。
方××又大喝一声“带走！”4名公安人员便粗暴地将许建国推出门外，塞入车里，并把他的双眼蒙住了。警车向某处疾驶而去。
他们这是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呢？许建国心里暗暗揣度着。
两年前，也就是1966年3月，许建国陪同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回到国内，旋即被留下来参加“文化大革命”，随着运动的不断扩展和激烈升级，特别是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他已经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果然，1967年底，江青在天津接见造反派时，专门点了许建国的名，公开地称他为“特务、叛徒”，指责许建国在暗中整了她许多年。于是，外交部造反派对他的审查和批斗越来越超出常规，后来又专门成立了“许建国专案调查组”。他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江青在幕后指使的。
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和遭受的苦难，所有的人都不明白具体的原因，只有许建国一个人心里清楚。但由于他长期从事情报保卫和公安工作，其职业特点使他把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作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所以任何人问他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包括他的妻子方林和几个子女，他都永远不说，而只是默默地忍受着内心的委屈和痛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许建国和江青的恩怨说来实在话长。
1937年12月，在延安的一座窑洞里，一个十分英武，留着大胡子、身着八路军军装的人和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年轻女子正在谈话。这个大胡子正是许建国，他时年只有34岁，却已经是中央保卫委员会（即康生、许建国、曾希圣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成员之一，并且兼中央组织部特科科长，负责中央的保卫和审干工作，而此次他审查的对象正是日后在文革中权倾一时的江青。
当时的江青由上海来到延安后，经徐明清（王观澜的夫人）推荐以及组织上的了解，认为江青在上海时就是一名地下党员，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又与文艺界的人士较熟悉，因此决定将她作为网员（秘密情报工作者）安排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其任务是了解学院中混入的日伪和国民党特务。由于她的身份比较特殊，就由许建国直接掌握。许建国要求江青定期进行汇报，可是他大失所望，因为江青在实际中把绝大多数时间都投入到演戏之中，并经常参加各类文娱活动。尤其是演京戏，像《红绣鞋》、《打渔杀家》她都十分卖力地演出，在鲁艺很出风头，是鲁艺的大名人。
由于江青把时间都花在演京剧上，她的网员工作自然完成得不好。但是江青每个星期六找许建国汇报时，虽讲不出个什么，时间却又还拖到天色已晚，而鲁艺距离机关驻地又远，江青就以天晚为由在机关驻地住了下来。到了第二天星期天，她就跑到中央首长驻地转悠，目的还是想引起中央首长的关注。次数多了，一向温和待人的许建国终于严厉地批评了她。
许建国说：“江青同志，你作为一名网员不能够太活跃，不能到处拉关系，要表现得一般，以灰色面貌出现，这样才能接近各种类型的人，才有可能从中了解到情况。你老是出风头，又那么爱和中央首长接触、联系，谁还会和你接触，告诉你情况呢？”
听了许建国的批评之后，江青充分发挥了她的演员本色，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检讨自己的错误，保证以后坚决把交给自己的工作放在第一位。许建国见她这个样子，以为江青真心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内心反而感到不安和歉意，赶紧让夫人做些好菜留江青吃饭。但是江青反而更加卖力地参加京剧演出，许建国对她的这种行为反感乃至气愤，多次严厉地批评她。江青先是不理会，到后来竟然同许建国顶撞起来。
她说：“许科长，※※※说过，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我是一个文艺革命者，积极参加演出是我的职责，这和完成网员的任务丝毫也不冲突，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在当时严格强调遵守党的纪律的情况下，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命令是要求绝对服从和遵守的，下级同上级争辩是极其少有的事，更不用说像江青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公然顶撞许建国这样的老红军干部了。
在江青和※※※结婚一事上，许建国和江青又第三次结下了怨。
当时的党章规定，任何中共党员结婚都必须经由党组织批准，而※※※的婚姻必须经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讨论。而政治局常委们在研究讨论之前，首先又必须要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同意，中央保卫委员会有一票否决权。在政治局常委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征求中央保卫委员会的意见时，许建国毫不客气地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支持。但最终政治局常委们还是同意了※※※的要求，在许建国提议、周恩来的力主之下，江青向政治局常委作了婚后不得干预政治的书面保证。这使她对许建国怀恨在心，认为许建国是故意刁难她，妒嫉她。
许建国和江青的第四度结怨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期间。当时，许建国从晋察冀回到了延安主持这项工作，住在边区党校一部。有一天，很久已不见的江青突然来找他，还带来了两条烟、两瓶酒。寒暄了几句之后，江青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正题：“老领导，现在你主持整风审干工作，所以我专门来找你，想请你当我的历史证明人。”许建国一听当即拒绝说：“关于你在我这儿工作的一段，我可以负责证明，至于过去的历史，你就要再找有关的人证明了。”江青忙又说：“唉呀，老领导，你全部给我证明了算了，反正我过去的历史你都了解。”许建国很严肃地说：“了解只能是了解，了解的情况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排除有重大的错误，对于你在上海的那一段历史，我确实无法当你的证明人，如果我当了，这就违背了组织实事求是的要求和原则。”江青又笑着说：“我是※※※的夫人，而你是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晋察冀的边区党组书记，你来证明我的历史，谁还会那么大胆来调查真假？此事天知地知，你就给我证明了算了。”许建国当即拂袖而起，正色道：“正因为你是※※※的夫人，而我身为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晋察冀边区党委书记，所以才更应该实事求是，对※※※负责，对党负责，对晋察冀人民负责。如果我们两个都带头做假，何以要求别的党员干部认真负责呢？你说天知地知，怎么会是天知地知呢，至少你在上海了解你真实历史的同志就知道我根本不是你在上海的历史见证人。”这一番话让江青气哼哼地走了。从此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江青就再也没有和许建国说过话，碰到他之后就像是没有看到一样。许建国心中坦荡，也不理睬她这一套。
1951年底，许建国到上海担任公安局长。许建国审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有涉及到文艺界的，特别是30年代的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多年没有同许建国讲过话的江青突然从北京打来了电话，向许建国打听情况。因为有中央和※※※的指示，许建国只字未透。
1952年6月，江青又打来电话让许建国在上海帮她找一个人，她说：“此人乃是30年代我在上海雇用的老妈子，叫梅萍，对我十分忠心，在上海时很照顾我，请你帮我把这个人找到，然后送到中南海来。”许建国通过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个人。但是他告诉江青说：“如果你想见她，可以到上海来。这个人不适宜送往中南海，因为必须要考虑到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首长们的安全。”江青气坏了，公然在电话里发作起来，大骂许建国。
如果说前几个怨结得还有原因的话，那么第五个怨却结得莫名其妙，此事同※※※的前妻贺子珍有关。1953年春季的一天，许建国到北京去开会，开完会后，※※※主席单独地召见了许建国，有些伤感地说：“许大胡子（因许建国长年留着大胡子，故※※※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许大胡子）呀，贺子珍现在一个人居住在上海，唉，这些年来我对她一直都心怀内疚之情，内心对她很关心。但是……你也知道的，我实在不便与子珍直接联系。你是上海市的公安局长，回去之后请你把这些东西给子珍，以后多多照顾一下。”说完※※※拿了一些钱和物品递给了许建国。
※※※嘱托办事，许建国当然要尽心尽力，从这以后他就成为※※※和贺子珍的中间联系人，多次将※※※送的东西转交给贺子珍，并在生活上尽可能地对贺子珍加以照顾。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是江青知道之后，心中极为不快，找※※※闹了几回，但最后※※※严厉地呵斥了她。江青不敢再闹，但却把账记在了许建国的身上。
1953年10月，许建国正在办公之时，办公桌上的保密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这是与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相联系的专线电话。许建国立刻接过电话，只听得罗瑞卿以十分严肃的口吻对许建国说：“许建国同志，请你今天不要随意离开，我马上赶来，有一项绝密任务想交由你亲自执行。”接到这个电话，许建国感到十分奇怪，因为以前罗部长打电话来，要么就直接在电话中直接布置任务，要么就是通知他说，有中央首长要来上海，要加强保卫工作。像这样先在电话中通知绝密任务却不说是什么、由罗部长亲自从北京赶来当面交代任务，这还是头一次。凭着多年的公安工作的经验，他预感到任务必定是极端重要的机密。
下午，罗瑞卿部长到了，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就急匆匆地拉着许建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小会议厅里，交给许建国一封信说：“你先看看这封信。”许建国打开信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罗部长交给他的是一封匿名举报信，信的内容竟然是揭发江青的历史问题，信中声称，江青于30年代在上海曾经秘密加入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蓝衣社。江青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一直隐瞒。她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叛徒，特务！看到这里，许建国的手都微微颤抖起来。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实在太可怕了，事情实在严重。”罗瑞卿说，“我已将这封匿名信的内容如实向※※※作了汇报。※※※指示说，要调绝对忠诚可靠的人对此事进行秘密调查，调查结果要向他汇报。我想这件事就交由你去办，你亲自去办。”罗部长加重了语气，“绝不能再让除你之外的任何人知道，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我再另找他人。”
30年代在晋察冀时，许建国作为中央保卫委员会成员，曾经对江青在上海的历史作过调查，但那时上海是在国民党的手中，很多问题都难以详细地搞清。现在虽有揭露江青历史的匿名信，※※※又同意调查，但是谁都知道非常棘手：如果这封信揭发出的问题不是事实，那还好说；如果查出的确是事实，那么是据实上报呢，还是隐瞒不报呢？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管不接这个任务，才能明暂保身。但是许建国是一个对党无限忠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人，明知道此事是个烫手山芋，还是用坚定的口吻说：“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请首长放心。”罗瑞卿长吐了一口气，无言地拍了拍许建国的肩膀。
江青的消息实在灵通，许建国开展秘密调查后没有几天，江青的电话便频频打来了，一开口便是大骂写匿名信的人不怀好意，是诬蔑她，陷害她，骂完了之后便又问许建国调查得怎么样了。许建国当然不会告诉她，这让江青耿耿于怀。如果说许建国过去是让江青不满意的话，那么这次就使她发展到恐惧乃至仇恨了。这是许建国同江青结的第六个怨，也是结下的最大、最深的一个怨。
1954年11月，许建国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要离开上海赴京上任去了。因为匿名信所反映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许建国便请示罗瑞卿部长，在电话里罗部长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查清楚那就算了吧，以后这件事永远不要对别人提起。”许建国也不敢再多问。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件事会对他今后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文革遭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外交部造反派就闹腾着夺权。此时罗瑞卿已被定为反党分子，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党的高级干部，外交部长陈毅也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1967年春，时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许建国突然被周恩来总理叫到北京饭店。周总理问道：“许建国同志，你在上海工作期间是否由当时的罗瑞卿部长交给了你一封匿名信，信中涉及到江青同志30年代的历史问题？”许建国据实回道：“是。”周总理又问：“罗瑞卿是否要你调查这封信反映的情况的真假，调查结果怎样？”当时张春桥在场，他一听立刻狂妄地责问：“这件事为什么我不晓得？”许建国一向鄙夷张春桥的为人，所以立刻不硬不软地顶了一句：“你当时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个副部长，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多了。”张春桥碰了钉子，气得张口结舌。
此事当时不了了之，但许建国清楚，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的，以江青的个性，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他必须早做准备。
许建国预料得一点也不错，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断扩展和激烈升级，江青在文革中的作用、领导地位也日益显现，许建国预感到形势将会更加严峻。那时，外交部造反派已经三番两次地来抄家，并公然索要材料，因为许建国将绝密材料藏得很隐蔽，所以造反派并没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为了防止意外，确保涉及党的秘密和一些同志的安全，他终于在一天深夜，含泪忍痛将以往的机密笔记本销毁，他原本是想留下那些笔记本在退休之后写些回记录，把工作经验总结一下，把经历的事情写出来的，但为了避免一场灾难，只好毁掉了这些资料。
就在许建国烧掉了那些机密日记本之后的第三天，他就被隔离审查了，后被“许建国专案组”勒令老实交待罪行。
“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政坛烟云迷乱，一旦卷入上层斗争的旋涡，一些普通人的人性就迷失了，只能按照权势者所企望的历史去论证、去完善一系列与之相吻合的伪事件。参与审查许建国反党案件的人Ａ便是如此。此人原是许建国的老部下，应是最为了解许建国的忠诚，后来是许建国将他要到外交部工作。而当他成为外交部造反派的头头之后，面对着昔日极其了解的老领导，却昧着良心，把许建国当做不同戴天的仇人，凶狠地把许建国往死里整。
秉承江青的旨意，在Ａ的主持下，造反派开始对许建国施行车轮式滚动式审讯。
两名彪形大汉，一左一右地反拧住许建国的胳膊，将他的腰摁弯九十度，然后Ａ对许建国主审。
Ａ说：“许建国，你为什么要听从反党分子罗瑞卿的指挥，参与搞江青同志的黑调查。”
许建国：“当时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而罗瑞卿当时是公安部部长，还没有定为反党分子，他要我调查有关江青同志的匿名信，我当然要听从命令，这是我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而且，这件事当时是经过※※※同意的。去年，周总理向我询问此事，我也如实作了回答！”
Ａ说：“你老实交代，1929年你在武昌徐家棚被抓到长沙之后，是如何向国民党反动派自首变节叛党的。”
许建国于1929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关在长沙监狱。在狱中，他和其他被捕的党员同志成立了狱中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率领着同志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0年7月，红军发动长沙战役时，他和同志们被解救出狱。这段历史是经过了党组织审查的，想不到现在却推翻了以前的审查结论，重新翻出来定性。
许建国当然不肯承认，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绝无任何自首变节行为，我是在1930年7月红军攻打长沙后，从监狱中救出来的，没有办任何出狱手续。”
Ａ怒不可遏地一拍桌子：“还敢狡辩，许建国你是干过公安工作的，你应该知道没有证据我们不会诬陷你，你看这是什么！”
Ａ将一份发黄的报纸甩到桌上，被摁成九十度的许建国看清那是一份1930年的《湖南清乡工报》，上载有《湖南清乡司令部执法处正结案一览表》上第三栏写着杜理卿（注：即后来改名的许建国）3字，旁边注明“朦请自首”4个字。
许建国马上反问Ａ：“你也曾跟着我干了多年公安保卫工作。你说说看，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能够作为直接物证吗？‘朦请自首’的真实意思是什么？我再次重申，我绝没有自首变节行为，这一点同狱的向仲华同志和江华同志都可以证明。”
Ａ冷笑：“向仲华、江华，告诉你，这两个人中央也定了性，也是叛徒。许建国，你现在只有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罪行，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许建国说：“我工作中或许会有错误，但我绝没有罪，你说我是叛徒，这是诬陷。”
Ａ勃然大怒：“胆大包天，顽固不化。”说完竟然冲过来，一拳接一拳地往许建国的腹部打，边打边狂叫：“你这个老家伙，看来不把你打死，你是不承认了！”Ａ一动手，另两名大汉也跟着动手，不但用拳头，而且还用翻毛大皮鞋猛踢许建国的小腿。
许建国痛得抱着小腿在地上打滚，血顺着他的嘴角直往下流。但是3名打手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依然打个不停。许建国痛得实在忍受不住，便叫道：“我交代，我交代。”
3名打手停了下来，得意地望着许建国。许建国擦去嘴角的鲜血，喊道：“※※※万岁！※※※万岁！”
又是一阵拳打脚踢，许建国昏了过去。
这样的审查一直持续了3个月，但是不管遭受什么样的折磨，许建国始终不承认强加给自己的罪行，最终江青无可奈何，只好指示将许建国强行定罪。
牢狱之灾
警车一直开，一直开，然后下坡，再上坡，再向右拐。
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和对北京地形的了解，被蒙着双眼的许建国渐渐明白了，他们这是要把他送到秦域监狱去！他的心不禁一阵凄苦，想不到他这样一个老公安战士，竟然会被关到自己人的监狱来了。
车停了，许建国被粗鲁地推下来，随即摘去了眼罩。果然，他的眼前正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秦域监狱！
由于许建国身份特殊、罪行特殊，属于重刑严管对象，因此他被单独关押在只有6平方米（长4米，宽1．5米）的牢房里，任何人都不能见。每天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地写材料，交代自己的罪行，这样的生活长达7年之久。
由于长期的迫害，许建国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极大的损害。造反派规定睡觉时只能够面向房门睡觉，许建国将近1米8的身体就只能蜷缩成1．5米，致使他的左腿最终被压麻木了。又因为长久不与人接触，不能正常地讲话，致使他的喉咙发哑，险些失声。
尽管环境是如此恶劣，但是许建国却始终保持着极为乐观的态度，每天一起来，就在火柴盒大小的房里做自己设计的广播操，并且每天坚持在房间里走500圈。其余的时间便是学习马列、※※※的著作。他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自己的冤案迟早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许建国是被秘密关到秦城监狱的，他的夫人方林及几个孩子一直不知道。他们到处打听许建国的消息，但始终毫无音讯。到了1968年底，方林也被迫离开了北京，到外交部在江西的干校劳动改造。几个孩子们也先后离开了北京，分别到东北、甘肃、山西农村或农村插队。从1967年到1971年，许的家人都没有见过他。1971年9月，林彪仓皇出逃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政治空气有所松动。这时方林才知道，原来丈夫是被关在秦城监狱。
1972年1月6日，国务院原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愤然离开了人世。1月10日，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仪式上，※※※出人意料地参加了追悼会，之后，一些中央领导干部被恢复了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看到已被打倒的外交部长又被※※※重新肯定，那么作为外交大使的许建国也应该有希望平反吧，方林的心中油然升起了希望。于是，方林多次给中央领导写信，要求探望许建国，并为其申冤。虽然申冤未能成功，但是探访的要求总算获取了批准，时隔4年多之后，许建国和方林以及孩子们才得到一次见面的机会。
1971年12月，在中央“三办”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方林和孩子们来到了闻名已久的秦城监狱。当许建国在监管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会面室时，他们几乎认不出他了，几年的监禁使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原本精神焕发、时常洋溢着笑容的脸，由于长期见不到阳光而透着不健康的苍白色，还略带浮肿，目光也显得有些呆滞，两条腿艰难地迈着碎步，左腿还一瘸一瘸的。方林和孩子们一见他这个样子，想好的千言万语不禁全忘光了，放声大哭。反而许建国安慰他们道：“不要哭，我很好，很好，没有什么。”
短暂的会见对许建国和家人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到了后来，许建国又被获准每隔半年和家人会见一次。
1975年夏，一封信摆在了刚刚复出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同志的案头，这封信是方林写的，内容主要是请求批准让许建国“保外就医”。邓小平看完信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邓小平和许建国从井冈山斗争时就认识，又经过长征在延安时期共同工作，相互十分熟悉，就连邓小平和卓琳结婚一事，也是按照组织程序，经过中央保卫委员会批准的，许建国还是他们的红娘呢。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小平的家人和许建国及家人经常地走动，感情十分深厚。
当邓小平看到方林的这封信之后，明知许建国是顶着“整江青的黑材料”的非同小可的罪名，还是毅然作出了批示，同意方林的请求。这样坐了7年监牢的许建国才得以“保外就医”，住进了北京的复兴医院。
为这事，江青找到邓小平大吵了一架，但是邓小平没有理睬她。不仅如此，在1975年夏，经过邓小平努力，※※※同意对那些关在监狱、身体受到极大摧残的老同志实行安置外地养起来的方法。这样，许建国又和其他的70多位老同志一起，离开了完全没有自由的北京复兴医院，被安置到安徽省六安地区医院。
还我清白
生活的环境在逐步好转，这让许建国及其家人感到高兴。但是许建国的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长期的监禁生活，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让他经常整夜整夜的咳嗽，感到气憋胸闷。由于医疗条件差和技术落后，当时没能诊断出来，他已经得了肺癌。
尽管身体状况如此之差，但许建国依然心系国家，心系人民。1976年是个多灾多难之年，全国水灾、旱灾、地震接连不断，六安地区也是地震警报频繁，形势十分紧张，家家户户在院内、街道路旁搭建防震棚，一有风吹草动就搞得人心惶惶。许建国对这种情况却另有分析，他认为地震就全国而言是有的，但并非到处都是，如果从政治上观察，可见另外一个问题：江青一伙是唯恐天下不乱，以便乱中整人，乱中夺权。他主张做好干部群众的人心稳定工作，并借六安的历史、当地完好的古塔等古建筑来说明当地的地震不大。
许建国被秘密转移到六安地区时，实行的是“流放管制”，他在六安地区医院时也不准他讲自己的名字和来历，还说他是一个带有些危险性的人物。但是越是这样的人就会越被认为是好人，是被冤枉的，因此人们不但不排斥还非常信任他，叫他老红军，经常地去医院看望他，同他无话不谈。经过他分析地震传言之后，六安地区人民的心态情绪渐渐地稳定了下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许建国一连几天都没有睡，给党中央写出了大量的揭发江青的罪证的材料，同时也看到了自己平反的希望，渴盼着得到为人民继续工作的权利！
然而，就在这时，许建国病情加重，由六安地区医院转到了省城合肥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他已是未分化型肺癌晚期，他的生命只剩下3个月了！
震呆了的许建国家人，只能忍着悲痛，附和着医生的话，说“没事，是胸膜炎，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但实际上，几乎洞察一切的许建国心里明白，他忍着痛苦，反而来宽慰大家。
终于有一天医院决定为许建国开始进行化疗。许建国严肃认真地对大家说，“这病我自己很清楚，这种疼痛是不一样的，你们不必担心，前些年是和‘四人帮’斗争，现在是和癌症斗争，要坚决斗争。”
许建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治疗期间他每天都要服很多药。这些药不仅量大，而且奇苦，许建国却风趣地说：“吃这么多药，都可以节省粮食了。”
干部病房里有的干部精神欠佳，长吁短叹，许建国就主动和他们谈心，“你的病算什么，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吗？是肺癌，化疗也过来了，我这不还挺好的嘛，得打起精神，你硬起来，病就软了，不要怕。”
只要体力稍有恢复，他就坚持到大阳台散步，和病友们摆龙门阵，谈笑风生。很多人都说，真看不出他是个癌症病人。
由于心态良好，经过两个疗程的化疗，许建国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精神也好了很多。
面对江青等人制造的冤案，至今得不到平反，作为癌症病人，许建国更感到时间紧迫。于是，他拿起了笔，再次向党中央提出了申诉。
他在申诉书上写道：
几十年来我长期在※※※身边和党中央周围做保卫工作，由于我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上海工作时期了解了一些江青的问题，所以江青（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利用审干的机会，对我进行残酷的迫害，采用逼供信的手段，给我扣上了叛徒、特务的大帽子，企图使我至死不能翻身。几年来，由于江青的专权横行，所以我有话不能讲，有话讲不清，以英明领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很高兴的，感到党有希望了，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所以我再次向中央要求对我的历史进行重新审查。
目前，我身患肺癌，已经扩散，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我迫切地要求能在我死之前，看到党对我历史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现在我虽然病重，但仍在坚决地与疾病斗争，与“四人帮”斗争，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最后心声、向党提出的最后请求。
在送出了申诉书后的那夜，许建国因为激动与兴奋，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他不禁起身，吟出了发自心底的诗句：
昨夜沉思未成眠，革命生活忆当年。
身患重病何时好，治疗诉书迎春天。
这是他留下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七言绝句，作于1977年3月7日。
然而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许建国的申诉当时没有得到回音。
在等待的同时，许建国积极配合外调组的工作，为外调组提供证明材料，一方面是关于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同志，一方面是清查“四人帮”骨干分子的，不管是对谁，许建国都知无不言，又实事求是。
有一次，有外调人员来找许建国调查上海市原副市长马天水的问题，说马天水已为定性为“四人帮”骨干分子，属敌我矛盾性质，现已被隔离审查，正在清算他的罪行，希望能够提供他历史上的问题，以利审查。外调人员想了解的是马天水在文革前就是否与江青有所勾结。
“不。”尽管马天水已经定性，但是许建国却没有胡编乱造落井下石，他仔细地回忆了当年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说：“我没有上调之前，马天水还没有同江青所勾结。因为当时马天水是书记处书记，而张春桥只是宣传部副部长，马天水无论资格还是别的都比张春桥高得多，但是那时张春桥就已经有意识地向江青靠拢，而江青也有意识地拉拢张春桥，两个人走得很近。张春桥很快当上了市委常委，马天水对此很不满意，还当着我的面发过牢骚，后来张春桥知道了，就告诉了江青。江青对马天水是有些不满的。”来外调的同志一边记录整理，一边失望地问：“那么说，他当时没有那些问题，证明材料可能没有多大用处？”
许建国说：“不管马天水现在如何，当时是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这可不能随意去写，要尊重事实，这样才是真正帮助组织搞清问题，任何证明材料都要对党负责，对本人负责，对历史负责。”一席话让外调的同志对许建国敬佩不已。
1977年9月，许建国病情恶化，多次处于昏迷状态，他挂念着回音，嘴里时时喃喃道：“回音，回音。”
10月，许建国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医生已给家人开了“病危通知书”，他的生命时刻都可能终结，但他却死死地睁着双眼。
他在等，他在盼！
10月4日，安徽省委组织部突然来人，他们带来到了中央的审查结论！
许建国竟然兴奋得不可思议地坐了起来。按常理，像他这样垂危的病人，是根本不可能坐起来的！
来人面无表情地宣读审查结论，经中央三办对许建国的历史作出审查之后，得出结论，许建国参与“黑调查”问题属实，“叛徒”问题属实，中央决定将许建国定为叛徒，清除出党！
这个结论犹如晴空突然响起了一声霹雳，将许建国及其家人的希望轰得粉碎，方林和孩子全部悲愤地叫起来，“这不是事实，不是事实！”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许建国蓦地发出一声悲愤的叫声，倒了下去。
这位中国共产党公安与情报工作的卓越创始人和领导人，就这样带着一身的遗憾和悲愤离开了人世。
“老许！”“爸爸！”方林及其孩子全都扑到许建国的身上大哭起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80年3月，党中央为许建国同志平反，公安部、外交部在中山公园联合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宋庆龄等领导同志送了花圈。李先念同志出席了追悼会，宣布了为许建国彻底平反的决定。
作者：杜超 源自：《文史精华》2007年第8期。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勒轶）：调查江青的人——许建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