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本文可视为一份资料辑录，重在举例，只作简单的就事论事。
所谓“统战”，即“统一战线”的缩略语兼动词化，实指对政治异己人士的“拉拢”，多少带有一些“策反”甚至“招降”的性质，此不必赘言。我的兴趣并不在统战政策，而在统战的对象，以及有关的执行者。还有，统战的对象自然涉及军政方面，而我的兴趣又只限于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史领域的知识分子。就我偶然留意到的人物，约有近二十家，但在此只讨论胡适一人。
以下依据我随手记录的线索，并参考前贤论著，按时序排比中共方面统战胡适的事例。
晚年汪子嵩
郑昕
龚育之（郁之）曾回忆：“我清楚地记得北平解放后不久曾听说过，围城时地下党向胡适做工作，争取他留下，说他还可以做北平图书馆馆长。”（《毛与胡适》，《读书》1995年第9期）
此后，龚氏又在续作里说：“……很快收到汪子嵩来信。他说：‘我可以告诉你，确有这回事，我是一个当事人。’他是北京大学地下党的同志，地下党的领导王汉斌让他做对教授的统战工作。因为他同郑昕比较熟悉，而郑和胡适是安徽同乡，郑常去胡家打麻将，他便请郑去告诉胡，希望胡留下。后来郑告诉他，胡不愿意留下。汪子嵩说：‘这件事我决不会记错。’至于让胡适当图书馆馆长，汪子嵩说：‘我也有此印象。’但又表示对此他没有把握。刚好有一个机会，见到了王汉斌，我问他这个事，他说：汪子嵩说的情况，是那个样子。……至于胡适，是会去争取的，但允诺图书馆长一事，他没有印象。”（《毛泽东说：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百年潮》2000年第5期）
汪子嵩本人晚年在访谈时也说：“1948年10月间，平津战役即将展开，北平解放已指日可待，国民党政府想方设法让一些著名教授南迁，并派原北大训导长、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来北平活动，敦劝教授南下，中共则决定争取尽可能多的教授留下，于是发动了一场争取教授的斗争。在沙滩北大，王汉斌指定吴惟诚、俞铭传和我组成统战小组，主要做争取教授留下的工作。……我们也想过劝胡适先生留下来的。胡适曾是北大的校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很随和的一个人。现在有人说，是我想把他留在图书馆当馆长，那时候我怎么敢随便讲这样的话呢？也没这种想法。当时，在王汉斌领导下，我作为北大地下党员，曾通过郑昕劝说胡适留下来。郑先生以进步人士自居，代表进步人士参加各种活动，又是胡适的老乡，便于做工作，但胡适表示他是非走不可的，就没有再做他的工作。”（张建安记录《汪子嵩先生访谈录》，《江淮文史》，2014年第2期；此据“学衡”公众号2018年1月23日）
此外，邓广铭回忆胡适时也提到：“当时还有些传言，说共产党要他做北平图书馆的馆长，他听了表示怀疑，说：共产党能让我做图书馆长吗？”（闻黎明记录《我与胡适》，收入欧阳哲生编《追忆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又，据说吴晗后来曾对一些做过地下工作的表示过：“你们如果工作做好了，还是可以把胡适留下来的。”（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页）邓、吴所言，未必即针对汪子嵩、郑昕那件事，但由此可知，中共当时曾对胡适作统战工作，是可完全确定的。
陈垣与胡适
众所周知，陈垣1949年5月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其用意重在对新政权作政治表态，并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清界限，但文章里也表示：“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其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我现在很挚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幡然觉悟，真心真意地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人民日报》1949年5月1日）这些话显然有统战的意味。
关于这封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系有名的公案，论者已多，我以前也有所讨论（《现代学林点将录》胡适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兹不再重复，只补充两条有关材料：
其一，此信是陈垣与其弟子刘乃和、柴德赓、刘乃崇一起讨论写出的，陈氏之孙陈智超说明了现存底稿的情况：“第一份是一沓纸条，是刘乃和的笔迹，写着公开信的一些片断。这应是刚起草信件时的记录，类似提纲和目录，符合援老的写作习惯。第二份是援老的学生柴德赓的一稿字迹，上有援老多处修改或添补的笔迹。第三份是信件誊清第二稿，仍是刘乃和的字迹，也有援老改补的笔迹。第四份是信件的定稿，是用钢版刻印的，仍有个别涂改。这是交范老（按：范文澜）并正式发表的底稿。”（方健《大师的丰碑——写在〈陈垣全集〉刊行之际》，《陈垣与岭南：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其二，邓之诚见此信之后，说过一些阴阳怪气的话：“胡适曾声明陈援庵致彼书非陈所作，以日月差互及白话用字为据，全猜错了，考据之不足靠如此。然陈正以此为得计，而胡乃指为赝作，陈之计将不售矣，奈何！”（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上册第508页。按：《札记》录文有删略，此参《邓之诚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五册第222页）
沈从文
沈从文的学生马逢华在1953年时留下的一份记录里说：“在中共对‘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和‘治病救人’的呼声中，朱光潜先生那篇简短的‘自我检讨’已经在《人民日报》上面刊出好久了，好像有人示意沈从文、贺麟等人也应该各自写一篇类似的文章。沈的自责文章久久不能成篇，中间他曾多次向熟人们问起，究竟应该怎样写法。耽搁了好几个礼拜之后，一个傍晚他忽然把一份初步写成的稿子给我看，题目是《给胡适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五百字一张的红格稿纸大约写了七八张。我没有看内容，就问：‘沈先生，你为什么用这样一个题目？’他把声音压低，说：‘你不懂。他们希望这样，对外面可以有一点作用。’……文章的主要意思，是说：中国大陆当前的局面，是由中共领导，牺牲了几百万生命，换得来的。他自己过去既没有对中共的‘革命’尽过力，现在只要还能对中共有些好处，那么即令把他牺牲进去，似乎也是应该的。以下他就劝胡先生和其他在海外的中国学者们说，国内大势已成‘定局’，你们若还存心观望，等候国际局面变化，恐怕只是一种幻想，最好及时回国，来‘为人民服务’。”（《怀念沈从文教授》，《马逢华散文集》，[台]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82年版；又见《忽值山河改》，[台]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参林建刚《看沈从文如何统战胡适》，《南方周末》2015年3月19日）
从作者的前后叙事来看，沈信应作于1949－1950年间——《给胡适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这一标题显然是模仿了陈垣之作，故应在其后不久。从陈垣的“转向人民……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到沈从文的“最好及时回国，来‘为人民服务’”，用意一以贯之，跟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所言“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的说辞也是相呼应的。
由沈所说“他们希望这样，对外面可以有一点作用”云云，可知此信是官方授意写的，且有明确的统战目的。但据马逢华说，当时他认为此文写得太消极，“后来我始终没有看到他这篇文字公开发表。”
晚年吴宓
吴宓日记1952年10月3日载：“今日作《壬辰中秋》五首。一首三四句乃指昨日上午李耀先告宓，闻当局已将宓之思想改造文，译成英文，对美国广播宜传，以作招降胡适等之用。此事使宓极不快，宓今愧若人矣。……”吴宓说的诗五首，都是五律，第一首如下：“心死身为赘，名残节已亏。逼来诅楚状，巧作绝秦资。恋旧从新法，逢人效鬼辞。儒宗与佛教，深信自不疑。”（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一册第432页；另参吴学昭整理《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71－472页）所谓“诅楚”，典出《诅楚文》，原为战国后期秦国的石刻，内容是祈求天神诅咒楚国败亡；“逼来诅楚状，巧作绝秦资”意思是说，官方“擅自”拿他在“思想改造”时的检讨充当骂敌和统战的工具。
吴宓说的“思想改造文”，应指他的《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一文，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1952年7月8日（参张紫葛《心香泪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222页）。此文本有“三条保留意见”，但被官方删去，成了一个近乎摇尾乞怜的文本，他想必是引以为耻的；如今还要拿这样的文本公之于国际，包括用来“招降胡适”——他在思想文化上的死对头，他更觉得会贻笑天下，“愧若人矣”。
燕树棠
燕树棠之子燕今浩有回忆：“1954年，父亲还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约，发表对台广播，他深情地告诉已去台湾的胡适、王世杰等故旧，他在大陆生活得很好，希望这些老朋友能回大陆看看，父亲真诚地为祖国统一执著努力着。”（《怀念父亲燕树棠》，燕树棠《公道、自由与法》代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燕树棠系法学家，历任北大、武大、清华的法律学系教授兼主任。
周鲠生（此系周氏亲赠胡适的照片）
1956年9月，周鲠生到瑞士参加“世界联合国同志大会”，又应邀访问伦敦，见到了旧友兼旧属陈源（西滢）。他劝陈回大陆，并托陈劝说胡适也回大陆看看，陈遂于此月20日致胡适函云：“我说起大陆上许多朋友的自我批判及七八本‘胡适批判’。他说有一时期自我批判甚为风行，现在已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我说你如回去看看，还能出来吗？他说‘绝对没有问题’。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他说应放眼看看世界上的实在情形，不要将眼光拘于一地。”据说，胡适见信之后，在“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之下画了线，并批注了一句：“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据《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昨夜星辰昨夜风：陈漱渝怀人散文》，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参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366页）
周是国际法专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抗战时奉国民政府之命赴美作非正式外交活动，与胡适来往密切——胡适曾表示，他任驻美大使期间未写日记，此四年事可见周鲠生日记（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9年版，第五册第1785页）；但1940代后期他在国际政治上同情苏联，与胡适出现分歧，胡当时撰写了《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文与之商榷（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六册第2014－2017页。参欧阳军喜《历史要重演吗？——1948年的周鲠生、胡适之争及其意蕴》，《安徽史学》2011年第4期）。周1950年自武汉大学校长职调任外交部顾问，后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1956年入党，以其专长甚受毛泽东、周恩来倚重。他通过陈源统战胡适，当有中共高层甚至最高领袖的授意。
胡适逝世后，其老友王世杰曾对记者说起：“在前几年□□大鸣大放的时候，□□曾派人向在美国的胡先生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所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先生听了便哈哈大笑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李青莱记录《胡适与政治》，《胡适与中国》，[台]联合图书公司民国58年六版）王世杰提及的，可能即周鲠生此事。
曹聚仁
1956年，曹聚仁曾两次访问大陆，次年他在香港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所见旧人如张东荪、周作人、梁漱溟的情况，劝胡适也回大陆考察，并表示愿陪同一游。信中有云：“我上回到北京去，朋友们抛给我的问题，其中有关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以及胡适著作被焚被禁的实情。我所看到的实情，和所获得的结论是这样：批判胡适思想是一件事，胡适的著作并未被焚被禁，又是一件事。……先生是实验主义者，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这封信，我可以照样抄一份给你，当作我今日写给你的信。只要把‘苏俄’换上‘北京’或‘中共’二字就行了。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所说的：‘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该组织一个北京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去作一较长期的考察。我相信先生是实验主义者的大师，不容你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你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的。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先生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喊过‘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口号，那应该和流俗有所不同，面对现实，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吧！”（据《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参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第366－369页）
对于曹的信，胡适相当恼火，在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字，转交给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其日记1957年3月16日载：“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八册第484页）
客观地看，曹聚仁毕竟是有学问的报人，他借胡适早年从“实验主义”立场同情苏联的话，来劝解他也以“实验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大陆，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作为说辞确是有些份量的。此胡适所以更觉恼怒，斥之为“妄人”吧。
需要特别说明，自1955年开始，中共方面已转变对台战略，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新口号；至1956年更有“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说法，并以文件方式公开作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的表述。正是出于这一政治背景，交游广阔且与蒋经国有旧的曹聚仁，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专门约见，此后被中共高层当作沟通台湾当局的“说客”（参贺越明《曹聚仁：领袖年谱里的香港来客》，《世纪》2021年第2期；此据“澎湃新闻”2021年4月19日）。而曹给胡适写信，应该也属于毛、周明示或暗示的事项之一吧。
总之，在同一时间内，中共连续通过周鲠生、曹聚仁对胡适作统战工作，正应该放到“和平解放台湾”这一政治背景下才好理解。周、曹言行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控。考虑到毛泽东早年可算作胡适的学生，对胡也始终不失尊重（参黄艾仁《历史长河一瞬间——毛泽东与胡适从友谊走向决裂》，《胡适与中国名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这双“看不见的手”，有可能就是领袖之手。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得不到胡适回复的曹聚仁，自然也没什么好话。
大约五十年代末，曹在报纸专栏上写过《谈胡适——答杜兄》、《胡适与“水经注公案”》两文，对胡颇有贬抑。其中后一篇文章更说到：“胡氏一生有张良之志，蒋氏的失败，他与有力焉。当蒋氏提出胡氏出任总统时，我曾当时力劝，胡氏谦逊不遑。我曾对他说：‘你既不愿担当起来，你就不该助蒋误国！’其实翁文灏之任行政院长，也是胡氏之力。所以我当年的南京通讯，说胡适是叔孙通。”（见曹雷编《听涛室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参鹿金《〈毛泽东与胡适〉的一点补充》，《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月8日）在此，曹说自己曾当面鼓动胡适竞选总统，但胡适在日记里却说他从未见过曹。那么，是胡适阅人太多以至于忘记了呢，还是曹聚仁太善于自我想象、自我构建了呢？
晚年陆小曼与翁瑞午
旅美的张方晦早年曾跟陆小曼学画，他在回忆陆小曼时提及：“1960年前后，消息传来，胡适在台湾参选‘总统’。陆老师告诉我，中央和上海统战部的代表在这个骨节眼上突然频频来访，请她吃饭，并转弯抹角地问起与胡适的关系、交情；还暗示，不妨通过香港的熟友联系联系嘛。也不必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嘛。胡适是很有学问也很爱国的人嘛。等等。我并不理解这种动作的含义。曼师说，党□□局的统战工作可谓无孔不入。我既非政界要人，也非胡的贴近亲属。胡当选还是不当选‘总统’，我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他们还是来找我了。这说明，他们不会放过任何可能吹风到那边去的细小机会，以影响那边政治人物对他们的感觉。”（此据“玲珑心”发布《陆小曼学生张方晦深情撰文回忆恩师：跟陆小曼学画》，“豆瓣读书”2016年12月14日。按：网络另有删节文本）
所谓“1960年前后……胡适在台湾参选‘总统’”，不用说是严重的错讹，但中共方面曾动员陆小曼统战胡适，应属可信。至于陆有没有“通过香港的熟友联系联系”胡适，就不得而知了。
陆除了是胡适亲密友人徐志摩的遗孀这重关系之外，她本人与胡适的关系也曾非同寻常，唯事涉八卦，难以落实，就此打住。
以上这份统战执行者的名单，自然不可能是完整的，但由此已足见，自1948年以降近十年间，中共对胡适的统战工作是“很努力”的，几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了。
这也不难想象。论代表性，论知名度，胡适无疑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人，无人可出其右；即便仅论政治上的影响，他作为“战犯”，也是足够有份量的人物了。故总体而论，若说胡适是中共最大的统战目标，亦不为过，因此有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曾统战过他，也属“情理之中”吧。
从这些个案来看，或语焉不详，或近乎官腔，惟有周鲠生的说辞最为特别：“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种表述，虽出于统战动机，为胡适所批驳，但应该承认还是客气和礼貌的，相对来说也较人性化，既合乎“对事不对人”的世俗逻辑，也贴近“人其人，火其书”的古典逻辑。
1958年在批判“厚今薄古”运动时，中山大学曾将陈寅恪作为重要的靶子，稍后为省级领导层面指责太过火，历史系前党总支书记在检讨时有言：“党委对陈的政策是稳的，指示不急于批判。我提出一个建议，不批判陈本人，批判陈的影响。……”（据吴定宇《守望：陈寅恪往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6－347页）
“文革”时，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曾召开“斗批顾颉刚大会”，据顾的日记1969年8月29日载：“会后由金同志邀至其室内谈话，谓此会为批倒我的思想，并非在打倒我的人。”（《顾颉刚日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卷十一第134页。参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页）
美国人李克·黛尔在描述当时监狱的情形时也说：“他们对反革命与间谍的行为是无情地加以鄙视的，但却很小心地，从来不使囚犯觉得，这种鄙视是针对他个人的。他们一再跟我们说，‘不是你这个人坏，而是你的思想不好。’”（《中共监狱秘闻》，夏易译，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9年版，第202页）
因此，“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种话，并不是周鲠生的发明，而是统战的“套路”，一种政治性的语言策略。
最后，附带再录一个特殊的文本，是刘永济——陈寅恪的朋友——的一首《沁园春》词。
此词有小题：“戏效苏辛隐括体，隐括楚辞招魂篇，用招台湾游魂。为和平解放台湾作。”词曰：“魂兮归来，招具该备，胡为不归？底去君恒干，旋入雷室，舍君乐处，投彼雄虺。纵目长身，封狐大蝮，日夜悬人戏以娭。君何乐，尚彷徉旷野，徒自遗菑。 须知砥室琼篱，有兰膏明烛耀罗帏。更瑶浆蜜勺，甘辛味合，吴歈郑舞，二八容齐。江水湛湛，丹枫岁岁，千里江南应暗悲。君何往，趁修门未钥，归去来兮！”（《刘永济集·诵帚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0页）所谓“隐括体”，即将前人的经典诗文浓缩为一篇韵文作品，这首诗就是浓缩了《楚辞·招魂》。从小题的“用招台湾游魂”、“为和平解放台湾作”，已可知此词是指向“当代”的。至于词的正文，开头是“魂兮归来……胡为不归”，结尾是“君何往，趁修门未钥，归去来兮”，等于对渡海赴台的人士喊话——这可谓最文雅的统战修辞了。
注意，此词作于1956年。如上文所言，这正是中共明确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一年，也是中共利用周鲠生、曹聚仁“内外夹攻”以统战胡适的一年，刘词成于此际，自不是偶然的。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历史的擦边球）：胡文辉｜统战胡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