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在延安与张国焘对谈了半天一夜。第二天吃完早饭，陈昌浩告辞而去，从此这位曾统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统帅，从此便在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的烟尘所湮没了。
原红四方面军干部何福圣回忆往事时，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同四方面军的官兵一样，对陈昌浩一直怀有复杂的感情。虽然他在回到延安时政治生命基本结束了，虽然他自杀已30多年了，可是，我必须说，他是我们老战士心中永远的军神！
陈昌浩高大英俊，人又年轻，而且，他的所作所为又很有些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这一点，在战争时期特别容易得到下属官兵的崇拜。
1934年打黄安时，红军把赵冠英的69师围得水泄不通。黄安守敌到了拆毁民房当柴烧、杀鼠宰猫作口粮的地步。围城40天后，红军向黄安城发起了总攻。战斗刚刚打响，随着一阵轰鸣声，湛蓝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由北向南快速移动的白点，在阳光的照耀下银光闪闪——是一架飞机，机身上印着“列宁号”三个红色的大字。原来，这架飞机是国民党空军驻武汉部队的一架双翼德国容克式高级教练机，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因油料耗尽，迫降于河南省罗山县陈家河村，被我赤卫队员缴获。驾驶员龙文光是四川省金堂县人，经教育后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为表达对列宁的敬意，苏维埃政府便命名这架飞机为“列宁号”
“列宁号”飞越我军阵地后，开始在黄安城上空盘旋。敌人做梦也想不到红军也会有飞机，纷纷从工事里跑出来，向着飞机招手，眼巴巴地等待着空投粮食弹药补给品，谁知砸到头上的却是一枚接一枚冒着烟的手榴弹。随着一声声的爆炸，硝烟带着泥土腾空而起，十几个敌兵当场被炸死。敌人这才如梦方醒，一片混乱。
这位在飞机上不断地往下扔手榴弹的英雄，正是年方27岁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他担心飞行员龙文光不可靠，就带上手枪亲自上飞机监视他，同时往敌人脑壳上扔手榴弹。
在川北苏区的时候，陈昌浩更是大将军八面威风。进城出城，他总是一马当先，身上披着一件缴获来的川军将领的外黑内红的斗篷，随着坐骑的颠簸随风起伏，就像一只矫健的雄鹰。后面跟着一大帮孔武剽悍的警卫员，全骑着高头大马，背着20响盒子炮。头上颗颗红星闪烁，马蹄在水泥大街上迸出鼓点般的响声，引得许多人追逐观看。
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地位和威望有多高？何福圣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
在川北时任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倪志亮，鄂豫皖时期就当过11师师长，算得上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但此人性格暴躁，作风霸道，一般人都害怕和他接近。就是他的警卫员犯了过错，他也习惯拿枪教训。当然，并不往你身上打。他枪法极好，打身边，打脚下，子弹“噗噗”响，目的就是吓你一跳，看你今后还敢不敢犯错误。不少人把倪志亮爱使的这一招扣到了貌似粗鲁的许世友头上，让许世友替他背了一辈子黑锅。
有一次，倪志亮跟前线打电话，对方说话口气有些冲，他没听出是谁的声音，就习惯性地破口大骂：“你狗日的……”谁知对方“啪”地一下把电话砸了。
有人胆敢砸方面军总参谋长的电话！倪志亮这下更是气得发抖，大骂不止。不一会儿，陈昌浩带着几十个卫士一阵风冲进了通江城里的文庙大门，一边“咚咚”冲上楼梯一边厉声大喝：“倪志亮倪志亮，你狗日的好大狗胆，连老子你也敢骂！”
倪志亮一看惹火了陈昌浩，吓得不轻，赶紧认错：“政治委员同志，我错了，我错了，我不知道刚才是你打的电话。”认错也迟了，陈昌浩抡起马鞭子就是一顿乱抽。后来把隔院的张国焘惊动得赶了过来，才将陈止住。
1937年初夏，批张运动进入尾声，“张主席”已经在红都延安的政治舞台上黯然失色了。他成了一个特殊人物，虽依然被保留在政治局里，并且还安排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代理主席，但已经永远失去了过去的显赫地位和权势，整日带着何福圣和陆煜秘书骑着马游山玩水。
大约是6月初的一天，天气已经很热了。张国焘带身边随从人员到延安城西南十几里地的万花山中跑山打猎时，在一大片树林中发现了一座废弃的破庙。庙宇几乎坍塌了，大殿上的几尊菩萨也都被风雨剥蚀得看不出模样了，但还有几眼窑洞勉强可用。庙宇后面的峭壁上，还挂着一道清亮活泼的山泉。
张国焘突发兴致，吩咐尽快组织人将窑洞整修出来，他要搬到这里来住。何福圣和陆煜秘书轮流带着警卫排和中央机关办公室派来的人忙了近半个月，将几眼窑洞修补粉刷得焕然一新，新装了门窗，糊上洁白的窗纸，还在庙门外开出了一块菜地，平整出一块土坝子。
很快，张国焘便坚持离开中央机关，搬到他的“世外桃源”，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何福圣说，身边的人全都能感觉到，此时的张想给人造成一种看破红尘、淡出政治的印象。他不仅闭门谢客，而且中央机关办公室的同志带着人来给他安装电话，也被他坚决制止了。
张国焘搬到万花山中后足足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外出过一次，整日待在家里看书，写诗填词，和陆秘书下下象棋。在庙里实在呆烦了，就去山中打打猎。中央派人送来的政治局的文件，他从不看，从不签，从不去开会，从不请假，成了个大闲人。
1937年9月初的一天下午，已经和张国焘分别了一年多的陈昌浩突然来到了万花山古庙中。
出现在何福圣眼中的陈昌浩，已经完全不是以前所熟悉的样子了：“以前我印象中的陈昌浩不单是个气宇轩昂的伟丈夫，还是个天下少有的美男子——香港的大影星周润发要是穿上一身红军的军装，披上将军斗篷，就太像我们年轻时候的陈总政委……可眼前的陈昌浩神情沮丧，穿了一身皱巴巴像从腌菜坛子里抓出来的灰单军衣，就像当时刚从国统区跑过来投奔延安的穷学生。”
当陈昌浩被带进窑洞，喊了一声“国焘同志”，声音便倏地哽住了，满脸涌上了羞愧，眼中泪水盈盈。“张主席”也陡然失态了，瞳孔大睁，猛地站起身，冲上前紧握陈昌浩的手，使劲摇了摇。好像握手也不能表达彼此心中的感情，他们突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热泪长流，互相用力拍打着对方的后背、肩膀。
一直到分开，张国焘仍然激动得语无伦次。“昌浩……是昌浩！你还活着！你跑到哪儿去了？前些时候先念回来，我还向他打听你，他说你和向前一起走的，向前都回来了，你没有回来，我想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我又问过向前，他说你生病了，留在老乡家里治病。”
原来，西路军突围时，陈昌浩和徐向前几次遭遇马家军的骑兵追杀。他俩和20多名卫士边打边走，昼伏夜行。就在这时，陈昌浩生病了，烧得晕晕乎乎。某日夜里歇脚在一个叫做大马营子的村子中，郎中但复三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坚持要徐向前先回延安，他留在老乡家里养病。两位生死与共的战友就此一别。徐向前给陈昌浩留下了3名卫士和一包银元，带着其余的卫士上了路。徐向前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在平凉，他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回到延安。
“天苍苍，野茫茫”。曾经率领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年轻统帅，如今被困在西北荒原上一个小村子里。在病榻上，陈昌浩改变了直接回中央的主意。他把徐向前给他留下的银元拿出一半分给3名卫士，让他们各奔东西，又给了但复三10块大洋。但复三虽系乡间郎中，却也是有侠肝义胆的汉子，见陈昌浩病体未愈执意要走，就提出由他护送回老家。陈昌浩把枪埋了，穿着但复三给他的一身老百姓衣裳，装成哑巴，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回到了湖北境内。但陈昌浩却过家门而不入，直接来到原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武装。活动一段时间后，情形却不容乐观，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当初大部队撤离时留下来坚持武装斗争的徐海东呆不住，早已带着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根据地。国民党占领苏区后，一改当初的怀柔政策，大肆屠杀革命群众。在反革命“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有的村子甚至被杀得绝了户。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拉走了两千余名家中有人当红军的青年妇女，把她们拉到河南、湖北全卖了。陈昌浩正在举棋不定、进退两难之际，抗战爆发了……
“还没有”，陈昌浩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是前来向中央负荆请罪的败军之将……洛甫（张闻天）已经找我谈过话了，态度生硬，语言尖刻。他要我写出全面检讨……不过，无所谓，我已经彻底地想开了，只要能让我上前线和日本人打仗，他们要什么我就写什么……”
来到延安才十来天，陈昌浩就感到情况有些不妙。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到了张国焘、他和徐向前的头上。
陈昌浩对张国焘大声抱怨：“国焘同志，西路军是在中革军委的直接指挥下行动……你为什么要签字……你想过你这样做的后果吗？牺牲的弟兄九泉蒙冤，死不瞑目，活下来的弟兄更是永世不得翻身啊！”
这次谈话长达半天一夜，第二天吃罢早饭，陈昌浩才告辞而去。分手之前，陈昌浩拿出一首诗送给张国焘。这首题为《兵败抒怀》的诗写道：
陈昌浩，这位曾统率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统帅，从此便在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的烟尘所湮没了。
陈昌浩后半生的坎坷命运与“密电”事件紧密相连，而密电的要害之处，就在“以武力解决之”这几个字上——毫无疑问，“密电”事件成了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毛泽东始终对此事坚信不疑。1960年，他对来访的埃德加.斯诺说：“那是9月10日，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这本书里写道：“1971年8月，毛为解决林彪而南巡‘吹风’时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1982年，徐向前元帅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朱德的政治秘书，后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等人访问时强调：“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泽东在延安时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帅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笔者注——引自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
当时主管四方面军电报的宋侃夫也向中央党史研究室证实，没有发过要“武力解决”的电报。廖盖隆介绍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笔者注——引自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
叶帅对此信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范硕后来写道：“叶帅当时身体不太好，他考虑到此事不宜公开，回复说，还是免了吧。意思是历史问题自有公论，还是让别人去说吧。要照顾大局，以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为重，不宜激化矛盾。”（笔者注——引自范硕《关于长征“密电事件”的几个问题》，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叶剑英基金会编《叶剑英研究》2002年第2期）
70年前的这样一桩重大事件，要后人当裁判，也实在是太难了。
陈昌浩回去大约一个月后，先后写出了两份《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在《报告》中，陈昌浩对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命渡河作战问题，作出了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说法，对中革军委发给他与徐向前的数道命令忽略不提，甚至说：“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表面上是为了执行军委制订的宁夏战役计划，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还说，“渡河作战本身也是错误的”。
显而易见，此时陈昌浩的目的就是尽早过关。本来，西路军渡河作战执行的是中革军委制订的《宁夏战役计划》和《十月份作战纲领》，并非继续执行张国焘所坚持的那套西进退却计划。在渡河作战上，张也是执行军委指示的。而这些，都是陈昌浩所亲历的事实。陈昌浩在报告中写道：“由于我长期执行与助长国焘路线，由于我自己本身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错误……西路军政治路线的错误，由我个人负责。”
但陈昌浩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仍然坚持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西路军是党中央领导之下的队伍；第二，西路军是为党的任务而斗争的。对广大已经血洒荒丘和侥幸生存下来的官兵，他牢牢地坚守着政治与道德的双重底线。就冲这一点，原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对他十分敬重。
为了把西路军问题搞清楚，陈云和李先念等老同志在1980年代初做了很多工作，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写成《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革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革军委指示或经中革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这个“说明”得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中央常委的赞成。但李先念的“说明”和中央常委的批示当时只限存档，故不为公众知晓。直到后来《陈云年谱》公开出版，西路军问题才得以公开澄清。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徐）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4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这是党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公正的公开评价。可惜的是，陈昌浩已经看不到这一天了。
当时，对于西路军的惨败，陈昌浩的确十分痛心，一有机会就作自我批评，大大小小的检讨数不胜数。检讨报告过关后，中央总算给他分配工作了，但分配的工作让他恍若跌到了冰窟里——通知他去报到的新单位是延安县委宣传部，无任何职务，仅当个普通办事员。陈昌浩意识到这带有惩罚的意思，又不能不去。报到后，只好夹着尾巴做人，埋着脑壳做事。忍辱负重埋头干了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回凤凰山中央宣传部，先后担任宣传科科长、国际宣传科科长，并兼任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三所学校的政治课教员。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是金子随便扔到哪里都会闪光。32岁的陈昌浩把他并不热衷的本职工作也完成得非常出色。他在武汉上过大学，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几年，具有相当的理论修养，嘴巴能讲，文章也漂亮。这一期间他在延安的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宣传党的理论和鼓动抗战的文章，在延安各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他的教学工作很受学员的欢迎，理论研究工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参与编写了《社会科学概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两部专著。他很快又成了延安颇有影响的“名流”。
但是，这绝非陈昌浩的本愿。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军人，国难当头之际，应当义无反顾重返抗日前线，率部杀敌收复国土，以弥补自己在西路军失败中的过失。他数次向党中央、毛主席上书表达阵前杀敌的想法，这一愿望却屡屡落空……
1939年8月27日，一架机身上涂着青天白日徽的飞机卷起满天灰尘，载着周恩来夫妇和孙维世、奉召归国的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以及陈昌浩父子等，消逝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这架飞机是周恩来坠马受伤后，蒋介石为送周去莫斯科医治而派来的。陈昌浩此一去，开始了他在苏联长达13年的生活。
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然向苏联发起进攻，陈昌浩随同大批被紧急疏散的人员来到了中亚共和国一个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重量级人物。他被安排到一家采石场，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苦力。身在异国，陈昌浩的心依然留在了国内抗日战场上。他不停地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谁也没有给过他只言片语的回音。
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穿上苏联红军军装，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
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三人找回莫斯科，先后安排他们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他的译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列宁文集》（两卷集）等先后在苏联出版。除了翻译马列著作之外，苏联方面又请陈昌浩主编一部工程浩大的新版《俄华辞典》——旧版是十月革命前编纂的，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此后，陈昌浩把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这项工作中。《俄华辞典》成书于1951年，共收集俄文辞26000个。辞典里有苏方编者写的序，序中对陈昌浩的评价颇高：“若没有他参加这一项工作，本辞典是不会迅速出版问世的。”1953年我国开印第一版《俄华词典》（主编陈昌浩），自此流传开来，影响深远。
这一期间，陈昌浩和莫斯科姑娘格兰娜组成的家庭中又增加了最小的儿子陈祖莫。
二战胜利后，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工作。令他痛苦不堪的是，当年的革命战友们仿佛早已将他遗忘。不久，蔡畅途径莫斯科，前去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强烈愿望。蔡畅回国后，陈望穿双眼，结果依然如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昌浩欣喜若狂。1951年初，陈祖涛大学毕业了，回国参加工作。儿子启程前，归心似箭的陈昌浩再次叮嘱儿子替他代办申请回国的手续。
这一次，中南海终于有了回应。1952年春天，离开祖国13年之久的陈昌浩终于携格兰娜和祖莫踏上了归国的列车。由莫斯科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到达前门火车站时，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到车站迎接。这让他倍感温暖。对他这样经历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来自党中央的信任更宝贵的了。
当年的老搭档徐向前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要职。为欢迎昔日老战友陈昌浩的归来，为人处事向来低调的徐帅破例在自己的寓所大摆家宴，邀请了王树声、倪志亮、周纯全、李先念、王宏坤、傅钟、洪学智、王建安、詹才芳、秦基伟、张震、刘华清、黄火青、张琴秋等几十名在京工作的原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前来欢迎分别多年的“老首长”。
陈昌浩频频举杯，笑答酬酢。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同时也是让陈昌浩强作欢颜，倍感难堪的一刻。
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浮沉荣辱，集中表现在红四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短短六七年时光，是他人生最耀眼的巅峰阶段。这巅峰上下洇染着烟火和血色，也给他镌刻下终生难以洗雪的“罪痕”。二次南下和“密电事件”犹如两道沉重的枷锁，早就牢牢地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在徐向前寓所的大客厅里，陈昌浩处处显露出落魄之相，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手下的军长、师长，如今共和国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将军政要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的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因批评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于1933年被撤职）出现在大门前时，他更是既尴尬又愧疚，赶紧主动迎上前去握住张琴秋的手，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张琴秋却大度地说：“过去的事，我们都不要再提它了。我真要记在心里，今天就不会来参加这个宴会了。”
1962年，大地回春之际，陈昌浩负责编译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发行了，组织上给了他一次较长的休假。不少老同志都劝他回湖北老家看看。这年5月，陈昌浩终于圆了回乡探亲之梦。在武汉军区和武汉市委工作的陈再道、宋侃夫等人听说他要回武汉，稀里哗啦邀来了一大帮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在一起，欢迎他们昔日首长的归来。
席间，不少人谈到往事，虽然语多节制，但一个个声音哽咽，热泪盈眶。陈昌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既害怕这会给前来欢迎的老部下带来麻烦，又深为老部下们表露的真挚感情所打动。
最后，他站起来，痛心疾首地对大家说：“兵败祁连之事，我陈昌浩实在难辞其咎，两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十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这些年每当我想到这些血洒荒丘的英灵，犹如万箭穿心……我过去对不起毛泽东，长征中第二次南下，犯了大错。西路军时打了败仗，我作为主要领导难辞其咎。但党中央毛泽东宽大了我，让我学习提高。我回国以来，先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初回国时的情况，我在教学中可以系统总结一下我的经验教训，继续摈弃一些不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理论队伍。后来调我至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这真正是搞我的老本行了，可以充分发挥我的特长。在和平建设时期，能够得到这样的任用是很不错的了。同志们，这是我的肺腑之言，绝不是外交辞令，也不是违心之言。”
当事人言之恳切，耳闻者无不为之动容。而一些含冤负屈、牢骚满腹的老战士，同样被感动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文革”开始，像陈昌浩这样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自然在劫难逃。
回国后一直踏踏实实埋头编译著述工作的陈昌浩被受到秘密指使的“红卫兵”、“造反派”强加上“张国焘忠实走狗”的罪名，无休止地揪斗、侮辱和毒打，每日不断。陈昌浩亲眼目睹了彭德怀、徐向前、贺龙、陈毅被戴高帽游街示众的情景，风闻李立三“畏罪自杀”、张霖之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了婚，但仍然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历时8年，受尽折磨，其罪名是“苏联特务”、“大叛徒张国焘的忠实走狗陈昌浩的老婆”。陈昌浩与格兰娜的儿子祖莫也和同父异母的哥哥祖泽、祖涛一样被逼得四处逃命。
陈昌浩深知自己“罪大恶极”，厄运难逃。1967年7月30日深夜，万念俱灰的他在红霞公寓里吞下了大把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深感痛苦和困惑不解的世界。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公墓的陈昌浩墓穴里，还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陈昌浩是1906年生人，他在人世间刚走完一个甲子。
在陈昌浩自杀身亡13年后，他的名誉得以恢复。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在八宝山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悼词称：“陈昌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人与人之间恢复了正常的感情，历史也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陈昌浩九泉有知，也当瞑目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旧报纸杂志剪辑）：?陈昌浩销声匿迹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