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西進：貴州解放及剿匪
在独山下司剿匪的日子里
王 霁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我们于1949年底到达独山，与独山人民共度了1950年的元旦节。第3天，我和3位同志乘木炭汽车来到下司，开始了在下司的剿匪、征粮等工作。
下司，贵州省独山县下辖，地处独山县南部，东与甲里、尧棒接壤，南邻麻尾及广西河池南丹县，西与平塘县四察相接，北靠上司。
宣传政策 接管旧政权
我们初到下司的主要工作是：接管旧政权，宣传党对新区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散布的反动谣言，发动群众和征收粮食。
2月中旬，有四兵团一部过境，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大力做好过境部队的支援工作，我们一方面加紧催交粮税，一方面动员群众腾出多余住房备过境部队住宿，并在下司街口搭了个彩门，以毛主席《长征》诗中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为联，挂在彩门两侧。过境支援工作做得热火朝天。过境部队秋毫无犯，军民关系融洽。当时的《新黔日报》还登载文章，提到了下司彩门的对联。
土匪暴乱 机动出击
由于我入黔部队进展迅速，形势变化快，尽管国民党在逃离前作了应变布置，但都未能变为行动。因而出现了解放初期表面上的平静。在这暂时平静的日子里，暗藏的特务、顽固不化的旧军政人员、封建地主、反动帮会头子、惯匪等社会残渣余孽，乘群众尚未发动，新政权初建，我们又忙于支援过境部队之机，暗地串联勾结，组织土匪武装，企图扼杀新政权。从1950年3月中旬起，土匪先后攻打各地区的不少乡政府，捕杀我落单的工作人员。一区（望城）、二区（翁奇）、三区（基长）、六区（麻尾）都遭到了土匪的攻击，只有四区（上司）和我们五区（下司）暂未发现匪情。为了避免伤亡，我们主动把新备、尧棒、峰阳3个乡的工作人员共7人收缩到下司，加强了下司的防御力量。
当时，我们总共才有20多个人（包括刚建立的武装班）。有轻机枪1挺，配子弹100余发，步枪13、4支，每支配子弹10余发和只有3发炮弹的六○迫击炮1门。人少武器差，但我们并不气馁，采取灵活多变的办法，日夜游击，有时早出晚归，或者傍晚从南边街口出去绕个圈子，又利用夜幕的掩护从北边回到下司附近，隐蔽露宿在白天选好的地方，警惕守卫着存粮不多（约5000斤），但非常宝贵的粮食仓库。
我们还抓紧战机，由李心恭政委带领，在3月下旬的一天，出其不意，袭击了三棒的土匪一次。
这天，土匪在三棒开大会，根本料不到我们敢于去袭击，连个岗哨也没放。当我们突然出现在三棒街时，一时枪声大作。土匪摸不清情况，拼命四散逃窜，10分钟后，我们俘虏土匪12人，缴获步枪两支，胜利返回下司。本来，土匪开大会，摩肩接踵站在一起，每枪都可穿通2、3人，但我们的枪口都是向上，土匪没有被打伤打死。
袭击三棒的次日，我们派7位同志带着仅有的一挺轻机枪，乘一辆木炭汽车，将12名俘虏押送独山，我们的人员武器更少了。汽车走后，我们立即动身游击到铁坑，就路边草地上吃中午饭。其时，有六区陆大泽同志和几个解放军乘一辆木炭汽车过铁坑去独山。两个小时后，原车又驶回麻尾，老陆告诉我们，上司被土匪占领了。
麻尾几天前被土匪围攻了一天，现在土匪又占领了上司，形势严重。李政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县刁震川政委（现称县委书记）指示精神，果断决定：撤离下司，收缩到麻尾，待机再来。
坚守交通线 突击征粮
在麻尾新街约住了一个月。在4月上旬的一个下司赶场天，我们一行10多人又突然回到下司，就在场上开了群众大会，揭露土匪的罪恶，指出土匪外强中干的实质和必然灭亡的命运；号召人民擦亮眼睛，靠拢政府，抵抗匪祸。这对群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由下司返回麻尾后，上级又配备了一个排的兵力，又第二次袭击三棒，俘匪10多名。
4月下旬，军分区王根培副司令员和县委刁政委来到麻尾。召开了有五、六区全体工作人员和部队排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王副司令员详细讲述了国内外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指出在局部上土匪力量虽占优势，但匪众大部分是被裹胁来的，无斗志，是一群乌合之众；我们虽然人数少，但觉悟高，素质好，志气旺盛，战斗力强。土匪想消灭我们是妄想，但我们也不能速胜，要有一个相当长的相互消长转化阶段。刁政委接着传达了上级党委“坚守交通线，保证公路畅通无阻”的指示，宣布二、四、五区全体工作人员配合部分解放军，立即着手准备，尽快返回各自辖区，克服困难，坚守岗位，发动群众，努力作战，扩大影响，积蓄力量，以期消灭土匪。
会后第3天凌晨2时左右，郎学斌、吕正熔2同志和一排解放军由麻尾向下司进发，一小时后，李心恭政委带着我们其余人员也踏上了去下司的公路，又回到了相别1月的下司。
但就在我们回到下司前几个小时，仓库仅有的存粮被土匪抢劫一空。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弄到粮食，解决吃饭问题。
当时，下司四面匪患，人民群众尚未发动起来，不敢接近我们，因而解决粮食问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开始我们是白天武装下乡征粮，收效不大。于是，我们除白天下乡催交外，还经常于凌晨2、3点钟出发，将事先选中地主多、粮食多的大寨子包围起来，待天亮群众开门，然后找到保甲长（新政权未建立，仍沿用旧的村政人员），或会说普通话的人，召集群众开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踊跃交粮。征粮的重点是地主阶级，对顽抗不交的地主分子勒令交出，交出的粮食，当即组织有劳力的基本群众挑送下司，由地主付给挑运费。这样既宣传了党的政策，又解决了粮食困难，使人心日趋向我，收效很大。
积极备战 保卫下司
回到下司后，我们一面征粮，一面在猪行口的一座山头上筑起一座两层楼的碉堡，把区委、区公所搬到靠近碉堡的牛行街，这样，对我们的防守很有利。但我们不是消极地防守，而是以下司为依托，经常派出一两个班，日夜出击，寻匪作战，使匪摸不清我们的活动规律，不敢轻举妄动。
在向下司周围清剿的同时，我们也警惕着下司本身的匪情。5月，我们侦破了暗藏在下司的一个土匪组织，他们已发展了10多人，准备插秧一过，里应外合攻打下司，在他们自以为得计的时候，我们先发制人，将其一网打尽。
插秧后的一个黎明，我们的同志都还在睡觉，1200多匪徒包围了下司，不仅占据了四面的高山，而且还潜入横街、上街，封锁了往独山和麻尾的两个公路口，一路已越过神仙洞向区委会和区公所接近，周围田坝布满了土匪，并在马鞍坡头上布置了较强火力，封锁压制我们的碉堡，我闻讯后，立即唤醒李心恭政委、六连孙指导员及所有同志。我们全部兵力不足50人，有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面对近30倍于我之敌，毫不畏惧。以5人配重机枪一挺据守碉堡，压制马鞍坡和往独山路口之匪，控制整个场坝；以20人配轻机枪一挺，布置在牛行街一带，对付神仙洞、岩花方向之匪，保卫区委、区公所；以20人为机动队；二排杨排长带10余人配轻机枪一挺，四班长田兆路同志和我带5名战士，分兵两路，向潜入横街上街之匪重点冲击，两面夹击，聚而歼之。
杨排长刚到南街口就与土匪接上了火，一时枪声大作。我方机枪组的两位同志负伤，火力减弱，延缓了前进的速度。我们7人在弹雨中，沿街道两侧前进，只用10分钟时间，就冲过了横街和上街，到达烟灯坡脚下。由于我们前进迅猛，土匪被枪声吓得惊惶失措，他们不敢逃出下司，便分散到群众家里躲藏起来；匪大队长岑宗山的儿子从群众家里逃出时，被我们用刺刀捅死在田坝上，匪徒见状，更不敢冒险逃出。我们的兵力少，不能逐户搜索，致使这股土匪免于被歼。
一小时后，我们返回住地吃早饭，匪群才提心吊胆偷偷溜出下司。其余各处之匪，早在我们向上街冲击时，便已纷纷调头向后逃遁。下午7点钟左右，土匪们遗尸一具，带着2、30名伤号，精疲力尽撤去。我们自始至终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缴获日本马步枪和中正式步枪各1支，子弹120多发，手榴弹两枚。群众眼见我们不怕牺牲，英勇善战，战胜几十倍于我们的土匪，无不钦佩。
下司保卫战后一月，上级抽调分驻各地兵力清剿盘踞在平塘四寨的大匪首罗正炳匪部，我们只留下区的工作人员和两挺重机枪组、两门八二迫击炮组人员，总数不超过30人。
这次行动之前，各路土匪准备采取大的行动，计划第二次攻打下司。可是，四寨一役，罗正炳匪部已溃不成军，匪副司令罗正炳之弟被击毙，俘匪500余名，远近土匪闻之丧胆；新备、广西之匪也自顾不暇，不敢冒进。唯星朗匪支队长郭绍珍未获情报，率匪2、300人，沿金银坡垭口两侧六七个山头布阵，企图等待各路股匪一到，就向下司发动进攻。
其时我们正在吃早饭，闻讯后，立即拿起武器，13、4个同志不约而同向金银坡方向跑去。在横街向上街转弯处，李新起区长留下一半人负责监视金银坡垭口之匪，我带一半人继续跑步前进，据守在上街口庙内，监视烟灯坡方向之匪。匪众居高临下，以密集的排子枪射击，却不敢下来。我们严阵以待，只有碉堡上偶尔发出重机枪的还击声，由金银坡方面也打来两发八二迫击炮弹，郭绍珍见无匪接应，只好悻悻而去。
经过几个月的较量，土匪不但没有把我们打败，而且我们越战越强，加上铁道兵部队的进驻，构成了以星朗为中心联络点，与下司、三棒、峰洞形成犄角之势，我们的力量更加强大了。
组建民兵 合围聚歼
土匪长期作恶，为非作歹，群众恨之入骨，盼望我们早日剿灭土匪。
秋收迫近，为了保卫秋收，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建立民兵组织，同时，在下司出现了第一个农民协会。三棒、星朗、峰洞及其附近的农民也纷纷组织起来，农民协会在几天时间里迅速发展到12、3个，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民兵组织，拿起武器与匪展开斗争，武装保卫秋收。
秋收结束，我们开始了对土匪的合围聚歼。
从1951年元月13日起，我们以5个团的兵力对盘踞在铁路以东之匪进行合围。合围圈包括我县县城以南，铁路以东的所有乡村，荔波县全部，广西南丹县的一部分。合围部队一到，我们就立即在有农会组织的地方发动群众，号召青壮年组织起来协助部队剿匪。仅用半天，我们就动员组织了六七百名青壮年，拿着大刀、梭标、木棒等简单武器参战，由部队统一指挥，布置在各山头，协助解放军站岗放哨，砍柴积薪。各山头白天岗哨林立，夜晚火光冲天，把土匪围得水泄不通。
包围圈形成以后，便向圈内派出多路清剿部队和武工队，寻匪作战，将其歼灭或击溃。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以集中对付集中，以分散对付分散；集中追歼股匪，分散捕捉散匪、匪首；划片包干，反复清剿。与此同时，我们也派出区乡工作人员进入包围圈内，配合剿匪部队，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建立乡村政权和农民协会，把军事清剿和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军民协作，逐村、逐山、逐洞搜捕漏网匪首。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匪首一旦捕获，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决，鼓舞了群众，促进了剿匪的进程，因而只用了20天时间，即全歼了铁路以东的土匪，匪首除个别漏网外，其余均被捕获。净化了铁路以东地区，尧棒、峰阳获得解放。
1951年1月下旬，又开始对公路以西的土匪进行合围清剿。也只用了20天左右，于春节后不久肃清公路以西的土匪。新备乡回到了人民手里。
一年的剿匪斗争，我们失去了敬爱的郎学斌乡长，人民永远怀念着他。他是在星朗与郭绍珍匪部作战时牺牲的。后来匪部覆灭，郭本人开枪自杀，星朗人民将郭的尸体用木棒搭架吊起来，召开群众大会，声讨郭匪鱼肉乡民、杀害郎学斌乡长的罪恶，表达了星朗人民对土匪的刻骨之恨和对郎学斌同志的怀念之情。
王 霁同志简历
王 霁 1928年3月生，安徽萧县人，194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中专文化。南京二野军大学员，随军西进到贵州后，任独山县五区副区长、六区区长，独山县食品公司经理，独山县供销社工作员等职。1984年12月离休。
GAOJIAN 根据《回顾黔南解放》《西进支队入黔干部名录》文章资料编辑整理。
2025.03.03.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在独山下司剿匪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