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记忆:贵州解放75周年专题
1950年初,刚刚获得解放的遵义地区,和全省局势一样,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土匪暴乱。我军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剿匪作战,终于平息了猖獗的匪患。这场剿匪斗争,在解放遵义的斗争历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
土匪的暴乱及其原因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第十军在协同五兵团“插进贵州,断敌退路,聚歼川境之敌”的战役大迂回中,从湖南挺进黔东、黔北,解放了遵义。紧接着,我党、政接管人员也到达了遵义。当时,全区仅有少数零星散匪公开与我对抗,社会秩序较为安定。
但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土匪竟发展到拥有正式武装2万余人,另有约4万余被胁迫、欺骗为匪的群众尚不计算在内。这些土匪武装,不但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和编制序列,而且还提出了“反共自救”、“反共自卫”等反动政治口号,一度占据了全区广大农村和三分之一的县城。我军只能紧缩于公路干线和主要县城里。全区交通被阻,城乡隔绝,生产停滞,市场萧条,一时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极不安定。全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100多股,其中影响和危害最大的有以下数股:
遵义县,影响最大的一股土匪是漆文彬任总司令,晏子高任代司令,刘树本任副司令的“平黔军”。该匪最初成立了一个所谓“遵义县联合办事处”,下辖6个支队,后又改称为“贵州省民众自卫救国军总司令部”,继又改称为“平黔军”。设有参谋处、政治处、军需处等机构,人数发展到700余人,其活动范围在山盆、松林等地。
次之是以肖朝臣任司令,陈岗为副司令的“西南游击区第一纵队”,开始与漆文彬合股,分离后扩编为5个大队,400余人,活动于遵义北面的牛蹄、海龙、板桥等地。
还有“反共人民救国军靖黔先遭司令部”宋泽部,编有8个大队,其活动范围在遵义县南部的刀靶水、新站、苟江等地。1950年初,该股匪在刀靶水伏击杨勇司令员和五兵团“前指”。6月被我军打击后窜往金沙,投靠“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九十四军”军长车子阳(保八团副团长)股匪。7月在金沙合围中被歼灭。
以上3大股统由遵义大恶霸地主罗徽五操纵指挥。另有活动于马蹄、泮水、枫香一带的“九十四军三○五师师长”罗炳辉股匪,受辖于金沙匪首车子阳,编有两个团,在遵金公路上大肆活动,袭击我征粮工作队。
仁怀县为害最大的土匪有三股:一是“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游击司令部”周天一(国民党贵州省党部执行委员)股匪。该股与金沙周治国、吴相荣股匪有密切联系,活动于仁怀西南的茅坝一带,并网罗纠集了陈美芝、蒲莲英等股匪,人数达1500余人,曾参加围攻金沙城,多次攻打茅台、鲁班、大坝等地,甚至袭扰仁怀县城。二是活动于仁怀北部的大坝、火石岗等地的“平黔新一军”,蔡维新任总司令,张家桦、刘治模任副司令,下辖3个纵队共400余人。初期称“赤、习、仁、桐反共游击军”,后与遵义土匪合股活动。三是“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黄文英部,有3个大队共500余人,活动范围在茅台,合马、二合一带,经常与周天一股匪相呼应,攻打茅台镇。7月被我们击溃后,逃往古蔺水口寺,后被我军和友邻部队一四○团、一四一团歼灭。以上3大股土匪,由国民党遵义专员卢杰统一编成“川黔边区反共救国军”,后又被赵翔龙(国民党师长)收编,占据了遵、仁、金、古边界的大部分地区。
桐梓县有两大股土匪:一股是“西南救国军游击纵队”司令罗德清、副司令刘和清部,下设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政工处等机构,编有6个支队共700余人,活动于桐梓北部的松坎、羊磴、回龙等地,经常在川黔公路上截击我军车辆和商旅,抢劫物资,为害很大。另一般是“川黔反共救国军第四路游击纵队”司令魏云清部,开始称“黔北反共救国军第九路军”,网罗了成云甫、张致祥(国民党贵阳市长)等股匪,发展到600余人。
绥阳县有“反共自救军黔北游击纵队”司令雷三(惯匪)匪部。该股匪活动较早,曾攻打绥阳县城和湄潭永兴。发展人数达1000余人,编有3个总队、12个支队。经我军数次打击后,逃往正安归属黄守英匪部,建立“前敌指挥部”,又攻打土坪等地。
湄潭县最大的是“三九二部队”毛廷彦股匪,活动于湄潭、余庆交界地区,人数700余人。1950年6月,毛廷彦被我军击毙后,残部分为两股:一股是肖士栋匪部,在茅坪一带活动,制造了震惊黔北的“茅坪事件”,杀害我军干部战士22人;另一股是王在明匪部,在湄、余边界活动。
凤冈县最大的股匪是“川黔湘鄂人民自卫军”副总司令兼黔东北总指挥史肇周匪部,势力极大,能控制和指挥凤冈、思南、德江、务川等县土匪武装,并与叛军三二八师蔡世康合股,人数达2000余人。曾围攻凤冈县城,占据黔东北地区后,匪焰甚嚣尘上。该股匪在黔东北大合围中被剿灭,史、蔡被击毙。
道真县最大的股匪是“川黔湘鄂边区民众自卫救国军第三分区”总司令黄守瑛部。1950年3月,黄匪策动全县乡保武装1000余人叛变,攻占道真县城后,组建了14个纵队40个支队,控制了道真全县以及正安北部地区,和史肇周相勾结,策划向我接管地区反扑。
正安县有谢云清(国民党四十九军营长)匪部,属黄守英的“第十四纵队”,下辖2个支队,2个直属大队,2个“神兵”大队,共800余人,活动于正安南部的谢坝、流渡一带。我撤出正安后,该股匪控制了正安大部地区,并训练土匪和“神兵”,妄图长期进行反动统治。
务川县为土匪长期盘踞地区,是黔东北股匪的活动中心。川南、铜仁股匪被我军击溃后,纷纷逃往务川,拼凑匪政权,征税收粮,鱼肉人民。务川南部新田一带有牟永祥股匪200余人活动,曾勾结叛匪伏击我县委领导机关。
习水、赤水有“川黔湘鄂人民反共救国军”杨鸣岗匪部1000余人,曾攻打长沙镇、官渡(习水县城)、温水等地。习水县人民政府被迫撤离。
从以上所列较大股匪的情况可以看出,在短短两三个月中,土匪武装发展之多,分布之广,活动猖獗,绝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黔北匪患的迅速发展,首先是由以美蒋反动派为支柱,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力量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是国民党在大陆败退之前精心策划的,是作为抵抗我军解放贵州。并进而使之成为以后策应反攻大陆的战略基地而预谋的。
遵义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当局在遵义一面加紧组建正规军,扩充保安团队,以阻止我军入黔;一面进行游击战争部署,以便在遵义解放之后变黔北为反共游击区。贵州特务头子谷正伦,曾亲临遵义进行应变部署。国民党遵义专员卢杰在专署主持召开应变会议,将遵义县划为9个游击区,并且还出巡仁、赤、习等县,督查应变准备和新编“民卫”武装。他们网罗各地地主恶霸、军阀政客、惯匪特务、帮会头目,参加谷正伦主办的“贵州自卫干训团”,接受游击训练。同时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大搞“政务下乡”、“党务下乡”,叫嚣在我军到来后,“拼命保命,破产保产,毁家保家”,“与敌人推磨打转兜圈子,周旋到底”。并派遣大批特务潜伏下来组织暴乱,还利用组织系统庞大的“红灯教”、“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散布封建迷信,欺骗群众,提出所谓共同对付“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大劫难”。另外,他们采取更为卑鄙低劣的手法,公然号召百姓广种鸦片烟,大开烟禁,以挑起群众对我禁烟不满。
其次,黔北土匪能迅速发展,还缘于封建势力在我军解放时未遭触及,土匪势力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
1949年11月,我军从黔北急速过境,虽然解放了黔北的大部分县城,但国民党的各级政权和农村的保甲制度都未能触及,广大农村仍被其所统治,并掌握武装。加之黔北是统治贵州十年之久的“遵桐派”国民党军阀势力的发源地,经营日久,根基深厚,反动势力统治严重,封建会道门盘根错节,有十分顽固的社会基础。
遵义解放后,封建势力原封未动,不少县区乡的政权仍在敌人手里。有些头面人物甚至打着“革命”的招牌,继续欺骗、压迫群众,成为土匪活动的保护伞。这些正如当时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封建势力原封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里还掌握着武装,这些情况,意味着更尖锐的阶级斗争还在面前。”
再次,黔北的特殊地理环境是发生土匪暴乱的有利条件。黔北高原地形复杂,大娄山脉横贯其中,山大林密沟深,又有“娄山关”、“酒店垭”、“七十二道拐”等险关要隘,便于土匪活动。土匪按其游击战术,以集中对我之分散,又以分散对我之集中,分散则为“民”,集中则为匪,利用有利地形周旋顽抗,使我军不易清剿。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遵义解放后不到两三个月的时间,黔北土匪武装在反动派预先布置的“游击计划”下,趁我军主力部队参加成都战役和遵义地区接管人员尚未站稳脚根,势单力薄,发动了大规模反革命暴乱。土匪攻打区、乡政府,围攻县城,杀害我工作人员,拦截车辆,抢夺物资,烧杀奸淫,作恶多端。他们还裹胁、欺骗群众为匪,策反我接收下来的乡、保武装和部分国民党起义部队叛变,使匪焰日炽,形势急剧恶化,终于酿成全局性的土匪暴乱。
剿匪斗争历程
在遵义剿匪斗争中,按照敌我形势的变化及斗争特点,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元月至5月。匪风上涨,我主力部队返黔剿匪,逐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集中兵力稳固中心,放弃边沿。
遵义解放初期,各地有一些零星散匪活动,分区部队进行了清剿,但主要任务是保卫县城,进行接管、征粮、支前等,剿匪不是当时的中心任务。元月份,土匪活动逐步加剧。1月14日,杨勇司令员率领的五兵团“前指”,在遵义刀靶水击溃伏击我军的宋泽股匪,揭开了大规模剿匪斗争的序幕。
20日,五兵团发出第一号命令,决定部队在结束成都战役后,回师贵州,兵团兼军区,军、师兼分区。并命令十六军军部兼遵义军分区,带三个团的兵力开赴遵义地区剿匪。
2月上旬,邓小平同志根据西南土匪活动情况,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从此,部队工作转向以剿匪为中心。十六军军部率一三六团、一三九团等部队于2月上旬到达遵义地区后,部队即分赴各县执行剿匪任务。虽然剿匪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未能给股匪以沉重打击。
其原因:一是我军由集中的大兵团作战转变为分散的剿匪作战;由追歼国民党军队的长途行军,变为在一地长期驻剿残匪;加之交通阻隔,供给困难,生活条件艰苦。面对这一系列的变化,部队一时还不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二是部队仓促投入战斗,事前未作深入动员,部分干战存在松懈麻痺思想,对匪特的反动本质和能量估计不足。三是缺乏斗争经验,在兵力使用上过于分散,采取全面控制,主动出击不够;在斗争方法上偏重于军事围剿,而忽视了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以致匪民难分,情报不灵,多次扑空,战果不大。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扭转被动局面,我军实行“领导一元化,部队地方化”,加强对剿匪斗争的统一领导,建立了由党政军民负责同志组成的各级剿匪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全体军民一起剿匪。部队一方面调整军事部署,改变兵力由于分散形成的被动的局面,集中兵力,确保公路畅通和中心区稳定,并遵照贵州省委、贵州军区的指示,撤出了道真、正安、务川等县,习水也因形势恶化而暂时放弃。另一方面,加强对干战的思想教育,全区部队于4月份以团或营为单位召开党代会,学习剿匪政策,加强纪律,改进作风,统一思想认识。使广大指战员认清剿匪形势和任务,进一步认真领会“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树立“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通过整风,全体指战员克服了轻敌麻痹思想和急躁报复情绪,增强了政策纪律观念,鼓舞了部队斗志。
5月份,部队逐步适应了新形势下的斗争环境,逐步掌握了土匪活动规律,并在习水官店、遵义松林等地的清剿中取得了胜利,遏止了匪风的上涨。
第二阶段:1950年6月至8月。开展重点合围,打击主要股匪,彻底扭转被动局面。
6月份,贵州军区抽调部队组成东、西两个集团,有计划地实施重点合围,力求进剿一地,净化一地,全歼股匪,恢复正常秩序。
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东集团部队在瓮安、余庆、湄潭地区组织首次铁壁合围,歼匪2000余名,使3县交界方圆三百里的地区净化。紧接着,西集团部队在金沙组织大合围,歼匪5000余名,收复了金沙县城。由于这两次大合围的胜利,使遵义东西两侧的形势好转,匪风开始下降。
我区部队除抽出兵力参加贵州军区组织的大合围外,还积极组织部队开展局部地区的清剿合围。最大的战斗是8月下旬发起的仁怀北部合围,歼匪800余人,并攻克了土匪巢穴李家寨。在这一阶段,我区除正、道、务三县外,其余各县以区为单位普遍建立了武工队,由部队抽出一个排或一个班,结合地方干部,追捕主要匪首,发动群众,瓦解匪众,巩固了已取得的胜利成果。剿匪中,部队认真执行“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的剿匪方针,做到“三勤”、“三起”(手勤、腿勤、口勤;与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在战斗与工作的结合中,“一身兼四员”(战斗员、指挥员、工作员、侦察员),充分发挥了每个指战员在军事进剿和发动群众中的作用,取得了不少好的经验。
第三阶段:1950年9月至12月。友邻部队入黔,组织边沿地区会剿,剿匪取得决定性胜利。
9月份,西南军区命令川东军区部队,在黔东北组织大合围。我分区部队积极配合,从9月23日开始,至11月5日,共歼匪3500余名,收复了一度放弃的道真、正安、务川、沿河、德江五县。黔东北大合围结束后,我分区部队又在县与县的交界地域进行合围清剿,对分散藏匿于边沿偏僻地带的股匪连续进行围剿。到年底,股匪已不敢公开活动。
为配合部队清剿,遵义地区党政军机关抽出了三分之二的干部组成工作团、队,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深入基层,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工作。在“万人下乡”运动中,我工作干部大力发动群众,建立农协和人民自卫武装,净化一地,巩固一地,大部分县区恢复了正常秩序,认真完成“五大任务”。
第四阶段:1951年1月至6月,开展群众性清匪运动,捕捉潜逃匪首,为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1月以后,各县相继掀起群众性清匪运动,捕捉了很多重要匪首。这期间,十六军部队奉命离黔参加抗美援朝,其余部队遵照上级“限期消灭土匪”的指示精神,接替主力继续执行剿匪任务,并组建清匪指挥部,在广大群众协助下分工捕捉潜藏匪首,不少匪魁元凶落网伏法。
6月份,遵义地区的匪患基本平息,部队结束了为期一年半的剿匪斗争,逐步集中进入营房整训。所剩极少数未归案的匪首,由县、区人武部组织民兵继续追捕。1952年,彻底根除了匪患。
剿匪战绩和主要经验
1950年,我区部队共歼灭土匪114股,35720余名,友邻部队到遵义地区助剿,歼匪11000余名;1951年歼匪9170余名;1952年歼匪478名。三年共歼匪56360余名(含投降、被俘、自新、清出人数)。缴获六○炮23门,迫击炮3门,轻、重机枪160挺,步、马枪14412支,卡宾枪、冲锋枪、自动步枪138支,掷弹筒7具,土炮145门,土枪2832支,各种炮弹600余发,各种子弹195000余发,手榴弹10094枚,电台3部,电话总机1台,电话单机31个,还有一部分其它军用物资。
经过艰苦的斗争,我军彻底平息了遵义地区猖獗一时的匪患,取得了重大胜利,保卫了革命胜利果实,巩固和加强了人民民主政权,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事业,创造了安定、良好的条件。在这场斗争中,主要经验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取得剿匪胜利的根本保证。为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部队不少领导同志参加地方党委工作,使军队与地方协同一致加强领导,互相配合,保证了发动群众、剿匪、开展“五大任务”、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等任务的完成。在剿匪斗争中,全区各级都建立了由党政军民负责同志组成的剿匪领导机构,统一部署,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同匪特展开军事、政治、经济全面的斗争。各级剿匪委员会还注意做好统战工作,广泛吸收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参加,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加强思想领导,提高认识,增强部队战斗力,是完成剿匪任务的前提条件。部队返黔后,一部分干战对剿匪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通过召开党代会和反复深入的教育,使全体指战员认识到,剿匪是一项肃清美蒋残余和反封建势力的斗争,任务艰巨而光荣,部队士气很高,竭尽全力地投入剿匪斗争。部队为了合围歼匪,捕捉匪首,顶风冒雨,忍饥挨饿不分昼夜地穷追猛打。经常夜宿高山荒野,在人迹罕至的峭壁丛林、獐疠山区中去搜捕,历尽艰辛。斗争中涌现了很多英雄模范,他们誓为铲除匪患,摧毁反动势力,解放遵义人民而英勇奋战,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
三、认真贯彻执行剿匪作战的方针、政策,才能保障斗争必胜。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等基本政策,在部队中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全体指战员在分散、独立作战的情况下,能自觉地贯彻执行,有效地对匪特进行斗争。在剿匪中,野战部队转为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三者相结合的武装工作队,在军事清剿的同时,大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对匪开展政治攻势,孤立匪首,瓦解匪众,并根据罪恶轻重,按政策分别处理。
四、大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一致剿匪,才能彻底平息匪患。部队在剿匪中,纠正了一度产生的注重军事打击,忽视发动群众的偏向。全体指战员逐步树立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剿灭土匪的观点,并深刻认识到;只有发动群众,才能准确及时地了解匪情,陷匪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给土匪以沉重的打击;才能广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匪众、孤立匪首,消灭匪患。
在发动群众的工作中:(一)宣传群众。部队分散剿匪每到一地,一方面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关心群众利益,开展助民活动,武装保卫贸易,为群众治病等;一方面向群众宣传全国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宣传我党我军剿匪斗争的方针政策,揭露土匪的谣言和各种破坏的罪行,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二)组织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农代会等组织,以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孤立土匪。群众组织起来后,为我们递送情报,协助剿匪,做土匪家属的工作等,极大地支持了剿匪斗争。1950年,全区共有农协会员625300余人(其中部队发展的有385300余人)。(三)武装群众。建立联防自卫组织和民兵队伍,担负清匪捕匪、警戒巡逻、站岗放哨等任务,并配合部队直接参加剿匪斗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50年,全区共发展民兵21000余人。
五、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军事部署和改变战术。剿匪开始时,由于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采取了高度分散,全面控制的军事部署。当土匪大规模暴乱时,我兵力分散,主动出击不够。后来,我主动放弃一些边沿地区,集中兵力,先清剿中心区,然后再进剿边沿区,边清剿、边巩固、边净化,稳步向外推进,很快由被动转为主动。在战术上,根据土匪地形熟悉,在我清剿时,或插枪分散于民间,或转移至深山密林中隐蔽,不易被歼灭的特点,采取奔袭、多路快速分进合击、重兵铁壁合围等战术,有效地消灭了成股土匪。另外,还根据土匪内部多以家族亲属和帮会等封建关系维系其统治,匪首被捉,匪众即瓦解而又难以复聚的特点,组织武工队、飞行队、便衣队跟踪追捕匪首,使其匪众分化瓦解。还建立了大众情报网,准确掌握匪特活动情况,相机予以全歼。
剿匪斗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取得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有某些失误和血的教训。通过认真总结,提高了部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对部队的建设是有深远意义的。
遵义军分区党史办
—— END ——
GAOJIAN 根据《遵义解放》等党史资料编辑整理。
2024.11.08.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遵义地区剿匪斗争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