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王宏坤的一张收条

回忆录是承前启后的珍贵财富！

王宏坤上将是1955年9月27日，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获得者。红军时期，他就任军长，红军副总参谋长。他在红四方面军的老领导、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于1938年向共产国际写的红四方面军干部情况介绍中，对王宏坤将军做出了“指挥沉着、老辣，身经千百战”的高度评价。抗战时期，他是八路军首任三八五旅少将旅长，后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二野前身）副司令。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在大军区领导位置上任职。他参加和指挥了千百次战斗和战役，经过血与火的千锤百炼，他的征战生涯足以构成一本有着丰富历史内容的回忆录。

退出领导岗位后，王宏坤上将回顾自己艰难奋斗的一生，有了写回忆录的想法。他说道：“在今天，时代和环境不同了，我军的番号也几经变化，但是，人民军队的本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红军的精神和传统不能丢。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成千上万的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地倒下了，他们没有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但是他们的功勋业绩永存。” 为了弘扬红军精神，纪念革命先烈， 他要把自己一生宝贵的革命战斗经历与经验写出来，出版发行，留给后人，以作借鉴。因此，他把完成回忆录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但是他写作并出版回忆录的过程，却十分不易。

出回忆录，首先要写出来，但写回忆录对他而言，却是一件难事，不亚于他打一场艰难的大战役。

小时候，他因家境贫穷，从没上过学。1929年参加红军时，大字不识一个，后来因革命需要，边打仗边学习，认了一些字，够用就行。一句话，他就是一个大老粗。

自打赋闲在家，他除了每天看新闻、了解天下大事外，就无所事事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有了台录音机，令人惊讶的是，他闲来无事也与时俱进赶起了时髦，居然听起当时还被称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歌曲录音带。

家里人明白，他这样打发时光并非他所愿。其实，他内心里一直涌动着出回忆录的想法。只是因他文化低，年事已高，苦于不能自己动笔写；加之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也不像有的人有秘书或专门的写作班子代笔写，他身边无人帮他写，又不好求人，无奈而已。

1985年，将军的二儿子伟伟，看到老父亲现在有了大把空闲时间，他过去又一直喜欢军史，便趁机给老父亲进言：

“爹！你现在有时间了，有了录音机，你又会使用它，要不要我帮你，利用录音机把你的回忆录整理出来？”

“好啊！”将军闻听后马上高兴地一口答应。

将军虽然文化低，但记忆力出奇得好，不知这是天生的，还是打仗给逼出来的。他记忆力好到什么程度？其回忆录中提到的战斗、地点、时间、人物、地形都很具体，内容丰富、详实。回忆录细到什么程度？许多人看后评价说：

“整本书就是一个好剧本！每个章节就是一出戏，不用再找编剧另写剧本，内容都是现成的，导演拿来顺手稍作发挥就可拍出一部好电视剧。”

这是目前我所看到老将军回忆录中少有的。

凭着记忆好这个优势，将军自此每日对着录音机滔滔不绝地口述起来。

当时将军还住在西山海军干休所，伟伟住在玉泉路相距较远，每个星期只能来一次，把将军的录音带取回自己家，利用下班后的空闲时间再进行整理。由于将军浓重的湖北麻城口音，加上陌生的人物与战斗地点，录音带要反复放听，整理起来费时、费力，给他的整理增加了一定难度。

这样经过近一年的时间，他先用笔整理出200多页的手稿，然后在电脑上打出来准备存盘。没想到，就在他好不容易打出18万字时，却因一次他的电脑操作失误，稿子没来得及保存，全丢失了。眼看辛苦的成果，一瞬间没了，这份打击使他懊恼沮丧不已，经过了一个星期的调整才缓过劲来。万幸他还有一份手稿，使他的心里多少得到了些宽慰。

图为将军之子王伟伟1985年时的

记录稿

因伟伟还要上班，甚至经常出差，整理工作一度停了下来。将军为此很焦虑。

此时，将军红军时期的老警卫员，曾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吴长炽，给他推荐了一位麻城老乡——麻城师范学校的教师夏宇立，来帮助记录整理回忆录。为了完成将军出回忆录的心愿，夏宇立在将军家一住就是七年。他与将军每日除了吃饭、休息，都是在一起不厌其烦的口述、录音、记录、提问、整理。个中辛苦，只有他二人心里明了。

夏宇立由于是老乡，他与将军的交流不存在语言障碍，操着难懂的麻城方言。而且，他专事给将军搞回忆录，有了时间保障，可以帮助将军查阅有关战史的电报、文件等资料。他几乎走遍了将军打过仗的战场，在故地考察、了解当时的战斗与地形，使得将军回忆录更加准确、形象。为此，他也做出了很大付出。

将军80岁时，得了癌症，咳血，他咬牙忍痛，还在与夏宇立对回忆录稿进行商讨、完善和补充。去世前两年，随着年龄增大，身体的衰弱，将军意识到自己离走不远了，它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在活着时，能看到他的两本回忆录出版发行。

90年代初期，出回忆录不像现在这么复杂，手续繁多，条条框框，将军又不想麻烦海军，便把找出版社出版回忆录的使命交给了我和夏宇立。我们二人拿着回忆录手稿，直接来到了人民出版社。编辑看到是一个老将军的回忆录，便接了下来，同意出版。由于没有找海军给出赞助费，出版社条件是：出版发行等费用都要有我们自己承担，而且书由我们自己去卖，出版社不管销售。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出版费一下成了最大的难题。王将军一生清廉，两袖清风，那时的工资又不高，这笔经费难住了他，让将军一筹莫展。

王上将出回忆录遇到困难的消息，被他当年打过仗的地方、他的老部下们知晓后，伸出了救援之手，以向出版社征订回忆录的方式，赞助他把回忆录出版发行。

将军派我和夏宇立一同来到河北某地区党史办接受这笔书的订款，他们热情的接待我们说：

“如今老首长要写回忆录，而且有不少章节是叙述当时在我们家乡组织群众共同对敌斗争的真实反映，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回忆录，发给大家，忆忆过去，鼓鼓劲头，展望未来。”

当地党史办负责同志说完上述一番话，即让财务开出征订款支票，我们感谢后，去当地银行取出现金，高高兴兴地登上列车回到北京覆命，向将军交款、卸差。

将军接款后当场让身旁人点清数目，还主动写了收条。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张收条是写给刘恩明的，刘恩明是我，我是他的女婿啊！这可真是“亲老丈人要与姑爷明算帐”了。

他把收条交给我后，还叮嘱一句：“收好，免得以后麻烦！”

他给我们报了来去的火车票后问：“住旅馆没有？”

答：“当天去当天回，没有”

问：“有其它开支没有？”

答：“没有。”

问：“在外面吃饭没有？”

答：“每人吃了一碗面条。”

我以为他要给报，结果回应：“面条就算了！”

如在30年代初期，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军事领导人许继慎、旷继勋 ，由于他们牺牲的早，留下的第一手文字资料相对较少。而王将军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红军生涯》里，用他在这两位老军长手下战斗的亲身经历，真实的讲述了他们活生生的形象和事迹，使人们对他们有了生动的感性认识。

1930年，他在红一军军部教导队当三排长，直接归许军长指挥。就在许军长身边，受命参与了攻打流波疃、麻埠、霍山、英山、罗田等一系列战斗。许军长作战的英勇，指挥的果断让他很佩服。

1933年6月，在川陕根据地红十师的驻地洪口，他见证了旷继勋被张国焘派人勒死，为此表示质疑和不满。

王老将军是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曾就战史上的某些事，以他亲身经历向编委会反映与事实不符，提出修改，但编委会没有采纳。将军为了对历史负责，只好在《回忆录》里进行表述，予以纠正。

1932年12月7日，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西征途中，来到秦岭南麓的小河口。红四方面军战史上，记述在那里举行了“小河口会议”，曾中生、张琴秋等一批将领在会上公开批评张国焘放弃根据地的错误。

但是，王将军根据他当时任红十师师长实际经历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原因，认为此会是不可能，也不存在这样一个会议的，而编委却被误导了。（详见王宏坤回忆录《我的红军生涯》第181页）

再如1948年7月，进行的襄樊战役。针对有些史书及有些人不负责任的歪曲事实，编造历史，误人子弟的情况，将军在他回忆录《再忆征战生涯》中，用了长达17页的篇幅专门详细讲述了该战役的实情。用他在每个战斗阶段的战斗命令原文等事实，讲明了他亲自指挥战役的前后历程，以及他创造“撇开两山、猛虎掏心”战术的由来，这些记述有力地驳斥了该战术是某某某的创造、某某某是该战役总指挥等流传于民间的不实之词。

书中揭示了国民党中统大特务头子康泽被俘的真相：他不是被中原野战军的六纵俘虏的，而是被陕南军区十二旅先俘虏的。六纵为了从十二旅手中抢被其俘获的康泽，甚至用刺刀将对方的一名教导员刺伤。但这段史实，被某些人故意掩盖篡改了。为了对历史负责，不要误导后人，将军将真实情况大白天下，以正视听。他希望那些至今还在盲目歪曲历史的人及时醒悟，不要再欺世盗名！（详见王宏坤回忆录《再忆征战生涯》第277—294页）

回忆录还透露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如张国焘1931年4月中旬，由中央派遣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就是时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一营营长的王宏坤率队去在根据地边界接的他，负责他一路的保卫。在途中，队伍遇到敌人阻击，张国焘紧张得不敢睡觉，路上不敢骑牲口等不为人知的情况。（详见王宏坤回忆录《我的红军生涯》第89页至90页）

回忆录内容丰富，就不一一列举了，它应有的历史价值值得研究和挖掘。作为当时在世稀有的红军军长级别的高级将领，从他那个层次来讲述与总结当年的红军历史与经验教训，会更全面、更具有说服力。回忆录为研究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抗日战争时期冀南地区抗战、中原野战军六纵、桐柏军区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回忆录是九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只发行了几千本，如数交付给了征订单位。有王宏坤本人亲笔签名的回忆录，则成了稀缺品。

图为王宏坤将军在给尹西林的赠书上的签字

王宏坤将军与尹西林、夫人张正南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