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 连载 《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广泛、频繁的无线电通信为密码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密码分析成为最主要的秘密情报来源。在战争搏弈中，密码分析不只是偶然起作用的因素，而是一个重大因素。

同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军委二局全体人员卓有成效的无线电技术侦察虽然长期不为外界所知，但对胜利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曹祥仁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首破密码者之一、首任破译科科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委二局局长，从二局的初创到革命战争结束，一直工作在二局核心部门的关键岗位上，是二局的一个领军人物。他的征程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后，曹祥仁离开技侦战线，先后在外交、工业部门及地方工作。尽管历经新的困难和曲折，他仍然保持着红军的理想，不断为人民探索和平、富足、自由和尊严的幸福道路。

中国革命似火山喷发，惨烈、壮丽。举世闻名的长征犹如一股灼热的岩浆，翻滚横流华夏大地二万五千里。如今，火山已经沉寂，岩浆已经冷却。我们沿着其中一条细细的历史岩脉，追寻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的足迹，了解在无线电技术侦察领域中那些红色无名战士的英雄业绩，探查曹祥仁的奋斗历程。

然而，当我们真正开始踏勘时，却发现那细细的岩脉，有些还深深地镶嵌在基岩深部难以发掘；有些经历多次变迁已断断续续；而露头的部分，或被风化剥蚀，或被密林覆盖。

经过一段艰苦的努力，更得助于曹祥仁的老战友和热心朋友的帮助，以及发掘他本人的记述，我们终于将收集到的碎片拼接、整合，还原出曹祥仁一生较为清晰的脉络与完整的轮廓。

展现在面前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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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父亲曹祥仁

和

无线电技术侦查战线上的

无名英雄们！

纪念曹祥仁同志

彭富九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曹祥仁同志作为我国第一批“将军大使”派驻保加利亚，去世前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1975年他病重期间曾向我表示：自己这一生中最自豪的还是“在二局搞出的名堂”。曹祥仁同志讲的这个“名堂”，指的是我军一批无名英雄在战争中创造出的传奇功绩。我所熟悉的，正是他在这条战线上的经历。

红军破译能手

二局，是战争年代我军总部序列中的情报部门，也是无线电技术侦察系统的代称。领袖们对二局有这样的评价：和蒋介石作战，我们是在玻璃杯中押宝，看得准，赢得了；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1939年秋毛主席路过安塞，在军委二局驻地接见我们的时候再次讲：“没有二局，长征是否能顺利走到陕北还很难讲呢”。那天主席还说：你们“要准备干一百年。老了，死了，怎么办？老子死了儿子来，儿子死了孙子来！”此时，曹祥仁已接替曾希圣同志担任军委二局的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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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祥仁是我们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他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成为红三军团的优秀报务员，1932年调入曾希圣同志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部谍报科，专门从事无线电侦察工作。在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支持下，曾希圣和曹祥仁共同研究密码电报，终于在10月份破开了国民党军的“展”密。解读通信密码，不但能获知敌军的作战计划、部署和行动，而且可以洞悉对手的战略企图、政治谋略，乃至其内部派系等深层次情况。首破敌密码，是我军情报史上一座醒目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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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原谍报科的基础上成立二局，电台侦察得到加强，破译技术不断提高。湘赣红军和鄂豫皖红军在建立无线电通信的同时也开展电台侦察，而后也分别破开了敌人的密码。长征开始前，无线电侦察已经成为红军的重要情报来源。历史证明，二局工作是我党我军以少胜多、以弱搏强，多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一个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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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保密的需要，二局工作长期不为外界所知，近些年媒体才有所披露，并涉及到红军时代几位破译能手的事迹，他们是：红一方面军的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同志，红二方面军的王永浚同志和红四方面军的蔡威同志，他们可称之为红军的“破译五杰”。1936年，红军三个方面军在陕北会师，各路技侦人马合并到军委二局，不幸的是，蔡威同志已经在过草地时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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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代代出英豪，我辈前驱数曾曹”。这是我为纪念技侦工作七十周年所作的诗中的两句，“曾曹”指的就是破译工作开创者曾希圣和曹祥仁。他们同时也是早期技侦工作的组织者。我曾在他们两位的领导下工作，与曹祥仁同志共事的时间更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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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九手书：七言古风

《缅怀曾希圣 曹祥仁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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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精湛的专家 信念坚定的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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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曹祥仁是1936年年底在陕西云阳镇相识的，当时他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二科科长兼破译股股长，贺光华和我分别负责校译股和侦收股。

1937年2月，前总二科改称援西军司令部二科。我们白天行军，晚上工作，在向西路军所在地开进的同时开展对“马家军”的侦察。“马家军”电台的信号很弱，电报常常抄不全，被大家形象地称为“梅花报”。深夜，我给曹祥仁送新抄到的报，他递给我一份研究过的电报，说：“把码子再抄一遍”。情报工作需要争分夺秒，交流格外简练。他的意思是：这份报还没研究完，你们把电码誊抄到另一张纸上送来，我还要接着破。我接过那份老报一看，所有空白处都被他写满了字，涂涂改改的，只有他自己能看明白；再瞧他，俨然成了一个“大花脸”，分不清哪是墨渍，哪是灯烟，自己却浑然不觉。曹祥仁同志就这样连续突击了几个夜晚，靠着这些残缺不全的电报破开了“马家军”的密码。

WG中，我与二局首任局长曾希圣同住解放军三０一医院，他专门向我介绍了创建技侦工作的经过，谈到破译业务的时候说：“破译上曹祥仁最棒，他记忆力真好，太快了”。邹毕兆在谈及中央红军的破译登记本时讲：“曹祥仁的破译速度最快，数量也多些”。王永浚在延安向我传授破译技术时也说：与曹祥仁同志交流，受益良多。

在手工通信的年代，少数同志掌握了从侦收、破译到译电、通报的“一条龙”作业本领，其中曹祥仁的技术最为突出。他是破译主力，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之前仍参加侦收值班。1933年1月6日夜，曹祥仁独自当班，敌军几个电台同时出联，他靠牢记明码和敌军密本关键字的优势迅速判听，正确选抄了敌左路指挥吴奇伟的一份电令，发现敌已察觉我军意图，并临时改变了其作战计划。真是千钧一发啊！据此情报，我军连夜调整部署，不但避开了危险，而且在浒湾、枫山埠一线成功歼敌，粉碎了敌军的这次“进剿”。

1945年曹祥仁奉命赴华北组建晋察冀军区二局（对外称“气象局”）并兼任局长，我作为他的助手出任副局长。翌年秋，国民党军分两路夹攻张家口。西路敌军与我军对峙期间，其部分电台突然实行无线电静默，曹局长判断傅作义可能要从张北迂回，并向上级建议加强张家口北面的防御。果然，敌骑兵偷袭张北得手，并于10月8日从北面向张家口发起进攻。这种准确判断敌情的能力，是在长期技侦实践中磨炼出来的，不仅需要掌握破译技术，有丰富的电台侦察经验，还需熟悉敌我情况，善于综合分析。曹祥仁同志就是这样一位技术全面的技侦专家。

在战争年代，论装备和工作条件，论人员文化程度，我们比不过对手，为什么能在无线电侦察领域战胜敌人？周恩来总理在给二局的题词中作出了回答：“共产党掌握了技术，一定能够战胜反动派使用的技术。”?我党的政治优势，在二局体现为战争年代里形成的一套优良作风，包括：艰苦朴素，忘我工作，埋头钻研，长期坚持，雷厉风行，团结协作，勇攀技术高峰，甘当无名英雄，等等。这些优良传统作风的建立，离不开我党第一代领导的直接关怀和教导，也离不开二局领导的以身作则和带头垂范。为了战争的胜利，曾希圣、曹祥仁不怕困难，不顾疲劳，总是日以继夜地钻研，废寝忘食地工作，带领同志们争时间、抢速度，把准确的情报及时送到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手里。在中央苏区，曹祥仁同志曾连续七天七夜没有上床睡觉，完成任务后，当即因肺炎高烧倒在床上。二局老同志在回忆技侦史的时候，还举出很多类似的事例。邹毕兆讲的一个真实故事，也生动地体现了技侦工作者当年的风貌：

1933年，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俘虏了两名国民党军师长，其中59师师长陈时骥很不服气，在苏区公审大会上表现得十分傲慢。曹祥仁见状非常气愤，上台扇了他一记耳光，然后对他讲了几句话，陈时骥的气焰立刻被打了下去。原来，曹祥仁讲的是他们来往电报的内容。

起初，我是作为趣闻轶事来听这个故事的——我们这些从红小鬼成长起来的青年，当年不都是这样容易冲动嘛！晚年再忆，感受更多的则是第一代技侦人的那种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这种英雄气概在曾希圣、曹祥仁同志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我们的事业需要必胜的信念，永不言败的精神，这也是技侦人应有的品格。

远见卓识的领导 务实率真的战友

二局“玻璃杯”和“灯笼”的作用是依靠掌握了技术和知识的人来实现的。

长征结束后，二局便根据周恩来等领导的指示开办业务培训班，曾希圣局长在任时我参加过两次。第一次由曹祥仁带队学日文，因为要上前线，只入了个门就中断了。第二次是1938年延安的日训班“特别组”，由邹毕兆带我们几个长征干部突击学日语。曹祥仁虽已担任副局长，仍挤出时间来听课，对知识的渴求溢于言表。参军前我们都是小学文化，不过他长期从事破译工作，更懂得文化和科学的重要。他很早便要求破译人员学习高等数学，甚至提到“群论”的应用。接任局长职务后，曹祥仁身体力行，继续不遗余力地抓干部培训和人才引进。

由于军委首长和曾、曹两位领导的远见，二局利用延安根据地生活相对安定，大批知识青年涌入的有利条件，办了十几期训练班，到抗战结束时人员增加了十几倍，奠定了事业发展的人才基础，也闯出了一条战争条件下加速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1939年曹局长指定我筹办二局首期破译训练班，他和一科科长王永浚兼任破译教员，亲自讲授他们的实战经验。我这个训练队长既管行政，又辅导学员作破译练习，教报务常识，感到很吃力。学员们的文化程度差很大，我采用大学生教初中生、高中生教小学生的方式补习文化，对文化程度特别低的学员则另开“小灶”。曹局长肯定了这种做法，并经常给予鼓励。首期破译班办得很成功，毕业学员很快在工作中发挥了作用，多数成长为技侦战线的骨干和领导干部。

我党“七大”后，军委决定建立和加强各战略区的技侦工作。各地二局借鉴延安业务培训的经验，因地制宜办班授课，技侦队伍再次快速壮大，及时配合了各种斗争的需要。在兼任晋察冀二局局长和东北二局局长期间，曹祥仁一直坚持在培训班上授课。技侦系统中很多后来成为功臣和专家的同志都听过过他的课。

曹祥仁还是二局理论总结的带头人。记得办首期破译班时尚无成文的教材，曹局长感慨地对我说：我们有丰富的破译经验，现在要加以系统化、条理化。他在二局成立研究室，首要任务便是进行理论总结。1941年，曹局长在几位同志的协助下写出了我军第一部密码学专著《密码学总论》，使二局核心业务实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次飞跃。事实证明，《总论》所论述的三大规律对破译工作一直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建国初，我和钱江同志曾就技术攻关问题和队伍建设问题联名向上级提出建议，后来在技侦领导岗位上我进一步体会到：装备研制须依托国家的工业发展，技术攻关应当借助社会的科研力量。离休后翻阅资料发现，曹局长在炮火连天的岁月中已经在思考技侦工作的长远建设问题，比如他主张：二局必须抓紧完善自己的研究机构，攻坚力量应集中在工业发达的解放区，等等。这些颇具战略眼光的建议，是他在战争结束前向军委提出的。

远见离不开实践。1988年我在《缅怀曾希圣、曹祥仁同志》一文中，特别强调他们是不知疲倦的实干家，从破译第一个密码开始，到先后调离二局，从未脱离过技侦工作的具体实践。

曹祥仁经常同大家一起日夜突击，有时连续干几个月依然精神饱满；遇有重要情况，他总是从侦收到破译密码的每一道工序，逐个跟踪指导，直到通出情报才放心去休息。刚到晋察冀，我们人手少，困难多，他整天在一线了解情况，指导攻坚，我干脆上机带见习员，很快打开了局面。曹局长反对空谈，讲话朴实扼要，常说：“我们多流一滴汗，前方就少流一滴血。”他是这样说的，自己也始终是这样做的。

曹祥仁同志特别直率，刚直不阿，有话当面说，从不背后算计人。他讨厌装腔作势，弄虚作假，鄙视阿谀奉承，争功诿过，最容不得对工作的懈怠和不负责任。碰到这类事，他毫不客气，批评起人来不留情面，甚至理论起来连上级领导的面子都不给。从局外角度看，曹局长有些不近人情，不大讲究方式方法，熟悉的人都明白，实际上他是对事不对人。其实，在工作方法上他也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他强调业务尖子的带动作用，讲究按干部的不同特点配备班子，主张冷静地看待成绩，科学地分析困难。在处理某些具体事务方面，他甚至会提醒战友：注意人情世故。

曹祥仁同志之所以给人特立独行的印象，我想除了他本人个性强以外，长期从事特殊职业恐怕也是重要因素。钻研密码的人经常徜徉在数字和文字交织的世界当中，返回现实世界，他们依然偏好以直接、简单的方式对待人与事。在战争年代，情报是否准确、及时，关系着前线将士的生死和全军的安危。共同感受和承担这种压力的战友们，大都能理解曹局长的个性和脾气，加上他生活朴素，没有架子，因此他与大家的关系自然也很融洽。

几次难忘的谈话

1947年4月底曹祥仁同志从晋察冀军区二局赴东北工作，在安国县流霜镇驻地向我交班告别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头天他通知我：晋察冀二局的工作“军区那里已经说好了”；“你放手干吧，没什么了不得的”。第二天一早，他拿出一个黑皮小本子，嘱咐道：“这是中央红军的破译登记本，邹毕兆离开二局时交给我的，很珍贵。我这次由山东威海乘船到北朝鲜，再转道哈尔滨，路上有危险。你要好好保管”。我对与他同行的刘秘书讲：“穷家富路，你去向管理科长多要一点路费吧……”。曹局长打断我说：“从张家口撤出时，原来那点家务都丢了，局里也穷，有钱就带点，没有不带也可以”。接着他又说：路上不安全，组织介绍信也不带了，你给东北发个电报就行了。

事实证明了曹局长的预见，他们途中果然遇到险情，被迫丢掉了所有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连他在中央苏区荣获的三等红星奖章也被沉到了海里。

曹祥仁离开时亲手交给我的这个登记本，完整地记录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破开的所有密码，邹毕兆同志还给它取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心血的贡献”。建国后，我把这个见证技侦创业史的珍贵小本子交给保密室，现已成为技侦档案的“镇馆之宝”。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心脏病频发，难以支撑总参[×]部（即战争年代的二局）紧张繁重的工作，军委领导曾考虑让已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的曹祥仁同志接替的我的部长职务。这个消息恰巧是1962年春我到杭州疗养的当天，由曹书记亲自告诉我的。他还劝我长期休养，恢复健康后再和他换班……。论事业心、工作经验和在业内的威望，老局长曹祥仁回来接替我的工作显然很理想，我当即表示欢迎：“你是[二局]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应该回去”。几天后，我又向上级写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后来军委没有安排他回[×]部任职，但他始终心系技侦事业的那几句话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离开[二局]工作多年了，可始终丢不开。在浙江工作才站稳脚，现在又要回[×]部，反而有点心神不安起来”。

WG中我受到严重冲击，被造反派抄了家，但基本生活和医疗都有保证。相比之下，曹祥仁同志吃的苦更多。战争年代他积劳成疾，WG中得不到恰当的医治，1975年约我去面谈时，已经相当严重了。那此见面，曹祥仁同志简要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明确表示：自己最自豪的还是“在二局搞出的名堂”。他认为自己离开二局后工作没有作出什么成绩，我说：你对[二局]的贡献大家都很清楚，主席和中央领导也都清楚。这既是事实，也算是一种安慰吧。那天他还嘱咐：[二局]工作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最后又语重心长地引了他在延安的一段亲身经历，提醒我注意团结。

曾希圣和曹祥仁这两位功臣都是在WG中病逝的。我常想，假如他们没有离开二局，或者1962年曹祥仁同志能回[×]部工作，他们应该能见到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天。WG中军队的情况和待遇比地方上毕竟好一些。

曹祥仁同志离开我们已经35年了，我和战友们都很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