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秋是我国著名的女革命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被称为“红军唯一的女将领”。新中国建立后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本期是张晓川写的有关张琴秋系列文章之五。
——编者按——
1924年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称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要人们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很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部门任职。而在上海国民党妇女部，以女共产党员占多数。在妇女部张琴秋与众多女党员共事，向警予本是共产党中央妇女部的负责者，她是蔡和森的爱人，俩人曾在法国勤工俭学，他们的结合被称为“向蔡同盟”， 向警予1921年底回国来到上海。杨之华说：“我们平日称向警予同志为‘祖母’, 这虽是叫着玩, 但是, 她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女同志中最努力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她确实是女同志中最有力的一分子…。”张琴秋曾写文章《当我第一次深入工人中的时候》，怀念向警予指引她做工人运动。妇女部在曾经的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一座楼里面，女党员们有杨之华、张琴秋、何宝珍、李一纯、王一知、钟复光等。当年的新闻报道了张琴秋她们的政治活动，有很完整的人名单，她们都是很著名的女党员。这时期与张琴秋共事的还有女党员吴先清，她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后来去苏联莫斯科留学，吴先清是一位做情报工作的传奇式人物，她是张琴秋上海大学的同学。这时期，在繁忙的工作中，张琴秋还去学习了打字。以下几位早期党员的回忆很有意思：
陈碧兰： 她（向警予）本为共产党中央妇女部的负责者（非中央委员） ， 但从 1923年末， 她便和毛泽东等一同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她任妇女部的干事。 该部部长为一个男性国民党的老党员叶楚伧， 他的举止庸俗， 面貌可憎， 语言无味。由于国民党找不出一位适当的女党员作妇女部部长， 宁可以一个客串的男角来充当。 由此可见国民党一开始同共产党合作， 就把持重要地位而对共产党人深存戒心， 限制共产党人的地位了。（《陈碧兰回忆录》）
图：叶楚伧，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组织宣言审查委员。图片提供吴岩
郑超麟回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后：“……工农部, 张国焘负责, 事实上是招待各地工会工作同志的机关。妇女部, 则有一时装在瞿秋白爱人杨之华皮包里, 有一时装在彭述之爱人陈碧兰皮包里。”
杨子烈：“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部长是叶楚伧，市党部办事处设立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妇女部办公处也在该会楼上，…妇女部每周开会一次，现在向警予同我走进妇女部办公室，室内拥挤着好多位妇女，有胖的，瘦的，高矮不齐，但绝不能用‘燕瘦环肥、燕语莺声’等美妙的词句形容他们。因为他们从来不穿红着绿和娇艳色彩的衣裙。他们穿的都是朴素的粗布衣裙，显不出丝毫女性的曲线美，因为他们遭受严重的国恥，同胞的惨死，令他们悲愤填胸，说话激昂，她们这一群都是不修饰的爱国悲歌人士。”
杨子烈：“在座的人很多，我认识的只有杨之华、张琴秋、何宝珍、李一纯、王一知、钟复光、经向警予的介绍，又认识了傅学文（后来成为邵力子的太太）和一位张女士（名字忘记），这两位都是国民党同志，此外。还有陈望道的太太蔡奎等等。”（《杨子烈回忆录》）杨子烈还回忆了她与张琴秋一同去学习打字。
杨子烈所说的一位忘记名字的国民党张女士，据杨之华回忆是张惠如：我们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工作时，就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过这样一次斗争。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是戴季陶领导的，许多具体工作，则由叶楚伦管。叶楚伦也领导妇女部的工作，象召开妇女积极分子会议之类的事，要由他批准。有一次，我们决定召开一个妇女工作积极分子会议，由于当时反戴季陶主义的运动正高涨，叶楚伦就不同意。他戴着玳瑁边的眼镜，仰着头，冷冷地对我一笑说：“不必要开会。”第二天，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妇女部的图章，被他的走狗张惠如偷偷地拿走了，想使我们发不了会议通知，开不成会。我们坚决排除阻挠：一方面，我坚持要叶楚伧同意我们开会；另一方面，我们与国民党左派的工作人员分头进行口头通知。终于在景贤女中如期开成了这个会议。在会议上，请柳亚子同志作了揭露戴季陶主义的报告，并宣读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还当众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破坏这个会议的阴谋。到会群众纷纷表示对戴季陶主义的义愤，并要求右派小喽啰张惠如交出图章，当众认错。张惠如理屈词穷，众怒难犯，只得交出图章，认了错。（杨之华《回忆秋白》）
在1924年底的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 张恵如也同张琴秋、刘清扬、向警予、钟辅（复）光、吴先清等共产党员当选委员，后文有详解。五卅运动时，张惠如曾在“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任会计。
图：1924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合影。左起，前排：邓中夏、喻育之、孙铁人、茅祖权、张继、胡汉民、汪精卫、谢持、（佚名）、向警予；二排：（佚名）、周颂西、韩觉民、叶楚伧、王荷波、宋聘三、何世桢；后排：刘伯伦、毛泽东、向昆、沈泽民、（佚名）、葛健时、罗章龙、恽代英、邵力子、周佩箴。图片提供：吴岩。（邵力子任上海大学副校长、邓中夏任教育长。）
图片说明，罗章龙：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付诸实施。为了加强国民党改组工作，中共“三大”中央常委会决定派遣中央常委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等三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开展中国国民党自下而上的改组工作，警予同时参加上海执行部的青年妇女工作。她当时工作是最繁重的。她正怀孕，每日清晨到法租界环龙路上班，傍晚赶回三曾里中央局工作。现在保留下来的六十年前的上海执行部全体工作人员的集体照片，还可以证实上述活动情况。在那张照片上，警予坐在前排右边第一位，我和毛泽东在后排第三（第二位）和第五位（第七位）。中共党员参加国共合作者人数极多，倡导了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当时中共“三大”中央局为中国革命大局前途着想，不惜牺牲一切，任劳任怨，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罗章龙《怀念向警予》）
张琴秋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党员团员调查表。刘競英提供。第15项，曾加入国民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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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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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票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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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何种工作及工作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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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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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字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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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妇女部宣传工作地点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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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项，过去曾加入何种社会公开组织或秘密结社（如会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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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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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名称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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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性质及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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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何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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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否，如退出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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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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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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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运动创立者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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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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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己无形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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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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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各界妇女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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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运动创立者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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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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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囗囗囗来莫所以已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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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底在北方发生的“北京政变” 对于国民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孙中山北上，主张国民会议，上海的向警予、张琴秋、王一知、钟复光等女共产党员们借此呼吁妇女争取参政权力，在报上发表文章宣讲妇女解放，争取妇女们加入国民会议。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
冯玉祥是直军重要将领，1924年 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乘吴佩孚在长城山海关一线与奉军激战之时，率部从北京东北面的古北口前线秘密派军急行军回师北京， 在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配合下，于9月下旬占领北京城，囚禁了曹锟，驱逐溥仪出宫，发动北京政变。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主和，同时要求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所兼各职。吴佩孚主力在前线瓦解，逃往长江一带。
冯玉祥在北京召开政治军事会议，决定请皖系军阀段琪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宣布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要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提出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图：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位于北京张自忠路，此地原称铁狮子胡同1号。原曾为和亲王府。民国时期，袁世凯在此设立总统府和国务院。1924年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执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这里遂改为执政府。这里也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地。（张晓川摄影）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乘永丰舰离广东北上。14日抵香港。17日抵上海。19日，孙中山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对时局主张，演说题为《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大概讲起来，是要开一个国民会议，用全国己成的团体做基础，派出代表来(公)同组织会议，在会议席上公开的来解决全国大事。……”21日，孙中山离上海。23日，抵日本长崎，日本记者、政学务界及中国留学生约300人登船欢迎。孙中山回答了长崎新闻记者的提问。24日，抵神户。25日在国民党欢迎会上演说，题为《中国内乱之原因》30日离神户。12月4日抵天津。31日，抱病抵北京，受到中共北京区委、共青团北京区委、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的2万群众的欢迎。（最初北京区委赵世炎等对于孙中山北上及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联盟持不支持态度）同日，发表书面谈话《入京宣言》称：“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段祺瑞同“国民会议” 对立，欲召开与“国民会议” 参会人员组成不同的“善后会议”。
上海大学在孙中山乘船北上路过上海暂住时，学生们到江边欢迎：
“一九二四年秋，孙中山先生北上过沪，上海市民皆鹄候于江边。“上大”学生排着队，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在码头前列队迎接，并暗中加以护卫。整队归校时，经过“法租界”,“上大”的校旗和国民党党旗被巡捕抢去，交涉无效。队伍即转至孙先生公馆表示慰间，并报告此事，孙先生甚为愤慨，谓：“在中国领土，中国人民有一切自由，帝国主义者不得干涉。”即叫人打电话向有关部门交涉，旗即送了回来。”（党史资料丛刊第2辑，程永言《回忆上海大学》）
图：孙中山与宋庆龄，1924年（12月4日）经日本北上天津时在船上（图注《孙中山选集》上卷）
1924年12月17日，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署名：超麟的文章（《向导》第95期，第797-799页）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会议的主张，及关于妇女在国民会议运动中的活动，节选如下：
……“关于妇女的。此次，妇女在国民会议运动中异常活动，特别是上海及浙江。本月3日上海，浙江的女权运动同盟会通电致全国女界请推举代表来沪“妥筹建国大计”。5日又有15个女团体发起之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于7日在上海大学会议后，决定发布宣言，致电孙、段及全国女界。同时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曾来函请女界加入合作，女界亦已复函应许，但声明女子有特殊要求，加入合作后必须仍保存其原有的组织，所以14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上，亦有2位女界代表被举为执行委员，1位被举为候补委员。至于杭州女界的活动亦时有消息传出。自孙中山先生派王华芬女士回浙宣传后，杭州女界已在吴山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关于国民会议之进行方法，结果决定女界亦宜组织一个国民会议促成会与杭州国民会议促成会一致进行，并且通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一致要求女子参加国民会议预备会。此外浙江各县妇女联合会也有公函给全国女界亦是要求女子参加国民会议的。……”（《向导》第95期）
1924年12月，上海的女党员们及妇女界诸同志，拟成立“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经两星期准备，于12月20日下午二时，在宁波同乡会开成立大会。筹备会主席是向警予。张琴秋参加了这次会议，当选委员者有：张琴秋、刘清扬、向警予、王利明（刘王利明）等。
“首由主席向警予报告开会，谓今日之会系成立会之性质，后天之成立会，不过为一种形式的成立会，其主要之目的在对外宣传，后由筹备委员杨雄报告筹备经过情形，为筹备会正式成立已两星期，所有筹备委员会决定只对全国女同胞宣言三千份，反对各省军民代表善后会议主张。国民会议预备会之快邮代电三件，至全国女界之公函至上海女界之启示各一件，均已发出，……续即通过章程，又推举委员，当选者张琴秋、刘清扬、向警予、王利明（刘王利明）、唐家伟、李建秋、杨雄、钟辅（复）光、汤洁如、吴先清、范志超、张恵如、李一纯、林惠贞、汪关竺、应令言、贺敬辉17人。候补者朱建霞、刘书昭、瞿双成、张懿、萧飞五人。五时送宣告散会。……”
（《张琴秋资料集，1924——1949年新闻报道》，张晓川收集整理。编号No4、1924年12月21日，《民国日报》）
在“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 召开后，1924年12月21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张琴秋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的诸助兴节目中与应令言，表演双簧：
“午后二时，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开成立会，到男女来宾，约在六百左右，二时半振铃开会，有主席王利明女士报告开会，略谓本日开会有两种要素，一为促成国民会议之实现，与其解决以往之各种纠纷，二为中国女子要求参加于解决国会之国民会议，以期将来求政治上对待女子之平衡法律云云。次由李剑秋女士报告该会筹备经过情景及各方面赞助之得力，报告毕，由向警予女士说明该会宗旨，大致谓本会职宾实在促成国民会议，一方解决国事，一方解放女子，因女子在现代社会上，仍处非人待遇之地位，女子职业不普及，女子教育不发达，女子无婚姻自主之权，女子在家族中无继承受遗产及承继宗族之权。凡此种种都属不平，应一一要求解放，俾达男女平衡之望云云。……”
会上有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邵力子演说，及陈家鼎、朱仲英女士等演说，“演说中复有季碧霞女士等之钢琴曲奏，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学生之国技，劝业女师学生之舞蹈，应令言，张琴秋两女士之双簧，以助兴致，最后，并由明星公司映演自制影片，至六时使散会。”
(《张琴秋资料集，1924——1949年新闻报道》，张晓川收集整理。编号No5、1924年12月22日，《民国日报》)
1924年12月底，中华职工储蓄会请杨之华、张琴秋、孙庸武等“十余人于本月分赴各区贫民学校讲演，解释国民会议之意义及促成会之重要。”
（《张琴秋资料集，1924——1949年新闻报道》，张晓川收集整理。编号No6、1924年12月27日，《民国日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发展）
妇女参加政治活动是妇女解放的一部份，各个历史时期妇女参政具有当时的时代特点。在“国民会议促成运动”中，张琴秋认为各种不同生活的妇女，对于国民会议有各种必须参加的理由……在以后的岁月里张琴秋写作了多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具有各个历史时代特征。
转眼来到1925年,1月11日，张琴秋、向警予、王一知三位女共产党员在《民国日报》上写作关于“国民会议” 运动中妇女问题的文章。计有向警予的《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妇女运动中的地位》；张琴秋的《国民会议与各阶级妇女》；王一知的《我们目前的政治斗争》；李一纯的《我的一封信：劝朋友宣传国民会议》
张琴秋的《国民会议与各阶级妇女》，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张琴秋所作文章，弥足珍贵。
各种不同生活的妇女，对于国民会议有各种必须参加的理由：职业界的女子人数本来很少，伊们的得以置身职业界，本来仿佛是社会免强容忍的，伊们的基础自然不稳固，此次江浙战起。各机关纷纷裁员，女子被裁的一定不在少数，我们姑且抛开了职业界女子所特有的吃亏地方不算，单就被裁失业的一点上讲，不是与全体职业界中的男子利害相同吗？照中国目前客观的需要，各种事业机关不该这样少。找寻位置不该这样困难，失业不该这样容易，然而竟材对待女生的方法完全是不合理的，比如私拆异性朋友的信件，不准与男性往来等等，这些规则非常妨碍伊们的个性圆满发展，禁止女校得办事人无理压迫学生，禁止私拆信件，禁止防阻女生与男子往来，在课程上注意养成女子的健全常识和专门技能，男女同学等等，都可以在国民会议提出，作为法律。实在，我们替任何地位的女同胞想，没有一种人，在伊的地位已是十分圆满，不需要改善的。既没有一个女子不需出来参加国民会议，解决自己的痛苦，但是希望自己地位改善的女子，若不自己起来要求。努力参加这斗争的工作，将来国民会议即使开成伊们却没有份，因为伊自己既不出来说话，人家绝不会那样好意的顾到伊。
（《张琴秋资料集，1924——1949年新闻报道》，张晓川收集整理。编号No7、1925年1月11日,《民国日报》。张琴秋文章编号0p18）
当天的《民国日报》登载的向警予文章《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妇女运动中的地位》表达了：
中国妇女要将自己从层层压迫之中解放出来，站在“人”和“国民”的地位，只有“团结奋斗”的一个方法。要团结奋斗，必先“集中自己的势力”，所以妇女不独应有各地的组织，而且应有全国统一集中的组织，使全国的妇女运动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然后妇女运动才能成功一支社会的实力而唱最后的凯歌。……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还有一个重要的提议，就是提议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派遣代表在京或沪组织一个中华全国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唤起全国女界的觉悟使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遍于各省各地；一面号召人民自动组织国民会议预备会，使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根基稳固，而妇女团体更成为稳固国民会议的根基之要素。……
（向警予文集：《妇女周刊》第68号。1925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