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至暗时刻”的朱德与张国焘

1936年11月底，朱德和周恩来、张国焘率领三大红军会师后的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同中共中央会合，受到党中央和陕北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朱德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分离后的情况，以及同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毛泽东对朱德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行为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他斗争的有理有节，表现了“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的品质。

顾全大局，朱毛分开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6月25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来到懋功以北的两河口，迎接从茂县赶来会见的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张国焘见一方面军人数不足两万，一个个穿得破破烂烂，明显是疲惫之师，心中很不平衡，当时张国焘便流露出傲慢的神情。

为了统一两军会师后的思想，统一作战部署，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发展战略。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为了做好团结工作，在两河口会议期间，朱德曾诚恳地同张国焘彻夜长谈。6月29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拟订了《松潘战役计划》，随后，朱德即率领一方面军从懋功一带北上。可是表面答应北上的张国焘却按兵不动，并唆使亲信致电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权力。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两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于7月18日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将由周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同日，中革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并任命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这样，张国焘才率领四方面军北上。

◆朱德

等到7月底，朱德和红军总部、中央机关到达毛儿盖地区，由于张国焘的耽误，敌情况已发生了不利于红军的变化。《松潘战役计划》已不能实施。8月3日，中革军委制定了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组成，由中共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中北上，经草地到班佑，再向夏河前进。毛泽东、周恩来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在卓克基集中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共同北上。从此，朱德就同多少年来患难与共的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别，分路前进，同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朱德用“软功”对付，张国焘无可奈何

1935年8月4日沙窝会议后，朱德和红军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8月21日，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第1纵队攻占阿坝，30日向东进入草地，向既定目标班佑前进。部队进入草地的第三天，左路军抵达黄河支流的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不能通过，要已到达红原县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撤回阿坝待命。朱德和刘伯承都反对这种错误做法，力主渡过噶曲河北上。朱德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并派随身参谋人员骑马过河测试河水深度。河水仅及马腹。朱德认为部队完全可以渡过噶曲河，多次向张国焘提出一定要渡河，渡河后部队再走三五天，即可同已抵达班佑、巴西的右路军会合。张国焘完全不予理睬。为此，张国焘和朱德在帐篷里吵了起来。“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静，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张国焘一意孤行，率部南下。9月9日又致电中央，坚持他的南下主张。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松潘县毛儿盖以南约十公里）举行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以及组织问题。其间，即8月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9月9日，张国焘背着朱德，密电陈昌浩，要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电文被叶剑英获悉，立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即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右路军的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团(即第1军、第3军)连夜出发，单独北上。9月9日和11日，中央连续发电报给张国焘，要他立刻率左路军北上，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于12日致电1、3军领导人，声称：“1、3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1、3军“速归”，“南下首先赤化四川”。朱德断然拒绝在这个电报上签字。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为了红四方面军八万指战员，以及编在左路军的原红一方面的5、9军团和其他同志的命运着想，朱德决定留下来，同张国焘斗争，把队伍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的俄界（高吉）召开了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谴责张国焘组织反党宗派集团，公开反对党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的统一。张国焘错上加错，不服从俄界会议决定，于15日向左路军正式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的命令，指挥红军向川、康边境退却，诬蔑中央北上的行动是“逃跑”；并提出“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等蛊惑人心的口号。

◆《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后，立即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对朱德的围攻。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阿坝会议）上，张国焘要朱德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遭到朱德的坚决拒绝。于是张国焘唆使一伙人对朱德进行谩骂、斗争。朱德在会上坦然若定，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

在朱德义正词严的鲜明态度面前，张国焘和他的一伙人无计可施，于是采取加紧对朱德迫害的手段。他们威胁朱德说：“你既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果断地回答说：“我是党中央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我现在虽然不能随中央北上了，只得跟着你们南下，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将来你们还得北上。”朱德心中明白：必须留在部队里，找时机加紧向广大指战员宣传中央北上的正确主张，争取教育更多的同志觉悟过来。

阿坝会议上张国焘并没有使朱德屈服，于是张国焘接连召开各种会议，一方面攻击党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另一方面在会上指使亲信向朱德施加压力，甚至采取谩骂的方式对待朱德，指责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据康克清回忆：“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朱德镇定自若的态度、岿然不动的立场，使张国焘无计可施。

斥责张国焘：“你这种做法我反对”

张国焘的野心越来越大，一错再错，于1935年10月5日在马尔康县的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自任“主席”，公开分裂党和红军，并作出《组织决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中共中央委员职务和党籍，并下令通缉；还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了扩大第二中央的声势，张国焘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借以进行拉拢和诬陷。对此，朱德坚决反对，严正表示：“你这种做法我反对。我们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同中央对立。”他严肃地对张国焘说：“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封的这个‘委员’、那个‘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在10月5日的分裂会上，张国焘强逼朱德、刘伯承站出来表态。朱德语重心长地对与会者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说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

见朱德不就范，张国焘又变换手法，除平时加紧对朱德的监视外，还别有用心地诬陷原一方面军的一个营有“叛变”行为，说要缴他们的枪，企图制造事端，造成武装冲突。朱德揭穿了他的阴谋，并忠告他：“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全力量支持下去。自己打自己，就等于不要命了。”可是，野心勃勃的张国焘，一点也听不进朱德的忠告。张国焘又怂恿一些人去朱德那里闹事，抢走朱德乘坐的牲口，甚至有两天不给朱德和他身边的人员做饭吃。

朱德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是人所共知的。朱德等坚决反对伪中央的态度，对张国焘起到了有力的制约作用，使张国焘不敢轻举妄动。与此同时，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自始至终都十分注意方式方法，总是以理服人，一方面讲斗争，一方面讲团结，耐心地规劝张国焘，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说“你的这个‘中央’不是中央”。张国焘也十分清楚，不管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没有朱德的支持是成不了气候的。也正是由于朱德看透了张国焘作贼心虚的心理，所以自始至终都在想办法开导他，制约他，警告他。因此，张国焘也不得不有所顾虑。正如徐向前回忆所说：“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由于朱德的强硬态度，“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

和徐向前一起，加强部队建设

由于朱德和刘伯承不听话，不附和张国焘，于是张国焘先把刘伯承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的职务；朱德则被派到前方部队中去，离开司令部。

朱德被调离司令部后，来到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领的部队。徐向前也不满张国焘的错误做法，非常尊重朱德。朱德便同徐向前一起，加强对部队的领导，并指挥部队打了一些胜仗。徐向前回忆说：“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和川军打过交道，对军阀部队的作战特点，了如指掌。他说：川军向来欺软怕硬，惯打滑头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抓住打，狠狠地打！他要求各级指挥员要讲究战术，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以快以巧制敌，用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朱总司令在逆境中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完全是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的。”

◆徐向前（左）与叶剑英在陕北。

红军在朱德和徐向前的指挥下，从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的一个多月中，连续发动了几个战役，先后攻克绥靖（今金川）、崇化（今属金川县）、丹巴、懋功、兴宝、天全、芦山等地。共击溃川军杨森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五个旅又两个团，毙俘敌三千余人，取得了南下初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们的士气。

10月下旬，朱德又指挥红军发起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州）、大（邑）”战役。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进行中，朱德缜密研究敌情、地形和战斗特点，及时了解战况，总结经验，作出战略战术上的指导。抓紧时间写文章总结经验教训，对部队进行教育，提高部队的战术水平。朱德先后写出了《绥、崇、丹、松战役中我左支队二十七师两河口、抚边、达维、央金山、日隆关、巴郎山一带战斗经过及其模范教训》《青龙场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天芦战役中追击之模范与不追击之失败》《雪山老林的战斗》《绥、崇、丹、骸、天、芦战役山级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和《康、泸、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等文。文章指出，根据敌情、我情及地形等不同条件，遇山地、隘路时，应进行山地战、隘路战和运动战，而遇地形较平坦或攻取城镇时即应改变战术，由山地战、隘路战变为平地战、街市战，并由运动战改为阵地战与堡垒战。但不管进行何种战斗，都必须坚持红军作战中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即：集中兵力打敌人的弱点；机动地寻求打运动战而不被迫硬攻堡垒，即使打城市和堡垒，也须在野战中击溃敌人，乘胜直追，袭取城市和堡垒须在夜间或拂晓时去攻击。针对蒋介石派空军空袭的情况，朱德又写出《对防空应注意之点》一文，详细规定了对空射击的方法，对空观察哨的设立，对空的隐蔽、伪装、欺骗和空防中应遵守的纪律等等，以减少损失和树立信心去战胜敌人。朱德在军事指挥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发挥自己的优势，使敌人的损失增加到最大限度，使自己的损失减少至最小限度。他有时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使敌人摸不着头脑；有时又兵不厌诈，使敌人上当受骗。他可以集中兵力以多胜少，有时也出其不意地以少胜多。这些，都说明朱德虽身处逆境，但仍积极地进行提高部队战斗素质的工作。

与此同时，因为张国焘长期对部队实行家长式、军阀式的统治，朱德同徐向前等还注意进行提高四方面军政治素质工作。朱德把原一方面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分派到四方面军里面去，深入进行政治工作，用中央苏区的好办法来建设党，建设军队，进行群众工作，发扬军事民主，废除打骂制度。他自己也深入到广大指战员中间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向广大指战员讲马列主义，讲红军好传统，讲苏维埃的民主生活。由于朱德平易近人，部队里的伙夫、马夫、干部、战士都愿意同他接触，听他讲话。他还常同大家打球，大家也同他谈得来。朱德对人说：“不管怎样，多讲一点共产主义，多讲一点革命道理，总是有影响和起作用的。”尽管张国焘成立了第二中央，但朱德在部队中的威信仍然很高，他的话对四方面军干部有很大的影响。

极力主张同2、6军团会合

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挟持下南下后，朱德等随军行动，并一直同北上的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保持着电报联系。因此，党中央到达陕北的消息以及有关精神，随时可以传达到红四方面军。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省瓦窑堡（今子长县）召开政治局会议，从政治上批判和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中央将会议情况和通过的决议通知朱德和张国焘。张国焘开始不同意会议通过的决议，认为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是对阶级敌人的投降，放弃自己的主张”，经朱德劝解后，他才勉强同意。

1936年3月，朱德随部队转战至西康省甘孜县时，得悉红2、6军团已抵黔、滇边境。为了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促使早日北上，朱德同刘伯承商议后，极力主张同2、6军团会合，并取得张国焘的同意。朱德于3月23日同张国焘联名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建议红2、6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军会合。红2、6军团经过长征还有一万多人，接电后便向西康前进。张国焘之所以同意2、6军团前来会合，有他的另外打算，就是想把2、6军团拉到自己方面，借以加强对抗中央的力量。结果是，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红2军团长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

由于川军的拼死进攻，加上没有群众基础，原定在川康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已为事实不可能。1936年2月，敌军大举进攻天全、芦山地区，红四方面军粮弹缺乏。虽经一星期激战，最终被迫撤出天全、芦山，向康定、炉霍、道孚转移。这时，中共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他们选择：第一北上陕甘；第二就地发展；第三南下转战。朱、刘、徐等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张国焘南下失败，又听中央传达斯大林同意红军主力靠近苏联，以联合抗日的计划，便顺水推舟，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至此，张国焘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告失败。关于“临时中央”问题，经张国焘与党中央磋商，决定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正式宣布取消他的伪中央。至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彻底破产。

红2、6军团（后改称红二方面军）于7月初抵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会合。朱德一见到任弼时，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时也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紧紧地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2、6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朱德欣喜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朱德在甘孜住过的地方——孔萨大楼。

两军会合后，朱德便同任弼时、贺龙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朱德还把张国焘反对中央、搞分裂的阴谋原原本本地告诉红2、6军团主要负责人任弼时、贺龙等，一起研究对策，同心合力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任弼时是知道张国焘的一些底细的，听后更加决心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贺龙则根据朱德的意见，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说红2、6军团经过艰苦长征损失不小，要张国焘从四方面军的建制中抽出两个师的兵力补充到红2、6军团中去，借以削弱和分散张国焘的实力。会师后，2、6军团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辖2军、6军、32军，约一万六千余人。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这时，张国焘仍不死心，在朱德面前表示要向二方面军宣传中央的“错误”。朱德对张国焘说：“不要宣传，任弼时是不会听你的宣传的。”朱德始终坚持中央决定北上的方针，并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一起推动张国焘北上。在7月初庆祝红2、6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的大会上，朱德讲话时指出：“这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一切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北上的胜利与张国焘坚持要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国焘散布的中央“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达陕北”的谬论，不攻自破。红四方面军不少指战员私下纷纷议论：“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故此，部队要求北上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这时党中央也不断来电，催促二、四方面军北上。在各种压力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北上。会合后的二、四两个方面军，组成三个纵队分头北上：徐向前率领中央纵队从炉霍地区出发，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纵队从甘孜地区出发，红二方面军沿左路纵队行进路线前进；董振堂率领的右路纵队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

坚持立场，反复开导，赢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三路纵队先后通过茫茫草地，在1936年8月上旬到达巴西、包座地区。8月5日，朱德和红军总部制订《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将四方面军分成第1、第2纵队，先机进入甘南。这时，党中央为了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已令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征军，在聂荣臻、左权率领下，西向静宁、隆德地区运动。据此，朱德力主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根据中央指示，为打开同中央会合道路，中共中央西北局于9月中旬在岷州召开会议，决定发动通（涓）、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争取同右路军会师。通、庄、静、会战役的要点是：四方面军在胡宗南部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宁、会宁及通渭、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袭击胡宗南部与静宁之东北军，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

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问题。这三天中，朱德每天都作发言，对当前的形势进行精辟的分析。入情入理的发言，不仅充分证明他同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也是对张国焘等人错误思想的一次开导。但是，令人发指的是，会议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跑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朱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干！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当天黄昏，张国焘派人来通知继续开会，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张国焘也只好表示少数服从多数。

9月18日晚，朱德和张国焘、陈昌浩联名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宗南部未到达之前，与一方面军会合。但当张国焘抵达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漳县时，又出尔反尔，以在会宁地区与敌决战不利为借口，擅令四方面军掉头西渡黄河，准备进入甘肃的西北部，还流着泪煽动不明真相的前方指挥员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张国焘提出一套西渡黄河的方案，并且未经朱德同意，擅自命令部队停止北上，掉头西进，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门发去密电：“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企图切断朱德同党中央及各方面的联系。

◆朱德长征到达陕北后留影。

在此关键时刻，朱德一方面打电报给党中央，揭露张国焘对北上方针发生动摇，并打算根本推翻通、庄、静、会战役计划的情况；同时于1936年9月22日凌晨3点致电张国焘等，力主北上。电报内容：“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朱德还提议在漳县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续商大计”。

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附近的三岔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召开，会上张国焘不肯罢休，坚持西进。朱德在会上坚持北上和一方面军会合的方针，批评张国焘不经西北局讨论就不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同党中央对立；指出张国焘执行西进计划会给部队造成危害，且现在事实上已按西进计划进行，但“我仍然坚持北上计划，我认为我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由于张国焘把持了会议，因而会议否决了朱德坚持北上的意见，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决定红四方面军西进。朱德立场坚定，斩钉截铁地说：“若强迫我们赞同是不可能的。”随后将情况报告给党中央。

9月26日党中央致电四方面军，告诉他们西进困难，而西进先头部队也反映消息，黄河西岸已经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这时才感到骑虎难下，党中央也多次对张国焘进行批评教育，要他遵命北上。经过朱德等坚决地、不断地同张国焘作斗争，同时，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实践中已逐渐对张国焘的做法不满，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国焘只好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同意北上。这样，终于促成了红一、二、四3个方面军于10月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会师以后，朱德又教育干部要重视这次会师的重大意义，搞好一、二、四3个方面军之间的团结，共同北上抗日。他还指示一方面军的干部积极筹粮、筹款，收容医治二、四方面军的伤病人员，组织失散人员归队，表现了朱德宽广的胸怀和以大局为重、团结为重的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