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3日，在中共一大开幕100年的日子，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中共创建史研究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复旦大学、中共一大纪念馆在上海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共创建史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共收到学术论文200余篇，入选论文近80篇，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创建初期党的建设、党史人物、社会群体与中共创建、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等专题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北京、上海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两个主要地区。有学者提出，除北京、上海外，武汉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镇之一。武汉地区出版发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如《劳农政府与中国》《阶级争斗》《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等，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具有重要价值。
特别是《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一书，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分析，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人、农民携起手来，改造世界；中国革命“第一步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这个党就是指挥革命运动的中心机关”，“第二步是要由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立劳农专政的国家”。这些论点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正确认识革命者和工人、农民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还有学者采用不同以往的视角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译介问题，以《共产党宣言》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英译本作为对照，围绕引言和“消灭私有制”等几处关系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的翻译方式进行了分析。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为党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和干部基础。关于党的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的研究是中共创建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从众多救国救民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的产物和见证，培养了一大批早期共产主义者，为中共创建奠定了理论和组织基础，有力推动了各地党团组织的创建。
有学者论证了北大红楼与中共创建的关系，认为北大红楼在中国革命的思想孕育、诸多干部骨干的培养输出、强固组织基础的奠定等方面贡献颇多，在促进中共创建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学者对山东早期党组织进行了重点研究，认为王尽美在山东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起到奠基作用，为山东早期革命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还有学者对川渝留法勤工俭学青年与旅欧党团组织的创建进行探讨，指出川渝地区赴法勤工俭学人数居全国之冠，为旅欧党团组织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学者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党的早期组织成员确立马列主义信仰的过程和特点。
俄共（布）、共产国际在中共创建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其与中共创建的关系是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有学者利用俄罗斯原始档案对中共创建时期苏俄参与中国革命的主要机构和情况进行梳理，指出这些机构分属俄共（布）、共产国际、外交人民委员部等不同系统，都从事对华工作并派出代表，对推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机构众多、主管领导不同，也曾出现混乱，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消极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有学者指出，中共的建党路径有着独特的历史面貌，既有俄共（布）、共产国际的策略选择和调适，更是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社会现实、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实践求索中应运而生，中共经此过程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建党之路。与会学者们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探讨了中共从酝酿到筹备、再到成立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
中共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关于中共成立及创建初期的活动是中共创建史上的重大研究课题，至今仍有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也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
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为什么都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是党史界关注的热点。有学者经过多年积累，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结合对刘仁静、包惠僧等当事人的采访，从主客观条件和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考证分析，指出李大钊未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主要是，他当时正在北京领导八所国立院校展开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索薪斗争”。
这场斗争表面上是为解决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十分迫切的生活问题，实质上是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意义十分重大，作为领导者的李大钊自然无法离开北京。而陈独秀则应邀到广东主持教育工作，同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整顿早期党组织，同样有着身不由己的特殊处境和具体情况。
关于中共一大的召开对党的成立的“宣告”作用，有学者从组织形态、组织成员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中共一大的成功召开对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具有标志性意义。还有学者对中共一大前后广东党组织领导模式、工作重心、组织规模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中共一大后广东党组织走出难以争取到群众、组织得不到发展的困境，实现了从“地方性家长式领导”向民主集中制、从注重上层工作向注重群众工作的转变，组织得到蓬勃发展，说明了中共一大对广东党组织的积极影响，证明了党的正式成立对于推动地方党组织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
关于近代上海与中共创建的关系研究，是研讨会关注的又一问题。有学者分析指出，上海是汇总建党的所有因素的集聚之地，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工人运动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这三个方面，上海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这使得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
有学者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指出，现代化是近代中国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过程的产物，近代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的典型代表城市，从阶级基础、理论基础、活动空间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提供了一系列有利条件。有学者通过对马林相关档案等的剖析，提出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特殊地位是中共一大在此召开的重要原因，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华界独特的三界行政系统和警务系统客观上为共产党人的建党活动提供了空间；同时，上海拥有中国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发达的水路交通、通讯信息、出版印刷和语言翻译系统，是中共在上海召开一大并将党的中央设在上海的重要原因。
党的建设作为中共创建史研究中的相对薄弱环节，受到与会学者们的重视。有学者从党的建设理论角度出发对中共创建的精神内核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共一大确定了党的名称、纲领、目标、任务、党员发展和组织结构，符合现代政党诞生的基本要素，是党的建设的开端。
有学者探讨了中共早期的组织建设问题，指出从1920年到 1925年，中共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设计了较为严密的组织结构，并通过思想论争、组织训练、派驻中央特派员等措施统一了思想，提高了党组织的执行力。虽还存在制度与实践上的落差，但整体而言，中共早期的组织建设已初见成效。
党史人物、社会群体与中共创建是本次研讨会上学者关注较多、讨论广泛的问题，研究成果丰硕。与会学者对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等建党时期的重要人物进行深入研讨，提出若干新的思考。
有学者阐述了李大钊建党思想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逻辑，指出李大钊建党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共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学者挖掘了李大钊介绍报人秦墨哂赴共产国际工作的新史料，指出李大钊借秦墨哂担任上海《申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之机订阅各国报纸，利用北京中外报章类纂社的合法地位秘密建立各国左翼人士通信机关，收集重要情报，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了贡献。还有学者以维经斯基、马林等早期书函为依据，分析了维经斯基、马林等人与陈独秀的关系和对陈独秀的评价，详述了陈独秀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特殊贡献。
还有学者通过考察李大钊、陈独秀对“劳心劳力”问题认知转变的逻辑与路径，展现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如何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假象中走进劳工群体，并在这一过程中找寻到社会改造的新方案，在践行知识分子向劳动者靠拢的时代理念的同时，借鉴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与苏俄革命经验，在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之间搭建起了桥梁，为中国社会革命造就了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有了理论阐释和现实依托。
关于陈望道与中共创建的关系问题，有学者指出，陈望道是中共创建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特别是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唤起广大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催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会学者还对张太雷、林伯渠、恽代英等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共创建的贡献或建党时期的革命活动进行了探讨。有学者对张太雷首次赴俄身份进行了考辨，指出张太雷在准备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过程中，排除其他冒牌的“共产党”组织及代表，为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亮相作出重要贡献；张太雷首次赴俄无论以何种身份在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出现，都与共产党北京支部（尤其是负责人李大钊）关系密切，加上共产国际的认可，无疑是能够代表中共的。
有学者认为，林伯渠作为中国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他由三民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用自己的革命行动为中共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有学者总结了中共成立前恽代英的主要历史贡献、杨匏安在中共创建史上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为中共早期革命事业和妇女解放作出的重要贡献等。
与会学者还对过去研究不多的一些历史人物进行了研究，论述了邓恩铭、朱务善、陈为人、李启汉等人为中共创建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除了对中共创建时期人物的个体研究外，群体研究也是本次研讨的一个方面。关于工人群体，有学者总结了《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认为这三份刊物唤醒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为工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途径，对工人阶级队伍的建设、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有学者聚焦中共东北党组织成立前后的工人运动进行考察，提出中共东北党组织成立后，该地区的工人运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展现出新的面貌，如工会的组建、政治与民族意识的激发、传统观念的改造等。
?关于学生群体，学者们重点对少年中国学会和工读互助团开展了研究。有学者认为，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后，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内部出现的种种意见分歧令学会的松散状态难以改变，促使学会内部的共产主义者在学会外部另创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客观上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还有学者指出，工读互助团是青年知识分子关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前的一次必要探索。它的最终失败事实上宣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破产，廓清了先进分子对于革命和发展道路认识上的迷雾，坚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选择。
四、新的研究领域：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伟大建党精神，为中共创建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指导和遵循。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
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内涵，有学者指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先驱们对真理的向往和为了改造中国寻求真理、坚持真理、传播真理的信念；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先驱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实现民族复兴的迫切愿望与行动；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斗争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先驱们敢于亮剑、勇于献身的革命品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先驱们恪守党章要求，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身心投入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政治品格。有学者分析指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根”和“魂”，从思想层面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信仰坚定的先进性和鲜明特质，是首要内容，在伟大建党精神中处于统领地位。
关于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伟大建党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史的全面总结，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高度凝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流本质。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方面，有学者指出，要实现党的初心与使命，开拓创新是根本动力，艰苦奋斗是基本途径，自我革命是重要环节。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有学者认为，党和人民在百年奋进征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伟大精神，既因其时代化延展、多元化拓展和大众化发展而“变”得多姿多彩，同时也体现了精神追求的先进性、精神来源的实践性、精神内涵的系统性的“常”态特征，要从“变”与“常”的有机统一中把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绵延发展和赓续传承。
除上述议题外，与会学者还对习近平关于党的创建史的重要论述，中共百年视域下的精神家园建设，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照下中共百年目标的历史演进，近年来中共创建史研究述评以及日本早期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等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若干真知灼见。
本次研讨会研究议题丰富、涵盖面广，视角新颖、路径多样，考据扎实、严谨深入，从不同方面、多个维度对中共创建进行了全面审视，注重将宏大的历史进程与微观的历史细节充分结合，挖掘了新材料，采用了新方法，提出了新观点，体现了当下对中共创建史深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反映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作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
执笔：徐玉凤、黄亚楠
来源：《党的文献》2021年第5期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的文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中共创建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