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泽东视察四川农村卫生工作时，拿着蟑螂标本，问娃娃们认识不认识?。
不能把医疗卫生作为赚钱行当
毛主席的“六·二六”谈话由于以十分尖锐的情感语气，触及当时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此就有紧接着的7月19日和8月2日的两次谈话。这两次谈话的对象都是卫生部的领导，主题是如何贯彻和落实“六·二六”谈话精神。在这里毛主席进一步谈及他对于医疗卫生工作的看法。
首先，毛主席肯定卫生部提出“打算为农村生产队培养不脱产卫生员”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为什么不在工厂设不脱产的卫生员呢？小厂可以设卫生员，大厂设医务所”。后来，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厂矿卫生员的大批培养，实际上就是得益于这一措施的实行。他们在加强工农大众的初级医疗保健方面确实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其次，强调医疗医药不能以赚钱为目的。他严厉批评有些医疗单位：“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他告诫各级干部应该有全面的效益观：“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和工业生产，你看是赚还是赔？在天津避孕药不收钱，似乎赔钱，可是确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赚钱还是赔钱？”他还说：“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卖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与此同时，他主张“药品应当降价”，甚至病人“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因为“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他还多次就专门的病种的免费治疗问题发表意见。如次年3月12日，他就指示“血吸虫病的检查和治疗应该免费”。在他看来，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应该奉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而不应该是发财致富的行当。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大医之道的弘扬。当然，不能把医疗卫生作为赚钱的行当，不等于就可以在这一领域搞“大锅饭”和刮“共产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医生一定要政治好才会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
再次，提出“医生一定要政治好”。毛主席向来认为“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医生仅有技术好，如果人生观出问题，就可能依仗其技术敲诈勒索病人。因此，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只有“政治好”才有可能保证医和药不会以赚钱为目的，才愿意为国家分担对于民众的承诺，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也才会自觉地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此，他强调各级党委应当多抓卫生工作，卫生管理部门既要加强业务领导，更要加强政治领导，以确保医疗卫生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落实。这里，“政治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要求，而不是空头的大话。
贵族老爷医院要向老百姓开放
在谈话中，还涉及了一个对于上层既得利益群体的冲击问题，这就是毛主席对于干部保健制度和北京医院的办院方向的批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学习苏联的保健制度，为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供较为优越的医疗保健措施。就中央而言，设立中央保健局，还把北京医院这所由德国人于1905年创建的医院作为高干定点保健医院，并由此拒绝平民百姓就医。毛主席一直对这种做法不满。1964年6月24日，他在会见越南朋友时指出：“中国的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助长干部的特权思想，也不利于干部的保健，还不利于医生提高医术。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坐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对于专事保健的医生而言，长期脱离病房和门诊，“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会导致诊疗水平的退化，“把专门医生变成不专门的”。因此，“不好，要改进”。同年8月10日，他在批示卫生部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时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在围绕“六·二六”指示的这两次谈话中，他直接询问“北京医院改得怎么样了？”当汇报人作出情况说明后，毛主席还是认为它“并没有彻底开放”。他说：“某某、某某就不能去看病，某某、某某可以去看病，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他斩钉截铁地说：“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并说：“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在毛主席的这种强势主张下，后来，中央保健局撤了，北京医院也更名为“东单医院”，并不再专事高干的保健工作。但到了1972年，由于连续有几位部长级以上的官员因医疗不及时而遭不幸，国务院主要领导认为“没有一个北京医院还是不行”，北京医院作为高干的保健医院重新恢复。本来，客观地说，要求北京医院向老百姓开放，与北京医院承担高干保健职能，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他批评北京医院人那么多，设备那么好，只为少数人服务，脱离群众，助长特权，也不利于医务人员诊疗水平的提高等，这些都是可取的。但在极“左”思想氛围下，把“向老百姓开放”这一不错的主张，变成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应该不是毛主席的初衷。
中国医疗卫生模式曾经享誉世界
从1979年卫生部领导明确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开始，国家的医疗卫生工作走上了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当时，人们真诚地相信通过这一道路，可以达致一种更好的境界。但是，历经4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看到一些大城市里的大医院大楼更大更高，设备更齐全更先进，医院整体发展更具活力和优势的同时，也看到城乡的医疗资源配置越发两极分化，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村的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民怨已近沸腾，医患关系也在医疗产业化发展思路的引导下空前尖锐与对抗，许多发生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丑陋的利益之争和令人发指的残忍事件也在不断冲击着人们的道德良心底线。我们不得不承认，医疗卫生的那一档子事，还在困惑甚至折磨着许许多多中国的百姓和各级政府。
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对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评价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在考察报告中，把由毛主席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模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称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民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的范例，并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典范”。卫生部前部长钱信忠在《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一书中，也自豪地说：“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世界银行在一份主题为“投资于健康”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也高度称赞中国这一医疗制度，认为“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然而，在实行新制度20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中，把中国在卫生财务负担公平性的评价方面，排在世界191个国家的188位，也即倒数第四位。有关人士发现这个排名刚好是在两个被公认为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近邻尼泊尔、越南之后，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这一切都在刺痛中国人的自尊与良知。
今天，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面对毛主席当年的思想与主张，人们一定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但是，不论如何，毛主席当年意气风发的批评、思考和主张所透露出来的民众情怀浓郁得令人感动。如果人们持有更加平和的心态，也许还能够得到关于走出中国医疗改革这一泥淖的点滴启示。
（作者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博导、广州大学副校长徐俊忠）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基建工程兵）：你知道吗， 中国医疗卫生模式曾经享誉世界被世卫组织称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