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全面抗战时期,冲锋剧社在党的领导下,战斗在太行山,活跃在曲阳、唐县、阜平、完县等地,在抗日战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7年11月,王平将军来到曲阳灵山村,组建了晋察冀第三军分区。陈漫远任司令员,王平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分区下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直属队。其中,政治部人数最多,组织最为健全。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民运科、干教科、锄奸科、敌工科。为了更好地进行宣传工作,第三军分区政治部还组织了一个宣传队,这就是冲锋剧社的前身。队长耿翼周,副队长赵辛培、李树楷。起初,只有20多人,队员来自当地农村,有陈湘茹、和谷岩(曲阳下河人。全国解放后,他和剧社老战友邢野、孙福田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狼牙山五壮士》,1958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搬上荧屏)、和谷馨等。
宣传队成立之后,即在三分区地区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到部队和群众中教唱抗日歌曲,在街头书写抗日标语,对群众进行口头宣传。
1938年,入夏后移驻曲阳县下河村,冬,驻于套里村(1941年,由唐县划入曲阳)。
此时,宣传队下设三个分队。一分队(分队长李树楷)主要是演戏。《古刹钟声》《无名小卒》《迷途羔羊》等,这些剧目大都是分区司令员陈漫远亲自指导排练的;二分队(分队长晨耕)主要做美术宣传工作;三分队(分队长和谷岩、副队长陈湘茹)主要是排演舞蹈。
在灵山村召开的“一·二八”军民示威大会上,宣传队以“冲锋剧社”的名义(当时正酝酿把宣传队改名为“冲锋剧社”)演出了话剧《保卫祖国》《汉奸的末路》及歌舞节目。
11月7日,宣传队改建为“冲锋剧社”。霍嘉霖任社长,李树楷任副社长,陈镜吾任指导员,党光锐任支部书记。
剧社分为四个业务队:戏剧队(队长王学良、副队长陈同和)、音乐队(副队长郑尊权)、美术队(队长晨耕)、舞蹈队(队长和谷岩、副队长陈湘茹)。这时剧社发展到50余人。
12月,在套里村教堂内排练了一批新节目,并到部队演出。排练的节目有《人命贩子》《人命案》《矿灯》《红灯》《打鬼子去》等话剧。
1939年3月,移驻唐县娘子神村。夏初,转至曲阳树沟村,不久,移驻唐县史家佐村。秋季反“扫荡”胜利后,驻于唐县迷城村。
这一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形势相对稳定。3月至7月,吸收边区青年、城市青年加入剧社。剧社人员从50余人发展到80余人。严金萱、范景阳(阜平县范家三姐妹之一。范景新、范景明、范景阳的丈夫分别为王平、王宗槐、易耀彩,俱为开国将军)等女青年陆续加入剧社,从此,结束了剧社男扮女装的局面。
11月,在唐县军城参加为庆祝晋察冀军区成立二周年举办的比赛及展览活动。演出了话剧《回到祖国的怀抱》和舞蹈《边区总动员舞》《游击队舞》《水兵舞》《船夫舞》等。一批美术作品参加了展览。到会人员参加了政治测验。经过激烈的角逐,冲锋剧社获得了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舞蹈获得一等奖,政治测验获得一等奖,戏剧、音乐获得二等奖。
11月17日,晋察冀边区在于家寨村(1946年由曲阳划归唐县),隆重举行白求恩大夫殓殡典礼时,冲锋剧社与抗敌剧社联合演唱了《白求恩大夫挽歌》。
1940年,秋季反“扫荡”胜利后,驻于家寨村(1946年由曲阳县划归唐县)。
上半年,主要是进行业务训练和排练新节目。音乐队有冉铮(曲阳人)教授乐理、作曲、和声及小提琴演奏等。
8月,“百团大战”开始后,剧社到晋察冀三分区二团(战役第三阶段,二团在唐县、曲阳及阜平组织战斗)、骑兵团及游击第一、二支队演出,并运用扭秧歌、说快板、歌咏等形式为赴前线部队做宣传鼓动工作。
1941年,由于家寨村移驻唐县下苇子村,夏初移驻唐县和家庄村,后移驻唐县上苇子村,秋季反“扫荡”胜利后,移驻唐县史家佐村。
3月底4月初,霍嘉霖、陈镜吾调离剧社。孙福田任社长,朱云鹤任副社长。
移驻和家庄后,大力扩大队伍,剧社人员发展到170多人,这是人数最多的一年。
夏季部队整训期间,剧社到二团(此时,驻地在唐县娘子神村)、骑兵团(此时,驻地在完县齐各庄村)、四十二团(此时,驻地在唐县黄金峪村)、六区队(此时,驻地在唐县西大洋村)、七区队(此时,驻地在唐县北店头村)、游击军(此时,驻地在曲阳县武家湾村)等部队驻地,为部队和当地群众演出。
8月底,日寇对北岳区根据地进行“扫荡”。剧社人员分为三部分:一部分随部队参加战斗,一部分到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剩余的都是年幼、体弱者以及病号,这部分人“坚壁”在深山之中。
“扫荡”中,“十五岁的司号员小张(曲阳县人)不幸被俘,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被敌人杀害时,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节选自《敌后的文艺队伍》第296页)
1941年,剧社的文艺创作取得了好成绩,写出了一批新作品。其中话剧《一个区长》《生与死》《反抗》及歌曲《平沟合唱》《宣誓》《晋察翼水远是我们的》等作品获边区文联和鲁迅文艺奖金委员会举办的“军民誓约运动征文”奖。
1942年,秋季反“扫荡”前驻唐县史家佐、张各庄村,反“扫荡”胜利后驻唐县葛公村。
1942年,是我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2月,根据党中央精兵简政的政策,剧社进行了精简,由170余人减少到90余人。8月,剧社进行了第二次精简,取消舞蹈队,由90余人减为50人左右。部分少年送抗大附中学习,部分青年调部队工作,年龄太小的则护送回家。
音乐教员冉铮,调延安抗大附中任教。后于1944年10月,因得肠胃病,夜间上厕所,被哨兵误击致死。冉铮同志,曲阳县人,毕业于北平国立艺专音乐系。参加剧社后,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不懈地对剧社成员进行了音乐理论、合声、作曲、声乐及器乐演奏技巧等多方面的基础训练。这位在当时唯一受过正规教育的音乐教育家,是晨耕、严金萱、王引龙等一批音乐工作者的启蒙老师,在培养剧社音乐人才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不幸离世,是冲锋剧社的一大损失,是敌后文艺队伍的一大损失。
10至11月,秋季反“扫荡”胜利后,剧社第3次组织小分队,到定县、曲阳县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由孙福田带队。
在这次政治攻势中创作、演出了一批新作品,其中话剧《张大嫂巧计救干部》、歌曲《抗日的事儿要多干》)和集体写作的文集《在政治攻势中》,获边区“政治攻势文艺奖”。在演出过程中,几次争取炮楼里的伪军到村里看演出,对瓦解敌伪起了积极作用。有的伪军表示,不坑害老百姓,不阻挡过路的抗日人员,甚至,有的伪军找游击队投诚。为此,当时的曲阳县委书记王延春(1940年5月-1944年4月,任曲阳县委书记)在工作总结中说:“在开辟曲阳县敌占区工作中,冲锋剧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3年,先驻唐县葛公村,后在唐县木兰村、史家佐村休整,然后移驻完县刘家庄。秋季反“扫荡”胜利后,移驻于家寨村。
1、2月,第5次组织小分队到曲阳县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孙福田带队。期间,遭到敌人骑兵的袭击,大家沉着应战,在曲阳县游击支队一大队和群众的掩护下,利用地道战与敌人周旋,终于脱离危险。这之后,小分队继续进行政治攻势。演出的剧目有《张大嫂巧计救干部》《一块走》等。在一次演出中,王昆琪不幸牺牲,小分队返回驻地。
3月,周兰峰到剧社任指导员,孙福田任副社长,陈同和任支部书记。5月,周兰峰调回三分区政治部,刘萧芜接任指导员。9月,陈陇调离剧社,刘萧芜任社长,孙福田任指导员。
9-12月,日寇对北岳区发动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扫荡”。剧社组成两个小分队,由刘萧芜、陈同和,邢野、晨耕分别带队到定县、曲阳县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创作和演出一系列节目。其中为歌颂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创作了歌曲《李勇对口唱》(陈陇词,李劫夫曲)《歌唱李殿冰》(陈陇词,李劫夫曲)、话剧《黑印儿》(刘萧芜编剧)及歌剧《军民团结在一起》(王楠编剧)等。
1944年,由于家寨村移驻完县神北村,秋初,移驻唐县满心村,冬初,移驻于家寨村。
1至4月,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明确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全体同志到部队和农村深入生活,创作了歌剧《我的枪呢》(陈陇编剧,晨耕作曲)、歌曲《新战士王二发》(刘萧芜词,晨耕曲)及《民兵战歌》(和谷岩词,王引龙曲)等一批节目。刘萧芜根据曲阳县尖地角游击小组的事迹创作了新闻报道剧《李殿冰》。编写之前,刘萧芜与全体演员都住到李殿冰家里,做十天左右的采访,以熟悉李殿冰及游击小组的生活、把握李殿冰的脾气性格。因为写作内容以报道客观事实为主,故称之为“新闻报道剧”。全剧共七场。冲锋剧社全体演员在尖底角村做首次演出,当日虽刮着大风,但演员与观众仍坚持至最后一幕。剧中内容逼真,军民情绪格外高涨,大家都说:“咱们的事上了戏,人家全知道,可要好好地干啊!”
7月,参加晋察冀军区举办的文艺汇演,演出了《李殿冰》《兄妹开荒》《两个英雄》等节目。《李殿冰》演出后,收到边区各界的好评。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该剧的演出情况,并发表了艾思奇(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评论文章,赞扬《李殿冰》的创作和演出“是毛主席指示的文艺方向在前线实践的一个重要表现”。
12月底,全体人员到阜平县城南庄参加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领导的四个分区剧社(七月、冲锋、火线、北进)的集中整风。
1945年,春季驻城南庄。4月返回分区,驻于唐县稻园村、安庄村。
8月,刘萧芜调走,孙福田任社长,邢野、李劫夫任副社长,陈同和任支部书记。
8月28日,曲阳游击大队,各区区小队、游击队包围曲阳县城。9月3日,城内之敌仓皇逃窜到定县,至此,曲阳全境宣告解放。当日,晋察冀三分区司令员詹才芳率曲阳县委、县政府进驻曲阳城,召开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举行盛大游行。冲锋剧社来到曲阳县城,为广大军民进行慰问演出。
11月,冲锋剧社与二分区七月剧社合并(后与四分区火线剧社合并),组成华北野战军冀晋纵队政治部前卫剧社,至此,冲锋剧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本文系根据《敌后的文艺队伍》(晋察冀文艺丛书之二,1986年出版)编写】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河北党史):冲锋剧社在曲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