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佑将军长子李亚西：《父亲的爱》

编者按：2024年1月8日，是38军首任军长、开国上将李天佑诞辰11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重温历史，回顾李天佑将军光辉战斗的一生，铭记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英勇奋斗建立的丰功伟绩，本期特别推出李天佑将军长子李亚西生前写的怀念文章《父亲的爱》。

李亚西，李天佑将军长子，1945年11月出生，1967年入伍，1968年入党，曾在38军112师334团1营3连任副指导员，1976年转业在北京市环保研究所工作至退休。2021年2月24日病逝，享年76岁

父亲的爱如日月星辰，深邃、广博、厚重！父亲的爱如巍峨高山，深沉有力；父亲的爱似无声溪流，涓涓含蓄。

李天佑——我亲爱的父亲，他是我党优秀的共产党员，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开国上将。他把毕生奉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把厚重的父爱留给我们，他不仅仅是国家的功臣，更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凝视着父亲的肖像，那沉默温柔的父爱又涌现在眼前，心泪纵横，不可触摸。父亲英年早逝，虽然与我们共同生活不过九千多天，但是父亲给我留下了正直、英勇、宽厚、无私的品格，也给我留下沉甸甸的父爱。我仰视父爱！父爱是我的骄傲，是我的财富，是我无以回报的养育之恩！

梳理思绪，回顾往事，仿佛我又回到父亲的身边。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永远是家里最忙碌的那个人，从来不肯休息，永远在工作。但父亲对我们的爱，厚重、深远，虽不易流露，却不乏柔情。

1945年8月底，父亲受中央指派赴东北建立根据地。那时八路军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争夺战打得正胶着，父亲奉命远征，心底惦念着快要分娩的母亲和即将问世的我。同年11月，作为李家长子的我降生了。远在东北的父亲多么想亲耳听到我来世间的第一声啼哭，享受初为人父的快乐。但当时东北战事正紧，父亲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坚守东北阵地。不过心细的父亲已经把对母亲的爱和对我的祝福化作鸿雁传书，作了最长情的告白。还给我起了一个颇有寓意的名字——亚西，意在不要忘记自己的故乡是广西。

直到1946年初夏，哈尔滨解放了，我才随着母亲在哈尔滨第一次见到了父亲。父亲非常激动，一见到我就高兴地把我抱了过去，高高地顶在他的头上，在空中抡了起来。然后又亲昵地抱着我，不停地叫着：“亚西，亚西”，将那长满胡子的脸轻轻的贴紧我的脸，久久不肯放下。

第二天，父亲特意刮去了胡子，请来了摄影师，簇拥着我和母亲留下了其乐融融一家三口的珍贵合影。母亲抱着我，父亲紧紧地靠紧母亲，传递着永恒的爱。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也是我珍藏了七十多年的最宝贵的照片。这段故事是在许多年以后，大姨讲给我听的。（大姨是我们家的内勤工作人员，父母亲一直让我们这样称呼她。大姨跟随了我们家几十年，退休后也和我们住在一起，直至去世。）

从1945年到1948年底，四野解放东北势如破竹，风扫残云般歼灭了一切负隅顽抗之敌，东北全境解放。随着平津战役的结束，宣告了国民党的彻底失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同年年底，父亲奉命前往广西军区组织剿匪工作。到了南宁，我就被送进幼儿园，说是要感受集体生活的约束。事实上是母亲忙于面粉厂的建设和保卫工作，无暇回家；父亲忙于指挥剿匪工作，顾不上我。记得每到周末就是我不开心的日子。因为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早早地就被接回家了，我总是在心心念念地盼望着爸爸妈妈的出现，可是总是等不到他们。天黑了，我一个人躲在墙角里伤心……我好想弄明白，我为什么永远是最后一个被父亲接走的孩子。

许多事经历了，也许转身就会忘记。但有一件事，让我难以忘怀。1953年秋，在南宁，我刚刚上小学。一天，我和大弟在院子里玩追人游戏，我在前面跑，大弟在后面追。我边跑边回头，光顾着看大弟是否追上来了，不小心踢翻了刚打来的开水桶，滚烫的开水倾倒在我的左腿上。我顿时嚎啕大哭痛苦倒地。一旁手足无措的大姨用颤巍巍的手帮我脱鞋袜。大姨不懂处理烫伤的禁忌，脱袜子时将已经和袜子紧紧粘在一起的皮也撕了下来，“哇—！疼！”我声嘶力竭地喊叫。

父亲听到我的哭喊声，三步两步冲到院子里，飞快地跑到我身边。看到我的左小腿已经血肉模糊，大泡套小泡，皮肤烫成了半透明，尤其是从脚踝到脚面，皮没了，露出了鲜红的肉，血水不停地渗出。父亲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他急得顾不上说什么，抄起我就往军区医院跑。我勾住父亲的脖子，痛苦地喊道：“爸爸， 我疼！”

父亲心疼地看着我，加快了脚下的步伐，一边跑一边安慰我：“亚西， 不哭， 搂紧爸爸！亚西， 不怕，有爸爸在哦！坚持一哈（下）， 我们马上到医院啰。”

父亲抱着我飞快地跑着，到了医院，父亲已经累得气喘吁吁，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衣衫也被汗水湿透了。父亲急忙把我抱进处置室，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医生说：“医生，请给看一哈（下）！”看得出， 父亲非常着急。

医生检查后说：烫得不轻，从创面上看，烫伤程度达到深2度到3度之间。医生不免有些埋怨说，烫伤处理，是要用剪刀剪去烫伤处的衣物，不能强行脱衣物，这样会造成皮下组织和神经的二次伤害，而且会造成功能受损，这对伤口恢复非常不利，特别容易感染引起肌肉萎缩。

父亲一听焦急地问：“那咋个治？有啥子法子嚒？”医生说，最好手术！通过手术尽可能地保住左脚功能。“好！那就马上手术！”父亲丝毫没有犹豫，当即同意。

我被送进手术室，父亲转身跑出去，请来了医院留用的日本医生为我操刀，据说是当时医院里最好的外科医生。手术做了很久，父亲就一直在门外守候，直到我被安全地推出来，父亲才放下心来。

我闯了这么大的祸，心想这顿打是少不了要挨的。可是父亲没有打我，也没有过多的责备我，反倒不住地安慰我鼓励我，抚慰我恐惧的心。但是，父亲最后还是严肃地批评了我：“亚西，你看看你，你今天搞的这个事，让爸爸好生着急呦！你要好好想一哈（下），为啥子会被烫到？不要叫疼，再疼也要忍到！还有，你在家里是哥哥噢，要给弟弟们做出好榜样的呦。”

父亲批评得对，我咬住牙再也不吭了。但我心底还是感谢父亲的，若不是父亲及时把我送到医院，做出正确的选择，恐怕我就成了残疾人了。每当我看到脚踝上的疤痕，就想起父亲抱着我往医院奔跑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

父亲对待同志，无论是同事还是工作人员一向和善宽容，但要求我们却很严苛。父亲要求我们一辈子都要老老实实做人，诚诚实实做事，学习要努力，做事要认真，待人要宽厚。不允许我们攀比张扬，铺张浪费，不允许我们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所以我一直都很注意，从不和别人谈论自己家庭如何，别人家庭怎样。从上一年级开始就自己上下学，从不让人接送，衣物也学着洗，也从不乘坐父亲的汽车。

1967年7月，征兵工作开始了，父亲决定送我去部队。临走的前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亚西，明天你就要到部队开始新的生活，爸爸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你去的三十八军可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从平江起义拉起来的敢打大仗硬仗的部队，也是爸爸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部队。爸爸希望你在三十八军好好接受锻炼，尽快地成熟起来。到了部队，学习只能抓紧，不能放松！当然首先要端正思想，要明白当兵是为了什么？你肯定会说：‘我知道，当兵是为了保卫国家！’那一旦国家需要你，你该怎么做？可不是喊喊口号那样简单的呦。其次你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学好军事技能。当兵嘛，不掌握军事技能算是当的啥子兵噢？只有吃得苦才能学到真本事。你要清楚，你就是个普通一兵，要和大家一样摸、爬、滚、打参加训练，不要搞特殊，记到噢！还有就是文化知识不能丢，要明白没有知识的人早晚会被淘汰的；还要学会学习别人的长处，完善自己。”

父亲停了一下又说：“亚西呀，你这个孩子性格比较内向，不大善于交往，这可不是优点。今后要开朗些，注意多和大家交流，多交朋友。在军营里，做事要勤快肯吃苦，注意团结，谦虚谨慎，遵守纪律，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尽快地把自己融进这个大熔炉里。还有哇，因为三十八军是爸爸的老部队，爸爸明天就不去送你了。”

父亲虽然话语不多，但他坚定而充满希望的眼神，让我感到话里的分量和暖暖的父爱。我暗自下决心，在部队一定好好干，刻苦训练， 取得好成绩，绝不给父母亲丢脸。

第二天，父亲就在家门口和我挥手告别，目送我和陪我同行的小弟渐渐走远。父亲的这番话让我终身受用。

1969年6月，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探亲。父母亲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父亲拉着我仔细地端详了好一阵，高兴地点着头说：“嗯，不错，长高了，也长壮了。快说一哈（下），在部队感觉咋个样子？”父亲转身跟秘书说：“告诉厨房多搞个菜，庆祝一哈（下）。”

我兴奋地给父亲敬了个军礼，说：“汇报开始。”我模仿着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的动作，把我的军用背包背在身后当做步话机，左手扣紧耳廓，右手拿起一个小茶碗，放在嘴边，学着王成的台词：‘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向我开炮！’父亲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告诉父亲，我现在已掌握了王成用的那种两瓦机，怎么使用，怎么保养，怎么维修完全没有问题。随后我又给父亲做了拔军姿，踢正步的动作。父亲赞许地说：“很好！大有长进！不过还要继续努力哦！”接着，父亲一招手说：“来， 亚西。”

我走过去，父亲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用铅字打字机打成的册子，递给我说：“亚西，这是爸爸刚刚整理出来的回忆录，有空好好看一哈（下）。爸爸把每个时期有代表性的经历整理成文字，有长征时期的湘江阻击战，抗战时期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的平津战役，解放后的广西剿匪……我记录这些往事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战争的残酷，打下江山的不易。我们要珍惜今天和平安稳的日子，那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枪林弹雨、前赴后继’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晓得这几个字的沉重。”父亲顿了一下，又说：“湘江新圩那一战，打得太惨了，我的那个师3000 多人的队伍，打得就剩下1000 多人，上至师参谋长，下至战士2000 多鲜活的生命没得喽。他们都很年轻，有些只有16、17 岁，还是个崽崽。我的参谋长胡浚刚刚和我握手告别，没一会儿就报告说，胡浚参谋长在指挥部队反击的时候牺牲了，这些往事不堪回首，一想起来我就心里难过。”

父亲的话让我感到责任重大，我郑重地接过父亲的回忆录，把它紧紧贴在胸前。我如饥似渴地通篇阅读，反复地看，仔细地品，仿佛看到炮火连天的战场，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我边看边感慨，为我们能有这样不怕流血牺牲敢打敢拼所向披靡的部队感到骄傲；为我的父亲身先士卒，舍生忘死，甘愿奉献的精神感到自豪。几十年来我一直将父亲的回忆录视为至宝，精心地保存着，虽多次拜阅，但父亲的回忆录保护的仍完好如初，直到前两年才送到军委档案馆保存。

父亲的心里装的永远是国家、部队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战争时期，父亲鏖战沙场， 经历大小恶战无数， 曾七处枪伤，两次危及性命，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解放后，父亲夜以继日，不遗余力地为部队建设奔忙，身体状况不断恶化。1960年，第四军医大在给父亲做了全面检查之后，郑重地建议父亲离职休养。可当时正处于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美蒋反动势力在东南沿海地区猖狂活动的时期，形势紧迫。父亲毅然决然地放弃休息，选择了继续工作。1966年“文革”开始，在那个无政府主义盛行的躁动年代，父亲要面对更加复杂繁乱的情况。特别是许多老干部莫名其妙地被“靠边站”，压在父亲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废寝忘食、尽心竭力地做好每一项工作，而身体完全得不到休息。到了1969年，父亲的肾病进一步恶化，但是无人来接替。父亲咬牙扛着，经常在医院病床上，一边打着吊针一边坚持工作，直到1970年才有人接替得以解脱。可以休息了，但是此时一切都晚了，父亲的肾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尿蛋白4个加号，红血球满视野。

1970年5月，我请假专程赴广州看望养病的父亲。在留园我见到了父亲。只见父亲无力地坐在藤椅上，两眼微闭，母亲在一旁整理着文件。我快步上前，蹲跪在父亲膝前，轻声呼唤父亲。父亲睁开眼看见我来了，兴奋起来。微笑着抚摸着我的头，叫着我的名字。我望着父亲晄白微肿的脸庞，心底不觉一阵酸楚。父亲和我聊了一会儿家常，话锋一转，就问起了部队的情况。我实话实说，向父亲汇报了部队不安定的气氛和社会上打、砸、抢的一些现象。父亲沉思良久，神色凝重起来，不住地摇头。他眉头紧锁，两眼凝视着窗外，仿佛陷入他拖着病体，营救老战友和部下的回忆之中。父亲苦思不语，直到母亲端着药走过来，才回过神儿来。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父亲始终凭着对党的忠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惧个人安危，不顾病魔缠身，多次亲临混乱的现场，面对所谓的“造反派” 的发难， 据理力争，义无反顾地仗义执言，平息了多起部队院校的骚乱，竭尽自己的全部所能保护了一大批共和国宝贵的军事干部。

记得1966年11月，当父亲接到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出尔反尔，要把总参二部张挺副部长带回南京进行批斗的报告时，身边仅剩下一名警卫员。他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带上警卫员直奔人山人海的北京站。在北京站，父亲义正言辞地和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头目交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学生头目答应确保张挺副部长的绝对安全，才肯放行。三天后张挺副部长安全地回京了，可是父亲却因此病倒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几天，住院治疗的父亲又接到总参测绘学院学生和造反组织抓走张爱萍和张宗逊两位副总长准备批斗的报告。“乱弹琴！简直是无法无天了！”病床上的父亲愤怒地拔掉输液针， 艰难起身，一边电告中央军委，一边亲自选派总参工作组成员，急赴测绘学院营救两位副总长，在父亲主导和多方的努力下，两位副总长终于平安返回，而父亲的病情更严重了……诸如此类的“救人”的事件，不计其数。

为此，“造反派”污蔑父亲是消防队长，甚至把“打倒消防队长李天佑”的大幅横标贴到天安门城楼下。毛主席看后诙谐地对父亲说：“天佑，天佑，‘天保佑’”。父亲顶住种种压力始终没有屈服，只有我们知道父亲坚强的背后，有多少苦痛和无奈。

眼见病入膏肓的父亲，心里还在关心和焦虑国家和军队的前途，我的心有说不出的痛。晚上，陪着父亲冲凉的时候， 我看见父亲的腿和脚都是发亮的，轻轻一按就是一个坑儿，很难复位。忽然想起有句俗话：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的心更沉重了。我想， 既然在治疗方面我无能为力，那就尽我所能让父亲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也是一种孝道。

后来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 我尽量和父亲聊一些有趣的往事。聊我们从南宁搬家到武汉，又到南京，再到广州、北京的趣事，聊这些城市的变化，聊姑姑和喜友，聊我们在广州时的保健医生黄阿姨，聊武汉身残志坚的小姑娘文军，聊七舅在国外淘换邮票帮我集邮的事，聊我小时候淘气的事……父亲总是津津有味地听着我说，听到会意之处，父亲就会开怀大笑。总之，我能想到什么就跟父亲聊什么，千方百计哄着父亲高兴。那段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陪着父亲散步聊天，还和母亲陪着父亲照相。没想到，在留园和父亲的合影竟是我和父亲最后的合影。

那次广州之行，本想多陪陪父亲，可是一天父亲对我说：“你这次来看我，我很高兴。你都来了好几天啰，我的情况你也晓得喽。部队上是有纪律的，不要违反规定在这儿耽搁太久，不要搞特殊，该回去还是回去吧。”

接着父亲举起右手，严肃地用食指点划着，一字一顿地说道：“一…定…要…注…意…安…全！”

短短的7个字，让我感到拥有父爱的幸福。每当回想起我最后陪伴父亲的日子，我的心始终不能平静。

1970年9月27日，为革命奋斗了一辈子，呕心沥血积劳成疾的父亲，带着对党的怀念，带着对事业的不舍，带着对亲人的眷恋，带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和不解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离世，我痛心疾首！他让我真正理解和感受到生命的脆弱，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无言能述！那年，父亲刚过56岁。父亲走了，但他的精神还在，他的音容笑貌时刻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暖暖的沉甸甸的父爱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十个春秋了。五十年过去了，岁月的流逝不但没有冲淡我对父亲的思念，反之愈加强烈，我常常在梦中与父亲相遇……虽然我已愈古稀之年， 但每当想起父亲， 心里仍然隐隐作痛。

纸短情长，笔拙手涩，长歌当哭，述不尽我对父亲的怀念，罄竹洒泪，难表我父的养育之恩。

高尔基曾经说过：“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他，你就读懂了人生。”

我懂得，只有秉承父亲的遗志，坚守父训，踏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行，才是对父亲养育之恩的最好回报，才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