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傳承：永遠的冀魯豫
盛北光与吕出特别谍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晋冀鲁豫抗大六分校与延安来的抗大总校合并，成立了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军大校长先是由刘伯承司令员兼任，后来滕代远参谋长接任校长，徐深吉为副校长，李克农为政治部主任，盛北光任军政大学保卫部长。
晋冀鲁豫军政大学的任务，除培养新参军的知识青年学生和调训一批部队干部外，还整训了高树勋等部起义军政干部，以及上党战役解放过来的部分晋军军政干部，对他们进行教育后，大部分遣返到蒋管区。
在任晋冀鲁豫军政大学保卫部长期间，盛北光除了做好内部安全保卫工作，确保延安来的抗大干部的安全外，还派遣了大量情报人员秘密打入国民党内部，开展谍报工作，这些情报人员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做了不少贡献。
吕出就是盛北光派出去的情报人员之一。全国解放后，吕出为了证实自己是我方谍报人员身份颇费了一番周折。
吕出，1926年，吕出出生在陕西华县一个贫苦家庭。吕出原名吕重山，重山是两座山的意思，以后就改名叫吕出。
1941年，吕出15岁那年为减轻家庭负担出外谋生，参加了胡宗南部队的童子军，先学无线电通讯，继而在胡宗南总部通讯营电台当了一名报务员。
1945年，因不满通讯营胡部军官克扣军饷，组织报务员罢工。罢工取得胜利后，怕遭报复开了小差，被胡部通缉在案。同年8月，加入国民党十一战区高树勋的部队。
1945年10月，内战爆发时，随高树勋部在河北邯郸前线起义。一年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第10纵队。改编前，吕出担任高部第四师通讯连少校连长。
1946年，进入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接受全新的革命洗礼。1947年7月，一天傍晚，吕出接到通知：军大保卫部长盛北光找他谈话，并让他带上行李。
“为什么要找我谈话？谈话为什么还要带行李？”带着这些疑问，吕出见了盛北光。盛北光对吕出说:“解放战争现在已进入战略转移阶段，情报工作越来越重要，我们需要自己的人深入到敌人内部，确切地说，希望你能到西安敌区做情报工作，因为那里是西北的门户”。盛北光在征得吕出的同意后，给他留下一个河北冀县的通讯地址，一张解放区的通行证，还有一点钱。吕出连军大宿舍都没回，就踏上前途未卜、从华北到西北的漫漫长路。
吕出经过千辛万苦到了西安，在老同学陈道华的叔叔陈志力(时任国民党通讯兵团少将团长，于1949年在四川起义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的帮助下，又回到胡宗南总部通讯营担任报务员。
稍后，吕出在熟悉的同学中，相继发展了薛浩然、徐学章、李福泳、赵纪义、王冠洲组成情报小组。其中，除赵纪义是铁路职员外，其他3人是胡宗南总部西安绥署电台的报务员，李福泳是电台台长。那时他们的年龄20刚出头，像初生的牛犊，什么也不怕。因为他们选择的革命道路合民意、孚众望。从军事情报角度而言，如职业掩护、情报搜集、通讯联络等，无一不备，因而对工作充满激情，对未来充满信心……
情报小组成立后，吕出就试着与盛北光联系，连续发出了4封信，都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后来吕出才想到，盛北光可能随刘邓大军转移到大别山地区去了，也就是说吕出和解放区彻底失去了联系。
与盛北光失去了联系，意味着吕出和情报小组的伙伴们风风火火弄到的许多重要情报虽像熟了的果子满枝头，却没有用场，心急如焚。
这时，吕出想起盛北光临走时说的:“到了目的地以后，脚跟站稳了，就与我联系，如果联系不上，你可以采取主动行动。”当时吕出以为这只是一种可能，但现在成了必须独自面对的现实。
吕出和同伴们想到了离西安不远的韩城已是解放区了，在别无出路之下，只能冒险赴解放区重建关系。
为了筹集到韩城找共产党组织的路费，小组成员卖掉了所有值点钱的东西，薛浩然将自己的一只欧米茄名贵手表送进了当铺里。
吕出和薛浩然装扮成回乡探亲的小学教员，直奔韩城。
在韩城，吕出和薛浩然见到了晋绥公安总局西安情报站站长秦博。当晚，吕出和薛浩然便将印在脑子里的敌方军事动态全部写下来给了秦博，并要求与秦博建立相应关系。
这些情报让秦博他们震惊了，它不是一般的送货上门，是人民解放军方面求之难得的情报。
回西安前，吕出与秦博约定接头暗号是“你舅舅向你要钱”。“舅舅”是“西安情报站”，“钱”是“情报”。
吕出回西安后，秦博先后派了3个交通员，4次来西安取情报。取走的情报中有西安城防工事和火力配备，以及敌方情报系统、通讯系统、要员行踪等绝密情报。秦博他们对这些情报非常感兴趣。因为西安的攻防战是当时西北战场敌我双方斗争的焦点。
然而，利用陆路交通联系的方式很难适应战争形势的瞬息万变，这种陆路交通联系不仅慢，也十分危险。
利用陆路交通的命运无法掌握在手中，吕出考虑建立“空中联络”，空中联络虽然也很危险，但它毕竟是情报小组的特长。出于安全、快捷的考虑，组织批准了情报小组建立空联的请求。
1949年2月，先是秦博处电台与我们联络成功。接着，在延安建立专台，相约每天午夜与我们通报。
从1949年3月起，吕出情报小组利用其直接控制的国民党3部军用电台向延安发送搜集的情报。在精心安排下，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署尚未到达执行将领手中，却已经先期摆在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桌子上了。
在敌人的严密监控下，也可以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吕出情报小组能成功地向延安传递情报而未被发现，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发明了“CQQ”。无线电通信，在国际上有一个通用规则，那就是在“呼叫网内各台”时，其符号是“CQ”。吕出情报小组与延安电台联络呼叫时，将“CQ”偶尔改呼为“CQQ”,那就是向延安台示意自己的同志上机，延安电台即可以直接与我们通报。
在通常情况下，西安敌监测台很难留意“CQQ”和“CQ”的区别。这一类似天才的创举，保证了情报小组和解放区的通报安全。解放后，隐蔽战线的同行这样称赞:“用国民党的3部军用电台给共产党发情报，这在世界情报史上是令人无法相信的创举”。
从1949年2月起，吕出情报小组向延安传递了许多情报，为解放西安、保卫西安和尔后的解放大西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传递的情报中最有代表性和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北战场具有决战意义的扶(风)眉(县)战役，也就是击败胡宗南和“二马”(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组建的胡、马联军反扑西安之战。
胡、马联手反扑西安，其联手方式是通过电台协调行动。有意思的是，胡部的通讯营长指定吕出负责与马方电台联络。吕出利用这个机会有意无意地将胡宗南无心恋战、保存实力想逃川滇的意图透露给马家军驻胡部的联络官和电台报务员。联络官得到此消息后回青海了。随后，吕出又故意找茬与马台报务员在机上吵架，气得马台报务员不愿露面，致使通讯时断时续。吕出这两招使联军名存实亡。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发动了“扶眉战役”。在战役打响之前，吕出情报小组就向延安报告了胡、马联军最薄弱的地方是结合部，即119军防线。同时还透露胡部后方无预备部队。
“扶眉战役”打响后，解放军一方面从兴平向西面胡部38军发动猛攻，又以一个军的兵力，从“胡马”联军结合部，即119军防线穿插迂回到敌主力65军背后，从西往东打。在东、西夹击胡军时，因通信联络停摆，西兰线上的马军事实上被蒙在鼓里，形成作壁上观，致胡宗南部两天时间损失4个军，共计4.3万人。
“扶眉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胡、马联军反扑西安的阴谋，不仅保卫了西安古城，并为解放大西北和以后向西南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吕出情报小组利用敌方电台给我第一野战军发送绝密情报近百份，为我军在西北决战战场掌握战机和战争主动权提供了先决条件。
扶眉战役胜利的消息刊登于有关报刊
对此，中共中央西北局曾高度评价说，吕出情报小组的作用比一个师、一个军还大! 彭德怀、习仲勋也讲过，对他们在关键时刻起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然而，本来为解放战争立了大功的我方情报人员，解放后却被某些争功人员说成是被“策反”的蒋军人员。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功臣进而变成罪人，竟被作为“国民党间谍”受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吕出他们为此而蒙受了半个世纪的不白之冤!
从那时候开始，吕出他们为证明自己的身份，一直寻找当年派自己出去的盛北光。
终于，经过几十个春秋，才寻到盛北光，层层迷雾方才由盛北光一手揭开。
1996年，盛北光致函国家安全部、公安部，为吕出事件揭明了真相：
『1985年，我离休前后, 各地都提出抢救材料（因老干部老了)，我当时写了不少证明材料，未想到吕出同志也发生了问题。吕出同志于1946年至1947年上半年在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四大队学习。时值我党中央在歼灭蒋军有生力量后，决定战争由守势转向进攻的战略转折之时。
当时我负责军大保卫部工作，我决定选派一批学习好的学员到敌统区做情报工作。根据吕出同志的有利条件，即接收吕为我情报工作人员，并填写工作报表存军大保卫部归档。任务是打入敌军，作长期潜伏，取得信任，站稳脚跟，确定掌握军事要情后，再与我进行联系……
吕出在1947年7月初打入胡宗南部，利用老同学、老同事关系担任了敌台报务员，即发展了薛浩然、徐学章、李福泳、王冠洲、赵纪义，建立了情报小组，掌握了胡宗南总部西安绥署电台和敌总部前方指挥所电台，为我军在西北战场歼灭胡、马联军，解放大西北，立下了我情报工作战线头等大功……
吕出本是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中的一名报务员，后因不满军官克扣军饷，逃到高树勋部队，仍从事报务工作。
1946年6月，国民党为打通武汉至北京的交通线，以便把我华北解放区分隔开来，于是命高树勋部队作为进攻解放军的先锋部队。
在我军的思想政治攻势下，高树勋率部起义。后来我党将这支部队加以改编，中下级的军官被调出，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政大学学习，吕出也在被调派之列。当时我在军政大学任保卫部长。
1947年夏，这部分起义的原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学习期满。由于当时解放区的生活比较困难，这些人不习惯这种艰苦生活，于是上级组织决定将这部分人放回去，愿回家的回家，愿留下的，我军欢迎。
这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战略反攻，形势对我军越来越有利。一部分经教育改造的旧军人愿意为共产党做事。
根据多年的斗争经验，我决定选出一批愿为共产党做事的人，让他们打入国民党军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当时，吕出是一个青年小伙子，诚实、正直、聪明、机灵，被我选中。随后这些人就重新回到国民党军队中，临行前，每个人填了一份表格，我指示他们，要得到国民党军队的信任，站稳脚跟，长期潜伏，为共产党工作，及时向人民解放军提供情报。
为了便于他们开展工作，组织上为他们提供了临时联系地点。
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晋冀鲁豫军政大学搬迁到石家庄。不久，北平解放，军政大学迁入北京。到北京后，军政大学根据形势需要而解散。
吕出等人临行前，军政大学领导给他们规定的联系方法是就地联系，可就近和人民解放军联系。为了便于和解放军联系，我叫侦察科长给他们提供的联系人是我盛北光。当时我长期在二野工作，容易联系。考虑到我的安全问题，侦察科长将我的名字改为盛志光。
吕出等人通过关系又回到国民党部队，在胡宗南军队中任报务员，掌握了许多机密情报。他在报务组中发展、成立了情报小组。
1947年7月，我按照上级指示随二野进入豫皖苏解放区，开始了新的工作。
由于军政大学已经迁走，吕出没能与军政大学联系上。之后，吕出等人与山西、陕西等地的解放军联系，向我军提供了许多军事情报，这对消灭胡宗南部队和马步芳匪军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对方的命令，通过吕出等人控制的电台发往解放区。我军首先接到情报，因此常常是敌军尚未调动，我军就已布好阵势，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当时彭德怀将军非常高兴，说这样的情报，要多少金子给多少金子。吕出领导的情报小组受到我军嘉奖，他发展的五人都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
胡宗南军队被消灭后，吕出等人回到西安，得到了安置。
1949年底，西安方面给我发来一封外调函电报，查实吕出等人的情况，以便安排他们的工作。我把吕出等人的情况予以回复，并要求当地政府对吕出等同志论功行赏，就地安置工作。自此以后，我就没有吕出等人的消息了。
1996年，我在武汉开会时，安全部一位同志（朱玉林）向我打听“盛志光”，问我是否认识此人，我笑着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并说我只改过这一次名字，只改了一个字。朱玉林就把他去新疆调查案子时遇到吕出等人的情况向我述说了一遍。
解放后，在落实吕出等人的情况时，陕西方面原与吕出接头的情报员认为：吕出等人是经他策反出来的。吕出等人据实争辩，不承认是策反出来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我方派出的情报人员。双方争执不下。
地方政府对吕出等人不满意，使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后来，吕出用英语给人写信，被人看到，发现者不懂英语，他又未把信拿出让懂英文的人看一看，于是，吕出等人被诬陷为国民党特务。
吕出等人就不断打听“盛志光”的信息，以求清白，但他未向中央公安部、安全部咨询，所以始终未找到我的下落。
当我了解到吕出等人的遭遇后，不顾路途遥远，于次年来到新疆，看望吕出等人，并安慰他们。我答应他们将这些情况上报中央公安部，给他们平冤昭雪。
回到贵阳后，我立即向国家安全部写了一封信，要求派人去新疆落实吕出等人的情况，同时给他们写信予以安慰。』
——以上录自《盛北光访谈录》第13、19章
1997年，国家安全部第54号文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从多个方面，特别是从军事方面，你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如1949年5月12日，是你们最先电告关于胡宗南将从西安撤退的确切时间及胡宗南部南撤的具体动态和路线。在配合1949年7、8月间的扶眉战役及后来的秦岭反击战中，由于你们提供的情报及时、准确、具体，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得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取得了大胜利。曾受到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及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多次表扬，并获得电台通知被接收为中共党员的殊荣。
2001年，国家安全部政15号文说：吕出同志1947年7月由晋冀鲁豫军区盛北光同志派出，当年10月在胡宗南部通讯营任报务员，先后发展了薛浩然、徐学章、李福泳、赵纪义、王冠洲等五人，形成小组，通过其控制的敌军用电台，向我方提供及时、准确、具体的情报，使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对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吕出情报小组是我党隐蔽战线的成功典范，你们的业绩和功勋已载入我党情报工作的史册。
至此，吕出受盛北光派遣潜入国民党军队，建立我方情报小组的事实终于得到国家安全部认定。之后的“吕出特别谍案”迷团也随之云开见日。吕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安全厅副厅长任上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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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JIAN 根据《盛北光访谈录》文章和网络资料编辑整理。
2024.12.13.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盛北光与吕出特别谍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