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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杜衡记
秋收起义，发生在94年前的今天，1927年9月9日。
二是1935年，长征中的红军发生内部分裂，中共中央在9月9日，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主席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三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秋收起义，是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并列的，“三大起义”之一。
其实，单从表面数据和直接战果来看，秋收起义是逊色于另外两大起义的。
南昌起义的部队有2万多人，而且是正规军。秋收起义各路人马共计4000余人，其中正规军只有一半左右。
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分别占领了大城市南昌和广州，而秋收起义，并没有完成攻克长沙的预定目标。
提起南昌起义，都知道这是“第一枪”。而广州起义，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秋收起义的伟大之处，不仅是因为有“毛泽东”这个标签，还因为毛泽东创造了更多的“第一”。
本文将从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谈起，探寻秋收起义的三个“第一”。
正文开始之前，先说一下起义的背景，以及毛泽东的人生转折点。
秋收起义的背景，是同年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当时南昌起义刚刚取得成功，起义部队正在南下广州的路上。受此鼓舞，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
具体的行动计划，就是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他是伟大的实践者，不仅说，还要自己去做。当时，蔡和森等人都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新的政治局，但毛泽东一再提出，他要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最后，入选为候补委员。
这是毛泽东一生的重大转折点，因为这个“书生”，马上就要掌握“枪杆子”了。
但秋收起义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南昌起义导致了临近的两湖国民党当局加强了戒备，并在各城市大肆搜捕共产党人。
8月下旬，毛泽东在四处奔走组织部队。就在他途经浏阳张家坊境内时，遇到了民团。
之后的20多年里，毛泽东经历了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残酷的斗争，但都没有像“浏阳遇险”这次那样，离死亡那么近。
后人看历史，总能发现一些“神奇”的地方。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生死考验，就发生在他即将掌握“枪杆子”的前几天。
“浏阳遇险”有几个版本，这里简述一下《红星照耀中国》中，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的版本。
毛泽东是因共产党嫌疑分子的身份，被民团扣押的。当时正值白色恐怖的顶点，毛泽东被押往民团总部执行枪决。
押送途中，毛泽东用几十块钱成功贿赂了士兵，但负责的队长却不同意。
直到离民团总部只有200米的地方，毛泽东才借机挣脱出来，逃进了田野里。
他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毛泽东在那里躲到了日落。
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
日落后，民团放弃了搜索。毛泽东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最终得以脱险。
这一定是个惊险万分的过程，不然主席不会说出“放弃任何希望”这样的话。
电影《建军大业》中，有毛泽东“浏阳遇险”的剧情。电影中，毛泽东在脱险后，遇到了卢德铭，他是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
这个警卫团，是叶挺在1927年6月，经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帮助张发奎的总指挥部建立的。卢德铭任团长，他原是25师73团（原叶挺独立团）参谋长。
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南昌起义，所以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也是起义中唯一的正规军，人数约2000。两名团副分别是余洒度和范树德，基层军官1/3是共产党员，大部分是黄埔毕业生。
毛泽东授命领导这支部队，并为它取了一个新番号：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
然后，警卫团参谋何长工，参考了苏联红军军旗，设计了工农革命军的军旗。这是中国共产党部队的第一面军旗，也是最早版本的中国工农红军军旗。
《建军大业》这部电影，我一直觉得拍得挺不错。虽然，一些“小鲜肉”的参演，让这部片子遭到诟病。但这部片子的叙事逻辑是非常客观合理的，比如加入了秋收起义前，新番号、新军旗诞生的这个剧情，就让“建军”这个主题显得更加完整。
“旗帜”的作用其实非常大。现在有个流行语叫“立flag”，你立了flag（旗帜），事情不一定能办成，但不立，更办不成。
8月1日，起义获得成功后。谭平山在南昌召集了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并选举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谭平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最早将起义计划告知贺龙的，就是他。同时他也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但我们在《建军大业》中，感觉不到这个人的存在。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让刚刚获得成功的南昌起义，变得不那么对“味”了。明明是共产党独立组织的起义，但成立的这个“革命委员会”仍挂着国民党的旗号。甚至，委员中还硬拉进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亲汪的国民党将领，虽然他们根本没有参会。
谭平山此举的本意，是想团结更多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国民党左派。
但谭平山没有认清当时的一个事实：自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身亡后，“国民党左派”这个概念其实越来越名存实亡，所谓的“左派”，一遇时局紧张，就能轻易转向。真正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就只有邓演达、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等少数一些人。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起义部队沿用了原来的番号：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所属部队为叶挺第11军、贺龙第20军，以及朱德任副军长的第9军。
不要小看这一个番号、一面军旗。说到底这是一个“谁的部队”、“为谁而战”的问题。
起义军不换番号的这个决定，在南下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负面效应。
首先是党内的影响。许多共产党人对此表示不满。刘伯承在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
在当时，以为拿出来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恐怕吓退了小资产阶级，抽了革命联合战线的力量，其实反减少了我们的党在工农群众的信仰。
其次是对部队的影响。起义部队的构成本来就很复杂，南下前没有进行必要的整编，仅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番号，导致大部分士兵根本不知道这支部队要去干什么。甚至有的士兵说，这是贺龙、叶挺想做军长，自己另搞部队。换言之，要做新军阀。
最后就是对群众的影响。在普通老百姓眼中，他们不懂得起义军是个啥性质，只知道你们和那些国民党军队是一个样子。李立三在后来的报告中，就提到了“全无农民运动”、“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等后勤补给的困难。
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州，在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说句玩笑话：这就是不立flag的后果…
豆瓣高分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里，孙红雷扮演的男主角杨立青在黄埔军校学习。有一天，共产党教官给他们班上政治课，作业就是模拟给群众演讲。
杨立青讲的第一句是：“同胞们，请大家记住我们的装束。”
于是杨立青说：我们黄埔的军服是独一无二的，你们一定要把我们和旧的军阀部队区分开来…
杨立青在入校前，是个“混不吝”的顽劣官二代，靠着些运气进了黄埔。但入学后，教官和同学都慢慢发现，他是个军事天才。
小时候看这段剧情的时候，觉得杨立青是“政治觉悟”高，后来才明白，那是“军事才能”。
杨立青是电视剧里的军事天才，而毛泽东，便是现实中的那个军事天才。
一面工农革命军的军旗，正式打开了中国共产党建军的大门。
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是前面提到的警卫团，然后陆续有当地的农民军加入，其中包括了罗荣桓率领的通城农民军，起义人数共计4000余人。改为工农革命军新番号后，第1军第1师下辖三个团。
原计划三个团分别攻打平江、醴陵和浏阳，然后会师长沙。
但三个团都接连失利。1团遭遇了友军叛变，被打散。2团虽攻下了浏阳，但盲目轻敌，当敌人反扑攻城时，部队还在四处庆功，最后也被打散。
3团官兵因水土不服，多人患了痢疾。部队遭遇了国民党反攻浏阳的援军，一战伤亡百余人。毛泽东下令撤退，总算保留了部队，没有溃散。
随后几天，1团和2团残部陆续与3团会合，起义部队仅剩下了1300余人。
9月19日，起义军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队的下一步行动计划。1师师长余洒度坚持认为应该继续执行中央“攻取长沙”的命令，毛泽东则建议转移部队至湘南农村，寻找落脚点。最后，总指挥卢德铭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
9月29日，部队来到了永新县三湾村。卢德铭在4天前的撤退途中，不幸牺牲。
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总指挥牺牲，部队疲于奔命，士气消沉，前路迷茫。
“在绝望处看到希望，在谷底选择前行”，这句话在《“南昌起义”中最闪亮的那颗星》中写过。三湾村的毛泽东，是又一个例子。
毛泽东做的第一件事，和朱德在天心圩整编时做的事情一模一样：将队伍缩编为一个团。
朱、毛都说了差不多相同的话：愿意留的留，不愿意留的不强求，要走就发路费。
这就是“君子所见略同”，“请”走士气低落者和动摇分子，反而让部队变得更团结和纯粹。
第二件事情，就是毛泽东的“神操作”：党支部建在连上。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都充分证明了，党掌握自己的军队是多么重要。《南昌起义：叶挺一生的分水岭》中提到过，叶挺独立团之所以成功，不仅仅是因为领导人叶挺是中共党员，还因为广东区委为这支部队输送了大量的连排级基层共产党干部。
南昌起义的24师是在叶挺独立团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的，而秋收起义的警卫团，也由叶挺独立团的干部组建。
叶挺独立团的组织结构，是党支部建立在团，同时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毛泽东在这个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把“掌握”军队变成了“绝对掌握”，方法就是“党建在连上”。
从三湾改编至古田会议，“党指挥枪”最终成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
第三件事情，是在军队内实行了民主制度，士兵可以在会议上自由发言，连以上建立了士兵委员会。
在这个民主制度下，产生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持至今的重要传统：官兵平等。
这个传统还超越了“平等”，演化成：遇到困难和危险，党员干部先上。
红军时期高级将领，如寻淮洲、邓萍、吴焕先、刘志丹等的牺牲，都是因为身先士卒，或者指挥位置太靠前。
抗美援朝期间，大量的营连级干部，与战士们在第一线并肩血战。松骨峰阻击战，335团1营3连分梯队死守，连长是第一梯队，指导员第二梯队，排长第三梯队，挡住了敌人几个师的进攻，完成任务后全连只剩7人。
再到去年刚发生的中印边境冲突，营长陈红军壮烈牺牲，团长祁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
祁发宝这张感动全中国的照片，背后的精神，就是90多年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该何去何从呢？现在我们都知道，部队上了井冈山。但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井冈山呢？
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一封密信。信使是后来的开国上将宋任穷。
宋任穷是湖南浏阳县人，秋收起义时，他是浏阳县工农义勇军的中队党代表。浏阳义勇军原本受命参加南昌起义，但走到半路，获知起义部队已经南下，所以留下待命。当时部队在江西境内，所以组织上派宋任穷为信使，到江西省委去请示部队下一步的去向。
当时正值白色恐怖阶段，行动和联络都不方便，等到宋任穷带回江西省委的密信，已是一个月以后。那时，毛泽东正在浏阳文家市，收整起义失败的各支部队。
密信中提到：如果暴动不成功，可以把队伍拉到永新、宁冈去，那里有红色武装，但具体情况不详。
永新、宁冈，即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毛泽东在安源的时候，就听说过宁冈有个袁文才。（袁文才当过几天共产党，这大概就是密信中所说的红色武装。但当时的本质仍是土匪武装。）
知乎上喜欢把毛泽东称为“教员”。1927年初，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在那里教出了几百位学生。其中有一位叫陈慕平的，正是袁文才的文书。
王佐、袁文才的人马，各有150多人，60多支枪。工农革命军有1000多人，武装占领肯定没有问题，但不能这样干。毛泽东的理念，土匪武装不是阶级敌人，应该通过实行土地革命，团结并领导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
不能打就只能谈，谈就要表示诚意。当时工农革命军刚改编完，走了不少人，所以多出很多枪来。于是，毛泽东送给袁文才100支枪当“见面礼”。
此举让袁文才大受感动，但也给毛泽东惹上了麻烦。后来他被开除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原因之一（主要原因是违背中央攻打长沙的策略）。
为了拉近与土匪的距离，何长工这个留法“海归”，被派往王佐的部队担任联络员。
王佐对他礼遇有加，但时刻保持着距离，也不让他接触部队。
转机的到来，是王佐和永新一个民团发生的武装冲突。何长工为王佐设计了一个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这对两支土匪武装来说，都是个新鲜玩意儿。所以，王佐同意了，而对面中招了。
何长工亲自指挥了伏击战，民团首领被击毙，人头被砍下来送到了王佐面前。
“书生提人头向土匪献礼”，感觉这是小说里才有的章节。
就这样“联络感情”了4个月，1928年2月，秋收起义的部队终于上了井冈山。王佐、袁文才的部队被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
2个月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民军到达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
井冈山掀开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星星之火，开始燎原！
谨以此文纪念秋收起义94周年及毛泽东主席逝世4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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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杜衡记）：秋收起义：毛泽东的9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