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久昕 苗族，1951年出生，中国铁道博物馆退休干部，曾任中国铁道博物馆主任，滕代远同志的第五子。
职业生涯始于1968年在内蒙古牧区插队，随后于1970年加入铁道兵部队，担任战士和班长；1975年复员后，在北京铁路分局工作，先后担任电务段工人、老干部部科长、铁笛化纤制品有限公司经理和铁路旅行社副经理；退休后喜欢撰写纪实性文章，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特别关注历史研究和纪念活动，曾通过电话联系家乡民政部门，帮助确认一位烈士的身份；此外，捐赠了与父亲滕代远相关的遗物，包括与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相关的物品。
夏飞（左）与儿子李柏林，50岁的父亲送17岁的儿子参军卫国——尽忠。
我们常说“虎父无犬子”。这既是对儿子的赞扬，又是对父亲的恭维。“犬”的意思是说，你看看，你平日里总说他是“犬子”，是你太谦虚了，他分明是“虎子”嘛。 至于“虎”，是个褒义词，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等等，形容一将的勇猛，也可说是“虎将”。“父”前用“虎”字，是恭维到极点了。
告别了夏老，我随李柏林到了他自己的家里，在沙发落座后，伴随着一杯绿茶，开始了对老同学的采访。
其实，以前早就知道一些他的传奇故事，也曾有过写成稿件的想法，但是都被柏林低调地谢绝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人豪爽、大度、幽默而又健谈。
面对老同学他一再强调：“我就是个平常的人。”话虽这样说，从他家中墙上挂的，书柜里摆的和桌子里藏的照片、奖章、奖牌就可以看出，他有不同于别人的故事。
李柏林1951年4月2日出生于民主德国首都柏林的市立医院。父亲夏飞与母亲钟敏都在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做情报工作。在民主德国生活的日子里，他说的是德语。回国后，在幼儿园才开始学习汉语。
1958年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学的李柏林，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常常被选中代表少先队员为来访的外国元首和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献花。
1962年，11岁的李柏林在首都机场向外宾献花时，周总理的右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清楚地感觉到总理的手在微微颤抖。长大后才知道，这是由于周总理的手臂受过伤。
1969年，18岁的李柏林从首都北京参军到了西北边陲，所在部队是当时我军唯一的一支高原部队，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
在边防部队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中印边境西线3个防区的所有边防哨卡，包括海拔5000公尺以上的神仙湾哨卡、天文点哨卡、库尔那克堡（班公湖）哨卡。就像一首歌里写的：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
1971年秋，李柏林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被部队选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离开校园又重新返回校园，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一头钻进英语世界中。对于他来讲，时间显得十分珍贵。
1975年春，柏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某军校当英语教员。
1978年，他到某军事学院进修后，被调入总参情报部任职。
1991年至1993年，他在赫尔辛基任驻芬兰大使馆武官。
据介绍，中国1972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作为五常之一，于1986年受邀派员到中东考察了“停战监督组织”。1989年，中国首次派遣了5名军官作为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参加了中东“停战监督组织”的维和行动。
蓝色，是天空的颜色；蓝色，是大海的颜色；蓝色，是地球的颜色；蓝色，也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头盔的颜色。
从戴上蓝色头盔的时刻起，维和部队就肩负起了神圣的使命，他们像天空般呵护生命，像大海般容纳百川，要使地球永无杀戮、一片蔚蓝。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成立给世界和平带来了希望。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出现过他们的身影，留下了他们的热血。“蓝盔部队”不同于一支真正的军队，它没有战场，没有敌人，是一支政治外交部队，是血肉铸就的和平之盾。
1992年时的柬埔寨是世界注视的热点之一。为了终止那场持续了20多年的战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两万多名军人和文职人员开进柬埔寨，开始了自联合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维和行动。
李柏林以中国军事观察员的身份被任命为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UNTAC）军事观察团战略调查组组长。他和同事们的任务是监督停火、制止冲突、调查事件、协助大选，每一天都要顶着烈日，驱车往返在热带丛林旷野之中，监察任务区内局势的每一点变化。
柏林对我说：“和平时期的军人无不渴望建功立业，但是很少有人经历过金戈铁马、炮火硝烟的洗礼。我们是职业军人，代表国家参与维和行动。”出生入死的经历让他对于“死亡”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思考。所有参加维和的中国军人都曾写下过“遗嘱”。他说：“这不是悲壮的告别，而是一种承诺——军人对国家，儿子对父母，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儿女的承诺：我们不会辜负了你们的爱！”
这是一次危险程度比较高的维和行动。众所周知，柬埔寨的战火始于70年代，已经在泥泞中跋涉了20多年。
1991年，关于柬埔寨的《巴黎协定》签署后，各派虽然口头答应遵守停火，但实际上冲突不断，到处烽烟四起。其国土面积1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800万，却埋设着800万到1000万枚地雷，平均起来每人一枚还要多。
记得有一次，他带领几名观察员驾车外出调查，为超近道在橡胶林中迷了路，在林子里转了近5个小时才找到条小道。路边有几个当地农民见他们从林子里出来，非常惊讶。一问原因，他们被告知，那片林子被当地人称为“死亡林”，里面埋藏大量的地雷，当地人是绝对不敢进去的。
每天从美国之音和BBC广播中，传出联合国维和军官遭到伏击和进犯的报道很多。有一次，柏林带领的车队疾驶在公路上，遭到当地一派武装组织的袭击。对方发射的火箭弹击中了柏林座驾后面的吉普车，他的一位印度锡克族贴身卫兵当场被炸断一只胳膊，顿时成了一个血人……
我们知道，作为一名军人，多年来养成的思维方式是“尽可能地消灭对方”，而维和军人的要求则是“不开第一枪”。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目的不在于歼灭任何一方的武装力量，而是监督他们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恢复和平秩序。联合国维和部队一般只配备自卫用的轻型武器。按规定，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才能够自卫还击。
我国赴柬工兵大队斯昆营地遭到袭击，两名年轻的军人光荣牺牲。事发前两天，李柏林奉命带队护送一批选举物资和资金前往磅同地区。某派别的武装人员设置路障，蛮横拦截所有试图穿行的车辆和人员。
在李柏林上前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对方突然开枪射杀了几个正在试图越过路障的人。死者尸体近在咫尺，就在杀戮面前，李柏林忍无可忍冲上前，一把揪住那个头头的衣领，大声骂道：“你他妈的连个畜生都不如！”
那个头头的保镖见李柏林如此胆大，杀气腾腾，将发烫的枪管顶在李柏林的太阳穴上，手扣着扳机说：“你再说一句，就让你和他们一样。”
跟在他旁边的柬文翻译结结巴巴地说：“求求您别再说话了。”李柏林铁青着脸对那个头头说：“把枪放下！”在这对峙时刻，柏林什么都没想，心里很安静，目不斜视地瞪着他们。
片刻之后，头头用当地语言示意下属不得放肆。危机过后，随行的波兰士兵心有余悸地和柏林讲：“那一瞬间，吓死我了。”
柏林说：“不知道，顾不得想那么多。尊严不能等待。”
他时刻牢记自己的维和重任与中国军人的尊严，其实不就是祖国的尊严吗？
他的人际关系很好，为人处事谦逊低调，这还得益于维和工作。
“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在与众多的各国军官打交道中，柏林发现他们的优点很多，个性色彩令人难忘：美国人的我行我素与热情认真；俄罗斯人的吃苦耐劳、勇猛顽强；法国军人的浪漫与傲慢；英国军官的矜持与绅士风度；日本军官的毕恭毕敬、礼貌周全；还有印度、孟加拉军人一日五次雷打不动的虔诚祷告……尽管有民族文化、历史、宗教和政治背景的差异，但所有的军人都视尊严与荣誉高于一切！
柬埔寨大选结束后，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结束了。两个月后，李柏林又重返柬埔寨，受中国政府委派，被联合国任命为联合国驻柬埔寨军事联络组（UNMLT）副组长职务，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维和。
李柏林（前排左三）第二次赴柬埔寨维和，与联合国军事联络组的兄弟合影。
据介绍，自1990年以来，中国先后参加17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达8095人次。派到柬埔寨参加维和的工兵大队800人次中，有两名士兵和一名军事观察员以身殉职，十余人受伤。
我们的军人，曾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捐躯，现在，他们又要为保卫世界和平而献身。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年轻的军人为保卫和平而抛洒青春与热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人独特的铁血风采！
1997年，李柏林到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学习深造。
1999年，经军委批准，联合国考核通过，他来到联合国维和部军事计划处走马上任，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被联合国聘用的中国军人，在计划处负责亚洲地区的维和工作。
他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穿的仍然是解放军的军装，头戴浅蓝色贝雷帽，浅蓝色军服上佩戴中国五星红旗臂章、蓝色联合国维和部队臂章。
李柏林在维和方面有很好的资历，除了参加过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还参加过联合国在意大利、新加坡、印度、泰国和澳大利亚举办的维和培训班、研讨会及维和演习。
除此之外，联合国对于选调在维和部工作的军官要求是很严格的。首先是外语，军人素质以及职业军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是最基本的条件。李柏林成为联合国的全职雇员，在我军尚属首例。
“大概是由于我比较幸运吧！”柏林哈哈一笑，谦虚地回答。
他使用的护照也引起我的好奇。他有两本护照，一本是中国政府发的普通公务护照，另外一本是联合国发的浅蓝色封面的联合国护照。
据介绍，维和区由于对立派别的冲突，往往陷入无政府状态，对国际条约和惯例也置之度外，所以用联合国的护照“比较方便一些”。柏林告诉我，联合国并不是给每个全职雇员都发联合国护照，而是只发给维和部与难民署少数几个部门的确有需要的官员。
2000年春节后，李柏林在联合国维和部的工作期满，联合国主管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法国米耶中将专门为他的离去开了欢送会，还向他颁授了联合国维和勋章及授勋证书。这是柏林第三次获得联合国颁发的维和勋章，前两次获授是在柬埔寨。
联合国主管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米耶将军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向李柏林授勋。
退役后的李柏林，每天还是忙忙碌碌，有时应邀去母校和院校座谈，更多的时候喜欢和朋友、同学、战友聚会聊天，谈天说地或在书房独霸一方，自得其乐。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到了中午，柏林留我吃饭，我谢绝了，想回去抓紧整理。都是老同学了，不必客气。柏林开车送我到地铁车站，车出大门拐弯时，经过一个店铺，里面正在播放一首歌曲，歌中唱到：
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
什么也不说
祖国知道我
一颗博大的心啊
愿天下都快乐……
山西临汾人，1951年4月2日出生于民主德国首都柏林，总参二部武官，大校军衔。
1969年入伍在西北边陲我军唯一高原部队，足迹踏遍包括中阿、中印和中巴的边境地区；1971年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被选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1975年任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教员；1989年入国防大学深造后进入国防部任职；1991年任中国驻芬兰大使馆武官；1993年回国后，奉命以军事观察员身份参加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担任军事观察团战略调查组组长；1993年10月联柬机构因任务结束被撤销，回国一个月后，再次奉命赴柬埔寨，担任联合国驻柬埔寨军事联络组副组长，负责处理维和遗留问题；1994年5月回国在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工作；1997年到我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深造，1999年2月，在联合国总部维和部军事司任计划军官。
在接触维和工作中，先后在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和解放军国防大学参加培训与学习。在维和工作中出生入死，为维护和平献出了青春与热血，两次获得联合国颁发的“维和勋章”，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人的铁血风采。
出处 | 晋城党史网（2018-04-03）
作者 | 滕久昕
图片 | 作者提供及网络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外交官说事儿）：军中父子外交官（下）第一个被联合国聘用的中国军人——李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