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过春节的？这几件事他一定会做

1929年2月9日，正值除夕，红四军转战来到大柏地。官兵们身上单衣，腹内无食，赣军刘士毅部两个团还在背后紧追不舍。毛泽东心情沉重，无论如何，也得让战士们吃上一顿年饭。毛泽东和朱德找来军需处长范树德交代了一个重要任务：一定想办法搞到酒菜，让战士们吃上一餐年饭。范树德与十几个司务长计议一番，决定先向群众打欠条借食物。于是，红四军以连队为伙食单位，严格执行先过秤算价再打欠条的手续，把群众家的食物收集起来，还杀了几头猪，终于吃上了一顿久违的饭菜，还喝了米酒，算是过了年。毛泽东对吃得高兴的战士们说：“大家过了好年，吃饱了打刘士毅！”

农历大年初一，刘士毅部钻进了红军伏击圈，被打得溃不成军，800余官兵成为俘虏。同年5月，从闽西回师的红四军再次路过大柏地，向民众兑现了所欠的款项，只能多给，不许少付。有的人遗失了欠条，说出数目，红军照样付款。大柏地的群众高兴地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1930年，随着年关临近，国民党鼓噪已久的“三省会剿”也开始了。红军前委决定红四军撤离闽西，回师赣南。几天后，毛泽东带着胡少海的第二纵队离开上杭。

1月27日，红二纵队抵达广昌的尖峰。毛泽东看见一路上走着办年货的农民，才想起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于是和胡少海商量决定拿下广昌过春节。

经过侦查得知，广昌县城只有少数的靖卫团。大年三十这天，红四军第二纵队突然向广昌发起进攻，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城池，还活捉了县长。红军轻取广昌县城，过上了热闹而丰盛的春节。因为缴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一批银洋，每个官兵还得到了一份压岁钱，大家别提有多高兴。毛泽东高兴地对胡少海等人说：“广昌过年，好运连连啊！”

1931年2月16日，是大年三十。就在不久前，红军刚刚打破了蒋介石对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这天，一向晚睡晚起的毛泽东起了个大早，吃完早饭便去参加苏区中央局的会议。

会议作出了正式撤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包括正式建立直属中央局的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宣布由项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泽东担任副主席，毛泽东只保留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实职。会后，大家留下来庆贺新春。毛泽东则借故向项英打了招呼离开了。从这天起，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与红军最高负责人的职位全部让位于项英。这也是“左”倾中央发出的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领导地位的信号。

1934年2月1日至3日召开的“全苏二大”会议上，毛泽东原来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也被拿掉，完全被架空。2月13日，除夕佳节又来临了。尽管战争局势险恶，沙洲坝的军民仍旧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上午10时，贺子珍带着3岁的儿子毛毛（毛岸红）在大樟树下玩。毛泽东从房间里走出来，从妻子手里接过毛毛，又是绕着大樟树互相追逐，又是让小孩夹着竹杆“骑马”，即兴玩耍了一个多小时，直到贺子珍来叫父子俩去机关食堂吃年夜饭，毛泽东才抱着毛毛进屋。春节里与小儿嬉戏玩耍，在毛泽东忙碌奔波的一生里很是难得，这也是他在苏区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转变了中国革命前进的航向，全党全军一派喜气洋洋。这年的2月4日就是春节，后勤部门想多弄一点鱼、肉，庆祝一下，无奈贵州这个地方当时太穷，一时实在难以筹到足够的食品，毛泽东也只分到一碗红烧肉、几个辣椒。但他舍不得吃，因为他想到还有不少伤病员，他们更需要关怀。因此，大年初一这一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去看望这些伤病员，并捐出自己的伙食尾子(即节省下来的伙食费)，改善伤病员的生活，使他们异常感动。

1940年临近春节，延安的许多连队杀猪宰羊，而新建的警卫中央首长的长枪连由于家底薄，只买了20斤猪肉。正在发愁时，后勤部门送来了半扇猪肉，并说这是毛泽东特意嘱咐送来的。大家非常感动，决定春节请毛泽东吃饭以示感谢。

在春节前两天，长枪连指导员张久厚请毛主席到他们连里过年。毛泽东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吃饭嘛，我就不去了。”张久厚一听毛主席说不去，他坚决地说：“不去不行。”这句话逗笑了毛泽东，他说：“你们这不是请客，是在下命令。看来，我只好服从了。能不能给我点权力，让我帮你们多请几位怎样？”张久厚高兴地点头同意。　　

除夕下午3时许，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来到了长枪连和大家一起度过了春节。

1941年的春节期间，中央机关一连演了几个晚上的戏，附近许多乡亲也应邀前来观看。有一晚，毛泽东走进礼堂之后，发现干部战士都坐在前面，而老乡们都坐在后面，最前面的两排座位还给中央首长留下了。于是，毛泽东便当场对干部战士说：“同志们，老乡们生产都很忙，看戏机会很少，而且要跑很远的路(来到这里)，不容易呀！我们应该让他们坐在最前面看戏。”说完自己就带头坐到了最后面，干部和战士也跟着毛泽东到后面。老乡们很感动，一再谦让，最后还是被毛泽东劝着坐到了最前面。几十年来，这件事一直成为延安人民的美谈。

毛泽东在延安时，每年春节都要在枣园的小礼堂请村里人吃饭。1945年春节，礼堂门口放着一张方桌，乡亲们带来的软糕、油馍、黄酒、麻糖等礼物，满满地堆了一桌子。吃饭时礼堂里摆十几桌，每桌都有一位领导人作陪。大家纷纷给主席和其他首长拜年，毛泽东则和每一位乡亲握手，并给大家敬酒。　

这年春节，毛泽东还把三局的干部战士请到枣园过年。三局的干部战士有许多是从大后方或敌占区来的知识青年，在整风审干时不少人被错打成特务，后来虽然作了甄别平反，但有些人仍然背着思想包袱。毛泽东对大家说：“三局同志今天到这里来给我拜年，现在我给你们拜年，你们辛苦了。”说到不少人在运动中受委屈的事，毛泽东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给大家鞠躬，然后风趣地说：“现在我把帽子拿下来了，赔一个不是，敬一个礼，那么受委屈的同志你们怎么办，你应该还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这个帽子就只好老拿在手里……”

1949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三，斯大林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四人来到了西柏坡，为毛泽东访苏等事宜举行会谈。2月1日到3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围绕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等主题，系统地发表了看法。

为了表达对苏联代表的热情欢迎，有关方面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菜，由于苏联人爱喝酒，还特意从石家庄买来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1952年春节，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由于安全部门一再坚持，他不得不戴着口罩到人民群众中。春游的人不少，一个小孩竟然认出了毛泽东，惊喜地叫喊：“毛主席！毛主席！”激动的人们立刻像潮水般涌来，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一团。

罗瑞卿、李先念等人赶紧护着毛泽东下山。由于人太多，大家挤来挤去，大汗淋漓，好不容易才下山来到江边登上船。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顿时掌声雷动，欢呼声震天动地。

1957年大年初一早上8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座谈会，40余位党外人士参加。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笑着对大家说：“今天过年，临时决定把各位请来开会，主要谈矛盾问题。可能大家还都没有吃早饭吧，这样，先吃碗肉沫挂面，填饱肚子再开会。”颐年堂地方不大，摆40多把椅子已经显得很紧凑了，根本无法再加桌子，大家只能端着碗吃。这些被邀请到会的人怎么也没想到，毛泽东会用如此简便省事、饭菜合一的面条来招待他们。

40多人的一顿早餐，用时仅10分钟就解决了，很契合毛泽东提倡的反铺张、反浪费原则。

1962年新春佳节，毛泽东在颐年堂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四位名流乡友作陪。

当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从简。虽说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大家边吃边聊，毛泽东则非常关心溥仪的生活和婚姻情况（溥仪已经离婚），希望他能再组织家庭，过幸福生活。

饭后，毛泽东与大家合影留念，并特意和溥仪单独照了合影。　　

1963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3时。毛泽东亲自主持春节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对与会者说：“对宣统，你们要好好团结他。……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毛泽东扭头对坐在右侧的章士钊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章士钊说：“宣统的叔叔载涛的生活也有困难。”毛泽东接话说：“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春节座谈会刚刚结束，毛泽东立即从个人稿费中拨出两笔款项，请章士钊分别送到了溥仪和载涛家。

1976年2月4日，除夕之夜，工作人员陪伴毛主席过年。年饭，是工作人员一勺一勺地喂给他吃的。饭后，他们搀扶主席下床，送到客厅，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从红墙外隐隐约约传来鞭炮声。主席看看日夜陪伴他的工作人员，用低哑的声音向工作人员说：“放点炮仗吧，你们年轻人也该过年。”毛主席的话使工作人员很受感动。他们准备了几挂鞭炮，在屋外噼噼叭叭地放起来，听着这炮竹声，主席那瘦弱、松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陪伴他的人明白，这一丝笑容是为宽慰他身边的人。这也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听到新年的鞭炮声。

来源：红色之声（ID：hszs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