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响
从1937年起，撤到关内的东北军各级营地，经常发生军火库严重被盗现象。国民党每次清查军火弹药数量，总会发现很多武器和弹药根本对不上登记的数字，而且缺口巨大，就算去除日常消耗，也完全没法对得上。
而另一边，在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在与日军的对战中陷入弹尽粮绝的时候，屡屡收到“从天而降”的补给。当时日军经常收到情报说八路军已经没有弹药，准备发起强攻。但当他们向前攻击的时候，却受到八路军猛烈的还击，日军死伤惨重，八路军根本不像弹尽粮绝的样子。
日本的情报系统，最后发现这些支援八路军的军火，都来自东北军的军火库。而国民党这边，也开始追查是谁将大批的军火送给了八路军。
1938年，东北军军火频繁失窃的消息传出，当时的报纸争相报道此事，将其称为“民国最大的军火库被盗案”，国民党扬言定会将“军火大盗”缉拿归案，日军暴跳如雷地立誓要将给八路军提供军火的人碎尸万段。
但任凭国民党怎么调查，都没能查出偷盗军火的人。即便是在调查期间，东北军还是经常发生军火被盗事件，这事就成了一桩悬案。
一直到1940年，国民党才将“军火大盗”的线索锁定在一名军官太太的身上。他们包围并打伤了这名军官太太，将她抓住。不过没多久，这名太太就被共产党救走，从此消失在国民政府的视线下。
当年听说过一系列“军火大盗”悬案的人们，都说这是一位女侠作为，是一名“红色大盗”。在八路军困难时期出手相助，“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没人知道她姓甚名谁，随着当年听故事的人逐渐逝去，听说过她故事的人也越来越少。
1995年末，一位住在辽宁省委干休所8号楼的91岁老太太，预感自己时日无多。当守在床边的侄女问她“有没有什么要交代我们的”的时候，她颤颤巍巍地说出了50多年前一系列悬案的真相：“我就是国民党和日本人一直想抓的那个‘军火大盗’！”
这位低调寡言的老太太，名叫高崇德。
她当年是如何成为一名“红色大盗”的呢？又是如何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将枪支弹药运送到八路军防区的？她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但却鲜为人知。
1904年，高崇德出生在辽宁省黑山县胡家镇小荒村，父亲在她8岁时离世，只剩母亲带着她和弟弟艰难度日。在那个草莽年代，社会动乱，而年幼的高崇德却性格倔强，不喜欢女红，爱听狭义故事。憧憬着有一天能像穆桂英、花木兰等人一样，披荆斩棘，铲除天下乱象。
这个性格也让她成了村里女娃娃中的异类，虽然有不少人来提亲，但她都没看得上的。一直到了20多岁，她的婚事依然没有着落，这个岁数在当时已经算是“大龄剩女”，这让母亲很头疼。
高家的“老姑娘”终于在1928年将自己嫁出去了，亲友们纷纷来看能被这位侠女看得上的男的长什么样。
看到新郎后，亲友们才知道，高崇德找的如意郎君是一位东北军驻黑山的第16旅的营长，名叫吕正操。吕正操也是贫苦农家出身，1922年参加东北军，第二年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深得张学良赏识。毕业后，吕正操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随后成为张学良副官、秘书，是少帅身边的亲信，在东北军中可谓前途无量。
吕正操在黑山县因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高崇德，随后被这个女生的英气吸引，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婚后，高崇德也不像其他军官太太一样，天天在俱乐部打麻将消遣时光，而是喜欢跟着丈夫到训练场上去打靶。在丈夫的调教下，她的枪法越来越精准，不少男兵都不是她对手。
不少东北军的军官，都知道吕正操的夫人，是个“神枪手”。而当吕正操成为张学良副官后，高崇德的身份也随着丈夫的职务而变得举足轻重。因为要找吕正操办事的人太多，很多人会另辟蹊径，找到高崇德帮忙。因此，当时东北军里营级以上军官，她基本都认识。
而对于找来帮忙的，只要不违反军纪，她都愿意帮一把，这让她一个无军职的女人，在军中却有很多的熟人和交情，也为日后偷运军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奉命撤到关内。当时吕正操担任的是东北军53军116师647团的团长。虽然只是个团长，但毕竟是少帅亲信，所以在军中地位很高。吕正操和高崇德夫妻俩对东北军撤到关内有些窝火，觉得就这么丢了东三省，脸上无光。
于是，在丈夫忙于军务的时候，高崇德也没闲着，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团体，每天跟着团体到街头贴标语，发传单，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向日本人讨回东三省。由于她的热情和军官夫人的身份，她在团体内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不久就成为团体的头目之一。
也就是在这时，抗日救亡团体里一位姓王的先生，见这位军官太太满腔的救国热情，于是在与高崇德探讨团体活动的时候，不断向她传授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高崇德对于这些主张，十分认可，不断向王先生讨教马克思主义，并将这位先生当做了自己的思想领路人。
1935年秋天，王先生将一本名叫《陶洛斯上前线》的小说，送给高崇德。并勉励她，做“中国的陶洛斯”。这本小说，写的一个叫陶洛斯的苏联姑娘，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奔赴前线的故事。
王先生的话，完全击中了高崇德的内心。她从小喜欢看侠义故事，而当时家乡东北被日本人占领，陶洛斯的故事，激起了她内心为抗战、为国家做更大贡献的决心。
没多久，吕正操的部队被调到河南，高崇德也随丈夫部队来到这里。一天，许久不见的王先生来到吕正操部队找到高崇德，希望她能利用吕正操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和关系，在河南新乡建立一个留守处，专门负责收留被战争打乱的东北军散兵。
高崇德十分赞同这个提议，于是在去新乡的途中，就遇到了不少东北军的散兵，她将他们收留下来，组成了一支运输队。
散兵一听是吕正操的夫人在组织，十分信任地加入了队伍。为了养这支队伍，她不得不典当了自己的首饰和贵重物品。最终她以吕正操团留守处的名义，召集了300多名东北军士兵。
1936年，吕正操没有按命令南下，而是正面阻击日军。这被国民党视为严重的抗命，为了提防吕正操投敌，国民党下令驻军扣押高崇德和吕正操部的家属。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时刻，高崇德凭着以前在东北军的关系和面子，直接赴53军军部，向军长万福麟说明吕正操是在抗日，不会投敌。万福麟和吕正操、高崇德夫妇也是老熟人，之前在东北，他就没少找这对夫妻帮忙，而这次吕正操违令，在他看来并不是多大的事，只是国民党高层下令要扣押。
最终，在万福麟上下活动后，高崇德和随军家属，在被“扣押”几天后释放。重获自由后的高崇德，带着家属和组建的运输队，来到陕西渭南一带活动，他们自己筹建了缝衣厂，不仅自己自足，还为前方吕正操部队提供后勤支持。
1937年下半年的一天，久未露面的王先生又来找到高崇德，并对她说：“我领你去见一个人。”
高崇德连忙问：“见谁？”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虽然都不知道这位王先生的真名，但高崇德依然觉得他十分可信，于是跟着他去到了一家书店的后房。
刚进门，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就向高崇德伸出手，“我叫林伯渠，欢迎你吕夫人！”
在一旁的王先生补充介绍道：“这是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林伯渠主席。”
高崇德听完后心中一惊，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见到早已闻名已久的中共领导人，于是急忙握住了林伯渠的手，“我早就听过先生的大名了。”
林伯渠对于高崇德的行动和思想，也掌握得比较详细，对于她的爱国热情和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向她介绍了共产党的军队正在积极准备，随时开赴抗日前线。
高崇德在听完后，十分激动地请缨，希望能带着她的运输队加入八路军，去打鬼子。不过林伯渠拒绝了她的请求，略作思索后表示：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我给你一项特殊任务，它比直接上前线打日本鬼子更重要。从现在起，你要通过你在国民党军队里的特殊身份，想办法为八路军偷运出一些军火弹药。你要记住，你的身份决不可以暴露，不要与其他人联系，直接由我领导，具体事宜跟八路军陕西办事处的主任伍云甫联系。你千万记住，这项秘密工作很危险，切不可以大意，就是连你最亲近的人也不要让知道。”
虽然当时已经进入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但国民党给八路军的人员编制不够，军饷武器补给也严重不足，所以八路军经常需要自给自足。吃饭问题还好解决，但这枪支弹药的补充就没那么容易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崇德第一次实施了偷军火的计划。她将目光放在了53军的军火仓库。她本来就在吕正操团的后勤负责人，给丈夫的团补充枪支弹药以前也常常由她经手，于是她以给新兵配装备为名，大摇大摆地前往军火库提货，也没人怀疑她。
而之前在后勤的运输队，这时候也派上大用场，他们将军火提出后，偷偷运往八路军防区。后来随着八路军对军火需求越来越多，正当到军火库提货的理由没法再继续使用，她干脆找到看守军火库相熟的将士，爱钱的靠钱开道，有救国理想的靠民族大义说服。军官太太的身份，让她早就与东北军内上上下下都混得很熟，对方或多或少也会给她几分面子。
于是，高崇德的运输队又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近东北军各个兵营的军火库，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理由和借口，将军火调出。
1938年，东北军的军火库相继被查出武器弹药“被盗”现象，这引起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的高度关注。他们派出调查组，调查发现被盗军火数量之大，是国民党军队前所未有的，这让高层震怒，表示一定要将“军火大盗”缉拿归案。当时报纸将这一案件称为“民国第一军火失窃案”。
日本方面，在得知消息后，也对情报系统发出了追杀令，希望能铲除八路军的这条补给线。
看到国民党在严查军火被盗事件，高崇德沉寂了一段时间，并将部分守军火库的士兵和军官提前送去投奔八路军。调查组查了一段时间，依然一无所获，因为东北军中的军官，虽然当时被打乱分散在国民党军中，但对高崇德依然有几分情谊，在调查中常常会替她遮挡线索和开脱。
最终，一系列的军火被盗案就成了一桩悬案。当风声渐小，高崇德又开始筹划偷盗军火库的计划。不过见国民党已经有了警惕，这次得找个合法合规的身份才行。
刚好这时吕正操的部队在前线也遇到很多麻烦事，写信回来让高崇德想办法解决。当时吕正操的部队为了避免被国民党“肢解”，已经宣布脱离东北军，自立为“人民自卫军”。但没有了编制的吕正操部队，在各项补给上也没有了保障。
于是，丈夫给后方的高崇德提出了三项要求：
1、前方急需电台，希望高崇德能设法搞到。
2、疏通活动一下，给吕正操的部队申请个番号，获得正规编制。
3、为吕正操的部队送些弹药和给养。
高崇德见信后，马上找到林伯渠商量。当时吕正操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他的部队也属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林伯渠同意高崇德的计划，让去找国民党的熟人帮忙解决。她先找到了53军副军长黄显声，筹到钱购买了两部电台，接着又找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陈述吕正操部在前线的艰辛和急需番号的紧迫。在高崇德的努力游说下，程潜批准吕正操的人民自卫军为第一战区独立游击支队，并委任吕正操为上校支队长，高崇德任该支队的留守处长。
这样，吕正操和高崇德，又都有了合法的身份保护。
每次从军火库搞到武器弹药，高崇德总是提前联系好线路，并经常亲自护送出去，表面上她是将武器送往丈夫的部队，但实际上过八路军防区就会将大批武器卸下。在运送军火的过程中，她也结识了我军许多高级将领，朱老总夸她是“红色军火大盗”。
1939年，高崇德在运送军火返回，途径晋东南太行山时，被几个八路军拦住：“请问是高粱同志吗？”
这是高崇德与八路军高层约定好的化名，只有领导层才知道这个名字，见高崇德点头后对方接着说：“我们刘师长请您！”
到了驻地后，高崇德才知道是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请她。刘师长请高崇德一行吃饭，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之前捡到几个东北军的小山炮架子，可是一直没有炮弹，都快成废铁了。你有门路的话帮我们搞点炮弹，哪怕四五发也好啊，另外再帮搞点子弹来。”
高崇德答应了下来，在国民党的军火库里到处搜罗，最终偷出20发炮弹和两万余发子弹，并亲自护送到129师。这一路艰难至极，运输弹药要通过几道封锁线，要躲日本人的飞机，还要躲国民党的盘查，遇到只能绕道而行，所以走的路程比正常情况要多几倍。
再加上当时没有什么运输工具，全靠人背肩抗，为了避免被敌人发觉，还得分散行动，一路走下来，参与运输的人都如同扒了一层皮。而高崇德也从出发时的120斤，瘦得只剩下80斤。
由于高崇德多次对国民党军火库下手，国民党的特务最终还是盯上了她。1940年秋天，国民党预备三师的几个人来到高崇德留守处的驻地，鬼鬼祟祟地查看地形。高崇德问对方来干什么？得到的回复是查看地形。
高崇德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这是一战区独立游击支队留守处的驻地，跟你们有什么相干，来看什么地形？”
对方回答：“我们是想等你们搬走了，我们好在这里驻扎！”
高崇德反问：“谁说我们要搬走的？”
几个人灰溜溜地走了，高崇德凭借多年的经验，觉得这几个人不对劲，让大家小心防范。
果然当天晚上，预备三师的人就将高崇德的驻地包围，突围时高崇德身负重伤，被捕了。后来经过共产党及万福麟等诸多东北军将领的活动，国民党才同意她出狱治疗。
出狱后，八路军陕西办事处专门派人保护高崇德的安全，并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通过秘密的交通线将她转移到延安。来到延安后，高崇德枪伤复发，在八路军医院接受手术。朱老总亲自下指示，“一定要医好她，她是我们八路军的功臣。”而谁能想到，高崇德当时竟然还没有入党。
来到延安后，高崇德改了名字。这名被国民党和日本人追查的“军火大盗”，从此就神秘消失了。国民党方面由于脸上无光，不好公开她的身份，共产党这边为了保护她，也不便公开。所以，坊间都流传这位“女飞贼”是个军官太太，但姓甚名谁，没人知晓。
身体康复后，高崇德在延安“抗大”学习，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与丈夫聚少离多，双方最终没能一起走下去，和平分手。
解放战争开始后，高崇德与一批东北籍的同志一起接受了组织的委派，来到东北开展工作，并参加了辽沈战役。
解放后，高崇德在辽宁省机关工作。她从来没有对外透露过当年为八路军“盗军火”的事，身边的人也没有人知道她的革命经历。退休后，她住在辽宁省委干休所，享受正厅级退休待遇。
老年的高崇德，脾气很大，性格也有些古怪，从来不拍照，也很少与街坊邻居交谈，终日在屋内，身边只有一个侄女陪着她。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才将埋藏在心中50多年的秘密讲出，一系列悬案才水落石出。悬案揭晓谜底，自然也引起了轰动，媒体蜂拥而至。面对侄女和记者追问当年究竟给八路军运送了多少军火时，高崇德沉思了一会说：“记不得了，也没统计过……当年我只想着能多搞到一颗子弹，就能多消灭一个鬼子，我老家就能早一天光复。”
曾经的“民国第一军火盗贼”，虽然没有如她年轻时的愿望，亲自上阵杀敌，但却以另外的形式，在共和国的丰碑上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