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与红岩托儿所

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旧址”约三百米外，有一处十几步的青石台阶，拾级而上，是一块空旷的大平坝，另一端是一排灰色的平房，这就是“红岩托儿所旧址”。站在屋前向远处望，郁郁葱葱，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邓颖超同志的指示下办了这个托儿所，邓颖超对托儿所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与心血，红岩的孩子们幸福的童年生活是在险恶的环境中创造得来的。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以钱之光为处长的八路军、新四军重庆办事处相继成立，中央先后从武汉、贵阳等地抽调了一大批年青的同志充实到这个战线上来，工作人员有一百人左右。到重庆后，大家陆续结婚生子。红岩村的住房是一栋三层筒子楼房，既是办公室也是宿舍。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领导同志和一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二楼，三楼住的是电台工作人员，一楼是行政人员，大家的工作都很紧张，但孩子的哭闹却影响工作，有时孩子一哭，吵得四邻不安，大人急得没法就打孩子，可这样，孩子哭闹得就更厉害，做父母的又心疼又心烦。

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没有孩子，但他们比谁都更关心孩子们。为了解决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1942年春，在邓颖超的提议下，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办了个托儿互助组，由妈妈们轮流看管孩子，每天一个人值班，这样其他人就可以安心地工作了。后来互助组的孩子日益增多，于是就在办事处楼外三、四百米的几间小平房办起了托儿所，并安排了专职人员到托儿所工作。

邓颖超与办事处的孩子在红岩村13号门前留影

当时托儿所有三十几个孩子，年龄参差不齐，从几个月到五六岁，分成三个班，初生几个月的婴儿放在箩筐里，再大点的就放在一张小木床上。由于人手少，没有经验，托儿所又缺乏玩具，孩子们只好玩土，衣服弄脏了有时没换的，光屁股，妈妈们来接孩子时自然不高兴，而托儿所的专职妈妈也很不痛快，累了一天，腰也酸、背也痛，最后还没落个好。

托儿所的问题多，大有办不下去之势。邓颖超非常关心托儿所的成长，为了解决托儿所的问题，她召集妈妈们开会。她首先肯定了托儿所的性质是“合作社”，把孩子入托比喻成入股，她说要送孩子进托儿所，就要付出一定的劳动力。托儿所现在无论是人力物力上都有很多困难，所以必须依靠每个孩子的家长关心了解和帮助托儿所工作人员，共同努力才能办好。在会上她向妈妈们提出了具体要求：每人每周要到托儿所值班，带孩子一至两个半天。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给托儿所增加力量，二是具体了解托儿所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便于改进托儿所的工作。为此托儿所决定每月小结一次，每季度全体妈妈们总结一次，每半年总结一次并报送延安。大家一听要把总结送到延安，更是兴奋，觉得这是党对自己工作的重视，学文化、学业务的热情很高。

托儿所开始时，缺少玩具，只有一个滑梯和一个自制的秋千、一个翘翘板，孩子们常因轮不到玩而哭闹，有时因此而打架。为了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托儿所有针对性地编了不少儿歌、顺口溜和故事，还教孩子们演戏、跳舞、画画，讲天文知识等。但孩子毕竟喜欢新颖的东西。得知这一情况，心系托儿所的邓颖超动员办事处的同志们说：孩子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大家都要关心。没有玩具，大家动手做吧！于是同志们一齐动手做了各种玩具，有手枪、冲锋枪、还有大小卡车、动物车、推土车、妈妈阿姨们也做了布娃娃、线布球、踺子和各种叠纸。这样一来，孩子们真正成了富有者，每个孩子都能有一二种玩具，玩得更欢了！

尽管工作繁忙，邓颖超仍抽空关心托儿所，她指示带孩子要研究和了解儿童的心理，还找了一些有关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孩子方面的书籍让妈妈们学习，并告诉她们，不要大人喜欢什么就让孩子干什么，要根据儿童不同年龄、不同性格和特点进行教育。先后在托儿所待过的孩子大约有30多个，其中不乏有意义的名字。

先后在托儿所待过的孩子大约有30多个，其中不乏有意义的名字。

“小乐天”是荣高棠和管平的大儿子，当他只有几个月时就随父母到红岩，是同志们的开心果。因为他非常爱笑，周恩来说他是个乐天派，就管他叫“小乐天”，管邓颖超叫“大乐天”，自名“赛乐天”。有一次当小乐天跑到大门口接大乐天时童小鹏给他们照了像。周恩来就将这张像向办事处的墙报投了稿，并赋诗一首：“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上款是“题双乐天图”，下款是“赛乐天题”，从此小乐天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

“丹坡”是华岗和谈宾若的女儿，因生在红岩，所以取名丹坡。

“火车”是许涤新和方卓芬的儿子，因为他在几个月时嘴里老是发出呜呜的响声，就取名叫小火车。本来祝愿他将象火车一样飞跑，但由于自幼患脊椎骨结核，只好穿上石膏背心躺在床上。托儿所的小伙伴每天轮流到“小火车”的床前陪他玩一会，有好玩的东西，孩子们从不跟“小火车”争。病重的小火车，需要服用浓度很高的鱼肝油，周恩来和邓颖超知道后就把友人送给他的两瓶高浓度鱼肝油给了小火车，并嘱咐方卓芬要好好照顾孩子……

“乐妹”是顺着乐天叫的。小乐妹出生后，医院称孩子先天有病，活不过几天。管平带孩子出院回到红岩后，以为孩子要死，就弄个木盒子装着她放在一楼的救亡室桌子上。邓颖超从城里回来，一看到这样悲惨的情景，伸手往盒子里一摸，发现孩子尚未断气，还有余温，便立即请张晓梅同志找城内的一个儿科大夫。经卢大夫一看，原来不是什么病，只是体温不够。于是教管平回家后在屋里生上火，用热水袋放在孩子四周。这样一搞，乐妹就开始吃奶了。在检查中，卢大夫还发现乐妹的一双手的手腕都是断了的，肚脐也因消毒不好而生了蛆，卢大夫给肚脐消了毒，又将两只小手用硬纸做成夹板给夹上，这样慢慢才好起来。小乐妹死里回生，体弱多病，直到送进红岩托儿所。进托儿所不到三个月，不仅不生病了，还成为小胖子。长大后，她身体健康，始终念念不忘那一段，她常说，“要不是大乐妈，我早不知到哪里去了”。

邓颖超就是这样无微不致地关心着红岩的孩子们。

1939年邓颖超在重庆曾家岩50号留影

一九四四年底，延安的秧歌剧开始介绍到重庆。当时演出了几台秧歌剧，如《牛永贵受伤》《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孩子们看了特别高兴，不自觉地就摹仿起来。

《兄妹开荒》是由小乐天和小乐妹兄妹俩演的。哥哥用竹竿当锄头开荒，妹妹用竹竿当扁担挑饭。一个小毛巾就是头巾，一块大手绢就是围裙，小朋友用嘴给拉了过门，他们就扭起来。哥哥抡着锄头，边开荒边唱，一会又假装躺在地上睡觉。妹妹挑着饭上山，一见哥哥睡觉，叫也叫不醒，她噘着小嘴叫“哥哥，快起来，吃饭了”。场外的孩子们看妹妹叫不醒哥哥，就说“乐妹你打他”。哥哥一起来，有的孩子甚至忘了一切跑上去给哥哥拍土。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那是在演戏，大家七嘴八舌的，天真可爱，逗得场外的大人们哈哈大笑，引起远处的特务不时向这边张望。

红岩托儿所，特别强调对孩子进行红色教育，培养他们对革命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感情，使孩子们从小就产生对党、对人民和领袖的热爱。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主席从延安飞到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当晚就下榻红岩村。晚上睡觉前，小乐天就问他妈妈：有人给他挂帐子吗？一句话让大人们在感动中切实体会到了托儿所教育的意义。

红岩托儿所，是安静的、舒适的，红岩孩子们的生活是愉快而幸福的。但是，他们的命运是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他们与先辈们一样经受着风险，历经着磨难。

在十年动乱中，小乐天因染心脏病从兰州部队的农场复员，当时经常吐血，全身浮肿，经常住院，虽分配到北京印刷三厂，但已很难长时间坚持工作，由于患病初期得不到及时治疗，于一九七二年去世。

他在去世前唯一的愿望是能见到父亲，但经多次请求，专案组都不同意父子见面，眼看就要停止呼吸，父亲再不来，就再也见不到了。医院非常同情他，用西洋参给他吊着一口气。管平实在没法子可想了，只好去找邓颖超。邓颖超费了几番周折，荣高棠才于当晚被允许来医院。乐天见到父亲，很高兴，刚说到“你要好好的，我相信你的问题能够得到正确的结论。不要惦记我们，我也会好的。”荣高棠还没来得及说话，他已经咽气了，留下二老百感交加，心痛不已。

邓颖超在逆境中伸出的援手，让红岩的孩子圆了最后的梦……

岁月如梭，红岩托儿所的故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红岩的孩子们没有辜负周恩来、邓颖超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他们的期望，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干出了好的成绩。他们回想过去，无不感慨在红岩的日子，以及邓妈妈对自己视为己出的关怀！

来源：红岩融媒体中心

作者：赵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