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西進：貴州解放及剿匪
独山县上司区剿匪斗争片断
张润芝（17军转业干部、时任中共独山县上司区委书记）
独山县，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辖县，位于贵州省最南端，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东邻两广、西望滇黔、南依东盟、北至天府 ，地处贵州高原向广西丘陵过渡的箱状背斜。
1949年4月，渡江战役之后，革命形势发展飞快。秋天，我军开始进军大西南，11月初就进入贵州境。19日，我人民解放军第十七军五十一师一五一团解放了独山。
我们十七军四十九师以刁震川同志为首的50余个转业的团、营、连、排干部，带领赣东北干校学生10来人接管了独山。刁震川任县委书记，曹勤修任县长，张润芝任上司区区委书记，李玉山任区长。
接管县城后，接着各区干部分赴城关、兔场、基长、上司、下司、麻尾接管区、乡政权。当时去上司接管四区的干部共8人。其中有张润芝（在部队是教导员），李玉山（连级干部）和胡金生、王仲生、葛好志、李永庆（都是排长），还有一个通讯员和赣东北干校的学生郑祈生。
上司隶属于贵州省独山县，地处独山县东南部，东邻甲里、打羊，南连下司，西靠平塘县者密，北接尧梭，地处黔桂公路线上，是一个住着30多户人家的小街。
我们一行8人，都全副武装，于11月27日由独山出发，经过30多公里的行军，一路上人烟稀少，不见行人。下午到达上司时，多数人家关门闭户，只有两三家门户敞开着，散聚着老人、妇孺10几人。
因为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许多人都疏散到附近山洞里去了，不敢接近我们。所以开辟新区第一位的工作是向群众宣传，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解除群众顾虑。经过宣传，群众逐渐回家了，冷落的上司街开始有了生气。
从接管到土匪暴乱来看，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垂死挣扎，在解放前夕，搞了一系列的应变活动，一面拼凑反动武装，成立了“独山民众自卫救国军司令部”；一面实行“空室清野”。所以，我们到上司接管，不见一颗粮、一文钱，公文档案被席卷一空，接管时不见只字片纸。据说国民党在上司设有区，但我们没有见区署或区公所。我们初到上司，住在一家搬空了的客栈里。
第二天开了一次群众会，到会的男女老少有20几人，不见一个青壮年。在会上，我们讲了党的政策；讲了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穷人翻身解放的，政府和人民是一家人等道理。几天后，区人民政府搬进一家姓余的大地主的房子办公。
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商定留下区长和两个排长在上司，张润芝带领其他4个同志到各乡去宣布接管。先到甲地乡（现在的凤汝乡），乡公所只留下一座空房，乡长和旧职人员都跑光了。我们找到一个旧保长家住下，第二天开过群众会，就启程到七坡乡（现在的打羊乡）。当时七坡乡长是廖汝济（上道乡人），他虽没有跑远，但听说我们去了也躲起不敢见面。我们就在桥头村前任旧乡长岑启超家住下，次日设法把廖汝济找了回来，向他交待政策，讲明“约法八章”，责成他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为人民工作。
然后，从七坡直奔兴云乡（现在的拉旺乡）。乡公所设在一所学校里，进去一看，也是空空如也。学校也不见一个师生，只有一个工友和乡丁在那里。尽管如此，我们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通过各种方式与人民群众交流思想，宣传政策，揭穿反动派的谣言，动员群众返回家园，恢复生产。
每到一乡都宣布乡人民政府新任乡长名单。当时各乡乡长是：上司乡乡长李永庆，兴云乡乡长胡金生，甲地乡乡长王仲生，七坡乡乡长廖汝济（留用旧乡长）。这就是我们接管区乡工作的第一步。
接着就是动员乡保旧职人员投诚登记，向他们宣传“约法八章”，交待团结、改造、留用的政策。由于我们接管干部少，因而群众一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动，只得暂时沿用旧保甲制度，开展各项工作。
从1949年11月底到1950年春节这段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一是宣传政策，迅速安定民心；二是借征公粮，保证供给，积极支援进川和进昆明的解放军；三是动员乡保旧职人员投诚登记，为人民政府工作；四是查烟禁烟，收缴私藏枪支，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
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群众安居下来了，并开始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原乡保旧职人员也陆续前来报名登记，如甲地乡乡长黎中枢回来了，上司乡乡长杨筱山也一度回来，进行了交谈。旧保甲长也逐步和我们接触，并能应付一些工作。在这期间，收缴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相当数量的烟土，借征原粮13万斤。此时，全区四乡出现了一个短期平静的局面。
那时开展工作，困难是很大的。基层政权基本上保留旧职人员，特别边远乡保，更无力顾及。广大群众对党的政策不了解，而且因语言关系，通话不便，也增加了工作上的困难。生活方面也很艰苦，在那寒冬季节，我们所盖的还是从部队带来的两斤半重的被子，穿的还是单衣单裤；在细雨连绵的日子里，天天穿着湿透的北方布鞋；吃的是粗粮蕨菜，吃上一餐米豆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独山是国民党专署所在地，民国时期是黔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反动势力盘根错节。临解放之前，地方封建势力勾结国民党潜伏的残余分子，策划了应变组织，最初两个多月只是慑于解放军的威力，不敢贸然行动。
1950春节之后，国民党残余势力见我大军远去，地方政权力量单薄，认为反扑时机已到，就公然四处活动，搜罗惯匪、流氓和网罗我留用的乡、保旧职人员组织土匪了。有的保长表面上为我们办事，暗地是土匪大队长。上司乡留用的乡干事陆敬山、区政府留用的事务长陆永祥和守总机的电话员李××都暗中通匪，有的还是匪中队长。
当时上司区境内有两个大匪首，一个是陆毓松，一个是袁开元。他们都是恶霸地主，又有地方势力，各掌握一些土匪为骨干，并裹胁了一些群众以壮其声威，一时间显得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在这样一个反动势力暂时强大的严重形势下，我们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
1950年3月份，广大劳动农民开始春耕，在土匪的威胁下，多数不敢接近我们，一些上层人物跑的跑躲的躲，各项工作难以推动。少数表面上接近我们的上层人物，如上司郑锡初，不时谎报军情，恫吓我们，说什么广西某县已被土匪占领，赵达芝已打到哪里了，土匪某天要打上司等等。土匪也在群众中散布什么“人民政府快走了，就这几个人难以站住脚”等等谣言。
这时区政府虽然增加了南京军大4个学生，但由于3个分到各乡任乡长—一荣先志任兴云乡乡长，童家馨任上司乡乡长，陈友义任七坡乡乡长，只有陆厚存留在区政府，加上不到20人的区队，共计只有30余人，要对付百倍于我的土匪，实在是困难很大。当时上级有指示，为了稳定群众情绪，白天在区政府工作，夜间可以流动打游击。1950年春天都是过这种生活。当时土匪采取的花样很多，明的、暗的，大型的进攻，个别的暗杀等手段，无所不用。
记得1950年春天有这样几次艰险的斗争；第一次是2月底。春节刚过，郑锡初（上司区上层人物）以请客为名，请我到他家赴宴，企图设圈套害我。我想：区长、乡长都不请，独请我去，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我考虑是否去? 我想起了小时在家看到关帝庙前一副对联：“夜看春秋文夫子，单刀赴会武圣人”，就决定应邀赴宴。为了树立人民政府威信，表现区政府人员的勇敢，我也来一个“单刀赴会”。于是向区里全体干部交代：“如听到郑家枪声，速将郑家围住，全歼郑家土匪。”下午5点，我到了郑家，酒席已安排就绪，郑锡初个人作陪，有两个帮工招呼。就餐时，我一手拿筷，一手握枪。郑锡初见我有所准备，在他家的土匪，终于没敢动手。这是最初的一次斗争。
第二次，在3月初。据群众送来情报，原七坡乡长廖汝济与土匪有联系，区委决定由我和李玉山同志各带一个通讯员去七坡乡看看情况。当时乡公所就在黔桂铁路边一个单家独户的木板房内，很远的背后才有几户人家。下午去到乡公所，就被廖汝济留下了，我们明白他留下我们的目的，是想伺机收拾我们。为了了解匪情，了解廖汝济通匪情况，我们还是决定住下了。廖汝济安排我们四人住楼上，他自己和两个乡丁住楼下。他出入很方便，而我们一动他都知道。这该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最后决定来一个反包围战术。于是，我就叫乡丁到寨子上找来土酒，晚上与廖汝济吃酒，酒过留他住楼上另一间房，使他的出入必须通过我们住的外间，而我们4人轮流坐班，并告诉廖出入必须报告。这样使廖无法与外边联系。第二天我们回区政府时也邀廖与我们同走，直到我们到达目的地，才让他回乡公所去。事后证实，那天晚上他确实布署了10几个土匪打算收拾我们，因我们十分警惕，他的阴谋才未得逞。
第三次是3月中旬。一天中午，有一位老农紧张地跑来区政府报告，说：“陆毓松土匪在海寨开会，大队长以上的匪头都在，可能要打上司。”海寨离上司10多华里，我们摸准情况，就开会研究，一是撤离上司，二是先发制人，以攻为守。我们认为后者为上策，于是留下区长带领区队守上司，我和县公安队一个班及区里几个同志，总共不足20人，组成一支队伍，夜深人静时由上司出发，直奔海寨，规定一路上不准说话，不准吸烟，不准咳嗽，不许打手电，走路高抬脚轻落地，绝对秘密，保证不让敌人发觉。虽然有当地向导，但黑夜里在山间崎岖小道行军是艰难的，10多华里路，摸了4个小时才接近海寨。
这时大约是夜里3点钟，我们了解地形后，先将公安班布置在敌碉堡的背后山坡上，由10来个同志从正面发起攻击。枪声响后，敌人都龟缩在碉堡里了。我们攻到寨边时，东方已经发白，看到土匪从碉堡里向外打枪，公安班一排手榴弹把碉堡打哑了。我们就冲到碉堡脚下，击毙匪中队长陆永龙，陆毓松仓皇逃走，经过喊话，交待政策，土匪从碉堡向外丢枪，碉堡内20几个匪徒全当了俘虏。这次战斗缴获长短枪7支，子弹百余发，手榴弹10几枚，毙敌两人，俘虏20几人。这次战斗给初起的土匪是一次很大的打击。
这次剿匪斗争的胜利，固然长了广大群众的志气，但也使我们产生了轻敌情绪，认为土匪没有什么了不起，凭我们在部队的战斗经验和从部队带来的武器，我们一个人能当他几百人。由于我们对匪情估计不足，对贵州的反动势力估计不足，一度产生轻敌麻痹思想，这是后来吃亏的思想根源。
第四次是4月7日白天，土匪两千余人攻打上司。在这之前，我们天天夜间打游击，白天在区里办公。夜间有时在山坡上歇，有时在寨上宿，有时回区政府住。当时的情况很紧张，但郑锡初反来麻痹我们，说土匪不会打上司，历史上土匪攻打过县城、麻尾和下司，从未打过上司。这时群众也不敢轻易给我们报告匪情，使我们对土匪的进攻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一是认为即便来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二是认为土匪没有飞机大炮。
4月6日晚上，我们区政府和区队一同出去打游击，留用人员陆敬山主动当向导（陆后来查明是暗藏的匪中队长），说到拉根寨去，那里最保险。我们的队伍走到拉根一看，寨背后山势陡峭，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寨上10多户人家，全是草房。在这里，攻是高山峭壁，守是草房，走是一片开阔地，真是攻不能攻，守不能守，走也不能走。如果住在这里，必将全军覆没。此时此刻，应该当机立断。喝了一口水，我就命令撤回上司。事后才知道是土匪有计划叫陆敬山将我们引到拉根，企图把我们全部消灭在那里。但是，我们没有上敌人的当。
第二天，即4月7日，早上提前做饭，以便应信敌人，谁知正要吃饭时，上司四周山上枪声响了，敌情不了解，按山地战斗经验，必须抢占制高点，我一声喊：“冲出去!”区政府的全体同志都跟着冲出来了。冲过上司街上时，头天晚上隐藏在街上的土匪从各家各户向我们射击，于是我们边打边冲，一气冲上去独山方向的一个山头。当我们上山的时候，敌人也从山的另一边上来抢占这个山头。我们到达山顶时，敌人已来到半山腰，这时我们居高临下，一排枪把敌人压下去，并冲上前俘虏了5个土匪，其中就有上司街上的保长游景春，同时缴获两支小拉七手枪。见到昨天还为我们征粮，今天竟然带匪徒攻打我们的游景春，我们真恨不得把他当场击毙，就地惩罚。
战斗过程中，粮秣员周乐天挂花了，仓库会计刘德三和炊事员（四川人）光荣牺牲了，还有区助理员郑祈生、上司乡长童家馨、炊事班长关成义等4人被困在河那边的上司乡政府。怎么办? 我们坚守到中午12点，为了找到失散的同志和搞清街上情况，留下李玉山带领一部分同志守山头，我带几个同志又冲回上司街上，到区政府一看，被匪抢劫一空，没有见到我们留下的一个同志，就转身返回山上去了。
直到天黑，县里派来一个排，把我们接出土匪的重围。当晚我们住在离独山30华里的甲劳河。原来郑祈生、童家馨、吴成义等人也已冲出乡政府，只是在当时不能越过上司街，向我们高地靠拢，就隐蔽在河坎边。直到傍晚，他们找到尧臣寨子贫农吴应国家住一宿，第二天一早来到甲劳河与我们会合。我们这时已撤出重围，但是一直不见荣先治和胡金生。几天之后才获悉在土匪攻打上司那天，他们在兴云突出重围，在回区途中被土匪杀害，英勇牺牲了。
这次战斗，总的说来是胜利了，是一次以少胜多的保卫战，但还是受到较大损失，牺牲4个同志，伤1个同志，13万斤粮被土匪抢光了，教训是深刻的。
约一周后，县委派部队一个排配合我们收复了上司，为了站稳脚跟，我们组织力量修筑碉堡。苦战一个月，碉堡修成了，我们夜里就住在碉堡里，白天下乡征粮，发动群众，建立村政权，彻底废除了保甲制度。
4月上旬，独山军分区根据西南军区首长的指示，成立了麻江、独山两个剿匪指挥部。独山剿匪指挥部指挥长苏致清，副指挥长苏相信，何舟为第一副政治委员，独山县委书记刁震川任第二副政治委员。部队地方实行一元化领导。本着“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采取集中兵力围歼和发动群众清剿相结合的办法，贯彻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开展了大规模的围剿。随着剿匪斗争的胜利发展，上司区的土匪，穷于奔命，再无力攻打区乡政府了。
张润芝同志简历
张润芝 1926年9月生，河南滑县人，1943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8月至49年11月任抗战学院学员、小学教师，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干训队学员、分区独立一团宣传干事、文化干事，五兵团连指导员、营教导员。
1949年12月至1960年1月进军贵州转业到独山县工作，曾任区委书记，后任中共都匀地委党校教育长，都匀县一中专职党支部书记。
1960年2月至85年5月任中共黔南州委教育部长、州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85年6月离休。
GAOJIAN 根据《回顾黔南解放》《西进支队入黔干部名录》文章资料编辑整理。
2025.03.02.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独山县上司区剿匪斗争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