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记忆：
五兵团十七军解放贵州征程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在长江以北已被消灭。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一举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使蒋介石盘踞22年的南京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渡江战役不久，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第二野战军向大西南进军。中央军委在分析了西南各敌动向后指出：欲消灭胡宗南及川康之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第二野战军应从贵州入川，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打通长江水路，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尔后，进军西藏，解放全国。在战术原则上，要采取远距离包围和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第五兵团第十七军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肩负着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野战军首长赋予的光荣使命，和各兄弟部队相配合，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程。
一、誓把“八一”军旗插向贵州
五兵团第十七军在完成强渡长江、迂回浙赣线作战的任务后，于6月上旬集结在江西境内的弋阳、贵溪、鹰潭、金溪和闽北的建阳、建瓯、南平地区整训，一方面总结渡江作战的经验，一方面抓紧进军大西南的各项作战准备。在军事训练和后勤工作上，我们根据未来作战地区多为山岭、河川、丛林的特点，突出了山地作战指挥艺术的研讨和爬山越岭、涉水渡河的技术训练，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物资准备。在政策教育上，广泛宣传了人民解放军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宣传队、工作队的思想，普遍学习了党的城市政策、新区政策、少数民族政策，重新学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还开展了增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教育，强调了严格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要性。
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我们向干部战士进行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教育，继续特别结合党中央深入学习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签署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央军委和刘、邓首长的指示，着重领会进军西南、解放贵州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伟大意义。向广大战士讲明贵州是控制云南、四川等西南几省的咽喉要地是联结湘黔、滇黔、川黔、黔桂4大公路干线的中枢，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先行解放贵州，才有可能截断在川蒋军宋希濂、孙元良、罗广文等兵团南逃云南的退路，有利于在四川就地全歼胡宗南主力，还可直接威胁云南境内的滇军加速西南各省的解放。
最现实、最关键的一课，是对部队进行正确认识贵州、热爱贵州、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贵州而奋斗的教育。由于历史的歪曲与偏见，当时部分战士对贵州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传谤，引起了一些思想波动，由此产生了怕苦、怕累、怕困难的情绪。我们在思想教育中指出，贵州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部分，它的所谓贫穷和落后，有历史原因，也有特殊的地形和气候原因，同时更有一些人的讽刺因素。其实，贫困落后在旧社会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贵州是这样，其他各省也不例外。要永远根除这种贫困落后，只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几千年的阶级压迫。大大激发了指战员的阶级感情和求战精神，一致表示：要早日把“八一”军旗插向贵州。
二、长驱四千里 神兵来天外
1949年8月中旬，我十七军奉兵团首长命令，同十六军从驻地出发，经江西湖南向湘黔边界之芷江地区前进。9月下旬，到达湖南长沙市以东上粟市地区。这时，接五兵团转第二野战军前委决定，令十七军暂归第四野战军指挥，参加衡(阳)宝(庆)战役，围歼白崇禧所属张淦兵团。随后，我军每日以120里的速度，经湘潭、白果向目的地衡阳西演陂桥急进。当部队抵达演陂桥时，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副司令陈伯钧同志带来了战斗捷报：张淦兵团大部被歼，桂系军阀的本钱输光，衡宝战役仅6天时间已告结束。于是，我十七军奉令返归五兵团建制，并按原计划改道西北向，经邵阳向芷江地区前进。行程600里，于10月下旬到达目的地，接着全军迅速作好临战准备，处于入黔作战态势。
当时，贵州国民党守敌为阻止我们部队入黔，特以其十九兵团的2个军和白崇禧部的2个军设防。敌八十九军位于贵阳、晴隆、盘县地区做纵深配备，正面有敌四十九军的三二七师布防于黔东黄道司、波州和湘西晃县一线，敌二四九师布防于黔东天柱、三穗一线。白崇禧部的一〇〇、一〇三军布防于黔东锦屏和湖南通道一线。这样，面对我西进贵州的大军，敌人就在黔东地区形成了南北一线配置的防御阵地。
面对敌人的军事部署，我十七军仍然遵循野战军、兵团领导提出的既定方针和战术原则，决定先歼晃县、波州敌三二七师，尔后，沿湘黔公路直取贵阳。11月7日破晓，我们全线对敌发起攻击，守敌不支立即溃退，各部队随即跟踪追击。
五十一师(附一四八团、军炮兵营)攻占晃县、波州后，11月13日进至素称“苗家谷仓”的炉山。因获悉贵阳守敌已西撤，遂于14日沿黔桂公路南下，日行140里，奔袭麻江、都匀，两城当日获得解放。19日再克独山，歼敌一〇〇军及地方保安团各一部，控制了黔桂公路、黔桂铁路，封闭了黔境敌人外窜广西的退路。
我五十师(附军侦查营，缺一四八团)在扫除了小股敌人干扰后，于11月7日上午占领玉屏。所属一四九团团部四名同志在占领玉屏时，将敌九八一团迷失方向的一个连近百人用计吸引至北城门内缴械，创造了智勇结合、以少胜多的战例。11月8日晨6时，在清溪湃阳河南岸，一四九团三营战士俘敌哨两名，从俘虏口供中得知，敌九八〇团在清溪镇驻防，随即以神速动作向清溪之敌发起攻击，经2个多小时战斗，以极微代价取得了毙伤俘敌270余人的胜利。当日晚，五十师在镇远和十六军前卫部队会合，并肩前进，直趋贵阳。
四十九师于11月7日攻占晃县北之黄道司，歼敌九八一团一部，残敌溃向岑巩，部队跟踪追击，8日占领岑巩。9日进至施秉北王家坪，歼敌二四九师七四七团团部及2个连。到17日，先后解放岑巩、余庆、瓮安、开阳、息烽、修文等县城。由于四十九师进展神速，几乎在占领贵阳的同时，到达了贵阳北的扎佐地区，截断了川黔公路。
11月15日，十六军四十六师解放了贵州省会贵阳，我五十师随十六军之后进入贵阳。军直在渡过重安江后，也于当日下午到达贵阳。进入贵阳后，十七军按照野战军和兵团的指示，以一个师集结于贵阳，主力进至安顺地区，一面掩护兵团主力入川作战，一面迫使敌何绍周部继续西撤，以巩固贵阳。同时，令五十师一四九团进到黔西作战。该师到达黔西后，夜行120里，奔袭溃退至金沙县城的敌十九兵团团部和青年军各一部。黎明打响，8时结束战斗，歼敌近400人，还争取了敌保八团起义。该师回返黔西，又进占织金，攻克乡寨一处，歼敌70余人。
安顺历来是滇黔交通要道，素有“黔之腹、滇之喉”之称。从18日到23日，我四十九师和军侦察营在滇桂黔边区纵队三支队的配合下，先后进占安顺、镇宁、普定三城。又于镇宁、普定西马官屯伏击敌二四九师，经6个多小时激战，俘敌1500多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在我强大的军事攻势下，贵州的国民党军队迅速土崩瓦解。十七军入黔作战以来，先后有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张涛、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滇桂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副司令兼贵州安龙指挥部指挥官万式炯、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黔西南绥靖区司令谭本良、黔西北绥靖区司令兼二七一师师长刘鹤鸣等人，弃暗投明，率部起义。
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驻滇北敌八军、二十六军不服从卢汉指挥，悍然围攻昆明，妄图迫使卢汉改变起义决定，以便以云南为基地，负隅顽抗。十七军遵照野战军和兵团关于迅速入滇作战、支援卢汉起义的命令，立即组成进军指挥所，由戴润生副政委、裴志耕副主任亲率四十九师和军侦察营驰往。当部队进入滇境时，驻守沾益、陆良的敌八军、二十六军惧怕被歼，开始向蒙自方向逃窜，昆明之围遂解。我四十九师一四六团于23日占领沽益，24日占领曲靖，以电话迫使由广西西撤曲靖逃敌一部两千余人放下武器，但敌大部已于22日随敌八军三师南逃。为全歼曲靖南逃之敌，一四六团于26日夜2时乘车跟踪尾追。逃敌沿途遭我滇桂野边区纵队二、六支队袭击，行动迟缓，晨8时许，我先头部队在陆良之天生关地区与敌接触。敌为掩护南撤，用一个营的兵力部署于天生关南侧险隘，企图利用有利地形，阻正我部队追歼。10时，一四六团主力赶到，3个营分别从公路两侧迂回穿插，分割包围敌人。守敌遭到夹击，其观音洞阵地也被攻占，只好拼命向南逃窜，自相拥挤，混乱不堪。我追击部队将火炮置于汽车上徐进射击，并以轻武器的密集火网杀伤敌人。同时，采用小分队取捷径超越逃敌。由于天生关以南公路桥梁被滇桂黔边区纵队炸毁，逃敌处处受阻，速度愈加放慢。虽他们在5棵树以东高地仓促部署防御，但大势已去，无济于事。此役历经10多个小时，歼敌4000多人，缴获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85辆，出色地完成了入滇作战的任务。
三、革命斗争的苦乐观
清代文人张澎在《续黔书》中说：“黔之地，跬步皆山，上则云霄，下则九渊。”贵州这种多山且险的地理环境，给我们的行军作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阴霾的天气，陡峭的山峦，急湍的河流，泥泞的羊肠小路，盘旋的登山险径.常会使人望而生畏。加上饥寒、干渴、疲惫、疾病、潮湿等，更会让人感到困难重重。但所有这一切艰难险阻，都被具有大无畏革命精神的解放军战士踩到脚下。我们的战士深深懂得，只有征服艰难险阻，而不被艰难险阻所征服，方能战胜敌人，解放大西南。
在入黔作战途中，国民党部队几乎破坏了所有河流上的桥梁、渡船。没有桥，没有船，又要过河，就面临困难的考验，如涉水或凫水，河流的宽窄、深浅、急缓状况不明，也会带来生命的威胁。而广大战士从没有考虑个人安危，头脑里装的都是“消灭敌人，解放贵州”这个大目标。摔跟头跌跤，成了家常便饭。爬山越岭要摔跟头，雨后田埂泥泞不堪，跟头摔得更多。入黔数月，哪一个人不摔上百八十个跟头? 一四六团团长房绍禹记了一笔账，他一共摔了56个跟头。要是遇到雨夜行军作战，伸手不见五指，跟头得成倍增加。炮兵遇到这种地形、气候条件，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把炮件拆卸下来，连背带扛，你推我拉地翻山越岭。稍有不慎，就有掉下万丈沟壑的危险。一些炊事员，常常连人带锅一齐滚下山去，一滑溜就是十几米，多者好几十米。行军锅丢了还得四处找寻，白天好办，夜间就很费周折。摔一个跟头，不是鼻青脸肿，就是几处伤痕。还有，鞋子丢了，衣服划破，浑身泥水，这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可贵的是，大家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没有人叫苦，没有人喊疼，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
山高路远鞋磨穿，而北方战士不习惯光脚走路，这样鞋子供应就成了一大难题。俗话讲，有什么矛，就有什么盾。四十九师一四六团有个叫杨刚珍的战士，他在一次军事民主会上，提出用毛竹编鞋的意见。起初，大家不相信，认为竹皮坚硬如铁，编成鞋后怎么穿?杨刚珍介绍自己的制作方法是：先用火把硬竹皮烤祛，接着截成小段碾烂，从中抽出白色纤维，最后用它编成草鞋。这种草鞋柔软、轻便、耐磨。军政治部摄影员郭良抓住这个经验，以手电做光源制作成幻灯片，及时在部队进行了推广。
四、箪贪壶浆迎亲人
我们刚入贵州时，由于当地人民群众不了解共产党、解放军，加之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所以不少人对我们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开始，在部队途经之处，村寨十室九空，群众多躲入深山丛林观看动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千方百计向群众宣传党的新区政策，我们的战士自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沿途用粮，一律开列盖有公章的收据，声明将来可向政府抵挡公粮。部队行军露营，坚持不进民房。在少数民族地区，用银元采购，公买公卖，或以物(如盐巴、针线等)易物。
一路上，我们的战士既要行军作战，还要帮助穷苦的百姓解决现实的困难。对缺衣的，战士慷慨解开自己的行李，拿出衣物相送；对缺粮的，战士宁肯自己用芋头充饥，而把身上背的大米、白面送给他们；对缺柴又缺劳动力的，战士就上山砍柴，送到他们家里；对缺医卧病的，我们的军医还给他们免费诊治。
解放军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厚谊，很快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广大群众逐渐由疑惧、疏远、观望，一变而为欢迎、理解、支持。下雨路滑，为了便于解放军行走，有个村寨的男女老少一齐出动，一筐筐谷糠，一捆捆稻草，把道路垫好。为了表达感谢解放军的恩情，有的群众制作了连自己一年都难得吃上几回的糯米糍粑送给部队战士。许多村寨的群众给部队送粮、送柴、带路、传送情报，配合捕捉敌人的散兵游勇。每当部队离开驻地进军，群众都难舍难分，并且吹奏唢呐芦笙，锣钹铜鼓齐鸣，载载歌载舞送了一程又一程。目睹这种情景，回顾艰辛途程，我们思绪万千，深深感到：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1950年年初，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的指示，我十七军各师开始隶属于贵州军区直接领导，担负起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减租退押、恢复和发展生产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任务。从此，全军指战员又在各自新的战斗岗位上，开始谱写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GAO JIAN根据《南下文集》文章和网络资料编辑整理。 2024.09.04.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五兵团十七军解放贵州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