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昌是洪湖革命武装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中央军委认定的36名军事家之一。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黄埔军校第4期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家乡进行革命活动，先后任鄂西特委委员、鄂西游击大队中队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师师长，在监利、沔阳一带创建游击根据地。1930年起，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副军长兼第1纵队司令员、军政治委员、军长等职，参与创建和保卫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1931年4月后，任红3军第9师师长，同年11月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5月1日，段德昌被诬陷杀害于湖北巴东县金果坪，牺牲时年仅29岁。
段德昌，字裕后，1904年8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南县九都山九屋厂。其父亲段心铨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家乡小学教书。段德昌1922年毕业于南县第一高等小学，考入长沙雅各学校读中学。期间，他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受到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启迪，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立志献身中国革命事业。
1923年，段德昌因父亲去世而辍学回家。次年，他与留法勤工俭学回国的共产党员何长工去华容南山创办新华中学，担任校董会副主任兼英文教员。1925年，他在南县县城第一小学任英文教员。五卅惨案爆发后，南县一些进步师生成立了南县雪耻会，段德昌任纠察队长，带领群众积极开展查禁日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
1925年6月段德昌在南县由陈琳、冯希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由曾习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天，段德昌受南县党组织派遣，到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
在黄埔军校，段德昌开启了军旅生涯。他在校期间努力学习军事知识，刻苦投入紧张的军事训练。他还参加与国民党右派分子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坚决作斗争的中国革命军人联合会，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无情揭露“孙文主义学会”头目们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因此而被右派忌恨，不到半年就被蒋介石开除了学籍。后经周恩来介绍，他进入以李富春为班主任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1926年6月毕业，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2军任营长。随后调任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5团党代表。
北伐战争开始后，段德昌于1926年夏随第6军进入湖南。不久被调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在攻占醴陵、平江和汀泗桥等战斗中，他带领宣传科的工作人员在战场上进行宣传活动，受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通报表扬。随后，他调任第8军第1师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围攻武昌的战役。10月，第8军第1师划归第35军指挥，段德昌升任第3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报》主编，期间结识了该师第1团第1营营长彭德怀，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彭德怀后来回忆道：围攻武昌时，段德昌“由团指导员米青引来我处，送了不少宣传品。我说，以后请常来，他答应了，且未失约。当时出版的进步书刊，他总是尽早派专人送来。”不仅如此，段德昌还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彭德怀说：“我知道他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向他提出了入党要求，他是我的介绍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段德昌秘密回到家乡，在南县、石首、华容、公安等地进行革命活动，组织农民武装。是年冬，根据中共湖北省委指示，中共公安县委恢复，段德昌担任县委书记兼鄂西特委委员，并领导制定了年关暴动计划。
国民党军驻桥头埠的营长傅祖光是个土匪头子，手下有七八十人。1928年1月22日，也就是农历大年三十傍晚段德昌和戴补天等人带着年货来到桥头埠。此时傅祖光营门内热闹非凡，敌人正喝酒划拳行令。段德昌用青布裹着的一条长枪做扁担，挑着鱼肉，对门口的哨兵说：“有烦兄弟进入禀报傅营长，就说深郭巷的傅家三爹给他送年货来了。”趁这位哨兵进去禀报的时候，戴补天等人迅速缴了另一个哨兵的枪。傅祖光听说三爹来送年货，赶忙出来迎接，没想到刚走到二门口就被段德昌一枪击毙。在营门外的武装一齐呐喊起来，纷纷放响土铳和鞭炮，顿时“枪炮声”四起。敌人以为农军的大队人马到了，立刻四散奔逃。这次年关暴动，消灭了傅祖光部，缴获长短枪近80支。当地群众欢欣鼓舞，编出歌谣：“杀了傅祖光，为民除虎狼，多亏共产党，感谢段德昌。”这次年关暴动使段德昌在人民群众的声望越来越高，也震动了荆江两岸，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不久，段德昌率领队伍进行了公安暴动，成立公安县游击大队，自己担任游击大队长。随后，因敌人前往公安“清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武装，段德昌便率领队伍进入洪湖腹地，并与活动在洪湖地区的彭国才、刘格非所领导的游击队伍会合，组成洪湖游击队，段德昌为队长，彭国才为副队长。
1928年7月中旬，中共鄂西特委正式成立。周逸群为书记，段德昌等为委员。段德昌按照鄂西特委制定的新的工作方针，克服“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和地方主义观念，恢复整顿中共组织和地方武装，建立农村根据地，到当年秋天，特委领导的革命力量已扩展到23个县。
1928年冬，中国工农红军洪湖游击大队正式成立，段德昌任大队长。他带领队伍袭击杨林尾、剀口、峰口、府场等地的敌军，建立了小块的根据地。次年2月，中共鄂西特委扩大会议召开，段德昌当选为特委委员。会后，段德昌、彭国才带领游击大队消灭了号称“铁军”的分盐团防局，攻克新老嘴、岳口等地，并与在石首、华容东山一带活动的段玉林领导的游击队一起，建立了江、石、监三县的红色政权。3月，他又领导重建了中共沔阳县委。
此后，段德昌率领部队向驻扎在峰口、府场一带的以张泽厚为首的保安团进攻。段德昌和沔阳县委研究决定，采取“端窝智歼”的方法消灭敌人。他们派出一部分游击队员攻下张泽厚的家乡沙口镇，活捉其父并批斗游街后斩首示众，再把其大管家痛打一顿释放。大管家跑到张泽厚那里告状，张泽厚得知后气得咬牙切齿，当即带着500多人直扑沙口镇，撞进了段德昌的伏击圈。经过激烈战斗，敌人大部死伤，张泽厚只身逃跑。此次战斗后，游击队力量大增，洪湖各地也建立了守备队活动于各个水口，配合游击队作战，保卫苏区安全。
1929年7月，鄂西游击总队成立，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后任总队长），下辖3个大队。周逸群和段德昌十分注重加强部队建设。首先学习毛泽东、朱德红军建设经验，健全部队党的组织，设立总队政治部和中队以上的各级党代表，在中队以下的分队建立党、团支部，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为提高官兵军政素质，他们举办军政训练班，分批轮训干部，亲自讲授政治、军事知识。为发扬民主，建立士兵委员会。为严格部队纪律，游击队中队以上设立巡查队，段德昌还亲自编写了一首《红军纪律歌》，以教育指战员遵纪爱民。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周逸群和段德昌积极总结游击战术，总结了适合自身的十六字方针：“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段德昌在总结自己的作战经验时说：“敌人来清湖时，我们就‘飞’到敌人据点附近去打，迫使敌人折回去，我再‘飞’回来，而后相机伏击、截歼敌人。”这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游击队对敌斗争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1929年9月，国民党军纠集2个师的兵力对游击队活动区域进行“清剿”。段德昌命令洪湖一带的第1大队避开强敌，转往华容一带活动，但大队领导因一次战斗胜利产生了麻痹思想，不顾段德昌的命令而改变原来路线，又转回洪湖，结果遭遇强敌，损失惨重。鉴于此，游击总队决定由段德昌率领第1、第3两个大队坚持洪湖地区的斗争，段德昌在斗争中坚持“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的作战原则，避实就虚，抓住有利时机，用奇袭和近战歼灭敌人。10月，他们在聂家岭击溃一个团，制止了敌人进攻。11月，段德昌抓住敌人忙于内部战争而鄂西空虚的时机，带领部队向洪湖以西地区展开攻击，沉重打击了敌人，收复和发展了根据地。
1930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在监利汪家桥成立，段德昌任副军长兼第1纵队司令。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周逸群与段德昌一道率部驰骋荆江两岸，先后攻占龙湾、新沟嘴渔洋、郝穴等城镇，使江陵、监利、石首、沔阳、潜江等县边界的红色区域大体连成一片。4月，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石首调弦口召开，宣告成立鄂西联县政府。从此，以洪湖为中心的鄂西地区有了革命政权的统一领导，开始了根据地建设的新阶段。
1930年2月，贺龙率领的红4军与红6军在公安南坪会师，成立了红2军团。军团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周逸群，下辖2个军，段德昌任红6军政委，不久改任军长。
段德昌曾率领部队消灭反动道门组织“白极会”。“白极会”是洪湖地区的反动组织，经常煽动不明真相的组织烧杀抢掠，并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反扑，多次对我根据地进行肆意洗劫。为平息“白极会”的叛乱，军团总指挥命令段德昌率红6军第17师前去破敌。段德昌听说当地群众对“白极会”都心存畏惧，便吩咐几名战士和干部乔装成普通百姓，到“白极会”请来了三位“老师”（会首）。段德昌让战士们陪着“老师”一起在峰口东正教教堂楼上烧香、拜佛、念咒，同时分派人手在峰口正街广场上召开军民大会。三个会首烧香念佛后想要下楼离开，战士们立刻将他们的宝剑拿下，绑着他们到达会场，令其向全体军民交代“刀枪不入”的骗人花招。段德昌命令用枪击毙2人，用刀砍死1人，当场戳穿了他们“刀枪不入”的神话，人们对“白极会”的恐惧感也消失了。“白极会”头目周亮听说红军当场杀死其会首，纠集5000会众，分兵3路向峰口进犯。段德昌命令部队和赤卫队员修筑防御工事，积极迎战。最终消灭会匪千余人，活捉会首30多名。段德昌通知部队，“只杀会首，不杀会众”，愿意者留下当红军，不愿意留者发放路费回家。随后，段德昌又带领红军深入“白极会”巢穴杨林尾、杨树峰等地讨伐，通过打击进剿和分化瓦解，很快将“白极会”的叛乱平息了。
1930年9月，段德昌率部参加红2军团南征作战，连克华容、南县、公安等县城。此时，蒋介石纠集重兵开始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中共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2次写信要求红2军团立即返回洪湖地区准备迎击敌人。但是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拒绝正确建议，段德昌因主张回洪湖地区参加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而被调离主力红军，改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队总队长。贺龙后来回忆：“名义上是要段德昌去后方搞游击队，实际上撤了他的职。”
12月17日，敌人以优势兵力向杨林市发起进攻，红军由于防线过长兵力分散，遭到重大伤亡。战斗失利后，段德昌带领部分伤病员和被敌割断的红6军第17师一部共约千人先后回到了洪湖根据地。
由于红2军团远离苏区，国民党匪军和反动地方武装血腥屠杀革命群众，使洪湖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地方武装境地十分困难。在中共湘鄂西特委的领导下，周逸群、段德昌将回到洪湖根据地的战士整编组成红军独立团，不久组建新6军，段德昌任军长，周逸群任政委。他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带领军民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湖泊水网的有利地形，同敌人展开了保卫苏区的英勇斗争。
12月的一个夜晚，段德昌趁夜色带领战士来到华容高基庙。他采取“调虎离山”之计佯攻这里的敌军，当敌人慌忙增援时，他已带着部队奔袭到敌人的另一个据点鲢鱼须，经过半小时激战全歼鲢鱼须一个营的守敌。随后，他又率领部队在陶家渡歼灭敌人保安团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解决了武器短缺的问题。段德昌和周逸群一道带领武装力量采取夜袭、伏击等战术，连战连捷，相继挫败了国民党第1、第2次“围剿”，恢复并巩固了洪湖革命根据地。
1931年4月，段德昌的部队改编为红3军第9师，他任师长。11月，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此后，在贺龙的领导下，他率领红9师连续取得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2年6月，国民党分兵3路大举对洪湖革命根据地进攻。在新沟嘴，段德昌指挥镇定自若，部署得当，我军以逸待劳，猛冲猛杀，最终将敌人的中路军第4师师长范绍增（外号范哈儿）击溃，另外两路敌军惧怕被歼，不战自退，新沟嘴战斗取得全胜。段德昌向贺龙汇报了战斗经过，贺龙高兴地说：“德昌，这个仗打得漂亮啊！”在新沟嘴大捷的庆功大会上，贺龙再一次赞扬“段德昌真是个好同志，他杀出了红军的军威。给范哈儿沉重的一击，是毁灭性的一击，这是红军的伟大胜利！”
1932年夏，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十余万兵力开始对洪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面对空前严峻的形势，段德昌和贺龙等红3军领导人认为应该集中兵力转移至外线，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办法歼敌有生力量。但以夏曦为首的 “左”倾主义领导人根本听不进这些意见，从单纯防御的思想出发，强令红军构筑堡垒，处处设防，打大规模阵地战。同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为红7师、警卫师和地方武装，由夏曦指挥，在现地构筑堡垒，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一路为红8师、红9师等5个团，由贺龙、关向应和段德昌指挥，深入敌后，向襄北出击，以牵制敌人。这种两个拳头打人的方法，加上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使红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攻的最后一线希望。
红3军主力第8师、第9师北渡襄水之前，就曾遭到敌人的团团包围。在贺龙的领导下，段德昌以惊人的胆略，决定所属部队隐蔽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然后伺机从敌人大军的间隙中穿插过去。他认为北上襄北，其他的路线虽然已被堵死，但是能够从地势险要的浩子口——荆门——钟祥——荆山一线到达大洪山一带。浩子口西南有个长湖，两者之间有一条幽静曲折的小路，红军骑兵通过这条路时四蹄全部用棉花和稻草缠住，战士们在行军中不许说话、抽烟和打电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穿过了敌人重兵驻防几十里的心脏地带，脱离了险境。随后，红军又以一昼夜行程90公里的速度直插荆门，奔向大洪山区，创造了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然而，贺龙、关向应和段德昌率领部队刚过襄水，敌人就涌入洪湖腹地，使留在根据地的部队遭到惨败，后方机关被破坏，所有的医院、兵工厂全部被焚毁。夏曦带着剩余的部队9月上旬转移至江陵的张金河地区。10月，敌人进攻张金河，夏曦率部向西北突围，洪湖根据地全部丧失。段德昌率领红9师担负阻击、断后等艰巨任务，转战7000余里，克服无数困难险阻，12月下旬到达湘鄂边地区，完成了远征转移的任务。
然而，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以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仍然没有放松所谓的肃反，反而范围越来越大，杀害了大批忠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红军干部和战士。段德昌亲眼目睹这些惨状，深刻认识到“左”倾错误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与夏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3年2月上旬，夏曦在鹤峰毛坝召开的分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继续“肃反”，解散党组织和“创造新红军”的错误主张，立刻遭到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人的强烈反对。段德昌愤怒地责问：“你谁都不相信了，连党你也不相信！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他随后提出打回洪湖去，利用有利的革命基础重新恢复根据地和革命力量的建议，但遭到了夏曦的指责，被污蔑为“分裂红军”，“要带9师跑”。
1933年初夏的一天，段德昌率领红9师在川、湘、鄂边界完成了歼灭敌军、保证军部安全的任务后转回巴东金果坪，竟然遭到夏曦逮捕。
段德昌被捕以后，全军都焦急不安地关注他的安全。贺龙等坚决反对杀段德昌，可夏曦却说段德昌是“改组派”，要“严厉打击”。他不顾贺龙等人的坚决反对，蛮横地动用当时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严格规定的“最终决定权”一意孤行，对段德昌“一定要杀”。
1933年5月1日，段德昌被诬陷杀害于湖北巴东县金果坪，牺牲时年仅29岁。遇害前，他沉重地对同志们说：“不要忘记共产党，不要忘记洪湖苏区人民！”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清了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全面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错误，并对所有因被诬陷而遭到处理的同志予以平反。段德昌也和其他在错误路线时期壮烈牺牲的同志一样，得到昭雪。
1952年，毛泽东为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1号“烈士证”；1981年，胡耀邦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大会上，给予段德昌烈士高度评价。1983年5月1日，湘鄂西各界代表和南县军民1700多人隆重举行段德昌烈士牺牲50周年纪念大会，并在其家乡九都山奠基建起了段德昌烈士纪念碑。2009年，段德昌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段德昌：共和国第一号烈士，中央军委确定的36位军事家之一，彭德怀元帅的革命领路人（文末有赠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