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焱（时任五兵团参谋长、贵州军区参谋长）
每当我回忆在贵州剿匪的日子，心情就久久不能平静。我深切地怀念为了贵州人民翻身解放在剿匪斗争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衷心敬仰尽心尽力支援我们剿匪部队作战的各族父老乡亲和各级党、政及各人民团体对人民子弟兵的关怀和热爱。我将永志不忘，表示诚挚的谢意。
1949年8月6日，新华社社论指出：凡是新解放区，起初必须有一个相当长时期，集中进行剿匪反霸斗争，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势力，才能打开局面，站稳脚跟，这几乎已经成为斗争发展必经的过程。
1950年，我军在胜利解放大西南之后；也立即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肃清残匪、打击封建势力、建立革命秩序的伟大剿匪斗争。这场斗争十分艰苦复杂，而贵州匪患的猖獗和持续时间之长，在西南云贵川三省中，尤为突出。贵州从1950年春季开始全面展开剿匪，到1951年夏秋之间，大股土匪陆续被歼灭，重要匪魁相继授首，攻占土匪最后盘踞的罗甸、望谟、册亨三个县城，使全省地区全部获得解放，计约一年半的时间。
贵州的土匪所以如此猖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我军进展迅速，解放较快，封建势力、封建秩序和国民党的反动保甲制度还未来得及触动，广大的乡村仍被其所统治，大量的封建迷信组织(如哥老会和其他会道门等)和民间枪支仍为其所掌握。二是在西南作战中，一些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还乘混乱之机，继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妄图继续保持其反动的统治。三是由于贵州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当时交通不便、文化落后、贫富悬殊等因素，也给土匪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四是贵州土匪是以国民党特务为骨干，以反动地主封建势力作后台，依靠封建关系，拉拢号召，出人出枪，以叛军惯匪为打手，并欺骗威胁部分群众，啸聚附合而成的。其主要匪首的成份，地主、恶霸、军阀、政客、特务、惯匪几乎占百分之九十。如黔南大匪首，自称“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总司令”的曹绍华，盘踞黔东南雷山地区、直接与台湾匪特保持电台联络的大特务柏家华、匪“黔东南绥靖区总司令”谢世钦、匪“黔东北总指挥”史肇周、匪“第14兵团司令官”蔡世康、匪“反共救国军第8兵团司令”罗湘培、匪“国民党革命整理委员会主任兼第14兵团司令”彭景仁、匪“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2副司令”牟开荣和石阡县的两大封建势力代表并称“西吴”“东吴”的吴登仁、吴河清等，无一不是身兼多种反动身份，集国民党一切军事、政治、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反动本质之大成。
贵州匪乱猖狂，除这一总的阶级根源外，更直接的还是国民党匪特长期豢养、精心策划和一手炮制的结果。早在1949年1月，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曾任宪兵司令)和贵州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原首都警察厅厅长)，就应召飞往南京领受反人民的使命，妄图把蒋介石从1935年即伸入魔掌的贵州、经营成为他最后抗拒解放的根据地。在蒋介石这一反动战略意图的指导下，谷、韩等匪帮和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勾结一起，共同制定了一套“应变计划”。先是从上而下加强政治方面的“反共”宣传教育，灌输所谓“反共救国实施纲领”，传授“反共游击经验”等，从思想舆论上做准备，以坚定其“反共意识”随即扩充部队，把原来的5个地方保安团，扩编为8个保安团，继又扩充为6个师的番号，同时正规部队亦迅速招兵买马，成立第19兵团，下辖第49军和第89军两个军，从人力上直接为开展所谓“游击战争”创造条件。
谷、韩等匪帮为更好利用吴河清之流的封建势力，还开办训练班，把贵州地主恶霸、军阀政客、土匪特务、帮会组织中的那些所谓“社会贤达”“自然领袖”和“党团有力份子”都大量收罗组织起来，把他们培养训练为“反共中坚”，作为其发展匪特武装，破坏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骨干。这个极端反动的“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从1949年8月15日在贵阳雪涯洞开办，三期共轮训了1600多人。这帮匪徒遍布全省，成了后来土匪暴乱的元凶祸首。
谷、韩等匪为进一步利用封建地主阶级多年来对农民群众的直接统治关系，又提出所谓“政务下乡、党务下乡”，直接派特务下乡加紧同封建势力的勾结，以便控制农村，组织叛乱。为麻痹欺骗农民群众，他们还大开烟禁，公然号召各地广种鸦片烟，妄图给我埋下定时炸弹，挑起群众对我禁烟不满，以便乘机裹胁欺骗群众为匪。
临近解放，谷、韩等匪帮在仓皇逃跑之前，除慌忙进行了破坏坏黔东及贵阳附近公路桥梁、焚烧隐藏大量档案、资财和屠杀大批革命爱国人士等罪恶活动外，再次布置一批匪特骨干携带40余部电台秘密疏散、隐蔽潜伏，并从监狱中放出800余名惯匪小偷配台行动；指示他们一旦时机成熟，即按原定“应变计划”组织发动其蓄谋已久的所谓“策应反攻大陆”的游击战争——土匪大暴乱。
解放之初，潜伏的匪特慑于我军声威，未敢轻举妄动，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不了解我党具体政策，亦在窥测等待。当时社会治安从表面上看还是较好的，到处是一片欢庆解放的热烈景象。但为时不久，当我军主力继续进军，一部入川作战，一部进滇歼敌，只少数部队留黔参加城市接管和维护治安，广大乡村尚未占领，群众尚未发动，匪特以为有机可乘，便纷纷蠢动起来。他们四处奔走串联，造谣欺骗，煽动蛊惑，封官许愿，不久，土匪便陆续开始了叛乱。先由零星小股试探性的骚扰破坏，渐渐集中成百上千，活动到乡场附近，公路两侧，进而公开扯起“反共”旗号，专门反对共产党，反抗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由袭击我单独行动的地方工作人员，伏击我班排部队，发展为攻城掠镇，占领地盘，进而疯狂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匪游击战争，妄图与西南几省土匪相呼应，实现其建立西南大陆游击根据地的罪恶计划。
1950年3、4月份，全省性的匪乱达到高潮。除各地反动封建势力纷纷自树旗帜，占山为王外，原起义的一部分蒋军(约15个团)和各地的乡保武装亦相继叛变为匪。当时，全省较大的股匪计约460余股，武装土匪达十二、三万人，机枪在千挺以上。他们到处抢劫、破坏、杀人、暴动、劫行商、打军车、围攻我区乡人民政府和县城，残害我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及进步群众。1月14日，我随5兵团司令员杨勇同志，率兵团指挥机关参加成都战役后返贵阳，途经遵义、乌江之间的刀靶水，亦遭土匪伏击。杨司令员亲自指挥，经激战，始将土匪击溃，安抵贵阳。3月5日，我16军47师供给处长张维友同志和46师供给处副处长李俊峰同志，专车来军区领取经费回去，至离贵阳仅10来里三桥以北之李家坟即遭土匪伏击而牺牲。4月6日，我141团团直及1营，被叛匪保安1、5、12等3个团包围在水城、纳雍之间，激战3昼夜始突围，我牺性战士200余人。4月下旬，省委和兵团的领导到重庆西南局开会，在川黔边界处再次被800余名土匪伏击。据不完全统计，在那土匪四起的一两个月时间内，仅我军、政工作人员，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坚持地区工作，组织领导群众向匪特封建势力作坚决斗争而英勇牺牲者即达2000余人。当时，全省被土匪控制了31个县，我们占领的48个县，也多只是县城和少数乡镇。翻开当时全省的剿匪形势图，整个贵州就象一张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桑叶，我们控制的几条主要公路沿线好比几根残存的叶茎。在那一两个月中，全省大部地区，交通被阻，城乡隔绝，生产停滞，商业萧条，一时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形势相当严重。
党中央曾指出“大西南解放后，各部队要用相当时间，集中主要精力，进行一段剿匪反霸斗争”。但由于当时对土匪的力量和破坏性估计不足，部队从大兵团作战转为分散剿匪，对战士思想教育还不很深入细致，因而在一部分干战中存在着麻痹松懈思想，不少人反映，“大江大海都过了，还在乎这几个毛毛匪？”经过一系列血的教训，使大家的头脑才更清醒一些。此时，党中央针对全国类似贵州的一些新解放区陆续发生的匪情，于1950年3月18日发出了关于剿匪与建立革命秩序的指示，并明确规定了一套“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具体政策，并号召新解放区的军民立刻转入剿匪斗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邓小平政委，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和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等首长更具体指示我们：西南封建势力原封未动，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广大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也是各阶层人士所热烈拥护的，要求西南全党全军必须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剿匪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要把剿匪斗争当作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要求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重新调整兵力部署，迅速学会新的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首长的一系列指示，贵州省委和军区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认真分析了我省匪乱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研究制定了剿灭对策。首先加强了领导，以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苏振华、省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杨勇为首，成立了25人的剿匪委员会。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动员全省党政军民，积极参加和支援剿匪斗争。二是在军事上重新调整部署，暂时主动收缩一部分不易控制的县城和边沿地区(23个县)，加强交通沿线的守备力量。此时，我军区部队，除留少数警备城市和参加接管工作外，均就地分散剿匪。此外，还专门集中一部分机动部队，组成东西两个集团，东集团由138团、140团组成；西集团由141团和139团、140团及45师135团各1个营组成。军区决定，东集团由我指挥，西集团由417师师长兼毕节军分区司令员郑统一同志指挥，均在军区直接指挥下，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实行重点的重兵清剿。
在军事进剿全面展开以前，综合各方面情报，查明土匪叛乱是国民党特务一手策划和指挥的。为斩断魔爪，3月23日，我公安部门组织对贵阳市的大搜捕，查获美蒋特务钱济渊以下249人，摧毁了匪特的指挥机关，切断了特务、土匪之间的联系，粉碎了匪特妄图里应外合，首先攻陷贵阳省城的罪恶阴谋。
为迅速扭转被动局面，6月21日至7月10日，东集团首先组织了瓮(安)余(庆)湄(潭)铁壁合围战役。战役开始前，对于选取哪股匪作为首战打击对象，我们是作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的。当时，叛乱最早，对省城威胁最大的，是曾经攻打花溪的曹绍华匪部，但危害最烈，政治影响最大的却是叛变的起义部队。他们原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兵力装备远超过一般土匪，不给他们以严重打击，则剩下的起义部队亦将不稳。为此，我们决定以盘踞在瓮安、余庆、湄潭地区的叛变的王福堂部作为首战对象。我把这一意图和实施的方案向省委、军区作了报告，都表示同意。为保证首战必胜，我们集中了136团、138团、140团和16军随校的大部分兵力，在三个县的范围内拉开大网进行合围。主力突破股匪盘踞的中心据点后，迅速兵分320路，到处搜山设卡，追捕逃逸散匪。整个战役历时20天，一举活捉叛匪“392部队野战副司令”王福堂，歼匪主力3172名。7月5日，西集团组织金沙战役，再传捷报，25天时间，歼“中国国民党反共自救军西南联军川黔边总指挥部”“息(烽)开(阳)修(文)总指挥部”“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第8兵团川黔边游击总指挥部”“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金(沙)仁(怀)边区总指挥部”和“中国人民反共自救军西南军区总指挥部”等5个匪指挥部，活捉匪首罗维舟等以下5000余人。这两次战役的胜利，给土匪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民心士气。6月以后，匪焰日趋下降，我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但此时著名的匪首，如石阡的吴登仁、吴河清，雷山的谢世钦，黔南的曹绍华，黔西北的罗湘培、廖兴序等，虽受到震动，但尚未直接受到打击，气焰仍很嚣张，并针对我军的战略战术，重新制定对策，以分散对我之集中，继续负隅顽抗。于是，我军在认真总结上两个合围战役经验，提高剿匪作战能力的基础上，东集团从7月中旬开始，又持续80天发起了对石阡两大封建堡垒所谓“东吴”和“西吴”的合围清剿。在我强大兵力分进合击下，号称“西吴”的“黔东北反共人民自救军副总指挥”吴登仁匪部首先被我击破，一举歼匪4241名。吴匪和少数亲信骨干化装逃脱，我138团以全团兵力沿着吴匪逃逸路线，圈圈相套，层层包围，山山设卡，村村搜索，并以该团保卫股长张作仁、政治指导员赵彬带侦察排共24人，全部化装便衣，跟踪追捕，穷追紧逼连续7昼夜，终将这一罪魁元凶拿获归案。紧接着在消灭“东吴”之后，为追匪首吴河清，也专门动员了140团全团的兵力，实行三线封锁，该团团长曾长柏同志亲率一支精悍部队，在吴匪老巢——石阡、岑巩、江口三县交界的大顶山一带方圆五、六十华里的高山密林中，反复往返，兜捕搜剿16天，行程1100多里，终于将吴匪俘获。
东集团对石阡80天合围结束后，军区叫我回去作了一次全面的汇报。省委和军区的领导同志对连续几个战役的胜利表示满意，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广大干战创造的一些成功经验很好的总结出来。东集团剿匪的机动部队随即集中到黄平旧州搞了20多天的休整和总结。这中间，兵团政治部王辉球主任代表省委和军区领导专程来看望了剿匪前线的部队。当时，正在贵州的中央民族访问团也特意来进行了慰问。人民的关怀，领导的爱护，使广大指战员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在20多天的总结中，围绕如何贯彻执行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和宽严相结合的政策这一总的议题，在军事上着重总结了集中优势兵力，长途奔袭，分进合击，分片包干，梳篦清剿，小分队捉匪首等战术和方法上的经验，在开展政治攻势上着重总结了如何正确执行宽严政策的问题。几次合围斗争实践证明，凡是我们及时对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坚决进行了镇压，对胁从匪众大胆释放的地区，那里就会很快出现匪属妻子叫丈夫，父母叫儿子，促其迅速改恶从善，勇跃向解放军缴枪投诚的热烈场面。在发动群众方面，我们着重总结了如何把捉尽匪首和发动群众联系起来的问题。“擒贼先擒王，刨树先刨根”，一个地区匪首没捉尽，等于没有掀掉压在群众头上的石头，群众有顾虑就很难发动起来。但是要捉尽匪首净化一个地区，不发动那里的群众，完全靠部队的力量是不行的。因此，捉匪首和发动群众，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这方面，广大干战有很生动的创造和发明。如每到一个地区先提出“三不走”，即匪首不捉尽不走，地区不净化不走，群众不发动不走。使群众放心，大胆靠近我们，帮助我们。要发动群众，广大干战总结出必须“一身兼四员”(战斗员、侦察员、指挥员、宣传员)和“三勤三起”(口勤、手勤、腿勤和与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只有真心实意地关心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群众才会真正相信我们是他们的亲人，才能主动靠近我，向我们反映情况。在发动群众中，广大干战还普遍学会了访苦、引苦、领导诉苦、培养积极分子、组织农协等工作方法。通过以乡村为单位，召开农代会，成立人民武装自卫队等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使他们直接参加剿匪斗争并亲自捕捉匪首，这样一个地区就更容易净化了。这些经验，省委和军区的领导都给予了肯定，并让军区的《连队生活》报宣传推广，还给刚到贵州帮助剿匪的一八六师部队作了介绍。
9月以后，全省剿匪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时，从整个西南地区看，川滇两省著名股匪多数被歼，匪风已开始平息，只有我省，匪焰虽比三、4月份有下降，但形势仍比其他两省严重。大股土匪不仅仍控制着我21座县城及广大地区，且均与台湾特务机关保持着密切的电台联络，企图长期挣扎，负隅顽抗。
为彻底剿灭上述匪特，争取年底肃清贵州全省股匪，除45师早已于4月份来黔助剿外，西南军区又从川西军区调186师，川东军区调31师入黔会剿。友邻地区和兄弟部队的直接配合和援助，给我们增加了主力军，大大鼓舞了全省军民的剿匪情绪，坚定了胜利信心。9月16日至10月10日，兄弟部队186师在镇远(后改称凯里军分区)、独山(后改称都匀军分区)两分区部队的协助配合下，在黔东南雷山地区展开合围，旗开得胜，一举歼匪5590人。围剿中，师、团干部亲率30多个排约1000人的兵力，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辗转清剿，追捕匪首，终将我省重要特务头子柏家华和匪“黔东南绥靖司令”谢世钦两匪首活捉。与此同时，兄弟部队45师对黔西北封建反动堡垒——威宁赫章地区之罗湘培、廖兴序、田战云、安纯三、李成举、潘厚昆等股匪展开围剿，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该役共歼匪8000余人(师以上匪首61名)，并收复了股匪盘琚的广大地区，为黔西北打开了一个新的胜利局画。在此期间，兄弟部队31师在川黔也展开合围战斗，均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在友邻兄弟部队的积极协助和配合下，我区部队更是全力以赴，各分区机动部队除自已分别组织一些小型的合围会剿外，入冬以后，又配合军区直接指挥的东、西两集团和友邻部队，进行了九个较大的合围战役。经过这样反复会剿，到1950年底，中心区内的股匪基本消灭，重要匪首多数落网，全省除册亨、望谟、罗甸、荔波四县城和一些边沿地区尚为股匪盘踞外，广大地区已为我控制，城乡治安逐渐稳定，人民生产生活日趋正常。
在上述几个较大的成功合围战役中，比较出色的是被称为铁壁合围范例的全歼曹绍华匪部的长(顺)紫(云)惠(水)战役。
黔南大匪首曹绍华出身官僚地主，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历任国民党保安大队长、司令部视察等职，谷正伦、韩文焕撤退时，委其为清镇、平坝、织金、修文、黔西5县游击司令。解放后，自称“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总司令”，是贵州最先暴乱的股匪。所部匪众号称7个师，组织健全，装备较好，颇有战斗力，不仅反动势力、统治地区比一般股匪大，在运用反动斗争方式蛊惑群众上亦起骨干推动作用。曹匪从1950年1月首先叛乱以来，曾多次攻打、占领省城附近的我长顺、广顺、清镇、平坝、惠水、贵筑、青岩等城镇，先后劫掠我军车、商车数10次，1次即残杀我干部群众28人，并妄图首先攻陷贵阳策动全省性的所谓4月大暴动，其破坏性之大，反动罪恶之深，实为全省各匪之冠。
对这一重要股匪的合围，我们集中了138团、151团全部、140团大部、146团1部、17军随校和16军侦察营，还调了大量的民兵参加。省委和军区领导对此也特别重视，要我们前指率一部分部队专门绕道贵阳，广大群众出于对剿匪前线部队的热爱，从油榨街起，列队夹道欢迎，表示热烈慰问，使我们很受感动，很受教育。广大指战员一致表示，坚决剿灭曹匪，活捉曹绍华，向当时正在贵阳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献礼。
长紫惠战役于11月10日打响，头3天即歼匪2000余人。曹匪困兽犹斗，亲率400余名骨干匪徒窜到长顺县野马三槽的斗篷冲，和我拼死顽抗。我追击部队140团1营教导员李继田同志率领6个班78人，不顾敌人6倍于我，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勇敢冲杀。副班长、共产党员肖国宝同志，不惜牺牲，以肉体扑向敌机枪，消灭了土匪的高火力点，保证了整个战斗的胜利。400余名匪徒除少数漏网外，不死即俘，罪大恶极的大匪首曹绍华被我活捉，解送贵阳示众3天后经群众大会公审处决。与此同时，我参加长紫惠合围的另一部138团1营，长途奔袭，日行百里，横渡大的河流十余道，及时抓住战机，歼灭了盘踞长紫惠地区的另一重要股匪“黔桂边反共挺进军总司令部”屠占庭匪部。整个战役历时25天，共消灭土匪7477名。肖国宝同志所在连，经西南军区批准，命名为“肖国宝英雄连”。
在此期间，为配合机动部队的军事围剿，我区部队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从8月以后，陆续抽调近20000名干部和工作人员，组织了数百个武工队和下乡工作队，深入农村基层，分片包干，发动群众，配合剿匪。其中9933名下乡工作干部，直接担负了贵定、织金、开阳等12个县又22个区和33个乡的地方工作。这些参加武工队和下乡工作队的干部战土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一面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向土匪、恶霸、反动地主的种种罪恶活动进行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斗争，一面发动群众在摧毁封建反动统治势力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人民民主政权，从而进一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更有力地支援剿匪的军事行动。
1951年1月28日，在我们为争取新的一年获得更大胜利而战斗的时候，省委、军区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对西南军区剿匪工作的嘉奖电，使全省军民更加斗志昂扬；信心倍增，坚决表示一定按照党和毛主席的要求，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匪而战斗到底。贵州省委适时的提出了完成“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五大任务，以实际行动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全省范围的群众性清匪运动更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全省从地区、县到区、乡、村各级都先后建立了清匪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参加清匪，到处实行重点戒严，山山搜捕，路路设岗，使残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仅遵义地区从1月2日开始，半个月的时间，即歼匪3148名，俘匪“川黔边反共自救军总司令”卢杰等中队长以上匪首126名。
广大人民群众由积极支援剿匪，发展为勇敢拿起刀矛火枪直接参加剿匪。全省除土匪盘踞的少数地区外，人民武装自卫队(即今天的武装民兵)普遍建立起来，1950年9月仅6万人，此时已发展到35万余人。这些武装自卫队员不仅勇敢地为我军传送情报，侦察匪情，探路带路，协助捕捉漏网匪首(重要匪首如屠占廷、罗湘培、廖兴序、彭景仁等的落网，都是由群众参加捕捉的)，而且直接参加和股匪作战。水(城)南地区的碗场，人民自卫队与股匪张少恒部数百人血战一昼夜，队员伤亡70余人，仍毫不动摇，终于打退土匪的进攻，并配合我军将该匪歼灭。安顺分区人民自卫队，随我军到百里外去参战。大定(大方)县人民自卫队单独组成几个连去边沿区清剿散匪。兴仁分区人民自卫队千余人配合部队进入广西参加友邻省剿匪。
在全省群众性清匪运动展开的同时，我军主力部队的矛头，由中心地区指向边沿地区。在川、湘、桂、滇友邻地区兄弟部队的协同下，先后对省与省边界结合部地区之大股土匪，多次进行大规模的边地会剿和围剿。1月13日至2月3日，独山分区部队发起荔波合围战，历20天时间，歼匪“黔桂边区军政司令部总司令”陈与参等以下8200余名。接着，我138团和151团，又于2月24日，发起对长期盘踞黔桂边境平塘和广西天峨、南丹三县交界处的最大股匪莫树风、莫景芬、莫廷义等匪部的合围进剿，7天时间，全歼该匪部1000余名，广西军区为此专门给我们军区发来贺电。在中心地区发动群众清匪的部队，为除恶务尽，彻底掀掉压在人民头上的大石头，对个别漏网的大匪首，一经查到线索，天涯海角，不辞千难万险，都要追捕归案。我军区警卫2团副连长孙显君、副排长蔡增敏和正安县公安局刘佩山3位同志组成飞行队，追捕60天，经贵州、四川、云南三省，行程4800余里，捉住匪“反共救国军第九路军副司令”冯铭钊、匪参谋长冯铭清和匪“黔北反共救国军游击司令”冯庆丰，为人民除了大害。我145团3营排长于清泉与侦察干事杨瑞华，带领武工队追捕逃匪至云南平彝(富源)柏街村，在当地农协积极分子帮助下，捉到匪支队司令何仁明等几名匪首，进一步了解到另几名主要匪首已潜逃昆明，又立即带领武工队员10人和民兵5人，连夜赶赴昆明，在公安机关配合下，该队分成3个小组，昼夜查捕，终于捕获匪“七路司令”纪肃帮、“副司令”胡少云、匪“27师师长”董玉衡、“228师参谋长”陈护松等15名重要匪首。
经过全省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大股土匪相继被歼，重要匪首陆续落网。在剿匪斗争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我贵阳分区部队配合151团、152团等部队于3月23日至4月20日对罗甸，我兴仁分区部队配合安顺分区部队于5月13、14日至5月21日对册亨、望谟三地区发起了总的合围进剿。两次战役共歼匪两千余名，俘历次漏网投奔该地存身的大小匪首数百名。至此，被贵州土匪最后盘踞的三个县城重见天日，贵州全境宣告全部解放。截至7月，全省尚存残匪2000余人，但已是苟延残喘了。
经过1年多艰苦复杂的剿匪斗争，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从1950年1月到1951年8月，我区部队共与股匪进行大小战斗4246次，毙伤俘降中队长以上匪首14397名，匪众263739名，共歼匪278136名，缴获各种炮298门，轻重机枪1247挺，步短枪116866支。股匪悉数被歼，一些罪大恶极的匪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潘焱（1916—1999），男，河南省新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营政委、团参谋长、团政委等职。参加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的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营长，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教育长，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副校长兼第二军分区参谋长等职，参加指挥了朝南战役、八公桥战役、昆张战役以及郓北讨伐汉奸刘本功等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鲁豫军区后方指挥部参谋长，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参谋长，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副参谋长等职。参加了水东、滑县、出击豫皖边、豫北反攻、郑州、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副参谋长兼贵州军区参谋长、贵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十六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等职。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9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
GAO JIAN根据《南下文集》和网络资料编辑整理。 2024.08.27.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雲見長鋒）：潘焱：回忆贵州剿匪斗争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