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情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是要随时准备流血牺牲的。所以毛主席一向主张参加革命必须自觉自愿。如果人家不情不愿，你就算勉强把人家留在革命队伍里，人家心不在此，对革命事业也好，于个人也罢，均无半点益处。
所以“三湾改编”时，毛主席就公开言明：愿意继续干革命的留下；“想转回地方工作”的组织绝不勉强，只要把枪留下，就可以领路费各自回家。“转回地方工作”后，将来要是又想参加革命了，组织上依然敞开大门欢迎。
所谓“转回地方工作”，在当年那种形势下，不过是脱离革命、脱离组织的一种委婉的说法罢了。在秋收起义军一败再败，连总指挥都牺牲了，下一步将向何处去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毛主席居然还能给动摇分子台阶下，留下了日后再相见的转寰余地，试问这种眼界和境界，古往今来有几人能做得到？所以说，毛主席的成功绝非偶然或侥幸。
“三湾改编”半个月后，自觉“大权旁落”、不愿和毛主席一块“落草为寇”的师长余洒度，以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为名离队。毛主席二话不说，绝不阻拦。难不成缺了你余洒度，秋收起义军余部就要垮了不成？
不过，毛主席主张的“来去自由”，是以不损害党的利益，不出卖同志和战友为前提的。余洒度离队时，尚未有叛变的念头。他是到上海被捕后才叛变的。因此毛主席放他走没毛病。但是，后来陈浩、徐恕、韩壮剑、黄子吉等将领企图拉着秋收起义军余部投敌，毛主席在掌握确凿证据后没半点犹豫和心慈手软，立即下令处决了这4个叛徒。如果没有他的果决，恐怕中国革命史就得改写了。
对于留在革命队伍中的人，毛主席一贯主张要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思想觉悟，去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个灵魂再造是要伴随终身的。而当时思想极“左”的一些人却并不认同毛主席的这一主张，他们唯出生论，主张通过肉体消灭的方式，来打造出一支“纯而又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队伍”。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毛主席这个没留过学、没去过苏联“朝圣”、没亲耳聆听过列宁的教诲、没蒙斯大林亲切接见并赠送礼物的“土包子”，压根就入不了长期把持中央的一众洋学生的“法眼”。故而毛主席诸多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每每被人斥责为“狭隘经验主义”。而毛主席面对中央下达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命令，也只能在不违背组织原则的前提下，在实践中尽可能作变通处理，以尽可能减轻革命损失。
袁文才
举个例子，中央曾有决议，要求各地红军对那些“土匪出身”的将领实施肉体消灭。毛主席刻意将这个决议压着不传达、不执行，就是怕袁文才、王佐知晓后发生重大变故，削弱本就孱弱的革命力量，断送刚有所起色的大好局面。可惜的是，时任红4军参谋长的袁文才还是在无意间看到了这份文件。他虽然完全相信毛主席，但也知道毛主席彼时在党内地位并不高，无力改变当时党内这种极“左”倾向，因此他选择了脱离队伍返回井冈。于是，悲剧由此而起。
到了1931年，在上海难以立足的党中央开始分批撤入中央苏区后，毛主席便被迅速边缘化，被迫离开了军队，离开了核心决策圈。可是，身处逆境的他却仍然充分利用手中仅剩的一丁点资源，抓住一切机会给“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纠偏。
1931年12月14日晚，往日默默无闻的江西宁都县城一夜之间名扬天下。因为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等人率国民党第26路军驻宁都周边部队1.7万人举行武装起义，并通过电台向全国发送了起义宣言，震惊全国。
自南昌起义之后的4年多时间里，还从未有过数量如此众多的成建制国民党军站到人民一边来。中央苏区从此又多了一支装备相对红军来说更为精良，且训练有素、战斗作风强悍的主力部队。以往，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这支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5军团后的辉煌业绩，以及对革命的重要贡献。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将这支旧军队改造为真正的人民军队过程中，也发生了一系列事情。
赵博生
第26路军起义后，部队开往瑞金九堡进行整编整训。当时，中央按古田会议精神，给红5军团派去了一大批政工干部和军校出身的指挥员，迅速在该部每个连队建立起党支部，成立士兵委员会，组织官兵学习红军一系列规章制度，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帮大家改掉从旧军队中带来的毛病。
就总体而言，起义官兵中的大多数颇为纯朴，经过教育，觉悟提高得很快。但是，由于宁都起义是自上而下发起的，起义时军中党员不过20余人，且绝大多数是在1931年5月以后才入党的，入党后处于秘密活动状态，没有经过系统的政治洗礼，因此部队中的政治基础相对薄弱。加之起义时强调保密，许多中下级军官事先并不知情，只是奉长官命令行事，长官叫干啥就干啥。结果起义后，很多军官对苏区生活很不适应，对红军“取消军官特权，官兵一律平等”那一整套做法并不认同。红军方面对这些人也不强留，均发起路费任其回家。
董振堂
除了军官，红5军团士兵中也有一些在西北军中混迹已久的兵油子。这些人不仅难以改造，而且还经常带头抗拒改造，甚至还发生了殴打红15军政委左权的恶性事件。因此，中革军委为加速改造进程，决定对红5军团编制重新进行调整。
红5军团刚成立时，中革军委任命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红13军军长，赵博生为总参谋长兼红14军军长，黄中岳为红15军军长。1932年3月，中革军委命令原属红1军团的红3军和红5军团的红15军对调建制，并将红14军调给红3军团。
在红军时期，诸如此类的建制调整仍家常便饭，干部职务的升降更是频繁。但这一次虽未调整红5军团军以上干部的职务，却引发了以季振同、黄中岳为代表的一些中高级指挥员的思想波动。他们仍以旧军队的思维，将军队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是自己的“禁脔”。因此虽然有关方面对他们作了详尽的解释工作，但他们心里却依然认为这是“吞并”、是“挖墙脚”，是“卸磨杀驴”。
季振同
同为宁都起义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的情况与季振同、黄中岳完全两样。赵博生早就倾向革命，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失败后，他还曾一度打算入川干革命。此事虽因力单事孤而未成，但他在第26路军参谋长的位置上，为策动这支部队起义而四处奔走联络，可谓宁都起义的灵魂人物。董振堂的情况与赵博生类似。他二人起义后立场坚定，对党忠心耿耿，在战场上表现异常英勇，也深得党的信任。
但季振同、黄中岳就不一样了。季振同是地主出身，投入西北军后深受冯玉祥信任和赏识，不仅将西北军中最为精锐的手枪旅和炮兵旅合编而成的14师交给他统领，而且冯玉祥还将自己的亲侄女刘玉芝嫁给了他。有了这层亲戚关系，季振同在西北军中资历虽不算深，但地位却不可撼动。黄中岳本是宋哲元的部下，因为和宋哲元搞不好关系，便拉走1个团投奔季振同，俩人还成了拜把子兄弟。因季振同身份特殊，宋哲元对如此挖墙脚的行为也只能干瞪眼。
中原大战失败后，孙连仲出面将收容的西北军主力编为第26路军。自认为是绝对实力派的季振同由师长降为旅长，对自己屈就孙连仲、高树勋等人之下十分不满。部队移驻赣南后，冯玉祥也想重新掌握第26路军，便派自己的心腹刘骥出面联络第26路军的旧部们。刘骥对西北军中的恩怨矛盾了如指掌，遂将工作重点放在季振同身上，双方时有书信往来。
不过，季振同的第74旅只是第26路军的6个旅之一，仅凭他一旅之力孤掌难鸣，很难冲破周边蒋军各派系军队的围堵。而南京方面也觉察到了冯玉祥的小动作，在加强对第26路军管控力度的同时，打算将其缩编为第17军。孙连仲在与南京方面博弈过程中提出的反制方案，是让自己的亲信第75旅旅长李松昆接任自己兼任的第25师师长职务，甚至打算让此人执掌第26路军。
自己素来瞧不上的李松昆眼瞅着就要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甚至还可能爬得更高，季振同无论如何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对此洞若烛火的赵博生恰到好处地做了季振同的工作，将满腹怨气的季振同争取了过来。
在起义的问题上，季振同明确提出起义后要“升编”的要求。对于这种明显是伸手要官做的行为，中革军委很痛快地答应了。起义的灵魂人物赵博生为了团结季振同，主动将红5军团总指挥的位置让了出来，满足了他长久以来的愿望。
红5军团领导人合影
于是，实际只有11个团的起义部队被编为1个军团、3个军、9个师、27个团，绝大多数起义军官都平地升级。但是，一旦中革军委重新调整部队编制，一些人便受不了了。季振同本人还好，能管得住自己的嘴巴。而起义前不过是个团长的黄中岳，此时公然指责苏区的林林总总，公开说苏区有“四多”，即：演讲台多、标语多、口号多、没顶的房子多。这话里话外的，不能不让中革军委心生警惕。而在把持中心权力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看来，这就是妥妥的反革命言论！这就是确凿的“变心”证据，这就是危险的“叛变”前兆。
恰在此时，冯玉祥已经通过李济琛，做通了陈济棠的工作。于是，他又派胡景陶到苏区来找季振同，要求季振同将红5军团拉到广东去，说陈济棠已经同意为该军团“反正”提供一切方便，并答应事成之后在两广给该部一块地盘。胡景陶的来意，季振同事先并不清楚，但他第一时间向党组织汇报了。经中央研究同意后，季振同在于都县城里与胡景陶会了面。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季振同当着胡景陶的面，拒绝了冯玉祥的要求，而且事后他将胡景陶带来的一众老长官的劝谏信，都交给了组织，以示自己襟怀坦荡。冯玉祥竟胆敢明目张胆地把手伸入中央苏区，明目张胆地挖红军的墙脚？闻听此事，很多人脑子里那根斗争的弦立刻就绷紧了。
恰在此时，有些心灰意冷的季振同不合时宜地对组织提出想离开部队，去苏联学习的要求，并将自己的私人物品悉数分送他人。在当时把持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看来，季振同这是要“一去不复返”呀！这摆明了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的生动体现”。而黄中岳率部驻扎在闽南时让人准备便衣的行为，更让思想“左”得厉害的人们从中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于是，以季振同、黄中岳为首的8名中高级起义军官先后遭到逮捕，苏区政治保卫局指控他们图谋拉队伍反水。苏区最高法院不理会他们的申诉，当场宣判死刑。
实际上，随着部队改造工作深入进行，原第26路军官兵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融入了红军大家庭。就算季振同和黄中岳有其他想法，他们也不可能拉走部队了。结合当时国内形势来说，季振同、黄中岳就算从红军中出走，重新回到冯玉祥身边，也大概率会于次年追随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与日伪开战。果真如此的话，他们也一样是为唤醒全国人民，促成全民抗战作贡献。
但是，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看来，冯玉祥这个旧军阀中的著名“影帝”，对革命来说是“最阴险的人物”。因此，追随冯玉祥和追随托洛斯基一样严重，是可忍孰不可忍，故此一定要杀之以绝后患。
万幸的是，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程序，最高法院的死刑判决要在得到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审批后方能生效。当年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最高决策层定性的铁案，不过是走个程序罢了。但是，自身处境已极为艰难的毛主席，却充分利用了自己仅剩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荣誉性虚衔，不顾一些人的白眼，毅然站出来为季振同、黄中岳说了公道话。
毛主席苦口婆心地劝大家：从旧军人到革命军人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得有个过程。改造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革命信念，那是要伴随一生的。不管怎么说，季振同、黄中岳领导宁都起义有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能强迫。只要不危害革命、不危害组织、不祸害战友和同志，都应本着“来去自由”的原则处理这类问题。
毛主席不仅占理，而且非常讲究策略。他名义上的副手项英，顶着被斯大林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随身带着斯大林亲手赠予的“革命荣誉武器”，可谓眼高过顶，对毛主席向来不尊重。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季振同、黄中岳这档子事上，被低姿态的毛主席给成功说服了。
有了项英的坚定支持，毛主席的话就不再是一个政治失意者的自说自话了，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太上皇”李德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于是在毛主席的据理力争下，季振同和黄中岳于1932年8月10日被改判8年有期徒刑，另有3名同案军官也改判10年有期徒刑。
不过，毛主席于逆境中拼尽全力，也只保护了季黄二人多活了2年多而已。1934年长征前夕，“左”倾教条主义者为甩包袱，未走任何法律程序，秘密处决了包括季、黄二人在内的一大批在押“犯人”。
“季黄事件”曾被国民党方面大肆炒作。但实际上，中共从来就不岐视起义部队。中共武装力量的最初班底，1927年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的骨干力量，都是从国民党军阵营中拉出来的。即便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先后被处决的宁都起义军官仅有8人而已。哪怕是出了这档子“季黄事件”，广大起义官兵仍然得到了中央信任和大胆使用。赵博生和董振堂并没有受到不公正对待，他俩先后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虽说红5军团最终于1937年在河西走廊损失了，但从这支起义部队走出的诸多将领却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着，并最终看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他们之中，有李达上将、孙继先中将、王秉璋中将、孙毅中将、苏进中将、李雪三中将、韩振纪中将，还有王蕴瑞、熊伯涛、张明远等23位少将。此外，姬鹏飞和黄镇也出自这支起义部队。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这才是战争王正兴）：宁都起义后，冯玉祥公然挖红军墙脚，引发了一个惊天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