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耀邦就任中央主席后与朱穆之等人的谈话——夜读偶识之三

徐按：

一，“1981年6月29日下午四点半，胡耀邦约见朱穆之、曾涛、张香山、胡绩伟的谈话”，我最早是1999年从胡绩伟那里看到的。那一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10周年，胡绩伟在《书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读那文章，能明显地感觉到被编辑过的痕迹。我想看到原稿，就贸然闯到他的住所讨要。他与我所在的刊物关系密切，知道我这个“毛头小伙”，对我的鲁莽举动也不介意，我也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半是聊天半是采访的和老人摆起了“龙门阵”。话题主要是围绕他的那篇文章展开的，他给我找出这份材料。2007年出版的《胡耀邦思想年谱》（盛平主编）“1981年6月29日条”（638页）公布了这份材料，但并未有“下午四点半”这个具体时间。我认为，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不应忽略。

二，1981年6月29日，是十一届六中全会结束的日子。我并不清楚这一天会议的议程。即使会议是上午结束的，刚正式就任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想来也是诸事繁多。他在“下午四点半”就约几个人谈话，显然：1、这是事前的计划；2、这次谈话他觉得非常重要，刻不容缓。

三，谈话对象：朱穆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曾涛，时任新华社社长；张香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广播局局长；胡绩伟，时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是主管宣传和中央两大媒体的诸侯。

四，谈话内容，通俗易懂，主题明确，无需多解释。只需说明一点：谈话中，他说：“我还要向湖南打招呼，家乡不要出什么花样。”据“思想年谱”记载：“开完会回到家中，郑重地对儿女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当晚，他委托秘书电告家乡湖南的干部：不准家乡和家里人敲锣打鼓放鞭炮；不准家乡搞庆祝活动；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638-639页）他不仅和湖南家乡打招呼，给自己家人也打招呼了。

1981年6月29日下午4时半，胡耀邦约见朱穆之、曾涛、张香山、胡绩伟的谈话：

今天找你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你们注意，我们无论如何不要重复个人崇拜的错误。不要搞个人崇拜的宣传。请你们把好关，发现这方面的问题就告诉我。你们只要把好两年关，不搞个人崇拜的宣传，我想，我们党就会形成一股新风气。（大家插话说：适当的宣传还是要的，完全不宣传也不行。）不要突出宣传我个人。要适当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的作用，要宣传叶帅、小平、陈云、先念、徐帅、聂帅、彭真、邓大姐和王震等同志。紫阳同志是总理，他以总理身份进行外事活动，要宣传，这是特殊情况。平常，对我和紫阳同志要少宣传。至于日常工作的安排，当然要我们站到第一线，比如七一庆祝大会，就安排紫阳同志作主席，我作报告。但主席台的安排，如果叶帅出席，请他坐中间；如果叶帅不出席，就请小平同志坐中间。以后，群众场面，都要请他们在前面。

中央要强调集体领导，不要突出个人。这次公报最后增加了一句话，说这次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对于加强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和团结一致”，这点很重要。

我还要向湖南打招呼，家乡不要出什么花样。

还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毛主席很早以前就是我们党的卓越领袖，但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同大家一起开会、谈话、照像时，他并不把自己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譬如照像，他总是站在边上。一九四九年开政协会，中共代表团的那张照片，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就坐在第一排的两边，中间是四老。一九五五年团中央开全国积极分子大会时，布置主席台的坐位，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决定，要我们团中央的同志坐在前排，他们都在第二排。不知后来怎么搞的，开会、照像，甚至出场走路都要严格按等级次序办。这并不好，是我们党的风气上的一个倒退。能不能把这一套改变一下？我是主张改变的。

（题图照片为十一届六中全会会场，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