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原名邓子健，福建闽侯人，中国现代杂文家、诗人、政论家、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笔名有邓云特、殷洲、狄曼公、卜无忌、于遂安、马南邨、向阳生。
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1912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乌石山麓。
1929年夏，邓拓从福建省立第一高中毕业。
1937年，出版史学专著《中国救荒史》。1948年12月13日，被任命为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协助市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工作。1949年2月2日，协助彭真、赵毅敏等人一起审定《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1957年6月，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任社长。
1961年3月19日，开始以“马南邨”为笔名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
1962年9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专栏《三家村札记》撰写杂文。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拓被迫害致死。1979年，获得正式平反。
1912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乌石山麓。1919年，进入闽侯小学就读。1923年，升入三牧坊中学。1926年冬，与同学傅衣凌等人组织了“野草社”，并自费出版了他们自己编著的刊物《野草》。
1929年夏，邓拓从福建省立第一高中毕业；同年秋，考取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1930年6月，离开光华大学，前往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同年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夏，参加了上海法政学院的一次考试，后又插班进入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经济系。入党后，邓拓一面在法政学院学习，一面积极的从事左翼文化活动，担任了中共上海法南区宣传干事、宣传部长和中共南市区工委书记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法政学院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学校组织抗日演讲队，分赴卢湾、八仙桥、龙华路等地进行抗日形势的宣传，邓拓作为学生会干部，出面参加了一些会议组织的接待工作。1932年12月11日，邓拓因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中被捕。关押期间，邓拓遭受残酷迫害。
1933年春，邓拓父亲托人将邓拓保释出狱，邓拓有感，作《出狱》诗一首；同年秋，回到福州，拜访了一些同学和老师；10月，以“邓云特”的署名发表了题为《形式逻辑还是辩证法》一文；12月，参加了人民政府文化委员会的工作，负责宣传联络工作，白天外出，晚上走访一些工人家庭。1934年春，抵达上海，在六里桥一个中学任教员，并通过友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同年秋天，西行北上，前往开封，进入河南大学经济系。
1935年，一二·九运动展开后，平、津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同年10月，以“邓云特”笔名发表了《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一文。1936年暑假后，邓拓在开封参加了“民先”，并先后担任河南大学支部、开封“民先”运动支队长，进行散发传单、联络工友、进行爱国救亡的宣传，并创作了专著《中国救荒史》，分析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灾荒发生发展的历史。
1937年春，在一次“民先”活动中，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逮捕，关进了监狱。不久，全面抗战开始，国民党当局迫于抗战的形势，释放了一批政治犯，邓拓在关押一个月后出狱。出狱后，他曾作为“战地服务团”一员到河北束鹿一带前线慰劳抗战的军队；9月，在一位朋友的安排下，奔赴晋察冀根据地。为了表示要开拓新的生活，开创新的天地，他的名字由邓子健、邓云特改为邓拓。邓拓到边区后首先在边区省委工作，12月，省委成立军政干校，邓拓被安排到干校当政治教员。
1938年2月，边区党刊《战线》创办，邓拓参加了编辑工作；4月，抵达晋察冀边区进行《抗敌报》工作，担任报社编辑部主任，开启了新闻生涯；4月中旬，《抗敌报》（后于1940年12月改为《晋察冀日报》）由军区政治部划出改为边区党的机关报，邓拓担任主任，负责全面工作；7月3日，以殷洲为笔名在《抗敌报》上发表诗作《历史的壮观》；10月1日，因日寇入侵，报社在邓拓的领导下，分成两个梯队，从五台山往阜平方向转移。抗战期间，邓拓坚持同日寇进行斗战，克服印刷条件办报。
1939年2月26日，在晋察冀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题为《三民主义的现实主义与文艺创作诸问题》的长篇报告。1940年12月11日，发表《一党专政还是民主宪政》的社论，对国民党少数人搞专政独裁，妄图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伎俩进行了揭露。
1941年2月，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论民族气节》的社论，深入论述了发扬民族精神的问题；3月，邓拓以狄曼公笔名发表《唯物辩证法简编》（连载）的文章，此后一共发有8篇文章。
1942年，《晋察冀日报》发表了邓拓执笔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社论系统的评价和论述毛泽东思想。
1944年后，《晋察冀日报》在中央指示下检查工作，邓拓多次在报社工作会议上检查了领导工作的缺点，并遵照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全党办报”的方针，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贯彻执行全党办报》的社论；4月3日，在边区通讯工作会议中，作了《改造我们通讯工作的报道方法》的报告。 [19] 1945年5月，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1948年6月，随着解放区形势的发展，《晋察冀日报》奉命与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作为“十年患难与共”的报社主要负责人，邓拓赋诗一首，题为《晋察冀日报终刊》；12月，随彭真、刘澜涛等领导同志从平山县前往北平西山；
12月13日，被任命为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协助市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工作。
1949年2月2日，协助彭真、赵毅敏等人一起审定《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
3月，随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大队人马进驻北平西山，协助参加城市的接管工作；3月15日，《人民日报》的北平版即停刊，改出《北平解放报》，邓拓任社长；6月，由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任命邓拓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邓拓作为解放区新闻工作者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同年秋天，出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同时兼任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
1949年年底，为市委起草了第二期工作决定《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加强城市管理与生产建设的决定》，对建国后城市的社会治安、经济管理和建设、党的领导、思想文化的教育以及职工纪律等作了认真的分析；12月6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委任邓拓为兼职教授。
1950年6月12日，前往燕京大学作了题目为《谈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报告；6月17日，在北京向民主促进会的部分政协人士宣讲《中国革命前途问题》，分析了实行共同纲领，恢复生产，争取和平转变的问题；6月18日，他前往清华大学作题为《新革命中党的领导和建设的问题》的报告；
同年，创作了《是谁领导五四运动》《中国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文章。
1952年，为纪念苏联《真理报》出版40周年，写了《为新生活而斗争的有力武器》的文章，介绍了中国报纸的在新生活斗争中的作用；
6月，范长江调离人民日报，邓拓作为总编辑主持人民日报全面工作。
1954年2月，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莫斯科。1955年，受聘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术委员，并承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专题。1956年春，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波兰；
7月，在邓拓的具体指导下，《人民日报》进行了改版；8月15日，在党总支会上作了《关于编委会的领导工作问题》的发言，就思想领导和业务领导方面发表一些意见。
1957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邓拓任主席；
4月，因在《人民日报》排发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等社论，遭受了“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等不公正的错误批判；
5月11日，在《人民日报》上以“卜无忌”的笔名发表杂文《废弃“庸人政治”》；
6月，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任社长；
同年夏天；将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救荒史》作了“技术性修改”后重新出版，由文言体改为白话体；同年年底，沿着新修的宝成铁路南行，写下了《英雄的路——宝成路正式通车有感》和《陈仓道上》两篇散文。
1958年4月21日，邓拓在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召开的扩大会上，作了讲话，对报纸在建国以来执行党的宣传方针中的经验教训作了回顾，检讨了一些问题；
8月，任命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12月，在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关于反对用学术问题搞政治阴谋的报告。
1961年3月19日，应《北京晚报》之约，以“马南邨”为笔名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其中对大跃进政策做了含蓄的但是尖锐的批评，并迂回地为当时被打倒的彭德怀辩护，试图为彭争取公正的待遇。
1962年2月，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关于历史学报告会上，作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的长篇发言；
8月，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学校政工干部学习会上对“大跃进”运动进行了分析；9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专栏《三家村札记》撰写杂文；11月，收结了《燕山夜话》最后一集，交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1964年3月，前往到内蒙古召开会议，多次同《包头日报》社和有关同志谈报道宣传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1965年，写下《记梦——用毛主席〈答友人〉七律原韵》诗作；12月，以“向阳生”的笔名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4月16日，《北京日报》刊发了《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和《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这是最早公开批判“三家村”的文字，文章发表后，邓拓被勒令在家停职检查。
1966年5月8日，江青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诬蔑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指责《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同日，关锋发表了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诬蔑北京市委“包庇”“三家村”。
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文章诬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写作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5月16日，戚本禹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资产阶级立场》，诬蔑邓拓是历史上的叛徒。
自此，报刊上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越来越密，各个省市、各条战线、各界人士举行集会声讨邓拓“黑帮”的消息连篇累牍。
1966年5月17日深夜，在经历了大量莫须有的批判后，邓拓写下遗书；5月18日，服安眠药自尽，终年54岁。
1979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北京市委在《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中指出：“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诬蔑邓拓（原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北京市委党刊《前线》主编）、吴晗（原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原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同志是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