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峰
一、少年左权
1905年，我的姥爷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的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父亲在他1岁多的时候就去世了，紧接着不到一年的时间，爷爷、奶奶也相继去世了。家里全靠母亲一人支撑。虽说姥爷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前面还有三位哥哥和一个姐姐，但他还是从5、6岁起就开始砍柴、打猪草、放牛、种地等等，帮着母亲支撑家里的生活。按照姥爷的家境，本是没有上学的机会的。不过姥爷一直非常想读书，还经常去私塾偷听。在左家有这样一个传统，那就是在同辈中选一个男孩子上学。于是，姥爷的母亲决定让他去读书。可学费怎么解决呢？知道这个难处后，左家的亲戚虽说都不富裕，但也凑些钱出来。可这也不够。姥爷的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她织的布在当地很有名。母亲就起早贪黑地织布，送到镇上去卖。姥爷小，做不了什么大事，他就趁农闲的时候去河里筑坝围鱼。小的带回家腌起来，大的就带到镇上去卖，赚些油盐钱，帮助母亲分担一下。过年的时候，姥爷还带领哥哥们和村里的小伙伴，去乡亲家门前耍米狮子，赚些米和零钱。就这样，在大家的帮助和他自己的努力下，终于在1913年春，8岁的姥爷终于可以进私塾读书了，不久他又考入县里的小学。
在小学里，姥爷遇到了一位对他影响非常大的老师，那就是匡宜民。匡宜民是一位有识之士，参加过辛亥革命，有着非常进步的思想。他隐身乡里，就是希望通过教育来救国，所以他坚持新的教育方式，积极传播爱国思想。
1915年6月的一天。匡老师走上讲台，眼含热泪地望着同学们，却一句话也不说。左权和同学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得紧张地等待着。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匡老师猛地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勿忘五九国耻”几个大字。然后就无法抑制地大哭起来。原来，就在前不久，袁世凯秘密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匡老师冷静下来给同学们讲述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他说：“我们国家的版图就像一片桑叶的形状，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就像蚕一样，在不断地啃食着我们的国土。国人再不起来救国，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了。”匡老师还告诉大家，全国各地的人们已经组织起来，游行、罢工、抵制日货，以行动来反对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深受感动的左权站起来号召同学们也组织起来，大家一起写标语，走上街头号召人们一起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
左权当时还在自己的的夹书板上写下了“勿忘五九国耻”和“五月九忆国仇”几个大字。通过这次特殊的课，姥爷第一次发现，原来他的身边不只有家、村子，不只有家人、乡亲和朋友，还有国家、民族这样的概念。而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影响着每一个人。
在小学期间，还有一件事对姥爷的触动也很大。那是在袁世凯倒台后，国内陷入了军阀混战，各派军阀为了扩大势力，抢夺地盘，不顾百姓死活，不断发起战争，进行大肆的破坏和掠夺。姥爷的家乡也遭到了军阀的掠夺，他们杀害百姓，抢夺财物，奸淫妇女，烧毁房屋。为了躲避兵祸，姥爷的外公一家从城里躲避到他一家所在的黄猫岭这个小山村。但这里也不安全，兵祸很快就蔓延到了这里。怎么才能保证一家老小的安全呢？左思右想的姥爷想起他和小伙伴们玩躲猫猫的一个秘密山洞。于是他把家人和村民60多人带到了那个山洞里躲了起来，才平安地躲过了这次的兵祸。但是回到村里，大家看到村子还是被军阀的部队打砸抢烧，毁坏得不成样子。这次的兵祸让姥爷看到，像母亲这样勤勤恳恳的穷苦人，每天没日没夜的劳动，就是为了一家老小能有吃有穿。本来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一次兵祸的到来，一切都没了。他不得不开始思考，怎么才能让妈妈这样的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呢。
尽管因家境贫寒，中间还几度辍学，但姥爷没有就此放弃学业，并在17岁时考入湖南最好的中学之一——渌江中学。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湖南建立了党组织，姥爷在学校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对这些先进思想的学习，加上他对过去遇到的种种问题的思考，姥爷明白了只有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对国家的侵略，打倒那些欺压贫苦百姓的反动势力，才能拯救民族于危亡，才能让母亲这样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也使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报着这样的信念，姥爷那时就立志说：“创造社会，农人也有责。改造社会，农人也有则。我是农人的子弟，其责任更大。”（见图片）为了这份责任，姥爷决定投笔从戎，1924年2月姥爷到达广州，进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学习，后随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进入黄埔一期学习。
二、左权入党
姥爷一走进黄埔军校的校园就被这里的清新的气息深深吸引了。因为在黄埔军校破除了旧军阀军队各种恶习，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后建立起来的学习革命思想，创建新军队的风貌的风气，更是让黄埔军校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而这正是姥爷一直在寻找的感觉。在这里他不仅积极投入军事学习，也把大量时间用来研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等各种进步书籍。每次恽代英、叶剑英等共产党教员的讲座，他不只是听还认真地记录下来。他们深入浅出的讲述让姥爷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而这些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也让姥爷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是什么样的。看到一起来的老同学有人已经加入了共产但，姥爷也是非常的羡慕和期待。其中陈赓就是姥爷在广州讲武学校的同学，他已经加入了共产党。1925年1月的一天陈赓找到姥爷说，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要见他。姥爷听说这样一位学校的高级领导要见他，不免有些紧张，但他也很惊喜。因为姥爷听过周恩来的讲座，那正是他敬佩的共产党员。怀着这样心情，姥爷来到周恩来的房间。本有些拘束的他在周恩来几句我也曾去过醴陵的话语，一下就拉近了他们的关系，气氛也轻松了下来。周恩来问起姥爷的家庭情况，还问起姥爷在讲武学校组织莲社这个进步青年的组织的想法。姥爷说出他想要寻求民族解放，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想法。还讲到他要以共产党员为榜样。周恩来听到这里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姥爷立刻回答愿意。
此后，周恩来给姥爷讲起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给姥爷上了第一堂党课。讲到最后，周恩来说出共产党有着非常严格的纪律，问姥爷能不能做到。姥爷坚定地回答能做到。说到这里，陈赓说通过他的考察，左权完全符合加入共产党条件，并愿意作为姥爷的入党介绍人。听了这句话，姥爷握住陈赓的手激动不已。原来，姥爷的优秀表现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热忱早就被党组织关注到了。第二天傍晚，姥爷再次来到周恩来的房间，陈赓和周逸群两位同学已经到了，他们作为姥爷的入党介绍人。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为姥爷举行了入党仪式，批准姥爷正式加入共产党。
三、左权苏联留学
获得去苏联学习的机会确实是极其难得。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就宣布在中国招生500人的消息。当时在广州招生人数150人。但当时报名的人数就有1000多人。最后通过考核选拔了147人。这里大家可能想问，怎么少3个人呢？这3个名额是留给保送的。姥爷当时在第二次东征的战场上，完全不知道中山大学招生的事。但是凭借姥爷在黄埔军校的优异成绩，在两次东征中的优秀表现，他获得了国共两党高级领导程潜、林伯渠的一致推荐，姥爷便成为被保送的3人之一，获得了去苏联学习的机会。
启程前往苏联前，在一次欢送的茶话会上。毛泽东作了恳切的讲话。他鼓励这些准备前往苏联的进步青年们要坚定革命意志，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参加革命事业打好基础。这也为姥爷指明了去苏联学习的目标。
经过辛苦的旅程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校为姥爷他们安排了非常优越的生活条件。姥爷看到苏联人民虽说没有富裕的生活，但社会一排朝气蓬勃，人们劳有所得，充满干劲。这样的社会深深触动了他。姥爷没有为此流连忘返，而是对比国内的局势，想着要是能在中国创造一个这样社会该有多好。这也让他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拯救国家、民族的道路。抱着争取民族解放，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信念，姥爷开始了刻苦的学习。
光有好的学习机会自己不努力也学不到真本事。姥爷到了苏联首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进行政治思想方面的学习。而他和所有出国学习的人一样，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语言关。虽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课堂上是有俄语翻译的，但上课效果很不好，学习效率也不高。左权就加倍刻苦学习俄语。他绝不是那种看着学什么都轻松，成绩还一流的学生。左权那时的学习方法就是刻苦。他起早贪黑的学，不会的就反复练到会为止，每过一周还要再做个总结复习。基础语言关过了，他就开始大量阅读俄文书籍，这其中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在进一步加强语言能力的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深造。就这样坚持不懈地努力，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彻底攻克了语言关。同时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结束了。在中山大学毕业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姥爷他们都想尽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暑假开始没多久，他们就被通知收拾行装启程。但是，乘坐的火车却没有开往国内的方向，而是把他们带到一个军事训练营。经过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后，党组织提出让大家留在苏联继续军事理论的学习。原来为了应对新的革命形势，党中央提出要培养共产党自己的军事人才。迫切回国的姥爷接受了党中央的号召，选择去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一所高级军事学院，当时要求团职以上的干部才能在这里学习。但是，考虑到姥爷学习成绩优秀，还曾担任过基层斗指挥员，将他破格录取了。得到了这么好的机会，左权对学习更是是一丝不苟，绝不放松每一个学习机会。他大量阅读先进的军事书籍，不只是苏联的，德国的、法国的等等，能接触到的，他都去读。姥爷从中总结出一个虚席方法就是从历史中总结出规律、原理和原则。其中，姥爷最推崇的就是19世纪普鲁士王国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这本书姥爷还带回国内不断研读着。就这样姥爷像海绵一样汲取着能接触到的各种先进的军事理论。十几年后左权在苏联学习时期的两位同班同学、两位好朋友，刘伯承和邓小平在纪念文章中写道：（见图片）“在中大、陆大时期，他就表现为始终是一个最进步、最诚朴、最本色的同学之一。记得他在学习中，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摘自：1942年7月7日《解放日报》《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从这个评价中不难看出，左权的学习不只是死记硬背知识点，而是把所学的知识都充分理解，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加以阐述。
1930年6月左权完成学业启程回国。回国后，左权经组织安排，到闽西苏区加入了红军。并在闽西地区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后调到红一方面军任参谋，开始了参谋工作的生涯。在红军长征期间，左权任红一军团参谋长，为红军主力部队打先锋。胜利到达陕北后，左权又带领部队东征西战，稳固了陕北根据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左权任副参谋长跟随朱德总指挥和彭德怀副总指挥率领八路军前方总部进入太行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直至牺牲。
四、黄崖洞保卫战
黄崖洞是八路军最具规模的一个兵工厂，是在我姥爷的领导下建成的。我姥爷作为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要负责管理的事务非常多，军工建设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八路军从几万人进入太行山，到1939年已经发展成几十万人的队伍，要让这么飞速成长的队伍都能武装起来就成了大问题。过去八路军的武器都是靠缴获敌人的。为了能得到武器，有的八路军战士穿上红红绿绿的衣服装成大姑娘在地里干活。等日本鬼子过来抢人时，埋伏在周围的八路军战士就趁机俘虏这些日军，同时缴获武器。更有很多指战员为了缴获武器献出了生命。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党中央号召各个军区都要建立兵工厂，争取自己生产武器，自给自足。受朱老总和彭爷爷的委托，姥爷担负起太行山军工建设的任务。在他的主持下，将过去很多小规模的修械所集中起来，召集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建立正规的管理体系和生产系统；调集各种设备，建立起具有规模生产能力的正规的兵工厂。年生产能力可以装备12个团。到1939年底，八路军总部已经拥有著名的“四所一厂”。黄崖洞兵工厂就是其中最具规模的一个，被朱总司令称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为了建设和保卫这个“掌上明珠”，姥爷也是费劲了心血。
我们的兵工厂必须要隐蔽性好，还要距离煤矿资源近，姥爷跑遍了那一带的山岭沟壑，终于找到了黄崖洞这个藏在重山峻岭中的地方。我们看黄崖洞兵工厂就是建在这个山崖内，它的正面入口有一条通道，通道两侧都是陡峭的山崖，形成了一线天的地势。通过一线天上山有一条120余级的石阶。石阶中部是个断崖，中间用吊桥相连。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黄崖洞的中间山谷有一块巨大的空地，我们当时在那里建设了12栋房子，总面积达到了6000多平方米，最大的钳工房就有1000平方米。黄崖洞的后方还有一条通道，部队可以利用它直接转移进入山中。黄崖洞的地形可谓得天独厚。但光凭自然条件不可能把这里保护得固若金汤。（见图片）1939年冬，姥爷跑遍了这里的沟沟坎坎，展开工事构筑前的地形勘察工作。凡是需要构筑防御工事的地方，姥爷都在图纸上标了出来还编了号。就连各个射击视线前有什么障碍物，姥爷都在地图上标注得一清二楚。这里几乎每个火力点都是姥爷亲自参与设计的。
（见图片）姥爷的警卫员郭树保爷爷回忆那段经历时讲道：“为了保护这个兵工厂，加修些工事，左参谋长每天在这2000多公尺高，布满尖嶙嶙的青石的山顶上，冒着雨雪，爬来爬去地选择地形，配备火力，检查掩体，还把每个工事都编了号。他还要求每个工事都要准备能坚持7-10天的干粮和水。当时山上的水很缺，为准备足够的水，我们在山上山下跑来跑去。”到1940年9月，整个黄崖洞兵工厂防御工事全部竣工。
1941年11月10日黄崖洞兵工厂迎来了重大考验。日军出动了三个大队、共5000多人的兵力向黄崖洞发起进攻，每个大队还配属有山炮、野炮、迫击炮、工兵各一个中队。而此时姥爷并不在黄崖洞，负责保护黄崖洞兵工厂的是欧致富带领的特务团一个团1300人的兵力。而且这次的任务不仅仅是防御日军，还要拖住他们，给我们的外围部队争取出包围这部分敌军的时间。这就是当时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特点，只要是能打击敌人，就连“掌上明珠”都可以作为吸引敌人的诱饵。由于姥爷亲自参与了这个兵工厂的设计，所以即便是不在现场，他也靠着电话和建设工事时绘制好的地图来指挥战斗。战斗开始前给特务团下达的命令是拖住敌人5天，最后硬是拖了8天。最终，（见图片）黄崖洞保卫战毙伤敌人一千余人，我方伤亡166人（其中牺牲40余人），敌我伤亡比例六比一。中央军委在《一九四一年战役综合研究》中指出，黄崖洞战斗为1941年以来在各地历次反“扫荡”中“最成功的一次”，“不仅我受到损失少，同时给了敌人数倍的杀伤，应作为一九四一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五、左权在百团大战中
左权可谓是身经百战，从参加第一次东征战斗时，率先登上城头与敌人肉搏拼杀；到苏联学成回国加入红军后参加反“围剿”战斗；后来随红一军团参加长征为红军主力打前锋；最后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等。左权在战斗中从一名士兵逐步成长为一名卓越的军事指挥家。
而左权参与指挥的最有名的战役就当属百团大战了。对抗战历史有些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次战役。
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百团大战发生的背景，当时的八路军可谓是“危机四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日军采用“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二是，国民党政府的退缩、投降的企图和对八路军的污蔑。
左权在家书中就曾这样描写八路军面临的困境：（见图片）“总之在国内投降妥协危机更加严重发展，日寇对华北我军的进攻必更加严重，已遂其反共阴谋，今后华北之严重局势也就大大的加重了。过去虽然艰苦，但一般不太严重，生活一般的还是安静的，今后恐怕就不然了，跑反逃难的事将愈来愈多，这将是无疑的了。生活愈来愈困难，没饭吃，没钱用，也是不可避免的。”（出自左权1940年11月12日写给妻子刘志兰的信）这段文字就出自左权写给妻子的第一封信。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仅是八路军的生存面临着危机，抗战能否坚持下去也面临着危机。可是要如何打破这个困局呢？面对如此局势，朱德总指挥、彭德怀副总指挥和左权，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日军的弱点：日军深入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后，到处修筑据点、碉堡，造成兵力分散，而日军的兵力又是有限的，主要交通线反而变得兵力空虚，守备薄弱，这对八路军是一个有利的战机。因此，他们商议后决定，对日军的交通线进行一次全面的破击战。最初对交通线的破击战确定在1940年4月，但是因朱老总要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加上战事的影响，行动被暂时搁置了。但计划并没有搁置，彭总和左权继续筹划破击战。4月底借着各部队指挥员齐聚开会的机会，左权向各部队指挥员征求了破击战的想法，大家将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正太铁路上，这与彭总和左权的想法完全一致。之所以选择打击正太铁路，是因为它东起河北石家庄，西至山西太原，横贯太行山，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更重要的是，它是日军构筑的交通网这个大“囚笼”的中心支柱，打断了它，敌人的囚笼也就破了。5月份借着给聂荣臻设宴送行的机会，左权再次与各部队指挥员商讨了作战计划。当时左权提出最好是由华北多个区共同采取行动，对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进行一次全面、彻底地破击，使其陷入战略上的被动。这个想法得到了一致赞同，并由此确定了作战方案。此后，左权加紧组织战役调研和准备工作。（见图片）时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的欧致富后来回忆说：在百团大战发起之前，左权所作的战役准备工作，比一个作战参谋做的还具体详尽。“它亲自跑遍整个战区，把敌人重要交通线上的铁路、桥梁、隧道、车站，从位置到结构，从建筑物到工事外的障碍物，都调查得了如指掌。每到一个点，他都详细了解当地的群众条件；对于据点里敌兵的数量、军事素质、武器性能，他一一掌握，据点外围的我军部队军政素质提高到什么程度，部队新老成份有什么变化，他也都一一调查清楚。”
对于那一时期，左权的妻子刘志兰在纪念文章中这样回忆道：（见图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百团大战之役，你全部精神漫沉于这一伟大战役计划中，你部署部队，研究敌情，和花很大的精力研究怎样更有效力地破击敌人重要交通线上的铁路、隧道、车站，写电稿，看地图，8月20日午夜，你虽有着胜利的把握，也仍为行将发生的战役焦虑着，没有睡眠，在屋内和院中徘徊，等到捷报像雪片一样传来，你更忙碌的研究战况，阻击敌人的增援，扩大战果。”就像文中写道的一样，1940年8月20日，晚20时整，战役打响了，所有部队按照既定计划行动。经过一整夜的焦急等待，终于在21日凌晨，一份份捷报传到了总部。
但是这时却有一个问题难住了姥爷，为了向中央军委汇报，彭总问到底有多少部队加入了战斗？因为在下达命令时，要求直接参加“正太铁路破袭战”的兵力不少于22个团，对其它交通线的破袭，没有提出兵力的要求。所以，命令中并没有规定出动多少部队。22日中午，作战科科长王政柱凭借超强的记忆力一一报出了各参战部队的兵力及番号，共计105个团。姥爷听完脱口而出：“好！这是次一百多个团参加的大战，作战科再仔细把数字查对一下。”彭总这时接着说：“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就此决定后，彭总和左权一起拟电报，将此次战役正式定名为“百团大战”。电文中这样写道：（见图片）“正太战役我使用兵力约百个团，于20日晚开始战斗。序战胜利已经取得。这次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从这封电报发出后，所有给中央的、给各部队的和给国民党政府的电报，还有所有的新闻报道，都使用了“百团大战”这个称呼。“百团大战”的名字由此而来。
百团大战共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是对敌人交通线、据点和设施的破袭，第三阶段为应对敌人的报复转为反“扫荡”斗争。百团大战一直持续到1941年1月下旬。根据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于1940年12月10日公布的战绩，（见图片）截至到1940年12月5日，在这100多天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4万多人，攻克敌伪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桥梁、车站、隧道、水塔等建筑物260余处，使华北日军的交通一度陷于瘫痪。
左权在总结百团大战的意义时这样写道：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和“囚笼”政策；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反共谣言，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对广大的参战军民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百团大战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散布于抗日阵营中的悲观失望情绪，打击了一切诱降、劝降的阴谋活动，对抑制投降逆流，促进时局好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六、左权的牺牲经过
时间追溯到1942年5月22日，当时日军集中了3万多兵力突然对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发起围攻。第二天，北方局和总部开始转移准备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第四天也就是5月25日拂晓，总部、北方局等转移队伍约3500多人被敌人的侦察机发现，几千人的敌军包围了过来。但是，这些转移人员都是些什么人呢？绝大部分都不是战斗人员，都是后勤部、党校和新华日报社等机关的工作人员，负责保卫的部队却只有3个连400多名战士。由于队伍目标大，行动笨重，彭总、左权和各部队首长商议决定分路突围，彭总和左权带领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一路，上十字岭向北方向突围。
25日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在距离队伍不到2公里的山上发现了敌人的部队在迅速接近。因为已经分路突围了，队伍中几乎都是非战斗人员，还有大量的骡马驮着物资，行进非常缓慢。情况非常危急！左权立刻让作战科科长王政柱和警卫连连长唐万成率一个排的警卫连战士掩护彭总先突围出去。但是彭总坚持不想离开部队。左权告诉彭总：“你必须先走，你安全了，就是总部安全了。我留下来指挥机关突围就可以了。”然后叫警卫人员硬把彭爷爷扶上了马。彭爷爷明白左权话中的意义，不敢再多耽搁一刻，只得快马加鞭先行突围了。此时，左权可以说是一人承担起了指挥队伍突围的重任。因为只有他知道正确的突围方向。他就像一面旗帜一样指引着大家前进的方向。
部队行进至一处可以避开敌人炮火的地方进行简单休整，左权在检查队伍时发现一机密文件箱不见了。如果机密文件和密码落入日军手中，对八路军将是致命的威胁。于是，左权赶紧叫他的警卫员郭树宝回去找。郭树宝觉得在这么危险的时候他绝不能离开首长，提出让另一名新派来的警卫战士小张去找。但左权坚定地说：“党的机密比什么都重要！你熟悉情况，他还是新战士。不要为我担心，相信你能完成任务！”郭树宝只好服从命令了。如果郭树宝这样有经验的警卫员留在姥爷身边，炮弹炸响时，他一定能做到第一时间保护左权的安全。
说到左权对于机密文件的保护，其实在向十字岭前进的路上，左权还一直拉着当时身为机要科的机要员罗健，同时跟随的还有6位机要科的女同志。她们都是不到20岁，没有战斗经验，遇到敌人的炮火就趴在地上不敢起来了。左权之所以要亲自带着她们就是要保证她们的绝对安全，不能让她们任何一个人落入敌人的手中。因为她们都掌握着部队的密电码，一旦落入敌手，对部队来说将是致命的。也正是左权这样的保护，突出敌人的包围后，机要科无一人伤亡。
警卫连连长唐万成护送彭总突围后，又返回来找到左权。他拉着左权的手，要求左权立刻跟着他先突围出去。但是左权坚决不答应，他用枪顶着唐万成的头说：“我有我的职责，我不能离开战斗岗位！”并要求唐万成立刻追赶彭总，保护彭总的安全。左权再次放弃了保护自己的机会。
前面我们提到了左权一直拉着一位机要科的机要员罗健，她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所以身体很弱，加上连续几日的突围转移，体力已经严重透支了，走不动路了。左权就一直拉着她前进。路上罗建还不小心滑进了沟里。左权赶紧叫上警卫员一起把她拉上来，但罗健还是受伤了。这时罗健跟左权说：“14号（左权代号），我实在跑不动了，你先带领大部队突围，不要因为我影响大家。”考虑到还要指挥大部队，不能耽搁。左权对罗健奶奶说“现在三面被包围了，你原地不动，我一会儿派人来接你。”然后就先往十字岭前进了。到了十字岭下，左权找了一位有经验的老红军战士来帮助罗健奶奶。那位老战士连拉带拽地把罗健奶奶带到了十字岭上，只要再通过前面小小的山头就可以避开敌人的炮火，冲出包围了。眼看前面30多米远就是左权正在指挥大家翻过山头，罗健奶奶准备上去报到，敌人的炮弹袭来了。这时左权做出了最后一个决定，他大喊：“卧倒！”叫身边的人赶紧趴下躲避炮火。他还趁势去扑倒了那位新来的警卫战士小张。因为这一系列的举动，左权的动作慢了，爆炸的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左权当场就牺牲了。硝烟过后，左权倒在了十字岭那小小的山头旁，新战士小张安然无恙。
左权的遗体是由当时在他身边的小张和北方局党校三名党校学员掩埋的。他们分别是李锡周、李克林和穰明德。第二天，他们四人找到作战科科长王政柱，把左权的配枪和遗物一起交给彭总，彭总面对窗户、背对大家，悲极无语、潸然泪下。当王政柱把左权的配枪递给彭总时，彭总把枪推了回去，让王政柱保存。解放后，王政柱将这把手枪交到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展出。
对于前面这段经过，我总结了姥爷做出的四个“决定”（见图片）。这一个个决定，姥爷时时刻刻考虑的都是别人的安危，都是自己的职责。在他心中这一切都比他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每次选择的都是把危险留给自己，但危险不可能永远擦身而过。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将领，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牺牲经过就像个谜，连我的母亲都不清楚。这是因为，日军当时以为1942年5月25日合击的是一二九师的师部，并在战报上大肆吹嘘。为了对敌人斗争的需要，不助长日军的嚣张气焰，最开始公布姥爷牺牲是在他真正牺牲时间的一个礼拜后，也就是1942年6月2日的一次对敌伏击中。罗健奶奶和所有当时知道姥爷牺牲的人都得到命令不许跟别人讲左权牺牲的经过，否则要受到处分。于是罗健奶奶把这件事埋藏在心里几十年。
直到1982年5月，为纪念姥爷牺牲40周年，报社的记者采访到罗健奶奶的爱人，当时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爷爷时，王政柱爷爷说他当时掩护彭总先行突围了，而罗健奶奶当时在左权身边，罗健奶奶这才讲出了这个隐藏了40年的秘密。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里的左权墓
左权牺牲地十字岭上的左权纪念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