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长治市工作过的吕日周向我推荐《漳河水》诗集，并建议我写写作者阮章竞。用他的话说：“我是读他的诗爱上太行的，更欣慰的是有缘来太行工作了几年。”
吕日周和阮章竞没有交集。阮章竞2000年去世，吕日周2000年调到长治担任市委书记。他刚到长治工作，中央电视台就要曝光漳河水的污染情况，并希望市委书记到中央电视台演播现场表态。他们没想到，刚到位不久的吕日周不光去了，还勇于负担责任表明了治理漳河的决心。那是很难堪的一幕。
吕铁腕治水自然为了百姓也与这部诗集有关。在漳河边，吕日周舀了一杯浑浊的漳河水，自己先带头饮了一大口，又要求有关县乡领导和他一起品尝。现场会上，他语气沉重却掷地有声：走群众路线，就要在生活上与群众同甘共苦，同茶共饭；劳动上要与群众同干共息、同流血汗；在交通上与群众车同行路同迹。今天要强调的是在环境上与群众同污共染、同清共净。治理不好漳河水，我们每年来饮一杯污水。他说了这一段话后，就让市委办的同志念了一段阮章竞描写漳河水的诗句，要求今人保护好抗日战争夺取的胜利成果。以自逼机制办法一年内治好漳河。由此，河上游的沁县、黎城、长子县的三个造纸厂和258个小煤窑得到治理，依法取蹄35000个土焦炉，漳河水质得到根本改善。
我查阅了长治市治理漳河的历史，深感闪现出的诗歌感染力，可以穿越时空界限，变成人们战胜困难的物质力量；深感只有作者长期深入到火热斗争中，才能写出拨动亿万人心的好作品；深感领导干部只有掌握更多的书本知识，又到群众中调查研究才能掌握、解决各种难题的正确方法。
太行诗人那么多，吕日周唯独怀念阮章竞。近期，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诗人阮章竞，吕日周带头捐款，发动社会各界，在山西为阮章竞竖立一尊青铜雕像。雕像造型是：身穿八路军军装的阮章竞坐在石头上，手里拿着本和笔，远眺着，思索着……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有一位作家曾与赵树理齐名，他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人，但山西人对他的名字却是陌生的。他就是曾经在太行山12年，一手执笔、一手执枪，为革命和人民放歌，为民族解放呐喊，创作出许多优秀诗歌、小说、戏剧作品的八路军总部太行山剧团团长阮章竞。
阮章竞1914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一个贫农家庭，只上了4年小学，13岁在家乡油漆店学做画工，20岁失业后到了上海，在上海广告公司边打工、边学习。此后曾在冼星海指导下，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阮的音乐素养，来自于冼星海的真传，二人就此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冼星海传授给阮章竞的，不但是具体的音乐知识，还有强烈的民族情怀。这种民族情怀，在艺术方面，表现为对中国民族音乐、民间音乐的重视。对于中国的民族音乐特别是民歌，阮章竞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在他眼中，农村就是中国文化的“子宫”。
阮章竞说：“抗日战争是决定我一生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决定了我对爱好，对人生的根本态度。面对日军的侵略、国民党的不抵抗，阮章竞认为中国的希望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决心到抗击日寇的太行山去。
24岁的阮章竞1938年初来到太行，任八路军晋冀豫边区太行山剧团政治和艺术指导员，不久就创作了三幕话剧《巩固抗日根据地》。
该剧的故事是：赵掌柜不听村干部动员坚壁清野、躲避锋芒的劝告，以为只要像对军阀一样，向日军交钱纳税就没事了。结果女儿遭日军蹂躏，他自己也被日军枪杀，是八路军消灭了日本鬼子，为他报仇雪恨。阮章竞通过这个发生在太行山农村的故事，警示对日军存有侥幸心理的人，揭露了日军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罪行，戳穿了汉奸散布谣言、破坏抗日的诡计，动员群众组织起来参军、参战，保卫太行抗日根据地。
1938年8月，《巩固抗日根据地》由太行山剧团在长治市屯留县东古村首演，剧中的“赵掌柜”由李书琴扮演，“儿子”由康方印扮演。阮章竞将当地群众的语言融入剧中，剧情编写得真实感人，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该剧成为太行山剧团在晋东南行程二千五百里、历时三个月为抗战军民巡回演出的中心剧目。
每场演出中演员与观众喜怒哀乐融入在一起，演到悲壮时，台下观众一片哭泣；演到激昂时，观众自发地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当八路军！”有的村民说：“戏里的老顽固‘赵掌柜’我们村能找出十来个，是豆腐掉在灰堆里，吹不得也打不得，到后来还是自己遭罪！他那儿子是个好青年。”有的村民说：“纺棉花的大嫂子是模范军属，男人参军打日本人，她不拉后腿，可又挂念得不行，演员把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都演出来了。我们村里的军属就有像她的，可也有个别拉后腿的。”
1938年4月，阮章竞担任八路军太行山剧团团长，带领剧团开始了被称为“小长征”的徒步流动演出。这样的演出，任务繁重，时间紧迫，每每刚卸下行李，便收拾道具，布置现场，战士在山头放哨，剧团在山下演唱。特别是在敌占区演出，还要面对敌人来势汹汹的残酷扫荡，阮章竞和剧团要随时面对枪林弹雨和生死考验，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在太行山剧团初创时，阮章竞担任政治指导员，但还没入党。有人说：洪荒（阮章竞当时的笔名）艺术上还行，政治上不行。于是，上级就派来了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的赵迪之同志接替他担任政治指导员。
赵迪之比阮章竞小两岁，出身小康之家，受过民国时代正规的大学教育，是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新女性。她虽然年轻，却是剧团中文化高、资格老的干部，加上她性格泼辣、工作能力强、正直率真，这个“空降”干部，并没有引起阮章竞的不满抵触，两个人反而互生情愫，建立了恋爱关系。
阮章竞在回忆录中饶有兴趣地回忆到，有一次，他们一起去沁州开会。走了一天很累，就在村里借宿。寒冬腊月，窑里无铺无盖，两人实在太冷，就搬到一个炕上和衣而卧，相拥取暖。当时他们既没有丝毫封建的陈腐观念，也没有任何非分之想，很快就睡着了。事实上，心中的互生好感或许是他们不好意思提及却又确切存在的。赵迪之在生活上给了阮章竞很多照顾，同时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在抗战最为艰苦的1939年初，他们结为夫妻。
阮章竞夫妻在太行
他们聚少离多，但却是相互牵挂。1942年，日军对根据地频繁扫荡。阮章竞伤寒未愈，就率领太行山剧团转移，在平顺县井底村与敌遭遇负了伤。赵迪之得知消息，就急忙从武乡赶到平顺。见到丈夫之前，赵迪之听说他是被机枪打中了胳膊和腿，心中十分焦虑。心想机枪子弹大，说不定老洪都残废了。万幸的是，阮章竞并没有伤到骨头，她才松了一口气。为了能亲自照顾负伤的丈夫，她把阮章竞接到了武乡去养伤。
阮章竞和赵迪之的三个儿子都出生在太行山区，并托养于老乡家中。由于妻子赵迪之是武乡县委书记，敌人打听出她有个孩子寄养在村民家里，便开始在村里进行暗中搜寻。有一次竟然将孩子搜了出来，就在大家都以为孩子难逃一劫的时候，日本人看着怀里搜出来的小孩儿，就跟普通太行山农民的孩子一模一样，他们反复观察了半天，便以为是情报有误，孩子肯定是搞错了，这才把孩子放了。就这样，阮章竞和赵迪之的儿子才从敌人的手心里逃了条活命。
阮章竞和太行剧团的人们
太行山剧团的演员大多是没有文艺基础的年轻人，在阮章竞耐心、严格的指导下，成长为既能演话剧，又能演晋剧、歌剧、京剧的演员。阮章竞虽无正规艺术学历，但既多才多艺又虚心好学、刻苦钻研，是位高产的作家，著作数量多、范围广。仅在太行时期，他的作品话剧有《转变》、《未熟的庄稼》、《和尚岭》、《登记》、《圈套》《人间地狱》、《红巾》、《群魔乱舞》等；歌剧有《赤叶河》、《比赛》、《民族的光荣》、《红星旗下》等；戏剧有《糠菜夫妻》、《反对慕尼黑协定》、《反对皖南事变》、《保卫华北》等；诗歌《圈套》、《漳河水》等。
阮章竞虽是广东中山人，却对千沟万壑、战火硝烟的太行山情有独钟。他不但学说山西话，还向当地老乡学说土语，他的许多作品都是用当地方言写就的。在当时文盲居多的历史环境下，他尝试用有韵律的诗歌来写戏剧，适应中国农村百姓喜欢唱戏和韵白的传统，克服外来话剧“没味道”的缺陷，使群众喜闻乐见，起到了良好的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的效果。
他根据民间耳熟能详的曲调如辽县小调、武乡秧歌、民间花鼓等填入新词，创作出许多深受欢迎的新民歌。在太行山的12年，是他一生中作品出得最多的时期。
抗战歌曲《秋风曲》，是他1938年10月用当地民歌《卖扁食》的曲调填词创作的，这支洋溢着山西民间风味的歌曲迅速传播开来：
因抗战硝烟、行军跋涉，阮章竞不少作品未能保留下来，这首《秋风曲》的歌词连作者自己也遗忘了。时隔25年后的1963年，阮章竞重返太行，在一个县文化馆意外地发现了一本民歌集，其中收载了他的《秋风曲》，但作者竟然标为“无名氏”。正是因为这首《秋风曲》脍炙人口，才得以口口相传保留至今，同样如此保存下来的还有阮章竞创作的《民兵队歌》、《牧羊儿》等歌曲作品。
在风云激荡、戎马倥偬的战斗中，阮章竞从未失其热烈、执著的诗人本色。对他来说，创作就是战斗，一支永不放下的笔就是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它燃烧着，在暗夜中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行。
1938年6月，桂涛声与冼星海创作了歌曲《在太行山上》，冼星海托人将歌曲转给了他的学生阮章竞。阮章竞立即组织太行山剧团排练，同年8月在太行地区首次公演。这首歌由此迅速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成为在八路军和全国抗战军民中广为流传的战歌。
1939年日军经常派数架飞机轰炸长治城，很多人没有防空知识，紧张得到处乱跑。在上海、南京、武汉多次经历敌机轰炸的阮章竞告诉大家，遇到空袭赶紧到空旷的地方卧倒。日军飞机轰炸时，阮章竞不但十分镇静，还拿着一本书躺在地上看。敌机飞走后，他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幽默地说：“我不相信运气会那样不好，炸弹和机枪会正好扫在我的身上。”
他在太行山剧团时不仅负责编剧、导演、音乐，同时还担负美工。他擅长自己动手制作文具、工具，在剧团用蛇皮、猪尿包制作乐器二胡。旧戏台的舞美通常很简单，戏台上仅一桌二椅而已。阮章竞为太行山剧团的舞美绘制了山水风光背景的幻灯，用皮影戏的原理打在幕布上；就地取材布置舞台场景，摆放树木、门窗等实景。演出时大幕一拉开，见所未见的舞美令观众惊叹不已，台下掌声雷动、一片叫好。太行山剧团演出途经之处，阮章竞在村庄绘制抗战壁画、宣传画。太行区第二届群英大会1946年12月在长治召开，阮章竞为大会设计了“英雄门”，创作了大型油画《蒋军必败 我军必胜》，把长治的一条街命名为“英雄街”。太行四分区在焦作建立一座纪念碑，阮章竞为其设计了用洋灰砌成的斜角五角星碑体。塔上首长的题词分别为：刘伯承的“四分区抗日烈士纪念碑”，杨秀峰的“四专区人民复活纪念碑”，邓小平的“冲破天险绝处逢生”，李雪峰的“英雄事业群众作风”，秦基伟的“烈士英名万古流芳”。
阮章竞设计的纪念碑
1940年，阮章竞率太行山剧团到部队慰问演出期间，参加了黄崖洞保卫战。剧团同志在战斗前沿做鼓动工作，和八路军战士们一起向山下进攻的敌人扔手榴弹。阮章竞在39年后创作的国画《黄崖洞重游》题款中写道：“一九四零年第一次黄崖洞保卫战 余曾于右侧与警卫连一起激战竟日……余于此地永生难忘 烈士鲜血浇红山花”。
太行山剧团是个非战斗单位，有不少妇女儿童。1942年5月，五万日伪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式“大扫荡”。太行山剧团在平顺县井底村附近与敌人遭遇，一颗迫击炮弹在阮章竞身边爆炸，他的右肩和臀部受伤。一边是包围过来的敌人叫嚣着：“抓活的！”，另一边是两丈多高瀑布下的大水潭。在这紧要关头，阮章竞向大家大喊：“宁死不当俘虏！往下跳！”，他捂着伤口带头跳进水潭。多数同志跳到水潭里，游到对岸脱离险情，但不幸有三位同志负伤，六位同志牺牲。这次战斗中阮章竞负伤的面积太大无法包扎，伤口里的弹片导致感染化脓，招来苍蝇嗡嗡乱飞。他被送到军分区医院治疗，徐院长问阮章竞：“做手术麻药不够用，你能挺得住吗？”他态度坚决地回答：“能！”。伤口尚未愈合，阮章竞又投入了话剧《未熟的庄稼》的创作。在武乡，他写过一首诗，歌颂一位普通的武乡妇女：
1947年为配合解放区土改，阮章竞创作了大型歌剧《赤叶河》，讲述了太行山区反动地主欺压贫苦农民、农民讨还血债的感人故事 。该剧首先配合在河北省馆陶县召开的土地工作会议演出，接着在石家庄市连演了七场。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1949年5月4日在北平召开，《赤叶河》为此登上了北平人民剧院的舞台，这是北平和平解放后上演的第一部来自解放区的歌剧。之后，《赤叶河》随刘邓大军一路南下，一直演到阮章竞的家乡广东，与歌剧《白毛女》并称为解放区的两大歌剧。
在山西，长篇叙事诗《漳河水》中塑造的一个个人物依然活在人们心里，虽然时过境迁，但他们背后的社会变革活生生地留存在了诗歌之中。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层层树，重重山，层层绿树重重雾，重重高山云断路……”这首《漳河水》是阮章竞1950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它取材于太行山区漳河两岸人民的斗争生活，采用太行一带颇为流行的民歌形式，描写了荷荷、苓苓、紫金英这三个农村妇女为代表的中国劳动妇女，在新旧两个社会里的不同生活道路和不同的历史命运。全诗具有十分明显的民间风格，在叙述上自由灵活，富于变化，诗歌语言清新朴素、明快自由，并富于较强的节奏感。
黑暗统治和封建礼教被革命风暴击得粉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漳河发水出了槽，冲塌封建的大古牢！”，三姐妹的生活也变了样。
时至今日，当我们重读《漳河水》时，这些诗句依然那么亲切优美，它们如清洌的河水一般，由口头到心头，滋润着人们的心灵。这是解放区文学史上继《王贵与李香香》之后又一部影响巨大的叙事诗，也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叙事诗写作的一座高峰。阮章竞以具有鲜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诗歌，以对中国故事的深情讲述，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49年8月，阮章竞作为中国青年代表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歌唱家郭兰英与阮章竞同乘一趟国际列车，前往联欢节演唱。阮章竞在奔驰的列车上为郭兰英创作了新歌《妇女解放歌》，用的是祁县太谷民歌的曲调填写新词。擅长山西梆子的郭兰英在联欢节上成功地演唱了这首歌曲，获得了二等奖，为中国青年赢得了荣誉。
新中国成立后，阮章竞曾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作协主席。他多次回到故地太行山采风，太行雄峰、黄崖洞下、赤叶河畔、漳河岸边，昔日的故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画速写，画国画。他用娴熟的线条、丰富的色彩、画中的诗词展现了巍巍太行的无穷魅力，表达了对太行山一草一木的无比眷恋，寄托了对太行人民的深厚情谊。
阮章竞回太行和乡亲们合影
阮章竞近百万字的小说创作，完全是太行山抗日斗争的描写。除了1975年文革的干扰，每到抗战逢十的周年纪念，他都会写下抗战题材的小说，奉献在抗日战争的祭坛上。
1965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清晨的凯歌》，并在1985年被改编为故事片《密令截击》上演。1987年是“七七事变”50周年，他把1963年草拟的“八年烽火太行山人物志”，改写成《抗日战争笔记新编》三篇，歌颂赵亨德、王小旦、郝福堂三位民兵英雄。1995年，他将另一位太行山少年女民兵的事迹写成中篇小说《白丹红》出版。
1954年11月阮章竞开始了小说《太行山不会倒》的写作。这部90万字的长篇，直到1997年才得以出版了第一卷《山魂·霜天》。
晚年，年事已高的阮老依然日夜挂念着这片山区。他用尽心力坚持创作抗战小说《山魂三部曲》：《霜天》、《晴岚》、《青春祭》。
他对来访者说：“你应该找机会去太行山走一走，体验一下那里的生活，见见那里的百姓，看看那里的山水，太行山具有雄浑的气魄，不见有憾，见了就会被迷住。我当年就是在这块火热的土地上，创作出许多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作品，是太行山不屈的性格，是太行百姓如父母般的恩情，是八路军部队赴汤蹈火的爱国情怀，是日本鬼子的残暴侵略，让我们以笔作枪，唱出了心中深藏的爱与恨”。
他曾请来访者转告太行父老：“章竞进城之后，未敢有一丝一毫的懒惰懈怠，未敢有一时一刻忘记养育我成长的第二故乡！”
阮章竞先生83岁时书写了一句话——“腾空观世界，落地写沧桑”，这句话总结了阮老的人生经验和创作经验，在今天对于文艺创作者仍有现实意义。作家必须站在一定高度，才有广阔的视野，必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出接地气的好作品。
2000年，阮章竞逝世。201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傅庚辰将军为阮章竞创作的《清平乐.太行古道》谱曲，唱响在中华大地：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太原道）：诗人阮章竞的太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