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成都解放（二）——促成起义

成都是四川地方实力派比较集中的地方，蒋介石集团和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一直没有停止过。在较长的时期中，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做了细致的统战工作，包括成都地下党组织在内的各级党组织也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对四川地方实力派进行宣传教育和策反争取。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刘文辉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秘密联系。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张澜又写信给刘文辉，让其派人去香港，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联系，商谈川康起义事宜。1949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驻香港办事机构派人到成都会晤市长李铁夫，通过他直接向刘文辉转达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希望他当机立断。最后，刘文辉准确把握时机，参加了起义。

这一时期，李铁夫也向邓锡侯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时，中国民主同盟西南总支负责人潘大逵常同邓锡侯讨论政治形势，并向他陈明利害，希望他能举行起义。此时邓锡侯的思想仍极其矛盾，虽然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有所了解，但认为自己既是封建军阀、大地主，又是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将成为中共革命的对象；如果跟蒋介石集团前往台湾，也得不到信任，所以邓锡侯一直踌躇不决。中共成都地下组织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派刘连波到成都做其思想工作，着重宣传中国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并介绍了傅作义起义后受到的礼遇，成功将邓锡侯说服。

同样踌躇不决的还有在重庆的潘文华。潘文华担心中国共产党不能谅解他于1945年强令撤走中共电台一事，把他当成革命对象。1949年10月，中共四川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胡春浦向潘文华写信，再次讲解共产党“既往不咎”的政策。经过再三宣传解释，潘文华答应给潘清洲发电报，让其听从共产党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指示，把部队往川北转移。不久，潘文华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回到成都，“新建社”成员赵星洲立即向他转告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希望，并给他看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经过多番思考，潘文华终于打消顾虑，准备起义。

1949年9—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都特支负责人熊扬、张安国受中共中央委派，与刘文辉的代表杨家祯具体商定了起义时机、起义准备以及起义后如何配合解放军的具体部署。12月5日，周恩来通过位于雅安的中共秘密电台，电告刘文辉：“时机已到，不宜再做等待……。”

1949年12月6日，邓小平、刘伯承下达成都平原围歼战的命令，作出“继续西进，完成切断敌之退路”部署，拉开成都战役序幕。12月9日，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所属的第24军、第95军和第235师等国民党部队，在四川彭县（今彭州市）通电起义，打乱蒋介石的“川西决战”计划，阻断胡宗南集团主力的南撤通道，促进了成都战役的部署实施和成都的和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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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成都解放历史记忆》，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