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农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1926年下半年起，随着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大革命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旧恶势力等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统治制度，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革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诋毁和破坏，也遭到党内右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责难。
为了回击和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32天里，毛泽东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在乡下和县城，毛泽东广泛地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2月5日毛泽东结束考察回到长沙后，在湖南区委几次作关于农民问题的报告。2月12日，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内，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从3月5日起，这篇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连载。当时主管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非常重视这个报告，他于3月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两章。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刊载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扩大会上谈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并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热烈赞颂大革命中的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尖锐地批评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他明确地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作“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摧毁封建武装，重组农村政权。这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之后，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这篇报告发表后，很快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它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在湖南，广大农民群众从掌管乡政权发展为要求掌管县政权，从减租减息发展为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和公平分配土地，农民群众夺取地主武装、扩大农民武装的斗争也进一步开展起来。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在随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的极为险恶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