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弥群：我的父亲刘伯承

【编者按】2022年12月，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弥群同志为纪念父亲诞辰130周年，编著了《我的父亲刘伯承》一书。现经作者授权，由昆仑策研究院分篇转载该书有关章节，以飨读者。此为本书的《自序》和首篇《我的父亲刘伯承》。

《我的父亲刘伯承》

自  序

我的父亲刘伯承

1986年10月7日，敬爱的父亲离开了我们，至今已经快20年了。虽然时光易逝，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对父亲挚爱的怀念依然常忆常新。每每念及父亲，我都会情不自禁的联想起父亲对我的许多教诲，想起父亲曾经和我说过有关他的许多历史往事。父亲说，他告诉我这些，并不是让他的后来人仅仅记住一个刘伯承，而是要记住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联。是的，父亲的一生忧国忧民，始终走在中国革命历史的潮头，历尽大浪淘沙，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他在我的心中，不仅是新中国的一代开国元勋，更是一个慈祥和蔼的长者，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出身贫寒，历经苦难，奠定了父亲革命生涯的基础

1892年12月4日，父亲诞生于四川省开县（今属重庆市开州区）浦里区赵家场乡张家坝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原名刘明昭，字伯承。父亲的少年时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贫困的家庭生活，黑暗的社会统治，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都对父亲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父亲在少年时代心中就渐渐地萌发了反对压迫、追求真理、消灭剥削的思想。

父亲小时候聪明好学，虽然家境贫寒，但是爷爷奶奶看到没有文化受人欺辱，便举债供他读书。在他12岁那年，父亲与爷爷同时参加乡举科试，因为是吹鼓手出身而被逐出考场，此事成为父亲一生难忘的屈辱。通过此事，父亲更加体会到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当时，父亲的学堂里有位教书先生叫傅让三，经常向父亲讲革命道理，推荐阅读报刊上那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是父亲后来走向革命道路的启蒙者。

1908年深秋的一天，父亲被几位要好的同学拉到黄陵城，凭吊前人的丰功伟绩，抒发各自的理想和抱负。父亲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当仗剑救国救民于水火，看来，我只有走弃文从武这条路了!我一定要拿起刀枪来改变这个极不公平的世道！”

父亲17岁那年，适逢清政府学习西方统治方法，在全国普遍兴办警务。他怀着“除暴安良”、“救国救民”的美好愿望，应募当了开县一名巡警。父亲应募当巡警不畏权势，铁面无私，惩治了不少奸商恶棍。但是一次，他抓的奸商李宏泰托人给知县送了1000两银子，只关了半天就被放了出来。父亲知道靠当一个巡警来“除暴安良”、“救国救民”是行不通的，一气之下，他毅然脱了警服，又去寻找革命的道路。

苦心求索，救国救民，从旧军人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开县大地。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兴奋极了，他说服家人参加了川军，开始追随孙中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

【父亲在1914年前的照片】

历经10年军旅，父亲由一个士兵逐步晋升到旅长，成为一名川军的年轻将领。1923年秋，父亲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右腿负伤。在成都疗伤期间，他心里苦闷烦恼，闭门谢客。此时父亲目睹了由于军阀混战，人民大众的痛苦日益深重。面对冷酷的现实，反复思索着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怎样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此时，军阀中有人派大员重金促请父亲重返军旅，都被他坚决拒绝。他对前来游说的坦言道：“伯承从军是为救国救民，决意不再去为某些人争夺地盘卖命了。”

1925年，父亲遇见了分别三年的好友吴玉章，通过吴又结识了杨闇公。父亲与他们论说形势，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眼界大开，思想产生了飞跃。他以为，救国救民必须“要到民间去才有办法，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不然就谈不上革命。”当杨闇公就加入中共组织的事情向父亲征求意见，父亲坦率地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积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父亲对参加革命组织的慎重态度，使杨闇公深为感动，对此赞叹不已“这是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真诚！伯承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逐流的人来高出万倍。”

父亲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和革命实践活动，认真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最终形成了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坚定了加入共产党的信念。他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6年5月，父亲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父亲与杨闇公、朱德等人一起组织泸（州）顺（庆）起义，起义经历了167天，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

【父亲在泸州起义指挥部。】

这次起义惹恼了蒋介石，他下令悬赏5万元大洋捉拿父亲。1927年7月，父亲虎口脱险来到武汉。此时，刘湘等大军阀熟知父亲这个川军名将，纷纷派来说客，以高官厚禄进行拉拢。然而，父亲虚与委蛇，深居简出，以修养为由，等待党的召唤。此时，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组织发动南昌起义，父亲受命担任了南昌起义参谋团的参谋长。

1927年8月1日凌晨两点，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和父亲等人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革命的第一枪。从此，父亲的命运与人民军队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为其成长壮大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对此，父亲曾多次和我说过：“自己从旧军人成长为革命军人，完全是由于党的引导，党的培养的结果，否则是不可能的。”

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堪称读书学习的模范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父亲总是临危受命，指挥打胜了许多大仗恶仗。在指挥作战中，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前线调查研究，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总是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被誉为“战神”。父亲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来源于对政治、军事、经济及科学知识的系统掌握，来源于对革命战争实际情况的准确理解，来源于对战争指挥实践和经验的总结，而这些都离不开他对知识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学习。

少年时，父亲在私塾先生的教导下，经常读书到深夜。几年下来，对《四书》、《古文观止》、《左传》等都已熟记于心，对《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故事也特别熟悉，经常在放牛、割草的间隙，与小伙伴们摆起“龙门阵”。这些为父亲的军事指挥艺术形成，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基。

父亲一贯坚持军事斗争的实践离不开军事理论的指导作用，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和机会学习各种军事理论。他对古代兵书十分熟悉。他在革命战争中努力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他也注意研究外国著名军事家的思想，研究外国的战争经验，研读苏联红军的各种作战条令、司令部建设、正规战、游击战战术，研读外国军事名著。刻苦学习与战争实践，形成了父亲特有的指挥艺术和风格。

为了学习知识，提高才能，父亲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艰辛。1927年年底，中共中央派父亲到苏联军校学习。当时父亲已36岁了，在中国学员中的年龄最大，在学习中首先遇到的就是俄文这关。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书籍，听懂苏联教官讲课，他拼命地学习俄文。他除了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都在左手手心上写满生词，完全记熟后再另换新词。有的同学见父亲过于繁忙，要主动为他当翻译，以减轻他的压力。但父亲却说：“老弟，那可不行，学习怎能让别人替代？得自己学。”他看书的时间长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得生疼，他就把假眼球取出来接着看书。夜深人静，在学校的走廊间、操场上还能看到父亲在刻苦背记俄文。凭借这种顽强的学习精神，父亲终于攻克了俄文这一难关。

当年，父亲在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的教室里，曾看到这样一幅标语：“离开实践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瞎实践。”这一警句对父亲军事思想的形成乃是深刻的启迪。军事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所以，他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战斗多么紧张，他都坚持刻苦钻研马恩列斯的原著，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对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来观察问题、指导战争，辩证地解决战争中的诸多难题，打下了牢固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功底，父亲“着眼全局”的军事指挥艺术就是这种功底的最好的体现。

运筹帷幄，英勇善战，为人民解放驰骋疆场打江山

父亲戎马一生，运筹帷幄，英勇善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成功地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

父亲是我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早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他就组织指挥了泸（州）顺（庆）起义，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最早的一笔。随后，又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壮举。1930年8月，父亲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先后担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总参谋长。这个期间，他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长征期间，父亲无论是任先遣，还是作殿后，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每次指挥战斗都注意实地侦察地形，访问群众，了解敌情，熟悉我情，选择作战时机，明确作战任务，从而迭挫强敌，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被同志们赞誉为党内的“孙武”。

【父亲任泸州起义总指挥。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于1926年12月与杨暗公、朱德一起发动泸州起义，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由共产党人组织的武装起义。】

在抗战中，父亲军事指挥艺术日趋成熟。随着战争实践的锻炼与考验，父亲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他所掌握的军事理论也进行了检验。这一时期，他指挥部队打了很多胜仗，总结了许多战役战斗的经验。夜袭阳明堡，是父亲任八路军129师师长打的第一个漂亮仗。这一仗，我军以极小的代价毙敌百余名、炸毁敌机24架，不仅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敌人，而且有效地支援了正面进攻，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抗日信心和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七亘村重叠设伏，是父亲指挥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伏击战，他料敌如神，出奇制胜，在3天之内、在同一地点连续两次伏击日寇，毙敌400余人，缴获骡马35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神头岭打援，是父亲的又一神来之笔，这仗共歼敌1500余人、缴获大量后勤物资。从此，父亲指挥的第129师，被日军视为太行山上神秘而又可怕的对手。父亲对战斗及时而全面地进行了总结，写出了《击退正太路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术考察》、《论游击战与运动战》等军事著作，还编译了几十万字的外军军事著作。父亲悉心研究中外兵法，并将这些战争理论与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指挥艺术不断得到发展与升华。就连同父亲交战的对手也都承认他的战术高人一筹，日本伊藤少将既佩服又无奈地说：“行踪飘忽，出没无常，我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

在解放战争的军事实践和经验总结中，父亲军事指挥艺术全面完善。这一时期，父亲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必须与打敌弱点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必须与分遣兵力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必须与机动歼敌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必须与多种战斗队形的结合运用与交换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必须与打敌中心相结合”等作战思想，集中用兵、夺取要点、分割围歼、诱敌冒进、关门打狗、远距奔袭、围点打援、调虎进山、尾追拖敌、侧阻迎打、围师不阙、佯动疑兵、奇正相生等作战思想和战役战术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在父亲的指挥下，才有了这一幕幕中国革命战争的活剧：

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大捷，用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迫使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上签字，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斗志，保证了毛主席安全回到延安。鏖战冀鲁豫，粉碎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开辟了鲁西南战场，从而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征战中，在强渡汝河的紧要关头，父亲一声号令“狭路相逢勇者胜”，部队硬是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条血路，挺进大别山，为我军的战略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逐鹿中原，父亲表现出独具匠心的指挥艺术，打洛阳、夺宛西、西出襄樊、北上郑州，把蒋介石牢牢地钉在了中原“十字架”上。决战淮海，父亲运筹帷幄，精心筹划，“调虎进山”、“关门打狗”，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协力歼灭国民党精锐主力共55万5千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此，父亲当年在为中原野战军《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的题词中说：“双堆集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我在转换关头上运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这一精辟的见解，是父亲对淮海战役的科学总结，也是他在这场伟大战略决战中超凡的指挥艺术的光辉纪录。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展现出父亲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过长江，解放了国民党盘踞了22年之久的南京和长江沿线，敌人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彻底崩溃，蒋家王朝土崩瓦解。进军大西南，父亲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弩之末发动了数个战役，用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西南地区。为此，父亲在给二野三兵团《西南进军作战经验汇集》的题词中写道：“西南进军是在毛主席的战役指导下，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上进行的。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拊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人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动原来部署，被动应战。在政策上，尤以本军委布告的八项切实执行，收效很大。”这一独到见解，是父亲对进军西南的科学总结，也是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浓墨重彩的又一笔。

九次负伤，痛失长女，更加坚定革命到底的信念

父亲戎马一生，作战勇敢，冲锋在前，曾9次负伤，其中重伤3次。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他痛失最爱的长女。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立党为公的初衷，反而更加坚定了他革命到底、无私无畏的坚强信念。

失去右眼：1916年父亲在参加护国战争的丰都战斗中，为掩护部下头部连中两弹，一发子弹擦伤颅顶，另一发子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穿透右眼射出，失去了右眼。当时由于缺医少药，又延误了治疗时间，伤口感染化脓，危及生命。在地方好友的帮助下，他们秘密潜入城中，找到德国著名医生威廉·阿曼作手术。当父亲听说用麻醉药后对大脑神经功能会带来不利影响时，就坚决拒绝麻醉。在无麻醉的情况下，医生为他清除眼眶内的腐肉，手术中，父亲的双手紧紧捏住手术台的木角，咬紧牙关，强忍剧痛，坚持了整整3个小时!手术结束后，德国医生问到“疼得厉害吧？”父亲忍住剧痛幽默地回答“割了74刀”。忍受这74刀，需要何等的毅力！德国医生感叹不已：“佩服，佩服，我衷心佩服刘的坚强意志和无比的毅力!”这实在是比三国时期关云长刮骨疗伤更胜一筹!

右腿中弹：1923年父亲追随孙中山讨伐吴佩孚。9月10日下午，讨贼军分三路进攻大足，父亲正在迫近敌阵地察看地形时，对面敌人开了枪，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股动脉。随行副官立即对伤口进行了止血包扎。11日凌晨，在成都法国医院院长艾毓梅的建议下火速将昏迷不醒的父亲送到成都抢救治疗。艾毓梅主张进行截肢手术，父亲坚决不同意．经一段时间治疗，父亲的腿竟奇迹般地好起来了。出院时，艾医生送给他一副拐杖：“手术损伤不轻，愈后必成曲腿，拐杖可作终生伴侣。”父亲笑着说：“世上有拿着拐杖走路的军人吗?请留下送给别人吧！”父亲为了恢复右腿功能，每天用力伸拉，虽疼痛难当，仍坚持不懈，还强令勤务兵帮他压腿，有一次因动作太猛，父亲痛得昏了过去。就这样，他克服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右腿恢复如初，又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

【1945年9月，刘伯承司令员在作战斗动员。（图源：新华社）】

痛失长女：1945年8月19日清晨，刚开完七大会议，正准备回太行山的父亲接到延安保育院来电话，说大女儿华北出事了。当父母急冲冲地赶到了保育院窑洞才知道华北被人勒死在床上，凶手把孩子的肚子剖开，把下身切下来带走了。看到自己的亲生骨肉惨遭杀害，父亲万分悲痛，他对部下和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坚定地说：“敌人以为暗杀我的女儿，我就会五心不定对他们手软，这是痴心妄想！孩子的惨死对革命也是有贡献的，警告我们永远不能麻痹，只要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这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父亲安葬女儿后，马上赶赴前线指挥上党战役，歼敌3万5千多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给进犯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打败蒋军的信心，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筹码，迫使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上签字。毛主席就是在上党战役的凯歌中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淡泊名利，忍辱负重，方显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在战场上，父亲是足智多谋、用兵如神、威震敌胆的常胜将军；在工作中，他是一位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良师；在生活中是一位和蔼可亲、严格宽厚、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长者。父亲从不为胜利骄傲，始终保持清醒，谦逊地把自己当作平凡一人、普通一兵，礼贤下士，谦恭诚笃，自觉服从大局，摆正个人与党和革命的关系，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坚持用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看待历史、看待人民、看待英雄、看待自己。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有的人生态度，也体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应具备的高尚品德。父亲有两句名言：一是“要向牛学习”，牛有两只角，对敌人敢斗，然而对人民却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二是“竹竿虚心为我师”，他说，你看那山上的竹子，四季常青，不管长得有多高多大，“心”总是“虚”的，我们就应该学习竹子这种精神。

1949年7月中旬，中央军委发出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指示。在父亲率领的二野部队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穷追猛打的军事行动面前，盘踞在四川的国民党部队很快土崩瓦解。到12月27日，西南战役遂告胜利结束，共歼敌96万人。在这一胜利面前，父亲坚持一贯的谦虚礼让的品德，不抢功，不争利，他带领二野部队守在成都城外3天，直到兄弟部队到达成都。父亲请兄弟部队先进城，二野部队随后才进城。

解放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刘伯承”这样一个条目，开头是这样写的：“刘伯承（生于1892年）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他的意见时，他拿起毛笔，毫不犹豫地把“革命军事家”后面的两个字勾掉了，恭恭敬敬地写上了一个“人”字。这样一来，“革命军事家”就变成了“革命军人”。当时秘书就在旁边提意见说：“我们都是革命军人，您这么一改，那还有什么区别？”父亲当即严肃而幽默地说：“大家都是革命军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区别嘛。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新的形势，父亲深刻认识到新的历史时期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转轨的重要性，他不辞劳苦、白手起家，搞军事院校建设。1950年11月30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首任院长，奠基了现代军事人才的摇篮。

在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传身教，身先士卒，从军人举止到教育训练，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严谨治学，孜孜不倦，亲自动手并组织翻译教材，亲自编写教学大纲，亲自主持军事科学理论专题研究，亲自培训教员和讲授重点课目。对建院和教育训练的进展情况和主要工作，除赴京当面向军委请示汇报外，坚持以他院长兼政委的名义，每两个月向军委和毛主席呈报一次书面综合报告，长年累月，从不间断。这些报告，大都是他亲自调查研究，召集部门领导反复讨论，然后亲自动手写成的。即使同志们看他太忙，帮他起草后，他也只当资料和参考，坚持亲自改写，一丝不苟。父亲“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的工作作风，对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大有裨益。

【1952年父亲在南京燕子矶。】

正当父亲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一意打造“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被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而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

1956年1月，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五周年校庆。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视察了学校，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父亲感到了由衷欣慰。但是就在这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一出，举世震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也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6月，党中央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对此，父亲敏锐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先后二次从北京写信给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也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对主观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做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我作为院长兼政委这个主要领导责任更大。

1956年年底，原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师长崔建功来医院看望父亲。父亲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朝鲜打了胜仗回来，心里非常高兴，他们便在小客厅坐下拉起家常。在谈到上甘岭战役时，父亲意味深长地说：“军事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如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谁都会这样说，关键是要活用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来运用，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你在上甘岭打得好，但军事学院并没有教给你怎样打上甘岭战役，只教给你一些基本原则。到了战场上，就要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

他还举例印证说“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父亲强调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是否定一切。显然这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运动而言的。

1957年春天开始，军事学院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2月下旬，国防部派工作组，进驻军事学院进行调查。3月初，工作组向军委写了专题报告。这个报告对军事学院工作的评价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武断地说“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国防部就此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

面对这种莫须有的冤屈，父亲忍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没有发牢骚、讲怨言，而是从全党、全军的大局出发，对这个报告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学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并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

1958年7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主要的议题就是批判教条主义。当时，父亲因病请假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但工作组却派人专程到南京请父亲到会，此时父亲才知道反教条主义是指向他本人的。因思想毫无准备，父亲一夜未眠。左眼球开始发红，在火车上他仍难以入睡，急火攻心使他的眼压高达73度。因母亲事先知道毛主席曾说过：“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个态就行了。”因此火车一到北京站，母亲就和前来接站的军委办公厅领导商量：“是否让伯承同志回家里休息一下。”但却得到了生硬的回答：“不行，大会还等着呢。”就这样，父亲从车站直接被接到了会场。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父亲由人搀扶着刚刚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立即掌声大作，持续了约半分多钟才逐渐平息。这掌声，包含着许多人对父亲的欢迎和爱戴，也伴随着会心的理解和同情。

父亲被搀扶到讲台前，开始宣读自己的检讨。严于律己、严于责己，但又实事求是的父亲，在讲自己时，违心自责、委曲忍让，在讲工作和别人时，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检讨作罢，台下再次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后，父亲被直接送到了北京医院，在医院期间，父亲按工作组的要求还在写检查。豪爽耿直的陈毅赶到医院探视，看到此景气愤地说：“你写啥子检查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1958年冬天，父亲写信给毛主席，因身体不支，要求辞去军事学院院长职务，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但是，时间能够见证一切，历史是最公正的。1986年10月7日，在父亲去世后，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有5000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上郑重宣告：“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至此，父亲含冤蒙屈的尘封往事才昭示天下。

言传身教，勤俭家风，永葆艰苦奋斗的劳动人民本色

父亲出身贫寒，一生清廉，生活十分俭朴。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坚持做到不吸烟，不喝酒，不占公家便宜，不搞特殊化。他唯一的嗜好，就是爱看书写字。父亲有一个习惯，他喜欢早晨起来上厕所时坐在马桶上大声朗读俄文，这习惯一直坚持到他72岁那年双目失明为止。母亲曾经说过他：“你都老了，现在学它还有什么用？”可是父亲却认真地回答说：“你不能这么说，共产党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嘛！”

父亲在家庭的熏陶和名师的教育下，从小就理解了“读书立志、明志；实践做人、做事”的真谛，在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戎马生涯中，铸就了“脚踩污泥、心怀天下、克己奉公”的情怀，形成了“严格律己、好学上进、以苦为乐、奉献为荣”的品格。因此，他也非常注重对子女的教育，经常不厌其烦地开导我们兄妹几人。

我们兄妹几乎都是在集体生活中长大的，回到家里也不能沾父母的光，不能让工作人员为自己办事，更不能享受父母的生活待遇。父亲支持孩子们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他认为孩子脱离群众，就会忘本，个人主义就会无限膨胀。

父亲经常勉励我们好好学习，他对我们说：“我今天这种优厚的生活待遇，是因为我对革命做出了一点贡献，党和人民照顾我。你们没有做贡献，所以你们不能享受。我是共产党员，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不能给你们留下任何遗产。我只能培养你们，使你们学会建设祖国的本领，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他还说：“像毛主席那样聪明的人，把读书叫做攻书，像打仗那样对待书；那么，我们这样中等天分的人，更应该刻苦读书。”他把一句古训写成字条，让每一个孩子都记住，即：“人一能之，己十之，人百能之，己千之”，并在后面批上注释：“人家一次能作好的，我就十次去作好，人家百次能作好的，我就千次去作好。”

当我们要考大学时，父亲帮助每个人选定去向，他并不希望孩子们走仕途之路，说：“我知道我的孩子没有那样的大德大才。我希望你们能为国家富强做一些贡献。”他多次提到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一段经历，校方组织他们参观革命博物馆，展品里居然还有一张画，一个俄国士兵一只脚踏在中国人的背上，两只手抓住中国人的一条辫子，中国人跪在地上。看到此景，他当即退场，这件事对父亲的刺激很大。后来，他对我们兄妹说，如果我们有强大的国防，如果我们有高水平的科学素养和高水平的技术装备，我们哪会受这种侮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兄妹几人都在军队，不是搞军事技术就是搞医疗卫生工作的原因。

父亲不仅在学习上对我们要求很严，在政治上要求也很严。那是1957年的夏天，我们兄妹3人在南京师范学院附中上学，当时有一位华侨子弟打了内地的学生，这件事情本来是可以通过做工作平息下去的，但是经少数人挑唆，最后导致大批学生到市政府请愿。我们3人虽然没去，但思想上也有些模糊认识，表示了自己的不满。父亲当时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工作很忙，知道这件事情后便利用星期天的时间，组织开展了家庭整风，对我们批评说：“你们这些干部子弟，平时不关心政治，又脱离群众，很容易被人利用。你们知道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吗?在美国对朝战争打了败仗后，他要对我们搞‘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你们这样能接好革命的班吗？”

此后，父亲经常给孩子们敲警钟。比如1961年10月9日，他在给我们的信中写到：“党和毛泽东同志关怀我们，思想上教育，物质上优遇，实在太厚了。我经常说：生活优裕者，思想常落后；并教育你们在虚假的资产阶级中勿养成真正的资产阶级意识。这是痛切的话，望随时记着前年正月在家整风后你有若干进步，今后仍应不断向前进步！”

后来我们兄妹几个都陆续走上了工作岗位忙，并且听从父亲的教诲都在军队服役搞技术工作，都能踏踏实实地工作，得到群众的好评。1985年3月，我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7年，我再次被评为全军妇女先进个人并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父亲对我的严格教育是绝对分不开的。

一生征战，功高众望，谨以“中国布尔什维克为最大的光荣”

父亲戎马一生没有为自己做过什么“庆寿”活动，但是早在1942年12月，正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父亲50诞辰举行庆祝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争士气。在这种情况下为父亲举办祝寿庆典，这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父亲对党一生未敢忘怀的真情。当时父亲听说党组织要为自己庆贺五十寿辰，曾一再加以拒绝，后来还是邓小平出来劝说：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也是中国抗战斗争形势的需要，父亲也只好从命了。

12月16日，清漳河畔锣鼓喧天，彩旗招展。总部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领导人都参加了庆祝大会。延安《解放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为转战千里，威震幽燕的刘伯承将军祝贺五十寿辰》的新闻，《新华日报》（华北版）公布了父亲的传略及其亲笔题词：“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朱德总司令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祝刘师长五十寿辰》的文章中盛赞“伯承同志对民族、对革命、对党和阶级具有无限忠诚……在政治上，伯承同志勇于负责，能在复杂环境中独立决定方向……在军事上，伯承同志不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才……在纪律精神方面，伯承同志有高度的自觉与负责精神，是坚定刚毅、尊重组织、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的模范，并在反张国焘路线斗争中，表现了这种百折不挠与一切机会主义作不调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他埋头苦干，克己奉公，朴素艰苦，自奉很薄，是许多同志所熟知的。”

在祝寿大会上，父亲心情激动地走上了讲台，向大家致谢之后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父亲晚年曾参与指挥中印边境反击战，再壮国威军威。1959年中印边境东段、中段、西段的情况日益紧张起来。同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了战略小组，70岁的父亲被任命为组长。他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关注和投入，就像他当年指挥淮海战役时一样的精心周密。这场一战即胜、速战速决的大胜仗，从战略到战役，从战役到战斗，都是按照父亲的意图打的，后勤工作也是根据他的意图早早做好了准备。1962年5月，他向总后勤部负责人说：“看印度最近的反华态势，后勤工作要充分准备。后方基地要注意隐蔽，要钻沟，要挖洞，要伪装，防止敌人对我后方基地实施空袭。”可是他再三谦逊地强调说：“我只能是一个编外参谋、研究员，提出问题，供你们转中央首长决策。”

1964年8月，父亲的青光眼复发，视力大为减退，到了70年代双目失明。尽管这样，他仍对我军建设提出了大量建议，关心军事教育的热情丝毫未减。1966年1月8日，父亲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对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对象、战略方针、战役、战术、工事构筑、战时动员、军队编组、军事训练等，都提出了系统的见解和意见，这些千锤百炼的经验，深谋远虑的兵法战策，像乳汁一样哺育着千千万万个新型指挥员茁壮成长。1971年1月11日，父亲又把自己用津贴买来的、珍藏多年的2000余册军事理论学术著作教材和书籍，赠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让这些宝贵典籍继续为培养新型军事人才服务。

1986年l0月7日，父亲久病不治，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中共中央在父亲的悼词中写道：“刘伯承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刘伯承同志光明磊落，作风正派，胸怀坦荡，顾全大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受委屈而毫无怨言。”朱德曾经称父亲是“军事的奇才”，有人称父亲是“困境中的伟人”、也有人称父亲是“战争之神”、“永垂青史的大军事家”、“治军、治学、治家的楷模”等等，但是我想说的是父亲用他无私无畏的毕生向世人昭示，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