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1894年—1968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国时期纵横西北几十年的智囊人物，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国民党陆军上将，西北军重要将领。
抗战期间，他多次到延安与共产党领导人会晤，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合阻击日军渡过黄河。1948年年底代表傅作义同人民解放军代表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和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毛泽东评价说：“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冯玉祥评价其“智勇兼备，忠诚热毅，在朋友中首屈一指”。王震则称他是“中华民族著名的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11月27日，是邓宝珊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跟随其女邓引引的讲述，了解这位爱国民主人士如何打破党派之见，广交朋友，坚守民族大义，并多次在历史关键时刻作出正确抉择的。
▲毛泽东与邓宝珊
我父亲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4年），时值甲午战争开始，用他自己的话就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
晚清政治腐败，列强入侵，使他幼年饱受民不聊生的苦难，加上老师周先生的教诲，启蒙了他朴素的反帝反封建意识。
14岁时，我父亲父母双亡，为了生计，报名参加新军。
他带着一吊铜钱、几双麻鞋徒步从兰州远赴新疆伊犁，成为一名青年战士。
髫龄失怙走天涯，
荆花憔悴惨无家。
马蹄踏遍天山雪，
饥肠饱啖玉门沙。
这是父亲后来回忆当时情形写的一首诗。
▲ 青年邓宝珊
由于自幼好学，父亲在家乡天水就读完了四书五经以及李白、杜甫的诗作。
有此文化基础，他很快成为军中笔杆子，不久升为连长。
受当时伊犁革命思潮的影响，他16岁就秘密加入同盟会，从此开始了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人生历程。
父亲始终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身体力行。此后的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他都无役不予。
刘蔼如是父亲新疆革命时期的同盟会战友，可谓生死之交。
他年长父亲几岁，虽不是兄长却亲如兄长。伊犁革命失败后，他们逃离新疆，转道西伯利亚回到陕西，在陕西发起同盟会员“华山聚义”。
刘伯伯晚年隐居陕西农村，每年都来我家“过冬”。
父亲手绑沙袋练字，伤寒病中的坚忍不拔、刻苦学习，都是刘伯伯在闲聊中告诉我的。
许多同盟会革命同志与父亲亲如兄弟，此外大多是共产党朋友。
救助多名共产党员
大革命时期，父亲与刘伯坚、李大钊、葛霁云等共产党员有亲密来往。
葛是李大钊推荐给他的秘书，也是天水老乡。
刘伯坚是父亲好友，刘夫人王淑振是陕西妇女运动的活跃人物，也是我母亲张玉燕的好友。
刘、王二人于1927年在西安南院门市府大楼举办了婚礼，父亲为他们主婚，于右任是证婚人。
当天，还有冯玉祥、史可轩、葛霁云、续范亭、吉鸿昌、杨虎城等国共两党许多名人前去祝贺。
▲ 邓宝珊（后）与周恩来等人在一起
刘伯坚被捕后的家信多通过我母亲转交，并嘱托对“虎豹两儿的照顾”。
刘被杀害后，加深了父亲对蒋介石的不满。在家时有念起刘就义前的遗作《带镣长街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大革命转入低潮后，父亲抵制国民党右派“清党”行动，帮助许多共产党员脱离危险。
1927年5月，刘伯承来到西安，一行人只剩下两块钱路费。
父亲与刘伯承并不认识，却立即叫秘书葛霁云设法转去六百银圆，又开具通行证明。
有一次，父亲听说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因出国缺乏费用要卖掉大衣，便典当了家里的皮箱，让知情人把钱送去，阻止他卖掉大衣。
还有一次，聂荣臻受到特务跟踪，正好躲进父亲的住所。
父亲当时并不认识聂荣臻，但看他的行踪认为可能是一进步青年或共产党员，立即带他从另一通道迅速离开。
在上海，父亲通过葛霁云、杨晓初等，与中共中央军委的同志保持接触。
父亲还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
父亲和共产党人的秘密来往逐渐被特务机关盯上，葛霁云等以我母亲名义写给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一封联系信被查获。
特务搜查了我家，虽没找到什么证据，但并未罢休，勾结巡捕房将我父亲逮捕。
母亲找到了上海著名女律师郑毓秀，在她的帮助下，父亲因证据不足得以无罪释放。
患难之交于右任
父亲与于右任的情谊匪浅：他在国民革命军中是于右任的副司令；
于又和我的外祖父是三原同乡，科举考试中于考取举人，外祖父只是个秀才；
我父母的婚姻则是于右任、胡景翼撮合的。
于右任留有长须，家乡人称他“于胡子”，我们叫他“胡子伯伯”。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实行二度合作，而国民党内部反共喧嚣。
父亲向蒋直陈内战千万打不得：“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
蒋内心震怒，但未作答。父亲回来后向于右任说了经过，于埋怨他：“你讲那话不要‘颡’了？！”
关中人称人头为“颡”，足见问题严重。
父亲表示，国难当头，再打内战后果不堪设想，自己这次冒险犯难，顾不得许多了。
于右任转而称赞他敢于直言，说：“你老弟为国事不怕活不到50岁，我反倒希望你为国家高寿百岁！”
这年11月是我父亲50岁大寿，于右任写了100个“寿”字，百字百样，无一重复。可惜这件珍品解放战争期间在榆林遗失了。
20世纪50年代，父亲受党中央指示，对台湾友人喊话，虽然没有得到回应，但于右任的思乡诗却是可以说明老人的大陆情结。
西安事变后襄助杨虎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后阶段，由于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和不断施压，杨虎城的处境日益艰难。
他与父亲反复计议，认为当时只有请准国民党政府给他以出国考察名义暂去海外为上策，以此委曲求全，保存实力。
父亲受杨之托，三次南行向蒋介石进言。
起初，蒋的态度十分严峻，声色俱厉。
父亲说：“这次西安事变，是一个非常事件，假如先总理在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现在出下了，我希望委员长以圣贤兼豪杰之心来处理这件事，更会引起中外人士的敬佩！”
戴笠送父亲到门口说：“邓先生真会讲话！你怎么会想起这两句话呢？”
父亲后来透露：“蒋介石以总理继承人自居，最怕别人说他背叛总理遗教。我说先总理在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点到他的痛处。蒋终于不得不审度形势，权衡利害。”
蒋介石最终同意杨虎城以军事专使名义出国考察。
▲ 护送杨虎城出国前的合影。前排右一为于右任，后排右二为邓宝珊，后排左一为杨虎城
父亲又通过郑毓秀的关系，与黄金荣、杜月笙联系，作了杨虎城到上海后的安全保证。
然后迅返西安，由西安飞上海，中共派周恩来为杨虎城送行，也同机前往。
在上海码头，父亲再三叮嘱，蒋介石反复无常，劝杨虎城千万别回国。
可仅几个月后，杨虎城给父亲发电报：“抗战发生，弟身为军人，不能再滞留国外，决定日内动身返国……”
然而，杨虎城归国后不久，即被蒋介石诱往南昌软禁，从此永绝。
桃园结义，不让日伪过黄河
1937年10月，父亲临危受命，前往榆林出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
当时，榆林及周边的很多国民党军队来自不同系统，互不统属，号令不一，粮草不济，人心浮动，混乱不堪。
父亲从甘肃到榆林，就带了个参谋，是个“光杆司令”。
陕北当地有好几个地方军，他要团结人家，首先就要与原驻榆林的八十六师高双成搞好关系。
论资历、职务，父亲都优于高双成，但高大父亲12岁。八年间，一直到高双成1945年去世，父亲对他始终以兄长待之，形成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的绝好搭档。
父亲又拜会了各部队主要将领，团结一致抗战，形成了分工明确、相对严密的军事防线。
当时，榆林地区另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是被誉为民族英雄的马占山。他率部在绥远顽强抵抗日伪军进攻，失利后撤到榆林。
东北挺进军驻防地属第十二战区，傅作义是十二战区司令，马占山是副司令。
1938年8月，傅作义邀请父亲到河曲开会，协商合作抗日问题。他们二人的友谊也自此开始。
不久，傅作义脱离阎锡山，与我父亲和马占山联合，三人结拜为兄弟，一致抗日，组成了晋陕绥边区抗日联合部队。
父亲被任命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员。傅作义部的董其武任副总司令员。
这支联合部队打得日本人一直没过黄河，支撑了北线抗战，保卫了大西北。
1942年，为纪念牺牲将士，马占山在当地建造了一座忠烈祠，告慰忠魂。
山下建有拜碑亭，内立父亲题字：“碧雪有痕留战垒，青山无语拜碑亭。”傅作义则题写“浩气长存”。
抗战期间，父亲驻守陕北榆林，两个家属分别住在后方陕西和甘肃兰州。
我另外一位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日寇轰炸兰州时，因防空洞倒塌全部遇难。
父亲得知消息后因战事紧急，未能回兰州处理丧事，决定由内侄孙伯琦全权处理一切后事。
我母亲因家中子女尚小，不能去榆林，只好派大姐惠林去劝慰父亲。
数月后大姐因开学在即必须返回陕西，在依依难舍中父亲写就了《玉蝴蝶》送别女儿：
秋风到边关，新凉扑人面，
把酒唱骊歌，目送南归雁。
志切复国仇，勒马趋前线，
挥戈捣黄龙，莫负男儿愿。
（注：诗中的“雁”为惠林小名小燕的谐音）
团结少数民族，成陵西迁
父亲一生都奋斗在西北，与回族、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兄弟民族有着很深的友谊。
在绥西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有著名的成吉思汗陵园。
成陵与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不同，既无封土又无庙堂，只是在沙漠中有两座蒙古包。
成吉思汗的银棺被安置在后包里，并且长年有一守灵人。
那时陕北跟蒙古是接壤的，七七事变后，蒙古东部被日军侵占，以德王为首的民族败类阴谋盗走成吉思汗陵，东移归绥，以此欺骗蒙古族上层和群众归附其统治。
日军向伊克昭盟进攻，企图占据伊金霍洛旗，夺走成吉思汗灵柩。
父亲和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将军、蒙古爱国王公沙王等向国民政府陈情，将成吉思汗灵柩内迁西移，中共也深表赞成。
▲ 抗战期间摄于成吉思汗陵墓附近的草原
1939年6月，成吉思汗灵柩离开伊克昭盟后，经过了榆林、米脂、绥德、延安等地，最后安放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的兴隆山上。
父亲一路护送。经过延安的时候，还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成陵西迁稳定了蒙古王公的抗日情绪。反映成陵西迁的纪录片在当时放映后，鼓舞了大后方抗日热情。
于右任曾作《谒成陵》曲：
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
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派专车将成吉思汗灵柩送回原地安放。
与毛泽东的交往
抗战中，父亲总军榆林，是陕甘宁边区的邻居和八路军友军。
毛泽东称道他：“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父亲曾三次到访延安，每次都要逗留数天拜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
延安方面则对父亲礼遇有加，他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同志的交往不断加深。
毛泽东和父亲书信往来非常频繁，常互赠礼物。
父亲每次去延安，都会给毛泽东带三炮台香烟，毛泽东有一次送了他一张狗皮褥子。
我还记得那张狗皮褥子，是用灰色的布包边，上面镶了一块狗皮。
60年代时，我去张掖参加社教还带着这张褥子，非常暖和。
▲1960年，毛泽东会见邓宝珊
甘肃深处内陆，自然环境严酷，素有“苦瘠甲于天下”之称。三年困难时期，不少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父亲为此忧心忡忡。
有一次，父亲到永昌县焦家庄一带视察，发现当地群众多面带菜色，身体浮肿，普遍吃的是榆树皮面和野菜烙的饼。
他特意把这种饼带回来，对我们说：“人在福中要知福。农民现在就是以此果腹，在饥饿线上挣扎。”
他顶着压力，把榆树皮野菜饼子送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
这份特殊的礼物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交毛主席。
毛主席收到以后，脸色沉重，只讲了一句话：“我在延安的时候尝过这个东西，很难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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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邓宝珊的“朋友圈”》刊于《纵横》2018年第11期，邓引引口述，吴睿娜访谈整理，有删节。
转自“中国文史出版社微信公众号”（wspress1980）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纪念 | 邓宝珊的“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