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曹慕尧，笔名曹慕岳，男，1917年2月生，河北省平山县东岗南村人，曾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离休前任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88年7月曾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1年9月，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同时召开了隆重盛大的校庆五十周年纪念大会。这两所高等学府都把自己的校史追溯到1941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成立的俄文队，视之为他们的发源地。
的确如此，这是历史事实，不仅是这两所，新中国初期创立的其他外语院校，例如沈阳、上海、武汉、重庆、大连等地的外语院校，都由延安俄文队的学生筹备，他们像种子一样，到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说当初的俄文队，如同巴颜喀拉山上的涓涓细流，那么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哈尔滨黑龙江大学以及其他外语院校，已经发展成汹涌澎湃奔腾不息的黄河长江，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教育战线上，成了一支劲旅。
笔者原是延安抗大三分校俄文队的队长，在校首长的领导下，亲手组建了这个单位，并在那里度过了五年漫长的岁月，经历了组织机构的数次变迁。后来俄文学校改名外国语学校。在组建英文队时，我又去英文队当过一段时间的队长，对于我党我军在延安培养外语人才这项事业的情况相当熟悉，同当时的两三百名校友，具有深厚的感情，愿在垂暮之年把延安五年的历史过程如实反映，供后人参考。
延安曾是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总部所在地，被称为革命圣地干部的摇篮，在一个历史时代里，千千万万的党、政、军、干部受到过延安教育的洗礼，开始成长壮大。新中国的外语干部也不例外，同样是从延安培养出来的。
延安外语教育经历了四个阶段：1941年3月至1941年11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三分校成立了俄文队、俄文大队；1941年12月1日至1942年5月底，整编为延安军事学院俄文队；1942年6月至1944年6月底，组建成军委俄文学校；1944年7月——1945年10月改名为军委外国语学校。
这所学校原来只有一个俄文专业，后来增加了英语。在延安五年多的时间里培养了不少人才，很多留苏学长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该校的师生，散布于各条战线，许多人担负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外交和文化教育事业方面，人才济济，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到全国各大城市和亚、非、欧、美许多国家。除了牺牲、病故者外，目前在世的人已经离职休养，身体条件好的同志，仍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振兴中华、献身四化、改革开放发挥余热，决心做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第一阶段：从延安抗大三分校的业余俄语学习班到俄文大队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军委在延安办了许多学校，向全国招收学员，经过培养教育，将他们派往各条战线工作，成为骨干。延安的知识青年，除了学习革命理论外，还对俄语的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苏联原来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莫斯科是当时共产国际（又名第三国际）领导机关所在地。那时候为了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经验，掌握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精神实质，大家都把俄语看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此外，俄罗斯这个伟大的民族，出现了许多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和作家，他们传世的不朽之作，令人神往。这也是人们爱学俄语的一个原因。
1939年4月底，中国著名的诗人肖三同志，从苏联回到延安。1940年他在延安的文化沟，办了一个文化俱乐部，其中附设一个俄语学习班，属于业余性质，利用晚饭时间和星期天上课，每周三次到四次，每次两小时。油印的讲义是师哲同志编写的，由王禹夫同志授课，各机关、学校在职干部自愿报名参加学习，共有学生三、四十人，笔者是其中之一。1940到1941年春，两本讲义授完，给热爱俄语的青年们打下了一点基础，实际上这是在延安培养外语人才的开端。
随着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苏联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苏的交往增加，关系密切。展望未来，我党中央和军委，深深感到有必要培养一部分俄语专业人才，于是决定在延安抗大三分校组建俄文队。开始负责筹划这件工作的是张培成同志，他曾在苏联留学，懂得俄语，当时担任抗大三分校训练部的科长职务。张培成同志十分热心，为成立俄文队花费了不少心血，想了许多办法。方案确定后，就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范围内招生，基本上采取自愿报名和组织选送相结合的方式，吸收了那些渴望学习俄语的知识青年，其中有抗大三分校本身的干部和学员，也有其他机关的干部和学校的学员。
1941年3月，开始接收新生，学校派了一位名叫延福生的区队长临时负责，到了5月初，陆续报到的学员人数逐渐增加到五、六十名，正式成立了俄文队，进入抗大三分校的编制序列，上级任命曹慕岳（笔者的原名）为俄文队的队长，延福生在交代工作后，被调至其他岗位。
抗大三分校是军事学校，按照军队的编制，队是基层单位，相当于战斗部队的连，是个独立实体。麻雀虽小，胆肝俱全：党政工作，后勤保障，应有尽有。1941年是我党我军抗战最辛苦的时期，生活保障是一大难题。俄文队的住址在延安城东门外清凉山东麓的一个小窑洞，炊事班、饲养班和厨房、马棚、猪圈设在山崖下面的石洞内。饭堂是露天的。夏季烈日炎炎，太阳晒、大雨淋：冬季寒风凛凛，雪花飘飘，打出来的饭菜很快就冰冷了。
我们的课堂是露天的，就是把黄土窑洞外面平整一块空地，放上一块黑板，教员授课有一张很小的桌子，学员们各自带一条小板凳，听讲写笔记，用自己的大腿作依托冒充当书桌，冬天最冷时，钢笔不下水，写几个字就得把钢笔放进棉衣里去暖一暖，然后再写。这些情况，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延安的生活艰苦，吃的是小米饭，喝的是白菜汤，加上几块土豆片，盐不缺，油很少，标准是每人每天三钱，但不能完全保证。粮食不足就喝稀粥，有时搞到了一些小麦，却不能磨成面粉，一是没有石磨和畜力，二是为了节省，把小麦碾成碎片，呈颗粒状，加些盐水，煮稀糊糊吃，到了肚里很难消化。
穿的单军装每年发一套，由于布质量差，很容易破，打补丁是常事，许多同学没有衬衣，热天到延水河洗澡，顺便把军装洗净，晒干后穿上，因为没有换的东西。
住土窑洞比较幸福，冬暖夏凉，但是非常潮湿，跳蚤特别多，咬得人难受。山下有些平房和石洞，冬季十分寒冷，气温总在零度下，把一盆水放在室内，第二天早晨就成了冰坨。洗脸刷牙用冷水，取回去赶快用，要在室内放置久了，上面会结一层薄冰。被褥都很单薄毯子下面铺着厚厚的一层干草，或者用细麻绳把干草结成草垫，这是俄文队学员宿舍的奢侈品。冬季取暖用木炭，每间宿舍有火盆，炭少很快就烧完了。当时有一个顺口溜：“土窑洞，实在好，石洞和平房冻得受不了”。
1941年6月初，俄文队的学员已达六十余人，正式开课了，一部分学生原在文化俱乐部的业余俄语训练班学习过，掌握了一些基础知识，编为一个班，行政上叫做第一区队，由学员高中一担任区队长，跟班学习。教师李洁民，之前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讲授俄文文法，采用的讲义是北平法商学院俄语教授刘泽荣先生编写的教科书。另一部分学员原来没有学过俄语，编为一个班级，行政上叫做第二区队，学员甘照寰担任区队长，由教师张培成科长授课，从俄语的字母发音开始，逐渐进入单词，每次课讲若干个，要求熟读、牢记、能背诵。下课后，还有王玉、李海、陈鲸三位助教，指导学员写作业，辅助授课。
1941年7、8月间，从前方战斗部队中抽调回一批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连、排级干部，约三十多人，到俄文队学习，编为第三区队，区队长先是张靖宇，后来又改为刘德恒。这时候全队学生共百余人左右，已经满员。上级任命汪涵芝同志为俄文队的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五人，除队长、指导员以外，还有三个学员。即甘照寰、刘温、周明正，后两个学员是女生。
俄文队的司务长是四川人，是一位经过长征爬过三次草地的红军老干部，工作经验丰富，在改善伙食方面想了许多办法。由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经济困难，粮食供应量减少，抗大三分校有些队喝稀粥都不能饱，俄文队的副食却调剂得好，基本上没有饿肚子，我很怀恋这个司务长同志，可惜把他名字忘了。俄文队的文书苏丹，也是由学员兼职，他跟班学习，同时把文书的各项工作完成得很好。
俄文队的组织机构健全了，学生百人，教职员、工勤人员三十名左右，成了一个完整的单位。这时候中央军委继续抽调干部到抗大三分校俄文队学习，为适应新情况，接受新任务，学校决定成立俄文第二队，任命白映奎同志为队长，徐继远同志为政治指导员，学员何匡为第一区队长。
1941年秋夏之间，中央军委还在安塞县筹备成立航空工程学校，准备训练飞行员和机械士，拟请苏联派人来授课，因苏德战争爆发，不可能派人到中国，军委决定航空工程学校停办，校长王弼率学员数十人，调到抗大三分校，成立了俄文第三队，任命陶铁英同志为队长，后由王连、刘凤继任。
1941年10月，俄文一队、二队、三队合编为俄文大队，军委任命常乾坤同志为大队长，何振亚、何辉燕两同志，先后担任副大队长，李觉民担任政治协理员。常乾坤同志在苏联留学多年，从事航空工作，回国前在苏联空军服务，担任少校领航员，他的俄文很好，会话十分流利，听起来和俄国人差不多。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受学员欢迎。王弼同志原在苏联空军搞工程机械，回国前是一个工程师，少校军衔。他讲课的能力不高，没有兼任教学工作，在俄文大队参加领导工作，没有明确职责，似乎起点政治委员的作用。
第二阶段：延安军事学院俄文队与整风运动的开始
1941年12月1日，延安抗大三分校进行整编，改名为延安军事学院，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兼任院长、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兼任副院长，郭化若同志担任教育长，陈伯钧同志任副教育长，黄志勇为政治部主任。
军事学院本身由五个队编成：一是指挥队（又名高干队），专门培养团以上的军事指挥员，学生从全军选调，杨勇同志担任队长；二是炮兵队，由抗大三分校的炮兵大队整编而成，队长邱创成，副队长宋承志；三是俄文队，由抗大三分校的俄文大队整编而成，原大队长常乾坤为队长，我（原俄文一队队长）被提升为副队长，原训练部科长张培成为政治教导员；四是工程队，由抗大三分校的俄文三队编成，原航空工程学校的校长王弼时同志担任队长，刘风、王连两同志先后担任副队长；五是参谋队，由抗大三分校的参训队编成，赵同志任队长，专门培养八路军、新四军各级司令部的参谋人员。
军队院校与地方院校在组织机构上有很大区别。根据军队的性质和任务，行政管理和教育工作是两个系统。军事学院的队是行政单位，从隶属关系上讲，俄文队同其他四个队一样，都是直接接受院长、副院长领导。教育长的职责相当于野战军的参谋长，是司令部机关的首长，但是延安军事学院的院长朱德、副院长叶剑英都是兼职，不住在学院内，一切日常工作由教育长处理，只有重大问题时院长参加。
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系统设有俄文科，由教育长直接领导。中央妇委的负责人之一卢竞如同志（女）调俄文科当主任。卢竞如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曾去苏联留学，又去法国巴黎参加《救国时报》的工作，她的俄语会话十分流利。
俄文队和俄文科是两个平行单位，前者负责俄语专业的教学工作，后者主管行政、党务、军事工作。俄文队长常乾坤同志兼任教员，给一区队授课，在教学计划安排与实施方面听从俄文科主任的统一布置。由于这种关系，致使某些不了解情况的人，错认为俄文科领导俄文队，还有人写回忆录说是：“俄文科下属俄文队”，这是极大的误会。
俄文队三个首长的分工是：队长常乾坤主要负责俄语教学工作；我（副队长）主要负责军事行政管理与物质生活保障；教导员张培成负责党务与政治工作：院首长召开会议时，属于教学工作方面的问题，由常乾坤队长参加；属于军事行政管理与生活保障方面的问题，由我参加；政治部召开的会议，由政治教导员张培成参加。
俄文队的教学组织分为五个班级，每个班级有学生３０人，在行政编制上，一个班级就是一个区队，所以俄文队下属五个区队，各区队长由学员担任，不脱离学习，同时兼管军事行政与俄语学习事务。吃饭穿衣等生活需要由司务长负责，司务长是专职干部，负责领导炊事班、饲养办、运输班、勤务通信班的工作。
俄文队的中共党组织，分为两个支部，继承了原来抗大三分校俄文一队和俄文二队的党组织系统，支部书记由学员兼任，不脱离学习，支部委员完全由党员选举产生。俄文队的教导员根据军事学院政治部的指示，领导两个党支部与全队的各项政治活动。两个支部书记的名字是张开帙和么仲选。他们因支部工作繁忙，耽误了不少学习时间，在俄语专业成绩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
俄文队的行政编制有六个区队，除五个学习班级设五个区队外，还有一个女生区队是为行政管理方便而设。俄文队共有女生二十多名，学习上课时，根据俄语程度，分别参加到其他五个班级（区队），生活上单独编在一起，叫做第六区队。由于生理特点，遵照上级规定，在物质待遇和劳动生产方面略加照顾。例如军队里全体人员的津贴费停发以后，女同志的卫生费每月照发，做购置卫生纸之用；劳动生产中分配女同志干轻活。还有一条就是女同志在月经期间不参加劳动，照例给假三天，这是１９３９年抗大总校在上山开荒时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起初没有注意，女同志和男同志一样上山开荒，还开展竞赛，结果许多人得了妇女病，抗大的副校长罗瑞卿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经向中央军委指示，做了规定：女同志在月经期间给假三天。俄文队来源于抗大三分校，当然执行这条规定，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里，都这样做了，大家在习惯上就用“例假”一词代替了“月经”。直到今天，老同志们仍然这样讲，可是许多人不知道来历。《现代汉语词典》也有条文，说“例假”指月经或月经期，却没有解释来源。
女生区队的区队长先是刘温，后是王军，其他五个区队长是：一区队何匡，二区队李参，三区队刘德恒，四区队郭修业，五区队卢振中，他们都是在学习中工作，比别人更辛苦。
军事学院时期，延安开展了整风学习，俄文队和其他队一样，都投入这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政治活动中。1942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报告，题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毛主席又在延安干部会上演讲，题目是《反对党八股》；4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要在全党进行整风学习，成为一项政治运动。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学习文件；二是自我检查；三是总结提高，从1942年开始，到1944年结束。
俄文队的领导干部和俄语教师、助教共十余人，编为一个学习小组，在军事学院整风学习委员会的领导下，先学习整风文件，学员们暂时继续上俄语专业课。开始时规定了十八个文件，后来又增加了四个，共计二十二个，其中毛主席的著作和讲话最多，还有刘少奇同志的文章，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
通过整风学习，批判了主观主义，解除了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与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树立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加强了党的建设，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阶段：大生产运动和审干运动中的军委俄文学校
1942年6月，抗大总校从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迁回陕甘宁边区，延安军事学院的领导机关和抗大总校合并，移居绥德。中央军委决定把俄文队留在延安，成立俄文学校。军委总参谋部的第四局（编译局）与俄文队合并，总参四局局长曾涌泉同志担任俄文学校校长。
在开校典礼大会上，曾涌泉校长介绍俄文学校由五个处、一个队编成。原来第四局的两个处，继续执行编辑和翻译任务，新成立三个处，即政治处、教务处、校务处；原俄文队的学员150人原封不动，全部转入俄文学校，教员队伍调整加强。
政治处接受军委总政治部的领导，负责党务工作、思想教育、各项政治活动。主任叶和玉同志是红军时期的老政工干部，他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战争中负重伤失掉一条腿，而精力十分充沛。依靠两根拐杖走路，搞生产时还要上山，亲临第一线指挥。政治处有两名干事，也叫助理员，就是刘端祥和张靖韩。教务处长由原军事学院教务长卢竞如同志担任，副处长张成功。俄文教员有刘群、李洁民、杨化飞、钟毅、邵天任、李海、金涛等同志。
翻译处长由原军事学院俄文队长常乾坤同志担任，因为他的俄语特别好，所以继续兼任俄文队第一区队的教员。王子野同志担任副处长，翻译人员有曹汀、毛掬、常彦卿、舒林、安致远、王禹夫和孙德山(陕北公学教员)等。
编辑处长是李辑五同志，编辑有吴凯、李素芳等同志，校务处长邹载道，副处长吴补元，政治协理员王力华、卢慧权同志。我担任俄文队队长，政治协理员孟华，副队长杨桢，下面五个区队（学习班级）和一个女生区队的负责人没有变动，仍然是何匡、李参、刘德恒、郭修业、卢振中、刘温（后来由王军担任）。
原来军事学院俄文队的伙食单位，由校务处接管，负责全校的物质生活保障，增加了财务会计夏冠三、梁萍如（女）等同志，下面有生产经营和炊事班、运输班、饲养班、工勤班等机构。
俄文学校的中共党组织，分为五个支部，政治处和教务处加上俄文队的领导干部成立一个支部；编辑处和翻译处的干部成立一个支部；校务处的干部和工勤人员成立一个支部；俄文队的学员，保留原来的两个支部，实际上学员是学校的主体，占学校人数的绝大部分，党员的数目最多，是两个大支部。在五个支部上面，成立了党的总支部委员会，由校首长组成。
军委俄文学校成立后，延安大学的俄文系也合并进来，原系主任黄正光同志（越南人）、教员唐国华等，率学生数十名，搬到俄文学校；根据俄语水平，学生分别参加到原俄文队的五个班级（区队）中学习。黄正光同志的俄语水平高，中国话也讲得清楚，担任了第二区队的教员。
1943年俄文学校搬家，从清凉山东麓的黑龙沟迁移到清凉山北麓的丁全砭，这里原有一个新文字干部学校，那个学校停办了，把校址交给了俄文学校。此地在《解放日报》社北面，距离王家坪很近。王家坪是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所在地，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领导同志，还有军委机关各部门都住此地，俄文学校搬家之后，距离上级领导机关更近了。
新校址的宿舍不够用，学员们自己动手，又挖了一些窑洞，还挖了几个大窑洞做教室，从此我们不在露天上课了。另外我们又自力更生，修建了一所礼堂兼食堂，平时学生们在里面吃饭，遇有全校集会时，师生员工两三百人济济一堂。从此我们也不在露天吃饭了。修建这所礼堂，同样付出了劳动代价，学员们到深山老林中伐木，到延水河畔拣石头，还利用了延安城内被日本飞机轰炸成废墟的破砖烂瓦。通过艰苦劳动，改善了自己的物质生活。当时政治口号是一面劳动一面学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俄文学校的大生产运动，成绩显著，果实累累。我们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朱总司令“开发南泥湾”的伟大号召，在南泥湾旁边的金盆湾开垦了一个农场，在延安城东的飞机场旁边开垦了一个菜园，又办了一个豆腐房，酱园，还搞了“新中国工厂”和“新中国商店”。工厂里有木工，铁工，钳工，商店里出售日用百货。原军事学院工程队的副队长后来回到朝鲜担任空军司令的王连同志（朝鲜人），当时是木工组长。新中国的空军战斗英雄（后来当过北京军区的空军司令）刘玉堤是木工组的组员。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学校集中了一切人力物力。我（时任俄文队队长）被调到校务处担任经理科长，负责生产经营工作，俄文队的政治协理员孟华也被调到校务处，副队长杨桢同志被调到农场当主任，袁敦民同志到俄文队当队长。
1943年是俄文学校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高峰时期，同时又是整风学习进入审查干部的重要阶段。全体师生都卷入到两个运动的高潮中，俄语专业的学习受到很大影响，教职员工的所有力量集中在两大运动里面，占用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时间。一段时间内俄语学习处于停止状态，只能利用空隙进行。
这个时期生产上果实累累，粮食不仅够吃，而且经常调剂一些细粮，大米和白面也能尝到了，蔬菜供应充足，自给有余。猪肉、豆腐、鸡蛋、麻籽油显著增加。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全区生产运动总结大会上，俄文队的学生高富有同志因开办豆腐坊的成绩突出，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非常光荣的称号，至于在学校内受嘉奖的人就更多了。
整风学习到了审查干部的时候，运动出了偏差，中共中央负责领导政治保卫工作的康生，在延安的干部大会上，做了一个蛊惑人心的报告，题为“抢救失足者”。他认为延安的广大干部和学生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甚者剥削阶级，政治上不纯，肯定有阶级异己分子和敌人派遣的特务钻进了革命队伍。于是在延安开展了“抢救运动”，要挖出坏人。这股风冲击到俄文学校，同样犯了“逼、供、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教务处的张成功同志，俄文教员李洁民、刘群等同志是重大的怀疑对象，被拘留审查。还有数十名干部和学生在群众大会上被迫坦白，交代自己的政治问题。有些人经不住高压，特别是“车轮战”的围攻，就胡编乱造，讲了许多根本不存在的假情况，甚至有人在群众大会上虚构事实，公开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特务”，一时搞得乌烟瘴气，真假难辨。后来经过甄别，俄文学校没有一个真正的“特务”或阶级异己分子。在平反昭雪之后，由学校领导人出面，对于受了委屈的同志，进行赔礼道歉，大家对审干运动的偏差失误表示谅解，没有耿耿于怀，都抱着向前看的态度，正确对待，不咎既往。他们仍然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满腔热血地献身于革命事业，这种博大胸怀确实难能可贵。
俄文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经过生产劳动和整风学习审查干部这两大运动，证明了知识分子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他们在生产战线上像普通农民那样去劳动，离开学校到了工作岗位后，能够深入基层群众，与工农兵相结合，积极参加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历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原在安塞县筹备的航空工程学校，1941年秋末被编为抗大三分校的俄文第三队，到了军事学院时期，又单独成立了工程队，迁到宝塔山。1942年成立俄文学校时，他们也想单独办校，后因条件不具备，1943年又合并到俄文学校，学生分别参加俄文队的各个班级（区队）。穆兆源同志担任了俄文队第三区队长，原工程队的队长王弼同志，调其他工作，副队长王连同志随学生一起，回到俄文学校。
第四阶段：从军委外国语学校到全国各大外语院校的创立
1944年，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有的战役一溃千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在敌人的后方开辟和建设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人口大大增加，牵制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伪军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军事力量。
美国政府看到国民党腐败无能，就想利用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去削弱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实力，派了一个军事观察组住在延安，加紧了同共产党的联系，观察组长是包瑞德上校，他下面有一群观察员。从此我军与美军有了直接接触，相互间的来往频繁。
鉴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把俄文学校改名为军委外国语学校，增加英文专业，培养英语人才。学校的领导人原封不动，校长曾涌泉、政治处主任叶和玉，教务处长卢竞如，只在教务处下增加一个系，俄文系主任由卢竞如同志兼职，英文系主任是浦化人同志。俄文教师的队伍增强了，新调来俄语水平很高的韩斌、李荣华两位朝鲜同志，还有曾翻译苏联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赵洵同志（女），英文教师的力量由中央组织部从延安各机关抽调，专职教员有马牧鸣、朱仲芷、唐海、王大才，兼职教员有何柏年、陈家康、黄华、马海德同志，学生被分为Ａ、Ｂ、Ｃ三个班级。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非常关心军委外国语学校的组织建设，英文队成立时，他从百忙中抽空参加了学校的命名大会，做了长篇的重要报告。周副主席说：“外国语学校不仅是培养外文翻译人才，还要培养外交人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要建立人民民主的新国家，我党在国际上的交往增加，需要许多同志做外交工作，这一点在办校思想上要早做准备，教学方针要明确，组织措施要跟上。”
根据上述指示，学校领导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把整风审干中遗留的问题，迅速加以处理，结束这个运动；二是把生产规模大大压缩，原来分散到生产战线上的干部和学员赶紧抽调回来，集中到教学岗位上。
军队院校的行政组织机构以队为单位，英文队正式成立时，派我去担任英文队队长，吕学坡同志担任政治协理员，调孟华同志到俄文队当队长，袁敦民同志为政治协理员。过了一段时间，工作已经就绪，学校领导考虑到我原来学过俄语，从1941年就开始当俄文队队长，孟华同志原来学过英文，所以又进行了对调，两个队的政治协理员没有变动。袁敦民协理员的工作很踏实，能深入基层，同群众有密切联系，深受学员爱戴，同我在工作上配合得很默契协调，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今天仍然经常通信联络。
自从周恩来副主席到学校讲话之后，外国语学校的全体师生精神面貌改观，从生产劳动、政治运动中解脱，回到专业学习方面来。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大家顿感重任在肩，前途广阔，眼睛明亮，豁然开朗。人人意气风发，个个热情高涨，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学习高潮中，争取早日完成学业，出去参加工作。
外国语学校属于军委直接管辖，但是决定重大问题，制定方针政策，聘请英文教员等事需向中央指示。当时杨尚昆同志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很关心外语学校的建设，经常询问情况。在日常工作中，曾涌泉校长不断请示汇报，并向我们传达杨尚昆同志的指示。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有些文化娱乐活动，例如举行舞会等，杨尚昆同志打电话，叫英文系的女学生伴舞，同外国人接触，可以锻炼外语会话能力，还可以逐渐熟悉外国的风俗人情与生活习惯，这是培养外交人才的一种初步措施。因为只有接近，才能了解，只有相互了解，才能增进友谊，加强合作。
延安还住着一些苏联同志，另外有许多领导干部在苏联留学，这些人也喜欢跳舞，于是交谊舞流行起来。外国语学校的师生中，不少同志去延安之前会跳舞，加上和外国人接近的机会，无形之间为交谊舞的流行起了媒介作用。
军委总司令部住王家坪，这是外国语学校的近邻，王家坪有一大片桃树林，环境十分优美。开始先在露天平整了一块场地，树影婆娑，翩翩起舞。后来，军委办公厅在桃树林旁边新建了一座礼堂，除了开大会之外，很自然地变成了舞厅。外国语学校的师生中，人才济济，弹、拉、吹、唱应有尽有，根据当时的条件组成了一支乐队，口琴、手风琴、唢呐、大鼓、小号、滴滴嗒嗒，好不热闹。俄文队和英文队数十名女生中，有许多人脚步轻盈，舞姿优美，主动去为首长和外宾伴舞。叶剑英总参谋长是喜欢跳舞的，几乎是每场必到。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去得很少，毛主席偶尔也参加。有些首长带了五、六岁的小孩去玩，这些孩子不下舞池而在台上，学习大人的模样，跌跌撞撞，逗得满堂大笑，叶剑英总参谋长把他们叫作“豆芽菜”。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历时五十天结束。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做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最后致闭幕词《愚公移山》，这是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磐石般的团结。
外国语学校的师生听了大会代表的传达之后，立即投入到学习大会文件的高潮中，毛主席的话沁人心腑，触动灵魂，大家都感到胜利在望，曙光就在面前。
七大结束以后，曾涌泉同志调离外国语学校，由杨尚昆同志接替，兼任校长。他对学校更加关心，同我们的接触更频繁了。不久，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告，促令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杨尚昆同志很熟悉最高层的决策情况，向我们透露了一些中央对时局的看法。外国语学校的领导干部们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进入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三省。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外国语学校全体师生员工，接到上级指示，整装待发，准备挺进到华北和东北，去开辟新的局面，执行更艰巨的任务。
1945年8月13日，延安召开干部大会，各机关、学校、部队的主要领导三百余人参加，毛主席发表重要演说，题目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外国语学校的校长曾涌泉和我（时任俄文队长）参加大会，听了这次演说后我们提前出发，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被分配担任军事工作。1945年9月，俄语教师杨化飞从延安出发，11月7日也到了张家口，被分配到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按上级指示筹办外语系。1946年1月，外语系正式成立，杨化飞被任命为系主任。开始只有俄语专业，原延安抗大俄文队学生罗俊才、王丙申协助工作。
延安外国语学校英文系主任浦化人同志，在日本投降后先去了重庆，招收了大批学员，1946年6月率学生百余人回到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同华北联合大学的外语系合并，成立了外语学院，有俄文、英文两种专业。院长浦化人同志，英语系主任罗青，俄文系主任是杨化飞。
1946年10月初，国民党的军队傅作义部进攻张家口，外语学院跟随华北联合大学，转移到农村。经过三次搬迁，从山西省的广灵县，河北省的束鹿县，最后到达河北正定县。他们风风雨雨几番周折变动，历尽了艰难困苦，终于在1949年4月进入了解放后的北京，这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从实际情况讲，应该说浦化人和杨化飞两同志是该学院的奠基者、创始人，他们是延安军委外国语学校派出去的杰出代表。由此可见，北京外国语学院把校史追溯到延安抗大三分校的俄文队是很有根据的。
1986年秋，北京外国语学院召开盛大集会，庆祝建院４５周年，邀请我到北京参加了三天的庆祝活动，并在大会上介绍延安俄文队的情况，我作为当年队长，当然义不容辞。在大会上讲话以后，掌声雷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现在，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早已发展成为有数千名学生，数百名教授与教师，具有多种语言、现代化教学设备的完全正规化的高等学府，同延安时期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汹涌澎湃的黄河长江，却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头的涓涓细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抚今思昔，感慨万端，自己好像又回到延安的清凉山。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北外校友会）：从涓涓细流到黄河长江——记新中国外语院校的发源地延安抗大俄文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