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在监狱中饱受折磨的李大钊同志被反动军阀杀害。
当他走上绞刑架时候，嘴里依旧喊着共产党万岁，面对死亡毫无惧色英勇就义，年近38岁。
当晚，同时被捕的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和两个女儿获释，可是他们对至亲之人的噩耗毫无所知。直到第二天，李大钊的妻儿看报纸时，才知李大钊已经牺牲。
身处乱世又死了丈夫，这对于赵纫兰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闻讯后的她痛苦不止，晕倒三次。在极度悲伤中病情愈发严重，幼小的儿女在母亲的病床前手足无措，孤苦伶仃，见者无不潸然泪下。
梁漱溟赶到李大钊家中时，看到的就是这样凄惨的景象，不忍多留，塞给孩子们10块银元，随后便赶往李大钊尸骨存放的长椿寺，见到李大钊的棺材如此单薄，心中更加不是滋味，于是和友人商议给李大钊换一口棺材。
几日后，李家家中来了很多中外的记者，在看到李大钊家中如此清贫时都震撼不已，甚至有的人一边采访一边抹泪，他们也不曾想到如李大钊这般知名教授，家中生活如此穷苦，最后留给儿女的仅有一块钱的生活费。
“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子女服侍朴实，可知其平日治家之俭约矣。”
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已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教授，同时还兼任女师大，朝阳大学和中国大学的教授，一个月所有的收入加起来能有300银元之多。在当时两块银元便可以买40斤面粉，400银元便可以买一处四合院。李大钊却没有因此过上富足优越的生活。
李大钊一家的生活极其简朴，吃的是粗茶淡饭，窝头咸菜，经常穿的是一件洗褪色的布袍子，上班来回要走十几里路，他天天步行，从来不坐车，孩子穿的也是土布棉衣，妻子赵纫兰也是节衣缩食，加上给李大钊买书的钱，一大家子一个月开销也不过三五十元，而剩下的钱李大钊全部用来救济贫困的学生，工人，或者是党的活动经费。
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曾评价李大钊“知有主义不知有家”，每个月发的薪水他都会给家里留下50元，来保证一家子最基本的生活。
据后来统计，李大钊每个月大部分的薪水都用于党的各种活动经费。
如今，李大钊身死，留下的孤儿寡母又手无缚鸡之力，而军阀依旧在他们家附近日夜监视处境堪忧。在这种处境下，重病的赵纫兰决定全家搬迁。
媒体的报道让社会各界都知道李大钊遗孀的处境，李大钊的生前好友纷纷前往家中看望，并且准备前往长椿寺领出李大钊的棺木。众人在和赵纫兰商量之后，决定给李大钊换棺，筹款办理后事。
《顺天时报》记录下了当时友人们为李大钊求棺之事，李凌斗找到了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寿山，伊寿山推荐了一口标价260块银元的柏木棺材，因价格太高，李凌斗向伊寿山说明了这口棺材的用途，希望能稍微减价。
虽说伊寿山是生意之人，不认识李大钊，对共产主义也不甚了解，但是在报纸上听闻李大钊的报道后，对于李大钊极为敬佩，以最低价格140银元卖出了这口棺材，“此亦北京城破天荒之举动也”。这140块银元是章士钊出资的。
5月1日上午，伊寿山带着16名工人扛着棺材来到了长椿寺重新装殓李大钊的遗体。李大钊的孩子们大声哭喊着爸爸，在场诸位无不含泪。
中午，李大钊的新棺送到了妙光阁街渐寺，没想到这一放就是六年。直到1933年，李大钊家乡被日伪政府侵占，赵纫兰重病深感自己时日无多，便领着两个孩子来到北大，请求周作人、蒋梦麟和胡适等教授帮助她完成李大钊的葬礼。
蒋梦麟立刻答应了赵纫兰，并号召北大众多教授担起了公葬的重任，向社会发起捐款活动。
1933年4月22日，渐寺之中举行了对李大钊的公祭。23日上午，蒋梦麟带着北大诸位教授参加了出殡仪式，闻讯前来的各界人士共700多人。送葬队伍前面写这一副巨大的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根”，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惧”，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在众人的一路护送下，直到傍晚才送到墓地，北大同仁扶灵下葬。本就重病的赵纫兰又过度劳累，在葬礼一个月之后，赵纫兰病逝于协和医院，北大的教授们再次出面将赵纫兰安葬于李大钊的墓侧。
电视剧《觉醒时代》对李大钊和妻儿的涉笔不多，有一段李大钊和赵纫兰的对话最为催人泪下，宛若场景重现：“等有朝一日，学校可以摆上一张安静课桌的时候，可以传出朗朗书声的时候，我带着你，就咱们俩人，在一个教室里头，阳光从外面透进来，我一笔一划，一笔一划地教你写字，然后我坐在地下，我等着你，等着你什么呢？等你亲手写一封信给我，我要看哪！我跟你保证。”
红旗终是飘满了整个北京城，中国已非那个风雨如晦的弱国了。94年前的今天，李大钊从容就义；94年后的现在，山河已无恙。向李大钊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