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号《中国煤炭工业》杂志
作者：姜小平
因为雷锋，《唱支山歌给党听》成为传世的经典；因为雷锋，陕煤集团职工姚筱舟在“矿工诗人”的路上走得更远。但是你知道《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发表的来龙去脉吗？你知道最早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谱曲的曲作者不是朱践耳，而是费承铿先生吗？费承铿先生谱的曲又是怎么样的呢？
一、珍贵原始史料还原《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发表的来龙去脉及与雷锋的关系
工作之余的我爱好红色文献的收藏，至今在红色文献收藏方面有一点小小的收获，故而对红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特别喜欢，再加上我供职于陕煤集团，和姚筱舟前辈同属于一个集团下的二级单位，因而对关于姚老和这首歌曲发表来龙去脉的史料进行了专题收集。现将我多年精心收集整理的文献史料系统地梳理出《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发表经过及与雷锋的来龙去脉。
姚筱舟，1933年出生。1949年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第五分校。1951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战斗了3年。1954年底姚筱舟退伍，来到陕西铜川矿务局从事宣传工作，1956年调到焦坪煤矿任技术员。
1958年的一个深夜，姚筱舟写出了三首矿工诗，其中一首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刊发在1958年6月26日第八期《总路线诗传单》（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专门编印的一份不定期小报）上，并署了一个与矿名同音的“蕉萍”为笔名。1958年7月，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辑、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陕西新民歌三百首》将其收录于工矿墙头诗类中的第一首。1959年6月，由《诗刊》社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新民歌三百首》第34页收录，词作者署名为陕西宜君焦坪煤矿蕉萍。
当时在东北抚顺当兵的雷锋，从诗刊社编辑的《新民歌三百首》上看到这首诗歌后非常喜欢，于是便将《唱支山歌给党听》抄到其日记里。并对原诗做了小小的改动，将“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成“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这样读起来节奏感更强，也更加朗朗上口了。
1962年，雷锋因公殉职，全国掀起了一股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第五版整版刊发了雷锋日记，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从该期《人民日报》读到了雷锋摘抄的这首小诗的前两段，随即谱成曲子，朱践耳以为这是雷锋所作，所以取名为《雷锋之歌》，并注明歌词摘自《雷锋日记》。朱践耳特地采取戏剧性创作手法，把这首诗谱成通俗易懂的曲调。1963年2月21日，上海《文汇报》第3版刊发了朱践耳这首新歌，并附有300字的“唱法说明”。
这首歌曲的首唱者是上海歌舞剧院的任桂珍。当任桂珍的声音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波在全国唱响时，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班进修、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同样被吸引住了，她多么想演唱这首歌曲，表达对党和祖国的一片赤心，表达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共同心声。1964年，上海之春音乐会，才旦卓玛的名字和这首歌一起通过电台传到千家万户。之后的几十年里，《唱支山歌给党听》成为祖国亿万儿女表达对党无限热爱的一支心曲。
一时间，大家都认为这首歌由朱践耳作曲，雷锋作词。不过也有人提出了疑义。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注雷锋日记，在《人民日报》读到《唱支山歌给党听》一篇时，感觉仿佛在哪里见过，因此让人联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希望他们认真查对。雷锋非常热爱学习，他的日记中抄录了大量读到的文章和诗歌作品，因为是写给自己看的，往往不会标注出处。周总理要求报社发表雷锋日记时，应该搞清楚哪些是雷锋自己的感悟，哪些是他摘记别人的话，对摘记的部分应该注明出处。
经过一番仔细地查证之后，证实雷锋是抄自于诗刊社编辑的《新民歌三百首》中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曲的词作者“蕉萍”，就是陕西省铜川市焦坪煤矿技术员姚筱舟。
于是，1963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第6版《大家来唱革命歌曲》栏目再次刊发该歌曲时，正式将歌名改成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用诗的第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作标题，词作者署名为“蕉萍”，这也是词作者第一次署上姚筱舟的笔名。并且在该歌曲的结尾后面加上了备注，备注中说：《唱支山歌给党听》为蕉萍同志作词，原发表在诗刊社所编的《新民歌三百首》中。原诗三段，雷锋同志曾抄入自己的日记。这是权威史料证明雷锋从哪里读到的这首诗，而不是之前媒体误报道的雷锋从辽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编的《新民歌三百首》读到的。
二、我与费承铿教授最早为《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谱曲的曲谱机缘
关于《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早期史料除了最早刊发姚老诗词的《总路线诗传单》小报原件我没收藏到以外，其余早期与之有关的文献史料我基本齐全，当然朱践耳教授谱曲的曲谱原件不可能收藏得到。
今年3月9日晚，我在网页上继续寻找一些关于《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史料信息时，突然检索到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吴跃华教授的一篇文章“恩师费承铿 | 最早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费承铿1960年作品欣赏”，这个标题一下便吸引了我。我迅即点击打开浏览，多年收藏的经验告诉我，文中介绍的费承铿教授最早为《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谱曲的曲谱是非常值得珍藏的文献史料，我多想立即联系上文章的作者，令人高兴的是在文末的读者留言栏里我看到了吴跃华教授回复读者时留下的宝贵联系方式，我立即想方设法联系到吴教授，与其交流沟通了几个小时，吴教授了解到了我的收藏经历以及和姚老的关系之后，很痛快地答应无偿将曲谱原稿交由我收藏。当时我的心都激动得要跳出来了，可是更为高兴的是吴教授还请其夫人刘宁老师亲自为我再一次誊抄费教授的原稿供我收藏展示。
前几天我收到吴教授夫妇快递给我的费承铿教授手稿原件和刘老师的誊抄签名稿时，我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今年正好是费承铿教授不幸去世10周年的纪念日，我想为了更好地缅怀费教授，以及让更多的人传唱费教授谱的这首曲子，于是我向陕煤集团领导汇报，表达愿将这份珍贵的手稿和刘宁老师的誊抄稿全部无偿转赠陕煤集团展览馆收藏，通过陕煤集团展览馆这个大平台，让其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
费承铿教授最早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谱曲的价值，我转摘吴跃华教授文中的部分文字供大家参考，以下是吴跃华教授关于这首最早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创作分析：
“蕉萍”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27岁的技术员姚筱舟，“蕉萍”只是姚筱舟临时发表《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时用的笔名。“蕉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最初发表于1958年6月，尽管这首歌词后被多次转载，但从该歌词诞生的1958年到1963年间，没有人公开发表为这首歌词谱曲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词是应“大跃进”号召而创作，证据之一是该歌词最后一句原词是“乘风破浪齐跃进”；证据之二是该歌词首发于1958年6月26日第8期的《总路线诗传单》上（宣传大跃进的）。但从歌颂“大跃进”角度来看，该歌词力度就小多了。在1958、1959年时歌颂“大跃进”的歌词太多太多，且十分疯狂，如在1958年7月，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辑、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陕西新民歌三百首》中，同样是陕西地区的一首《山区的人民爱唱歌》歌写到：“山区人民爱唱歌，没有今年歌儿多；清早唱到日头落，黑夜里还憋的睡不着。唱得秃山栽花果，唱得河水上山坡，唱得水土跑不了，唱得旱井比星多；唱得牛羊满山跑，唱得清水过沙漠；唱得农村建工厂，唱得亩产千斤多；唱得摘掉文盲帽，唱……”；还有的歌词甚至称“唱得长江水（都）倒流”啊！
费承铿先生是个务实的人，他肯定认为那样疯狂歌唱和创作“大跃进”歌曲不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因此选择“蕉萍”这首歌颂“大跃进”相对来说含蓄得多，且实质上也是歌颂共产党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来进行谱曲。遗憾的是，当费承铿先生于1960年谱成《唱支山歌给党听》一歌时，国家正叫停“大跃进”，如此，费承铿先生创作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一出生便被打入了“冷宫”。所以，从此这首歌就再没见过天日，直到吴跃华教授在整理费教授遗物时才发现了这首歌。
费先生为“蕉萍”歌词创作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只改动了一处，即把原词一开始的“党”字改为“共产党”一词，这样歌颂的对象更明确了，不然其他的政党也可以称为“党”的。歌词其他部分都没有改动。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现在已把“雷锋作词”改为“蕉萍作词”了，其实这样也不妥，因为朱践耳使用的歌词也有雷锋的改动内容，应该称“蕉萍、雷锋作词”比较妥当。朱践耳之后，由于毛主席为雷锋题词，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为雷锋版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谱曲的更是越来越多。如为“雷锋版”歌词谱曲的还有：1963年3月1日，永济县人民文化馆编印出版的《材料宣传》上刊登一首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文进配曲”）；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学雷锋同志专辑）上刊登《唱支山歌给党听》（劫夫曲）；1963年6月17日《中国少年报》第4版刊登《唱支山歌给党听》（李群作曲）。此外，之后还有潘振声、吕远、王诺等谱曲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等。
由此可见，这些创作动机都是因毛主席为雷锋题词后被关注点燃的。但费承铿先生1960年创作的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不是因雷锋而来，很显然，是费先生自主选择歌词而创作的，据此可以认定，他对歌词本身的考量较多。相较歌颂“大跃进”的那些歌词，这首歌词的艺术性和情理性确实不错。可见，费先生当时选择歌词的眼光非常独到，至少费先生与雷锋一样都最早关注到这首歌词的价值。费先生谱的歌才是真正为蕉萍作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谱曲的作品，也是迄今所见最早为《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谱曲的作品。
附注：费承铿（1937—2013），195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音乐专修科，师从陈洪、甘涛教授。正教授，音乐教育家。中国音协会员、江苏省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徐州市音协前主席。个人传略入编《中国音乐家词典》，曾任江苏音乐教育研究学会秘书长，并一直担任江苏师范大学音乐系兼职教师。他的获奖荣誉有1950年代其毕业作品民乐合奏《镰刀舞歌》获江苏省首届音乐作品评奖二等奖；1997年获曾宪梓教学奖；他先后参与教育部《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中师音乐教学大纲》的起草工作，近年又参与教育部《音乐课程标准》的起草工作；从1983年起，先后在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出版社编写中小学音乐教材，生前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主编。
责任编辑：邵冰锋 庞永厚
本文为强国号发布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