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回忆:
五月二日，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指示：令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电台一部，“赶于四号上午到皎平渡架桥”；三军团十三团，“亦限四号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一军团先头团，“限四号午前到达”龙街，并伪装成敌军抢占渡河点两岸，抢获全部渡船。
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干部团的同志们知道，这一仗至关重要，是关系我军安危的一次战斗。
我们刚赶到云南禄劝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参谋长一起来到干部团，非常详细、具体地部署我团抢渡皎平渡的计划。周恩来同志在指示中，除了强调有利条件外，也指出了种种困难，甚至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假如在抢占渡口后，我军后续部队跟不上，渡口又被敌人占去，那么，渡过江去的先头部队就会被切断，那就要准备独立作战，打一段时间的游击，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为加强对抢渡金沙江战斗的领导，由刘伯承同志担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
我和陈赓同志商量，以三营为先遣营。该营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副营长霍海源，共三个连加一个工兵连。我同刘伯承同志一起随先遣营行动，任务是当天急行军一百六十里，用一切办法抢占皎平渡渡口，消灭驻守敌人，迅速收集沿江船只，组织架桥，以便后续部队强渡。陈赓同志率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于队为后梯队，当天，行军百里左右，即在中途宿营，保持体力，准备第二天渡江后继续前进。他们的任务是抢占渡口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可能来犯之敌，掩护中央直属部队和五军团渡江。
当天，干部团全体指战员集合，我们向部队做了简短、有力的政治动员，要求大家保证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以及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坚决完成任务。同志们都清楚这次战斗对我军生死攸关，一致表示将不惜牺牲，去夺取胜利。
先遣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为了争取时间，出敌不意，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伪装成国民党部队，爬山越岭，强度急行军。对于沿途遇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民团等，都全部应付过去，不予理睬，留待后续部队去消灭他们。这样既可以尽快抢占渡口，又可以保持我军行动秘密，不被敌人察觉。因此，沿途行军精神集中，行动神速，没有战斗。
傍晚，我们到达离江岸渡口五、六十里处，这个地方叫沙老树，在这里稍作休息。路不好走，想找个响导。我们三营战士佯称国民党军队，抓到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大胖子。
“你是干什么的？”我三营战士问他。
他说：“我是区公所的。靖卫团（地主武装）的团总让我到江边送命令，为了防备共军过江，把渡船都烧掉。”
这个情报很重要。三营马上派人把这个大胖子送到刘伯承同志和我这里。大胖子向刘伯承同志鞠了一躬，毕恭毕敬地说：“长官，从哪里来？我是区公所秘书。”
伯承同志说：“红军快来了，我们要赶到江那边去！”
大胖子说：“红军虽然离这里还远，为了防备红军在这一带渡江，我刚接到上级一纸命令，把我区沿江所有船只全部迅速烧掉，以免被红军利用。”
我们急忙问：“烧船的命令发下去了没有？”“船烧掉了没有？”
他说：“没有。我正要去江边办理这件事，命令还在我手里哩。”
我们问清了情况后，就明白告诉他：我们就是红军，现在就要船。并且严正警告他：“要是渡口少了一只船，拿你是问！”
这个胖家伙霎时大惊失色，呆若木鸡。我们命令部队押着他一起走。
当地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恨之入骨，我们稍做工作，便纷纷主动向我们提供情况，给了我们许多帮助。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渡口对岸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队驻守，只有一处收税的关卡叫厘金局，还有一个保安队，不过几十条枪。这样，一个连的兵力就足以收拾他们了，过多部队反而施展不开。群众还告诉我们，皎平渡渡口南岸正停着两只木船。
当时，决定三营一个连为先遣连（先遣连连长是肖应棠同志，他在抢渡金沙江的战斗中表现很勇敢，是有功的。肖应棠在以前的回忆录中说先遣连属二营，这是他记忆有误）。我和罗贵波同志都清楚地记得，先遣营是三营，而不是二营。刘伯承同志立即命令先遣连轻装前进，猛扑江岸，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三营的其余两个连和工兵连就地做饭，随后迅速跟进。
我马上派罗贵波和霍海源同志率先遣连直扑江边。约半夜十二点，他们抢占渡口成功。立即利用找来的两只船，把一个排送到江北岸。因为我军行动神速、隐蔽，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因此毫无准备。我先遣连渡过金沙江到对岸厘金局时，里面正在砰砰啪啪打麻将。当地群众领头去叫门，说是来纳税的；他们正玩得热闹，有人吆喝道：深更半夜来纳税，不开门，明天再来！
群众向来十分痛恨厘金局，上去一脚把门踢开。我们的人进去，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全部税款，完全控制了渡口两岸。我军干净利索地抢占了皎平渡渡口，无一伤亡。
得到先遣连胜利占领渡口、消灭敌人的报告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同我正骑在马上，在黑夜里行进。他一边走，一边极其兴奋地对我说：同志们今天走的这个路程是一百六十里。这样难走的山路，又是黑夜，人一天怎么能走这样的一百六十里哪？可是，我们走到了，不仅走到了，还过了一条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敌人！其所以能够如此，靠什么？主要靠政治，靠同志们的高度政治觉悟，靠我们的党，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靠群众。没有这些，就根本做不到！你说是吧？
我同意地点点头，回答说“是这样”。
刘伯承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高兴的神情，愉快的语调，表现出他对党，对红军广大指战员和劳动群众的极其深厚的感情。刘伯承同志的作风非常深入细致。他对先遣营的整个行动，从作战计划，途中找向导，直到很小的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布置得很周密。这对先遣连以及整个先遣营胜利完成任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次袭击金沙江皎平渡渡口的成功，还归功于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归功于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有力支援。
我们边走边谈，很快到了皎平渡渡口，这时天已经亮了。我们除了向通安州方向派出前哨连执行警戒任务外，便立即一面继续收集船只，一面准备架桥。金沙江江面虽不很宽，但水深流急，既不能徒步涉水，又无法架桥，只能乘船过江。当时只夺得两条船，哪里够用呢！寻找船只成为我们的后续部队能否渡江的关键。我们发动群众赶快收集沿江船只。在群众帮助下，我三营在二、三十里的江岸边，文找到了四只破船，我们好高兴啊！马上组织人力进行了修理，连同原来渡口的两只，一共有六只船。这时，我们向朱德总司令发电报告：“皎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以后经仔细寻找，我们又得船一只，共有七只。以后全军就靠这七只船渡过了金沙江。
干部团先遣营夺取金沙江皎平渡渡口是艰苦紧张的。陈赓同志率领的干部团后梯队主力夺取皎平渡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既要由宿营地赶到江边，又要接着渡金沙江，过江后又强行军奔赴通安州，同敌人打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也是极其艰苦、紧张的。
通安州是一个不大的山地街镇，它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占据这个高地，就可以直接控制住皎平渡渡口。当时，通过电报我们已经知道，进袭金沙的另外两个渡口——龙街渡和洪门渡的船只都被敌人烧掉，那里江面较宽，又有敌机轰炸，无法架桥，我军不能从这两个渡口渡江。全军都将由皎平渡渡江。因此，夺取通安州成为保护全军安全渡江的关键一战。
刘伯承同志和我是清晨到达金沙江畔的，陈赓同志率领干部团后梯队主力由宿营地赶到江边已是中午。
刘伯承同志命令：不惜一切牺牲，必须坚决把通安州拿下来，保证掩护全军安全渡江。
这时，我们还没有搞到七只船，为了迅速奔袭通安州，部队来不及休息，便立即组织分批抢渡。干部团除留先遣营守渡口外，大部分主力部队由陈虚同志指挥，渡江后强行军向通安州进发。
从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很陡很窄的山问小路，盘旋在悬崖峭壁上，有一段路面仅能容一人通过，一面临深谷，一面靠绝壁。陈赓同志带领干部团在进占通安州的中途，遇到一些零星敌人袭扰。敌人在山头上向我部队不时打冷枪，并推大石头往下砸，冲在前面的同志，有的中弹牺牲，有的被大石头砸伤。后面的同志机警地贴着峭壁、死角躲闪跃进，终于冲了上去。一到通安州，便与刚从西昌、会理方向赶来的国民党军队遭遇，敌人有一个旅共两个团和一个迫击炮连，由旅长刘元塘亲自指挥，而我军只有一个团，敌我兵力悬殊。双方都力图抢占通安州。于是，在通安州山顶小镇上，打了一场极其激烈的遭遇战。前头部队一打响，刘伯承同志估计到形势严重，立即命令我带先遣营三营全部，火速赶到通安州，同我团主力一起战斗。
刘伯承同志再一次强调说：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战斗，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顺利渡江。
任务重大、紧急，我们跑步，奋力前进，黄昏时分赶到那里，敌我双方正在激战，对峙着。陈赓、肖劲光、毕士梯同志都正在紧张指挥战斗。
毕士梯同志对我说：仗打得很大，刚才已打到街上去了，我们缴获了敌人的迫击炮。因敌我兵力悬殊，我们刚刚退了出来，敌人还没有消灭。
我传达了刘伯承同志的命令、陈赓同志和我再一次对于部团的同志们进行了政治动员。同志们斗志昂扬，纷纷表示死也要拿下通安州。由于敌人正面为开阔地，火力强，我们不便正面进攻。于是，我们决定二营在正面佯攻，把一、三营调到右翼包抄迂回，攻击敌人的左侧。全团上下行动迅速，坚决英勇，经过拼命争夺，我们占领了小高地，连续向敌冲锋，终于消灭了大部分敌人，生俘敌人官兵也相当多。敌人残部不支，向会理县城逃审，入夜，我军占领了通安州。
通安州战斗是皎平渡战斗的继续，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战斗是一个战役。这个战役的全胜，为我一方面军安全渡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我们占领通安州后，全团便在街上住下，掩护全军渡江。中央军委对我们干部团胜利完成抢渡金沙江的任务很满意，予以通令嘉奖。第二天，全团开了庆功大会。我红军除少数部队从其他地方渡江外，大部约几万人都要靠七条船从皎平渡渡口渡江，组织任务十分紧迫繁重。为了加强对大军过江的组织领导，5月5 日，中央军委组成以陈云同志为司令员、蔡树藩同志为政治委员的渡江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军渡江。
当天，朱德总司令来电指示：敌八日有到皎平渡的可能，为了避免被敌隔断或被敌两岸夹击的危险，部队务必不顾疲劳，兼程前进，“必须紧接过渡不得问断”。五日军委纵队已渡完，三军团“必须六号拂晓前开始赶到河边渡河，限六号夜渡完”，“七、八两日为一、五军团赶来渡河时间”。
在渡江指挥部的指挥下，全军利用七只船，昼夜抢渡，秩序井然。晚上烧柴火和点汽灯，金沙江两岸灯火通明。江两岸高山耸立，是个狭长地带，敌机进不来，只能在高空飞来飞去，盲目丢几颗炸弹，并不影响我军渡江。
虽然滇军跟在红军后头追，但因有五军团殿后，在顶着打，还有九军团在迷惑敌人，掩护我大部队过江。因此，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抢渡，红一方面军的大部人马都从皎平渡过了江。
巧渡金沙江这一壮举，成为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红军全部渡江以后，敌人的大队人马赶到金沙江南岸，渡江船只已被我全部烧毁，他们只好望江兴叹，徒呼奈何！他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几只烂草鞋！我红军宣传队还为此编了一个叫《烂草鞋》的戏，在部队演出过。这个戏，热情歌颂了我军的机智勇敢和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尽情嘲笑了敌人的愚蠢和怯懦！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莫文骅回忆:
1935 年4 月，我被调在干部团担任政治处主任。我的职务由周桓同志接任，该团是由原中央苏区几个红军学校编成的。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原是钟伟剑，我到时是毕士梯（朝鲜人）。下辖3 个营。营长先后有韦国清、黄彦斌、李荣、林芳英；营政治教导员有罗贵波、黄欧东、丁秋生。全团共800 多人，均是连排干部，装备好，每人有钢盔一顶，有战斗力。
4 月的云南，天气已相当闷热。在太阳照晒下，我们穿着单衣，扛着枪弹、包裹、粮食，急速地向金沙江畔奔去。很多人脸上汗珠儿刷刷地流下来，衣服湿透了，有的张着嘴，喘着气，遇到路旁有泉水，便捧上喝两口，又继续前进。
当我们前进至云南彝民地区时，接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命令我干部团迅速夺取金沙江。
从彝民地区到金沙江皎平渡口尚有140 公里。抢渡金沙江，这是对整个北进战略方针的实现有着决定意义的任务。红1、3、5 军团都要靠这一渡口渡河。因为其它上下游的渡口均已被敌人占领，敌人扼守对岸，且烧毁了渡船。皎平渡口尚未发现新的敌情。此时，我军后面有10 万敌兵分三路向我们追逼，如果不尽快夺到这一渡口，则前无去路，后无退路，形势严峻。
一天早上，由党中央书记张闻天同志在一个山坡上向全体官兵作动员，号召急行军，迅速夺取金沙江。接到这一命令后，谁都知道任务的重大和艰险。团部要求全团指战员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我们的部署是：以第3营（即政治营）第8 连为前卫连（该连均是年轻的连政治指导员、副指导员、连党支部书记和青年干事所组成），该营部及两个连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团政治委员宋任穷率领，作为前卫营；其他两个营及团部直属队由陈赓、毕士梯和我率领；上级干部队随后跟进。
5 月2 日晨，稀少的晨星还在闪烁，我们便整装出发。第8 连是一群朝气蓬勃的优秀政工干部，精神抖擞地走在最前头。连日行军，已很疲劳，天又闷热，他们克服困难，当天就走了50 公里。“明天还有90 公里路，大家快些休息。”宿营时，该连连长督促大家赶快用热水洗脚和吃晚饭，争取时间休息。至半夜，当大家睡得正酣时，起床号把他们吹醒了，大家急忙起床、吃饭，又整装出发了。
时间就是胜利，第8 连不顾疲劳，以比昨天更快的速度在山路上疾走。大家互相鼓励着，催促着，送走了清冷的月亮，又迎来火辣辣的太阳，至夕阳西下时，听一位彝族老乡说，离渡口只有几十里了，大家听后松了一口气，因已走完了三分之二，再过几个小时便可按时到达渡口。天慢慢黑下来。高耸的山岭，在夜空里像炭块一般画着粗犷的弧线。我们加‘决脚步，急速地走着，当爬上一座高山顶时，向西望去，远处模模糊糊地有一条狭长的白带子，大家猜想那就是金沙江。
果然，下山不多远，随着夜风，送来了深沉的“沙，沙！”的响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再细听，是浪涛声！同志们高兴他说：“到了，到了！”金沙江映入了前卫的眼帘。那滚滚的浪涛，汹涌澎湃，如万马奔腾般地向前涌去，真是“浩浩长江水，莽莽向东流”。它是长江的主要水源，从3000 多米深的狭谷里奔泻而出，声势夺人，震人心魄。
突然，迎面来了几个人，有一个提着一只灯笼。“是敌人的巡查队吧？”8 连的同志想捉活的了解情况，于是将1 班的队伍散开埋伏准备出击，其余队伍隐蔽在路旁。前面的人走近了一看，原来是自己部队派在前头的便衣侦察员！侦察员告知了敌情和渡河点，该连便迅速而秘密地摸到渡口，正巧河边横着两只小船，大家非常高兴。
渡河开始了，因船小，每次一船只能坐15 人。第1排先出发，撑船的是我们预先准备了的好手。小船划入300 米宽的滔滔江水中，急流冲击着船体膨膨作响。小船在浪涛中一浮一沉，浪花打进船里，战士们的衣服被水花溅湿了，他们怕打湿枪支，便把枪紧紧抱在怀里。
小船越过急流，渐渐靠近对岸。1 排同志一上岸，走了几步，忽然发现几米远有一个黑影，那人见来势不对头，立即拔腿往回跑。一排战士便在后面紧追，黑影跑到一座房子门前，急敲门叫喊着：“快开门！快开门！”没等里面的人应声，红军已把那黑影抓住，原来是一个守岸的敌军哨兵。那房子驻扎的是敌人厘金局。里面听到敲门声，很不高兴地骂着：“见鬼了么？半夜还来打门！”里面还传出“白板”、“三索”的叫声，看样子，敌人正在打麻将呢！
同时，从门缝里飘出阿芙蓉的气味，触鼻生香。战士们开始打门了，“快开门哟，先生！”“什么人？”房子里面一个粗哑声音厌烦地问。“过路的！”“夜晚不办公，明天再来！”“我们纳烟税后还要赶路！”一位战士大声地说。“纳烟税么，好！好！”里面听到“纳烟税”三字，好象猫闻到腥味，立即有一个出来开门。那人一开门，便被红军抓起来，随后该排战士冲进屋里，大声喝道：“我们是红军，快把枪交出来！”里面正在赌钱、抽大烟的敌人个个被吓得面如土色，全身筛起糠来，结果，不费一枪一弹，红军缴获了收税关卡的敌人枪械30 多支，还没收敌人剥削来的税款5000 光洋。
这时，该连其他排战士也渡过了江。据俘虏日供：明天一早，便有一营敌人开到渡口扼守，并将破坏船只，断绝交通。他们已在附近一座半山上宿营，以为红军离此渡口尚有100 公里，故尚未来这儿。前卫连听到此情况，感到形势危急：如果真的来了一营敌兵，破坏了船只，后面的主力部队便难渡过惊涛骇浪的金沙江。于是，该连由俘虏带路，即向半山上的敌人发动突然攻击。敌人在甜梦中惊醒，慌忙抵抗，遂被击退。该连在江滩上烧起一堆大火，向对岸发出胜利占领渡口的信号。那火焰在夜空里欢跃地抖动，江水也反射着一片抖动的红光。
当晚，我们干部团的主力也陆续赶到江边，连夜渡过了河，在沙滩露宿。我们考虑到船小人多，渡船一次来返需半个多小时，按此速度计算，一天一夜只能渡1320 人，那么，要渡整个方面军，非需一个月时间不可，这还了得！为解决渡船问题，立即派人分头到附近江边寻找，因船工听到敌人烧船的消息，已把船开到离渡口较远的地方。经深入宣传、访问附近群众，在群众帮助下，终于弄到了6 只船。这些受苦受难的船工都很同情红军，表示要替红军撑船。我们也表示给予适当报酬。这又是一件成功之事。
5月4日早上，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环顾四周，江面弥漫着乳白色的晨雾，浩渺无际。两岸万山重叠，高耸入云。峭壁悬崖，浪拍滔天。山坡上树木稀疏，杂草丛生。那齐天大圣的子子孙孙（猴子），在石崖上攀来跳去，动作敏捷，太阳出来了，照射在沙滩上，因沙滩确有金沙，闪闪发光，金沙江之名大概与此金沙有关。战士们来到江边，一边洗脸，一边抓弄着金沙，很是惬意。因河水清凉，大家都喝了几口，感到全身爽快。有的同志打趣地说，不是“饮马长江”，而是饮人金沙江！
早饭后，突然无线电传来命令，要我们干部团即刻出发，占领离岸10 多公里的一个重要据点——通安镇，消灭昼夜兼程赶来渡口增援的川军刘元堂部的一个团敌人，以保证红军主力安全渡江。我们留下一个连维持渡河秩序，其余向北挺进。这是我们入川的第一天，走着曲折盘旋、崎岖险恶的山道，不禁想起了古人的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爬近一个险要的山顶隘口时，前面传来了“砰！啪！”的枪声。原来敌人已先占领了隘口，这对我军威胁很大。前卫连立即拉开距离，一个接一个，不顾一切往前进击。大家知道，只有前进消灭敌人，才有生路，后退，便是死路一条。“哗啦！哗啦！”敌人见我军拼命往上爬，除了火力封锁外，还滚下一块块大石头，这手好厉害！石头越滚越破，碎石乱飞，击中我们好几个同志，有的伤了脚，有的头部被击破，有的身上被击肿了，伤亡人员不断增加。前卫连感到难以应付。这时，团部陈赓、宋任穷、毕士梯和我来到阵地前指挥，研究了避石前进办法，政工人员也以身作则，到前边做宣传鼓动工作。敌人仍疯狂地往下扫射和滚石头，团部继续吹响冲锋号。前卫连在团部的指挥下，戴着钢盔，灵活跃进。
当石头滚下时，他们闪向石壁，待石头滚下去后，又迅猛地向前跃进，待敌人发觉，滚下第二批石头时，我军已越过了一段危险区。这样，虽然多费了些时间，但伤亡减少了。该连的尖兵排跃进至隘口约100 米的一个“死角”集结时，敌人的枪声更密了。这时，我们的机枪也愤怒开火了，后头的部队继续从左右两侧跃进。山崖里，“哒哒！”的机枪声和“哗啦！哗啦！”的滚石声交集在一起。敌人密集的子弹和石头，并未能阻止我军前进。冲锋号吹响了，英勇的红军勇士们，纷纷从“死角”处跃出，奋不顾身地向隘口进击。经过一阵猛烈激战，我军虽有较大伤亡，但终于占领了隘口。敌人向通安退去，我军乘胜紧跟追击，一直追到通安镇。通安是靠在山边的一个普通小镇。我前卫营到后，发起一阵猛攻，便突人街内，敌人向后山溃逃。我军缴获一些枪炮后，因兵力薄弱及敌情不明，又见右边山头敌人似有增兵的样子，故我前卫营主动退出街道，占领镇外山顶，以待主力到来。敌人见我军退出街道，又回占街道几个据点。不久，我团主力赶到，重整阵容，进行战斗动员和新的部署。这时，才知道敌人有两个团向我们反攻，情况甚为危急。
占领通安后，宋任穷同志在后边布置中央机关过河工作，随即又上前线来，看到如此紧张的情况，焦急地说：“中央机关过河了，如敌人反攻，我军退却，中央危险，务必打退敌人！”于是，选敌人的制高点攻击。因为按一般的战斗原则，一个一个山头的打，已来不及了，天快黑了，不能拖下去。于是，各营开展冲锋比赛，在机关枪、迫击炮的掩护下，分两路向街道和右边山头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5 月4日下午4 时30 分，“嘀哒嘀哒”的冲锋号吹响了，头戴钢盔、手执刺刀、腰缠手榴弹的红军英雄们，先向敌人阵地制高点猛扑过去，轻重机枪、迫击炮弹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与红军战士的冲杀声汇在一起，一时山摇地动，震人心魄。敌人抵挡不住，开始溃退了。红军占领制高点后，左右开弓，紧紧追击，最后，插入敌群，展开肉搏战，只见刺刀闪来闪去，敌人血肉横飞，没有做刀下鬼的，便当了俘虏。
战斗结束，天也黑了，我和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赶往通安时，见一个黑影在移动，发现原来是一个国民党兵在山边放哨，我们即把他的枪缴了。原来，国民党军溃退了，他还不知道呢！但他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不喊口令，也不开枪，真是木鸡似的。通安战斗的胜利，掩护、保障了党中央、毛主席和整个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天险的安全。第1、第3 军团也折回来，从此渡口渡江，至5 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报嘉奖了我们干部团。从此，干部团的威名不仅在红军内传开，而且震惊了敌人，特别是川军，他们看到戴钢盔的干部团，便望风而逃。
后来，毛主席在一次对部队讲话时，开玩笑说：“以后若遇到四川军队，每个人都把煮饭的黑脸盆顶在头上，去吓他们！”人们以为威声赫赫的干部团，一定有很强兵力，其实，抢渡金沙江时的先头部队，仅有80 多人，参加通安战斗的也不过是700 多人。
有人称干部团是“御林军”，意思是说，我团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任务。其实，我们在这一方面做的工作还不多。当时，中央之所以使用干部团抢渡金沙江，主要原因是，1、3 军团在左右侧，中央周围没有红军主力，只有干部团在附近，后面有5 军团，而人数不多，正抵御敌人的追击，故这一任务落在了我团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