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从军40年的医务工作者，我很想了解前辈们在抗日战争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是怎样救死扶伤的。为此，我多次拜访了原延安中央医院护士长骆行阿姨，听她回忆当年的大事小情。我又从“延安娃”老大姐那里得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和老相片，延安中央医院的历史画卷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建立边区军民的中央医院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践踏了我国的半壁江山。1938年日军飞机对延安狂轰滥炸，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十分需要一个正规的医院。1939年5月，党中央根据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后任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的建议，筹集了5000元专款，在延安城北李家坬村建立医院。
当年一穷二白的战争条件，八路军官兵和医务人员要建立一个正规医院绝非易事。同年9月，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李家坬村山下的平地盖起了一些平房，山坡上挖出了两排、约四十间窑洞，窑洞内砌了可以取暖的地炕。最初摆放了30张病床，自制的病床是在架子上铺了木板和草垫做成的。自制的担架是在木框间穿上麻绳，再垫上被褥，平时也可当作病床。用两层木板钉成的床头柜，用于摆放物品。这样，医院初见雏形。
最初医院的名称准备叫“中央干部医院”。毛泽东说：“叫‘干部医院’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我看还是叫‘中央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11月7日，中央医院举行了成立庆典，山坡上搭起了彩门，毛主席题写的“中央医院”院名高高悬挂。中央领导和全体人员在彩门前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严密的制度与严谨的作风
医院的创建者们白手起家，在缺医少药、缺吃少穿的黄土高坡建立了制度严密、技术优良、操作正规、作风严谨的医院。虽然医院各方面的条件极端艰苦，但是大家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精神十分到位，做到三分治疗，七分护理。1942年5月11日，周恩来和邓颖超视察医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延安中央医院是革命化、正规化、科学化的医院。”
曾在协和医院工作过的护士长，按照协和医院的标准要求指导中央医院的护理工作。内科护士每天用低浓度酒精给患半身不遂、瘫痪在床的何大妈全身按摩两次，然后擦上滑石粉。大妈在医院住了几年都没有生过褥疮，这在现代化的今天也是难以做到的。发烧的病人吃完东西都用盐水洗口腔，保障口腔卫生。产妇每天都用高锰酸钾溶液局部冲洗，避免感染。护理早产儿没有保温箱，就用炒热的沙子装在沙袋里、放在婴儿身旁保温，用滴管一滴一滴地喂婴儿奶水和葡萄糖水。
骆行阿姨负责的传染科更是有一整套严格的隔离制度，例如在传染科病房门口放洗手水，挂隔离衣，出入病房必须洗手、更换隔离衣，有效地避免了传染病的传播。
自力更生改善医疗装备
那时的医用物资极端匮乏，但是大家从不叫苦、自己动手、想方设法解决困难，革命热情十分高涨。
药品大部分来自八路军制药厂，十分有限。医护人员给伤病员献血是经常的事。
每个科室只有一支体温计，发烧病人四小时测一次体温，一般病人一天测二次体温，每次用后在酒精里泡一会儿再用。注射器也是大的、小的各只有一个，大家小心翼翼地使用，生拍打破了。手术刀和针头用久了、钝了，磨锐了再用，磨得很短了还舍不得丢掉。镊子和便盆是请铁匠用生铁打成的，十分笨重。
整个医院只有一个闹钟，在院办门前树上挂一个两尺长的铁轨，每小时敲响一次为大家报时。给病人按时间测体温、数脉搏、数呼吸没有钟表，就自做沙漏：两个注射液用的安瓿一对，一边装上沙子，再倒过来，做成按时间分为一分钟、三分钟、五分钟的沙漏。后来宋庆龄从国统区托人给党中央送来几块手表，毛主席指示：医疗工作需要掌握精确时间，手表发给医院各科的科主任使用。
集中了八路军的优秀医护人才
中央医院尊重人才、爱惜人才，制定了“来去自由”的原则：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八路军真诚抗日的口碑与正确的政策，使医院不仅集中了我军最优秀的医务工作者，还迎来了国际上热爱和平的医学精英、海外归来的抗日华侨和来自国统区的爱国医学人才。他们中有山东齐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的学者，有在协和等大医院工作过的护理人才，还有从苏联、日本、德国留学归来的专家。他们有的夫妇双双赶来，有的带来了X光机等珍贵设备和急需药品。这些医学精英放弃了舒适的工作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异常艰苦的黄土高原，用满腔的热情和精湛的才华奉献了一颗赤子之心。
医院的专家经常给年轻的医护人员上专业技术课，培养了一批自己的医务人员。医院先后举办了八期护士训练班、二期医生训练班、三期高级卫生干部进修班，为八路军各部队培养了大批医疗骨干和医务干部。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王首道等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医院的建设，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医院急需的药品、器材。他们亲自与医务人员谈话，看望伤病员。1941年12月16日，毛主席到医院看望王观澜后题写了“既来之则安之……”的名言，增强了医患共同战胜疾病的信心。
治愈众多的伤病员和孩子
中央医院在抗日的烽火中不断扩建，两年后已建窑洞102座，平房90间，八层窑洞排列在山坡上，显得巍峨壮观。从1939年建立到1947年撤离，中央医院一共收治病人13876人次，其中包括吴玉章、关向应、徐特立、林伯渠、邓发、习仲勋、李维汉、张闻天、陆定一等中央领导同志。
中央医院的医疗水平远远地高于当时中国国内的平均水平。据傅连璋院长在医院成立四周年报告的统计：儿科小儿腹泻肠炎的病死率为8%，小儿支气管肺炎的病死率为5%，明显低于当时国内一般所见的20%。当时国内产妇的死亡率为1.5-3%，而中央医院产妇的死亡率1940年-1941年为0.36%,1942-1943年为0%。
经医院妇产科主任金茂岳登记本的统计，中央医院共接生了3814名婴儿。后来这些“延安娃”中的绝大多数成长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才，现在都已步入古稀之年。其中我所熟悉的大姐有：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抗战时延安市长曹力如的女儿曹东林，抗战时中央秘密交通局局长吴德峰的女儿吴持生等。
抗战胜利后，坐落在延安的中央医院经历了多次的改编，现在是位于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无论现在的医疗如何改革，八路军医务工作者艰苦奋斗、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应当代代相传。
此文刊登在2013年第四期《红色太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