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和平
1942年5月31日，八路军火烧日军景家庄机场的战斗是一场成功的战例，我因父亲江涛参加了这场战斗而一直十分关注。2023年，影视媒体在制作此次战斗的历史文献片时联系到我，我为其提供了相关的史料。但当我看到文献片的样片时，发现与我掌握的资料有所差异，便引出了一份《捷报》的佳话。
1942年5月，我的父亲在八路军129师新1旅司令部任侦察股长。日军对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疯狂发动“五一大扫荡”，目标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和129师师部，左权参谋长在这次扫荡中牺牲。八路军前总命令新1旅采取行动，破坏敌人的扫荡。新1旅黄新友副旅长在平顺县寺头村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的父亲江涛、八路军太南办事处主任李新农、新1旅1团和四分区32团的团长和政委、太行四地委敌工部的领导等。集体研究决定奇袭日军长治景家庄飞机场，打击日军空中力量，迫使“扫荡”日军回撤。之前，日军景家庄机场有我情报处派遣的特工人员，初步掌握机场的布局和防御情况。李新农和我父亲向黄新友汇报了日军在机场以及周边的兵力部署等情报。黄新友布置了作战计划，并命令进一步联系我潜伏在机场的特工，了解机场的最新情报并做好内应。5月30日，李新农和我父亲在潞城台东情报站听取了派遣特工对日军机场的最新情报，及时上报黄新友。5月31日夜，火烧日军机场的战斗打响了，烧毁了日军飞机3架、汽车15辆、汽油库1座，火光照亮了半个长治城。同时，我特工人员故意将行动泄露给长治的日军，迫使其急调“扫荡”部队返回保卫机场。但当日军赶到时，新1旅已经结束战斗，撤到平顺的大山里。这场战斗有效地缓解了日军对八路军前总的军事压力。
我在多位前辈的文献中看到介绍这场战斗，除战斗经过和参与部队大致相同外，不同之处仅为：烧毁日军的汽车有14辆与15辆不同，汽油库有1座与2座之差。但影视文献片的样片中介绍“击毙敌人88人”，这一点我闻所未闻。我担心自己查阅史料时遗漏，便找出现存的文献一一查看：《刘伯承军事文选》第31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8卷402页、《碧血丹心战平生-黄新友少将史料专辑》第61页、《书生革命-李新农著》第59页、《峥嵘岁月纪事-陈皓著》第85页……均未查到“毙敌88人”的记载。因此，我联系了制作文献片的高导，对此提出质疑。
高导是位认真负责的资深媒体人，耐心向我介绍“毙敌88人”的出处是源于一份《捷报》。不过这张《捷报》是搜索2012年网络查到的，发布者未署名姓名，除标题比较清晰外，具体内容的字迹模糊不清。我与高导交流后，出于对历史文献片严肃、严格、严谨的态度，考虑是否去掉“毙敌88人”的提法。高导希望能找到《捷报》的发布者，或者找到了解新1旅史料的后人。他的话提醒了我，我连夜给好友申利芳、韦娜莎和杨宏伟发去了询问微信。
申利芳现任八路军129师纪念馆的副馆长，她回复我：“不好意思，馆里没有这方面的资料。”韦娜莎的父亲韦杰是开国中将，抗战时曾任八路军129师新1旅旅长。韦娜莎马上回复我：“我问问我哥。”还没等她再次回复，我便收到了杨宏伟的微信。我请教长治革命文物收藏协会副会长杨宏伟，是因为他热心于红色收藏，特别是对山西长治以及周边的红色历史文物了如指掌。我与杨宏伟交往始于2009年，曾多次向他请教前辈们山西抗战的问题。没想到我寻找《捷报》的发布者正是杨宏伟，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杨宏伟告诉我：这张《捷报》是他2012年在长治市平顺县收集到的，同时还收藏了一张八路军参谋处编辑的百团大战中捷报，他在左下角加盖了自己的收藏印。平顺县寺头村当年是八路军太行四分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既黄新友召开火烧日军机场会议之处，《捷报》是太行四分区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编印的。
2013年7月26日江和平陪同杨宏伟看望老八路沈少星
杨宏伟发给我清晰的《捷报》图片，16开套红油印捷报的标题是《反扫荡又一大胜再烧长治飞机场》。《捷报》刊登了三条通讯，第一条通讯是：“5月31日夜12时，八路军某部副队长黄新友率所属一部远征长治，以突然动作进击金家庄(现景家庄)飞机场，激战二小时，烧毁飞机三架、汽车□辆、汽油仓库一所，敌守备部队百余当时被我击毙88名，并烧毁敌金家庄老顶山之营房及据点，收电线千余斤，其他胜利品甚多，我伤亡三名……”第二条和第三条通讯，分别是在黎城通往潞城的道路和日军屯留官庄据点，新一旅打击日军取得的战绩。《捷报》发布于1942年6月2日，因为八路军1941年9月曾经火烧过一次日军的长治飞机场，所以这次战斗称为”再烧长治飞机场”。
杨宏伟仔细研究《捷报》后，撰写了一篇文章《八路军政治部-火烧长治飞机场捷报》，用笔名“工伟”发表在2012年8月的《红色太行》报上。文章中简介了战斗的历史背景和详细资料，还刊登了一张宗教寺塔的黑白老相片，注明日军飞机起落时以位于机场旁的此塔为航标。
我把杨宏伟收藏的史料发给高导，高导高兴地说：“太棒了！”这张80年前的《捷报》再次带来喜人的佳音，对历史文献片很有帮助。我由衷地感谢杨宏伟和热心于红色文化的朋友们，一张泛黄的纸、一枚流通不久的币、一本残缺不全的书、一件不起眼的物件，都在讲述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此文刊登在2023年第三期《长治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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